國外環境修復法律責任
⑴ 國外環境污染治理怎麼做
英國：利用技術科學治污
200多年前開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促進了鋼鐵、煤炭、化工和其他行業的繁榮，推動了英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對於廢料處理和運營管理的疏失，也導致了化學廢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帶來非常嚴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從20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就陸續制定相關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規,同時進行土壤改良劑和場地污染修復研究。英國土地修復技術非常規范，目前主要採取物理方法、化學方法、生物修復三方面的技術。
對於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國成立了治理專門委員會和水務局(公司)，對整個流域進行統一規劃與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國政府開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設城市污水排放系統和河壩築堤。1950年至今進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僅重建和延長了倫敦的下水道，還建設大型城市污水處理廠，加強工業污染治理，採取對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設污水處理廠470餘座，日處理能力為360萬噸，幾乎與給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經過污水處理廠處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處理費用計入居民的自來水費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學技術的作用同樣得到高度重視，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學研究幫助水務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態原理的治理目標，根據水環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標及時跟蹤監測水質變化。經過100多年的綜合治理，特別是上世紀60—70年代的高強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為國際上治理效果最顯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間，泰晤士河總污染負荷減少了90%，河流水質已恢復到17世紀的原貌，100多種魚重返泰晤士河。
德國：摸清家底 區別對待
在工業化過程中，德國留下了許多污染場地，有15%-20%的土地被懷疑可能受到污染。調查結果表明，德國有30萬塊土地需要治理。在後工業化時代，土壤保護已經成為德國環保的一項重要工作。
德國的土壤保護工作做得比較深入細致，開展了污染場地調查，底數清楚，為開展土壤保護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首先，全面開展土壤監測。目前，德國各州都對土壤進行長期監測，全國共有800多個監測點，絕大部分是環保部門設立的，也有一些是農業部門設立的。聯邦與各州政府設立土壤污染調查小組，根據土地的用途，對土壤進行監測，隨時了解土壤特性的變化信息，同時觀察土壤發展趨勢，評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對全國有污染嫌疑的地塊進行排查、篩選，對重點污染地塊進行詳細調查，然後，通過情景模擬，開展土壤修復研究，制定技術方案並實施。
第三，建立污染場地資料庫。如薩克森州對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個詳盡的資料庫，所有與土壤保護相關的州政府部門都可以使用這個資料庫，下一級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屬於本地區的污染場地情況。同時，建築公司也可利用這個資料庫。通過這個資料庫，可以對全州土壤保護進行有效的動態管理。
德國還通過精密計算設計了一套指標來評估土壤風險：在綠色線上的，主要是預防土壤惡化;在黃色線上的，要發出警告;在紅色線上的，必須進行清理。
