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官責任

Ⅰ 法官終身責任制的起源

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早在1995年的《法官法》中就可以找到依內據，2001年修訂後的《法官法》規定，對於玩忽職容守造成錯案的，應當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

之後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也將錯案列入違反辦案紀律的情形。自治區高院也出台《關於違法及差錯審判執行責任追究辦法》，確立了由審判委員會研究確定是否錯案、責任追究制度。

(1)古代法官責任擴展閱讀

意義：

「誰辦案誰負責」最終要落實於審判工作、司法工作的每個環節，但要想讓其切實發揮作用，顯然不是一兩條規定就能夠解決的，還需要有良好的、科學的制度設計。令人欣慰的是，四中全會決定從各個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設計。

法官責任制度制定和出台的目的不是懲罰，是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件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所以，還要有相應的機制保障維護公平正義的法官。

如果沒有科學的遴選機制，業務精通、公平正直的法官就不能走上審判台；如果審判中不能去除行政指揮的陰影，法官還要服從領導意志；如果法官的職業保障不能落實，那麼由審判者負責終將是一句口號。

Ⅱ 我國古代法制史上關於法官責任的規定最早見於哪裡

中國古代法制史上關於官員責任的表述，最早見於先秦時期。西周已有對西周總理回級或省部級高官的答問責規定。《周禮·地官》：司徒之職在保息萬民。《朝詩外傳》：群臣不正，人性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尚書大傳》：溝瀆擁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尚書大傳》：蠻夷猾夏，寇賊奸究，則責之司馬。

Ⅲ 法官責任制：宋代提刑司是如何通過法官責任制保障執法公允的

宋代作為我國古代尊文抑武達到極致的朝代。文官系統高度發達，宋代從制度上抑制官員擅權和集權的行為。行政架構復雜而平行，各級官員互相制衡，皇帝權威大大鞏固。宋雖然在抵禦外侮上乏善可陳，行政的技巧，法律的完善，文官系統的成熟卻大大超越了先前的朝代。而司法權就是行政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這里的法官和現代意義上的法官定義並不相同，他指的是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司法官員。《宋刑統》作為宋代法律綱領性的文件，對宋司法官員的管轄權，斷案的期限，親友的迴避，現場調查的要求甚至在自己衙門里的會客，以及和其他官員的交往都做了詳盡而嚴厲的要求。提刑司是其中重要的監督單位，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司法的公正性。

一．法官責任制的前提，司法系統的相對獨立，宋朝通過加強對於司法受理主體的明確，和刑獄管理制度改革，為法官責任制提供了基礎

1．受理成司法基礎

對於司法來講，管轄權是最基本的許可權。熟知美劇的人都知道。FBI和美國地方警局經常在案件的主導權上發生糾紛。這就是司法管轄權的爭執了，早在八百年前，宋代就對所有的地方中央的司法管轄有了明確的界定。

宋刑統中，對於不該受理而受理的案件做了嚴格的界定。這里最普遍的情況是，縣級官員受理了刑事案件，規定指出，只有州級官員才可以接刑事案件，縣級官員只有接民事案件的權力。

同時地方官員只能接本州縣的案件，無論何種情況，干涉臨近州縣的案件都是越權的行為，類似的協調必須由專門的監司來執行。同時，對於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必須在同族親友的陪伴下才可以接受訴訟。無宗族庇護的老人，經過反復核實情況屬實後，才可以接受案件。

對於推卸責任，應該受理的案件裝聾作啞拒絕受理者。州縣長官直接追究主管責任，下級吏員接受杖責的體罰。

2．刑獄管理改革

監獄管理是司法部門重要的職權所在，宋代司法審判前的證人和嫌疑犯都是被拘押的。具體對於犯人來說，杖責是宋代重要的懲戒手段，也是刑獄的分水嶺。杖責罪以上的罪犯強制拘押，杖責罪以下的罪犯則不能輕易拘押。

同時杖責罪以上的罪犯，只要案情明晰，可以結案的，也迅速流配和接受其他懲戒。官府不鼓勵長期拘押。而對於不是嫌疑人的證人，只要不是案情需要和惡意不作證。州縣也不鼓勵拘押。