當然，土壤保護最好的手段是盡量少用土地。在工業化過程中，大量農業用地轉為工業、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轉型導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著少污染。因此，現在德國對土地轉型利用實行總量控制，現在每年農業土地轉型利用的總量為50多公頃，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過30公頃;為滿足建設需要，重點向城市要土地，重視土地的重復使用，避免無節制地向周邊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亞：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園
和世界很多其他國家一樣，澳大利亞也逐漸將重度污染的工廠企業慢慢搬離城市中心和住宅區周邊。搬遷留下的空地會經環境署的嚴格評估並由開發商做出改造意見申請，獲得批准之後才允許將污染地塊修復和轉型為非工業用地。
澳大利亞很多受污染嚴重的土地最終並沒有轉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園、湖濱公園，由於可以廣種樹木、使土壤自然修復，更適合污染土地的轉型。獲得過多項大獎的澳大利亞BP石油公司遺址公園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場地改造後建成的。這座公園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並沒有被運走，而是和有機物相結合，重新加以使用，通過自然法則，慢慢把土地凈化。對於被污染土地的修復工作，澳大利亞的標准和規格非常高，曾經被嚴重污染的奧林匹克公園地塊，已經被改造成了適合全家出遊的綠色天堂。
在悉尼西區一個工廠變住宅區的地塊改造中，市政廳要求改造者必須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裝進密封的卡車中，沿特定路線運出後，傾倒在專用的屏蔽空間內，最終用水泥板封存。光這種土壤修復就耗資500萬澳幣，約為2500萬人民幣。
⑵ 環境法律責任的環境刑事責任
環境刑事責任是指行為人故意或過失實施了嚴重危害環境的行為，並造成了人身傷亡或公私財產的嚴重損失，已經構成犯罪要承擔刑事制裁的法律責任。 破壞環境的犯罪構成要件，同一般犯罪構成沒有實質上的區別，但也具有一定特點。
1．犯罪主體。根據環境保護法和刑法的規定，關於環境犯罪的主體，已打破了「個人刑罰觀」，除了達到法定年齡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以外，還包括法人。
2．犯罪客體。破壞環境資源罪的犯罪客體，是侵害各種環境要素和自然資源從而侵犯財產所有權、人身權和環境權。環境犯罪的客體具有復合客體的特徵。
3．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是指有污染和破壞環境及自然資源的行為及其社會危害性。環境犯罪造成的危害後果可能特別嚴重，往往會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未造成嚴重後果的環境違法行為通常是追究其行政責任。危害後果是否嚴重是區別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重要依據。
4．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指犯罪主體進行犯罪行為時的故意或過失的主觀心理狀態。一般而言，破壞環境和資源的行為多為故意，而污染環境的行為多為過失。因損害環境的行為可能產生極其嚴重的危害後果，在認定是否構成環境犯罪時，就不能僅僅看社會危害性一個方面，必須強調具備犯罪的故意或過失，這是區別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 環境刑事責任的形式同一般的刑事責任的形式沒有區別，主要分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的種類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附加型的種類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附加刑可以獨立適用。
⑶ 環境法律責任的環境民事責任
環境民事責任，是指單位或者個人因污染危害環境而侵害了公共財產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所應承擔的民事方面的責任。 1．環境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傳統民事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包括四個方面：主觀上具有過錯；行為具有違法性；發生損害結果；違法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是環境民事責任作為特殊侵權責任，在其構成要件上有所不同。主觀上的過錯和行為的違法性不是環境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首先，關於過錯，我國民法通則、環境保護法及相關法律都沒有把故意或過失作為環境損害賠償的要件。環境民事責任實行無過錯責任的原因在於環境侵害行為本身創造社會財富有一定的正當性，追究其過錯幾乎不可能；另外，由排污者從營利中賠償受害人的損失，符合公平原則。其次，關於行為的違法性，行為人即使達標排污，只要從事排污並發生了危害後果的，也要承擔民事責任。行為人不得以達標排放作為免除其民事責任的抗辯理由。
環境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1)實施了致害行為；(2)發生了損害結果；(3)致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2．環境民事責任的免責事由。環境保護法規定，即使具備環境民事責任構成要件，在三種情形下也免予承擔環境民事責任。這三種情形是：(1)由不可抗力造成並且行為人及時採取合理措施。環境保護法規定：完全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並經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免予承擔責任。(2)受害者自我致害。污染損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責任所引起的，排污單位不承擔責任。(3)第三者過錯。污染損失由第三者責任所引起的，第三者應當承擔責任。 環境保護法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危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雖然環境保護法僅規定了排除危害和賠償損失兩種責任形式，但是民法通則中規定的十種民事責任形式中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等都能適用於環境民事責任。
賠償損失是環境民事責任形式中應用最廣泛的一種責任形式。賠償損失的范圍，既包括財產損害賠償，也包括對人身損害引起的財產損失賠償；既包括直接損失，也包括間接損失。
排除危害也是環境民事責任形式中經常使用的形式。賠償損失是事後補救，排除危害則是針對環境侵害的特點所採用的典型的預防性民事責任形式。排除危害既包括對實際發生的污染危害的排除，也包括對可能發生但尚未發生的污染危害的排除。
⑷ 國外生態補償的現狀
世界各國生態環境保護重點區域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一些重要生態服務功能區及生物多樣性保護區；二是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恢復和保持區。相應的生態補償重點區域也集中在對重要生態服務功能區維護和保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所引發的建設成本、經濟損失和喪失發展機會給予補償，其次對資源開發過程中所引發的修復和保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建設行為給予補償。
目前各國並沒有專門的生態補償法律和政策，與生態補償概念類似的相關內容大都分散和包含在與生態系統保護密切相關的各項法律和政策之中，如：土壤、資源保護、水土保持等相關法律及農業政策、林業政策、自然資源開發等政策之中。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實施的生態補償法律、政策形式和內容各異，總的來說，可以分為：政府作為唯一補償主體、政府主導和市場化運作三種形式。政府作為唯一補償主體是指對由於自然和人為原因所引起的失缺補償主體的生態類型，政府作為唯一補償主體給予補償，使該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得以修復和保持；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類型是指政府作為增益性和損益性生態補償的主要支付者；市場化運作是指引入市場機制，通過生態補償產品創新，實現對產權關系相對明確的生態補償類型進行補償。
一、政府作為唯一補償主體
從國際生態補償實踐來看，對由於歷史原因、自然和人為因素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由於其補償主體難以確定，所以一般政府作為唯一補償主體通過財政直接補償的形式治理生態環境、恢復生態功能。美國在1977年頒布《露天采礦管理與（環境）修復法》，規定在該法頒布前已破壞的廢棄礦區，美國通過國庫賬冊中設有的「廢棄礦恢復治理（復墾）基金」以及各州設有的廢礦恢復治理基金來對破壞的生態環境進行恢復治理。德國聯邦政府針對老礦區的不同情況，採取相應解決方法，取得了明顯成效。對於歷史遺留下來的老礦區，專門成立礦山復墾公司專司此項工作，復墾所需資金政府全額撥款，並按聯邦政府佔75%、州政府佔25%的比例分擔。
二、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
國外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主要有五種模式：一是通過制定法律對相關者直接補償；二是建立生態補償基金制度；三是制定生態補償稅（費）政策；四是實施區域轉移支付制度；五是積極開展區域合作。
（一）依據法律規定實施的政府直接補償
重要生態功能區或具有重要生態服務功能的耕地等是國外政府直接補償的重點領域。美國政府購買生態敏感區土地以建立自然保護區（保護地），同時對保護地以外並能提供重要生態環境服務的農業用地，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起實施「土地休耕計劃」、「緊急飼料穀物計劃」、「有償轉耕計劃」、「保護性儲備計劃」等一系列農業耕地保護計劃，對按照計劃退耕的農場主給予農產品價格補貼，引導農場主把退耕土地用於土壤保護。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又相繼出台了《美國農業法》（1996）和《美國農業法》（2002）。《美國農業法》（1996）規定政府提供666億美元農業補貼，《美國農業法》（2002）又新增了519億美元農業補貼，其中有171億美元用於農業環境保護計劃。實施農業耕地保護計劃的效果很明顯，據統計，1959～1968年的10年間，僅按照土壤銀行計劃退耕的耕地每年就有445至1174萬hm2。從1985年到2002年，已有1360萬hm2耕地退出農業生產活動，涉及37萬戶農戶，補償標准為116美元/hm2，每年需支付約15億美元的退耕補償金，退耕的土地60%轉為草地，16%轉為林地，5%轉為濕地。
在歐洲，環境法規定，耕地特別是飲用水保護地區的耕地限制氮肥的使用。為了實施歐盟這一法規，位於德國西南部的Baden-Wurttemberg州制定了一條法律，減少農業中氮的使用，使地下水中氮的含量受到限制，在政府指定的水資源保護地區的農民，如果遵守氮管理計劃，使土地在收獲後土壤含氮量低於目標限值，將得到一定的補償。德國的農業生態補償方式也是以政府購買為主。其中歐盟對屬於歐盟政策范圍內農業環保措施提供補貼。另外，在德國的一些州，如果參與環保項目還可以得到另一份補助。目前有些州環保型土地已達2/3左右，農戶可以從政府那裡得到補助。芬蘭是森林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但是仍然非常重視環境保護，特別是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該國為了保護珍貴的森林資源，國家採用購買的方式對生物多樣性價值給予經濟補償。2002年芬蘭開始試行該種補償方案，林主可以將自己森林的自然價值賣給政府，政府則可以從中進行選購。荷蘭政府為避免或減少基礎設施工程對自然的影響，出台了生態補償政策，補償的目的是恢復受到影響的生態功能和自然價值。在荷蘭，基礎設施都要編制自然補償計劃（NCP），包括對居住地損失、居住地擾亂（噪音、水位、室外娛樂布局的變化）、障礙作用、動物傷害等影響的定量化計算。
哥斯大黎加建立了全國性的環境服務付費制度。該項制度肇始於1996年的森林法。哥斯大黎加的森林法規定，來自於天然林、樹木種植、經濟林種植所提供的固碳、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及觀光風景服務可以得到補償。補償標準是：通過植樹提供上述服務的土地擁有者可以得到平均540美元/hm2的補助；通過保護和恢復森林提供上述服務的土地擁有者可以得到平均210美元/hm2的補助（上述兩項補助均分5年支付）；通過經濟林種植提供上述服務的土地擁有者可以得到每棵樹0.8美元的補助；每5年為一個合同期，到期時根據監測和評估結果進行下一期合同談判。哥斯大黎加環境服務付費項目的資金85%來源於化石燃料稅，8%來自政府財政、世界銀行、全球環境基金和其他國家銀行的政府貸款，7%來自企業自願付費和國際碳匯交易收入。還有一些流域通過附加水費為上游提供水資源保護的補償資金。
國外政府直接補償的法律政策關注的領域主要是能夠提供重要生態服務功能的自然保護區、農用地，以及由於歷史原因或自然原因，遭到破壞但難以確定補償主體的生態破壞或脆弱地區。由於這種生態補償方式以政府購買生態服務為主，相關法律政策比較完善具體，資金到位，在生態補償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建立生態補償基金制度
德國通過復墾專項基金制度恢復礦區生態環境。近年來，德國聯邦政府針對新開發礦區，根據聯邦礦山法的有關規定，要求礦區業主必須對礦區復墾提出具體措施並作為審批的先決條件；必須預留復墾專項資金，其數量由復墾的任務量確定，一般占企業年利潤的3%；必須對因開礦佔用的森林、草地實行等面積異地恢復。墨西哥政府2003年建立了一個規模達2000萬美元的基金，用於補償森林提供的生態服務，補償標準是重要生態區40美元/（hm2·a），其他地區30美元/（hm2·a）。厄瓜多首都基多在1998年成立了流域水土保持基金，流域水保基金用於保護上游40萬hm2的Cayambe-Coca流域的水土，以及上游的Antisana生態保護區，具體的活動包括購買生態敏感區土地、為上游居民提供替代的生計方式、農業最佳模式示範、教育和培訓。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卡利市水稻和甘蔗種植者為了擺脫夏季遭遇乾旱，雨季面臨洪水泛濫的困境，自發組織成立了12個水用戶協會，自願提高向CVC公司交納的水費，在原水費的基礎上每升水增加1.5～2美元，列入一項獨立基金，由CVC用於支付改善河流流量措施。日本還設立了「綠色羽毛基金」制度，通過社會集資對森林資源建設事業進行支持。
（三）徵收生態補償稅
瑞典、比利時、丹麥、西班牙、荷蘭、芬蘭、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家以各種與環境有關的稅收（綠色稅）等形式對生態環境進行補償，稅種包括碳排放、氮排放、硫排放、垃圾填埋、能源銷售等。丹麥1993年通過生態稅收改革決議以來，增加了對汽油、柴油、煤、水、垃圾等徵收稅款，其環境和能源稅已從稅款總額的10%增加到15%。法國政府利用優惠稅費政策實現森林生態效益維護和建設。對於國有林的養護採取林業收入不上交、不足部分再由政府撥款或優惠貸款方式，以增強國有林的建設；對國有和集體林經營所產生的利潤免除稅費，並對私有林經營提供各種財政優惠政策。另外，法國通過徵收碳稅加強對溫室效應的控制。生態環境稅收也是美國重要的生態補償形式，美國稅法規定SO2濃度達到一級和二級標準的地區徵收排放稅，美國還徵收水污染稅、噪音稅等生態稅，並把這些收入專項用於生態環境保護，使稅收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對於被指定為保安林的民有林的經濟損失通過稅收減免優惠政策予以補償。
徵收生態環境稅或稅費減免政策作為平衡經濟活動主體個人利益和其行為帶來的生態環境外部效益或成本的一種有效機制，成為各國政府實現生態補償的重要手段，主要適用於企業、個人等主體明確，而且其帶來的生態環境增益性或損益性結果難以通過自身行為獲得相應補償或承擔相應外部成本的情況。
三、市場主導的生態補償
隨著世界各國生態補償實踐不斷發展，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形式向多元化發展，美國、歐盟等國創新並發展了多種生態補償的市場化運作模式。生態補償的市場運作模式主要是通過市場機制將生態服務價值商品化或者將產品的生態價值貨幣化，從而使生態補償從生產領域延伸到流通和消費領域，實現生態效益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歸納起來，目前各國市場化運行的生態補償主要有綠色償付、配額交易、生態標簽、排放許可證交易、國際碳匯交易等模式。
（一）綠色償付
綠色償付的中心內容是享受保護成果的人們向提供保護服務的人們付費。在美國，綠色償付是各州（市）實現上下游之間的生態效益平衡、共享以及主要河流和水源地保護的重要生態補償方式之一。美國紐約市向哈得孫河上游施行土壤侵蝕控制、洪水預防及水資源保護等生態環境保護措施的社會團體或個人給予經濟補償以保證其清潔水源的生態補償模式是綠色償付的典型案例。在法國東北部，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一家叫畢雷·維特爾的瓶裝水公司一直在做保護流域的工作，他們花費900萬美元購買了位於泉水附近的600英畝農田，並且還跟居住在對流域保護起重要作用的土地上的農民們簽訂了一份18～30年的協議，根據協議，農民們同意對他們另外的4000英畝土地，採取更為環保和良性的生產耕作方式。哥斯大黎加西北部的Del Oro柑橘種植和果汁生產集團，20年來一直購買相鄰的巨蜥保護區所提供的生態服務功能，轉移1200km2林地，標准為400美元/km2，共計48萬美元，生態服務內容包括控制森林昆蟲、水供應和果汁廠果皮等殘余的自然降解等。
（二）配額交易
美國環境信用額度交易是建立在法律約束和總量控制基礎上的配額交易制度。實行這一制度的前提是法律規定了明確的保護目標，如水質不能惡化，濕地、耕地數量不能減少。在上述目標下，法律、法規、規劃或者許可證又為環境容量和自然資源用戶規定了使用的限量標准和義務配額，超過限額或者無法完成義務配額的用戶，就要通過市場購買相應的信用額度。
（三）生態標簽
為鼓勵在歐洲地區生產及消費「綠色產品」，歐盟於1992年出台了生態標簽體系。歐盟生態標簽制度是一個自願性制度，歐盟建立生態標簽體系的初衷是希望把各類產品中在生態保護領域的佼佼者選出，予以肯定和鼓勵，從而逐漸推動歐盟各類消費品的生產廠家進一步提高生態保護，使產品從設計、生產、銷售到使用，直至最後處理的整個生命周期內都不會對生態環境帶來危害。生態標簽同時提示消費者，該產品符合歐盟規定的環保標准，是歐盟認可並鼓勵消費者購買的「綠色產品」。如果生產商希望獲得歐盟生態標簽，必須向歐盟各成員國指定管理機構提出申請，完成規定的測試程序並提交規定的測試數據，證明產品達到了生態標簽的授予標准。歐盟對於每一種產品都規定了相應的環保性能標准，這些標准主要是關於自然資源與能源節省情況、廢氣（液、固體）及雜訊的排放情況等。
美國綠色標簽是為那些在保護生態和自然的前提下生產的農副產品貼上認定標簽，通過消費者的選擇為這些產品支付較高的價格，間接償付保護自然的代價。這類標簽中，比較著名的有：有機農產品標簽，不傷害海豚的金槍魚食品標簽，樹蔭咖啡（不破壞雨林）標簽，可持續採集的木材標簽等。
（四）排放許可證交易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實施「河水出境鹽度總量控制」計劃和「排鹽許可證」交易制度。「排鹽許可證」制度允許排鹽者購買減鹽信用，該減鹽信用是由其他土地所有者因採取措施（如植樹）而減低了排鹽量而獲得的。新南威爾士州為了管理這一減鹽信用交易，成立了環境服務投資基金會，該基金會從減排鹽分的農場主那裡購買減鹽信用（採取措施控制鹽化的農場主得到支付），同時向買主出售該減鹽信用。通過排放許可證交易，使生態服務商品化，並在市場交易中使生態服務提供者獲得收益，生態服務消費者付出代價，既通過市場手段實現了生態補償，更能激勵保護生態環境的行為。
（五）國際碳匯交易
哥斯大黎加利用在國際市場上轉讓或銷售溫室氣體補償權的手段獲取生態保護所需資金支持。哥斯大黎加統計國內林業碳匯總量，並將額外的碳匯作為國家碳匯儲備，適時出售給別國企業，所得收入大部分補償給林主。目前，哥斯大黎加在碳匯量認證及碳匯貿易等方面對世界各國影響很大。
⑸ 先主動繳納了生態修復金又負了刑亊責任生態環境局還有權來追損害賠償嗎
您好，《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第十一條規定：被告違反法律法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以及具體案情，合理判決被告承擔修復生態環境、賠償損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因此，修復生態環境只是其中一種責任承擔形式，如果有損害的還可以主張賠償損失。
⑹ 國內外對環境污染的處罰
環境污染
職能簡介：依據環保方面的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對臨街商業門店產生的音響雜訊、城市飲食服務業超標排污行為、燒烤攤點未使用清潔燃料以及清運建築垃圾造成污染等方面的監督檢查和行政處罰。
處罰標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五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條
⑺ 環境法律責任的定義
環境法主體因違反其法律義務而應當依法承擔的，具有強制性否定性法律後果，按其性質可以分為環境行政責任，環境民事責任和環境刑事責任三種。
⑻ 土壤修復領域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1.土壤污染詳細情況有待進一步摸清
目前，雖然《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已經發布，明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耕地土壤的點位超標率為19.4%、林地和草地土壤的點位超標率分別為10.0%和10.4%等土壤的基本污染情況，但是由於全國普查點位密度小，無法進行污染詳查。因此，土壤污染詳細情況仍需進一步摸清，建議國家相關部門盡快開展全國土壤污染詳細調查工作，了解我國土壤污染變化趨勢、污染類型、污染程度和區域分布，包括典型地塊及其周邊土壤污染情況，建立全國土壤樣品庫和調查資料庫。
2.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規、標准亟待完善
目前，我國缺少關於土壤污染和防治的專門法律法規。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只提出原則性規定，包括防治土壤污染、推廣植物病蟲害的綜合防治、水土保持、合理使用化肥、農葯等。雖然《土壤環境保護法》草案已經初步形成，與土壤污染防治關系較為密切，但是其出台尚待時日。因此，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加快推進土壤環境保護立法進程仍是當務之急。
同時，現行技術政策、標准缺乏基礎依據。盡管相關部門出台了一些文件和標准，包括《場地環境調查技術導則》等5個導則及《工業企業場地環境調查評估與修復工作指南(試行)》等指南，但是，基於目前我國土壤污染的嚴峻形勢及復雜程度，距離科學合理地提供符合各地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具有可操作性的技術政策、標准規范尚存差距。我國尚未形成系統有效的法律法規與管理體系、標准體系、監測監控體系等土壤污染綜合防治體系。
3.土壤污染防治與修復技術研發基礎薄弱
土壤污染修復技術涉及多個學科領域，技術復雜，門類眾多。相較國外發達國家，我國土壤修復起步較晚，研究基礎薄弱，真正經濟可行的技術路線較少。同時，我國污染土壤修復技術種類較少，修復技術缺乏針對性、適用性和整體性，且大多停留在實驗研究階段，工程應用較少。雖然國家層面已於2014年發布了《污染場地修復技術目錄(第一批)》、2015年發布了《污染場地修復技術篩選指南》(CAEPI
1-2015)，但是仍然比較粗略，我國仍然缺乏詳細有效的技術篩選體系，缺乏對研發的支持和引導。
4.土壤污染修復設備化、規模化、產業化研究滯後
我國在污染土壤及場地修復技術研發方面比發達國家落後近20年，修復技術、裝備及規模化應用上還存在較大差距，關鍵修復裝備嚴重不足，很多關鍵設備和修復葯劑依賴進口，從而制約了技術的規模化應用和產業化發展。具體來講，快速檢測方面，污染現場的攜帶型快速檢測儀器主要依賴進口，國產儀器的精度、適用性及可靠性有待提高;關鍵裝備方面，支持快速修復的自主研發設備剛剛開始;工程應用方面，缺乏規模化應用及產業化運作的技術支撐。
5.土壤污染防治與修復資金籌集困難
土壤污染防治資金籌集困難。由於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規體系尚不健全，因此土壤污染的法律責任主體、污染者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和義務等問題缺乏明確的界定，而土壤修復資金需求量大，防治資金短缺是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一大難點。首先，土壤污染的責任主體不明確，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土壤污染主體大多是各類國有工廠，經過多輪的改制重組，產權關系、債權債務、工農關系等歷史問題十分復雜，搬遷及治理費用較高，就業安置補償難度很大，難以用傳統的「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去追究責任人;即便產權明晰的，也很難有能力再去支付高額的土壤修復費用。目前少數比較成熟的商業化項目，主要依託於房地產，由房地產開發商出資，最終由購房者買單。其次，大面積的農田土壤污染修復費用極大，但目前缺乏責任人，目前農田污染的修復費用大部分由政府承擔。
6.土壤污染治理管理體制機制不完善
當前，土壤污染治理的行政管理體制機制尚不完善，體制功能發揮受到嚴重限制。土壤環境管理涉及的部門眾多，監管職權分散，國土、環保、農業等部門之間的協調聯動缺乏制度保障和約束機制。監督機制缺失，對污染者懲治手段乏力。因此，需採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改革與創新土壤污染治理管理體制機制，明確環保、國土、工信、住建、農業等部門之間的職責分工，建立協同行政管理機制。
⑼ 簡述國際法律責任的形式
1、終止不當行為：當不當行為是一個持續行為時，責任國首先應當停止該不當行為。
2、恢復原狀：恢復原狀是要求把被侵害的事物恢復到不當行為發生前存在的狀態。
3、別國或國際組織交與一國支配的機關的行為。一國或國際組織將某個機構交與另一國支配，則在行使該支配權范圍內的行為，視為該支配國的國家行為。
4、上述可歸因於國家行為的國家機關和國家授權人員的行為，一般地也包括他們以此種資格執行職務內事項時的越權或不法行為。
5、叛亂運動機關的行為。在一國領土上的被承認為叛亂運動的機關自身的行為，根據國際法不視為該國的國家行為。已經和正在組成新國家叛亂運動的行為，被視為已經或正在形成的新國家的行為。
6、一個行為可以歸因於幾個國家時，相關國家對於其各自相關的行為承擔單獨或共同的責任。
(9)國外環境修復法律責任擴展閱讀：
國際法律責任的發展：
國際法律責任的主體發生了變化。近代國際法只確認國家是國際法主體，因而國家是國際法律責任的唯一主體。在現代，國際法主體不僅是國家，還有政府間國際組織和爭取獨立的民族，從而，使得國際法責任的主體也從國家擴展到政府間國際組織和爭取獨立的民族。
國際法律責任的范圍和內容發生了變化。近代國際滇池中，國際法律責任多指國家違反對外國人待遇方面的義務的後果。
國際法律責任的根據也擴大了。在近代國際法中，國際法律責任的定義一般表述為：國家對其國際不法行為所承擔的責任這一定義強高了不當行為是國際法律責任的唯一根據。
最後，國際法律責任的形式和方法也發展了。在近代國際法中，國際法律責任的形式或方法有限制主權、恢復原狀、賠償和道歉等，在現代國際法中，除保留了對國際滇池中合理的追究責任的措施外，雙確定了對國家的國際犯罪行為和負有責任的國家領導人和團體機關的國際犯罪行為追究國際刑事責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