這樣就大大的減少了州縣拘押的人數，使底層吏員可以借官司發財的心思稍稍收斂，也減少了政府的司法運營成本。

3．刑訊規定創新

體罰和拷打當然是古代司法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部分也是最容易招致詬病的所在。宋代對拷打進行了嚴格的管理。

簡單的講，他將司法官員完全的隔離在了其他行政體系外，確保司法的獨立性，這樣的確保是在對官員生活交往的限定下做出的，官吏在司法判定中遠離人群，確保案情不被泄露，人情賄賂遠離官司。

這樣極端的不近人情的規定，客觀上確實提高了司法的公正性。但是卻給官吏正常的生活造成了諸多的不便，宋代將司法官員的獨立性提高到了這樣的高度，也體現了頂層對司法公正的渴望達到了怎樣的程度。

3．迴避制度的確立

宋代的司法迴避繼承了唐代的一些慣例，本身也有大大的發展。親屬迴避是首先被確立的，他包括了司法官員上下級之間親戚關系的迴避，司法官員和嫌疑人證人之間親戚關系的迴避。由專人監督。

籍貫迴避則讓地方官不在自己的出身地和長期居住地為官，確保了判罰最大程度不被客觀因素所影響。在同一件案件多次審理時，前任和後任主審官必須沒有血緣或者姻親上的聯系。

由於當時官場同年也是很大的關系網，這方面也做了規定和要求，即司法官員上下級間和官員與犯人間，沒有讀書時候的同學關系，批捕的人，審判的人，抓人的人之間必須毫無聯系。司法的各個環節被細化，自審自判的行為從根源上被杜絕。

Ⅳ 如何認識古代關於法官責任的規定

西周所創始的法官責任制度，經過秦漢時期的發展，到了隋唐時期基本定型，而後宋元明清逐步發展和完備，形成了獨特的法官責任制度，其內容之豐富，體系之完備，制度之詳細，影響之深遠，世之罕見。筆者將以唐律所規定的法官責任制度為主體，兼涉其他各朝代的法律規定，采現代司法制度中的偵查、審判和執行三階段的分類方式，對古代法官責任制度的內容進行解析。
一、偵查階段的法官責任
由於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現代的司法制度那樣分工明確、階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偵查階段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審前階段。筆者將這一階段的責任歸納為三種：違法採取強制措施的責任、違法檢驗的責任和違法刑訊的責任。
（一）違法採取強制措施的責任
唐律關於採取強制措施的規定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審前逮捕，二是受理後羈押。審前逮捕與現代意義上的偵查中的緝拿歸案意義相仿。唐律既規定了逮捕違限的責任，如：各級官吏對所轄地區內發生的強盜、竊盜和殺人案件，必須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內捕獲，否則要追減三等處罰。又規定了逮捕遲緩的責任，《唐律·斗訟》規定：接到有人犯強盜、殺人及盜竊案件的告發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竊盜，各減二等。」第二種受理後羈押的責任，唐律分為應羈押而不羈押的責任和不應羈押而羈押的責任兩個方面。如《唐律·斷獄》規定「諸囚應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若不應禁而禁……杖六十。」同時還規定了類似於今日取保候審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應得為」和「故失論」受到處罰。
（二）違法勘驗檢查的責任
我國古代法律非常重視作為在偵查案件當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驗檢查，規定所有的勘驗檢查都必須依法進行，違者要負法律責任。《唐律·詐偽》中規定「諸有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驗者，以故入人罪論。」而明律又將此責任分為失出入人罪與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規治由於過失而檢驗錯誤者致使錯判的情況，而後者則是針對受財後故意檢驗不實的情形。
（三）違法刑訊的責任
古代訴訟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為定罪的重要依據，允許以刑訊的手段獲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須依法刑訊，否則將反受刑罰。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備的刑訊制度，對從刑訊的條件、刑訊施行的要求、不準刑訊的對象到刑訊的工具都做了詳細的規定，並列出相應的法官責任。如《唐律·斷獄》規定：「……猶未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這里就是講對刑訊條件的違反的處罰。再如「諸婦人懷孕，犯罪應拷及決杖笞，若未產而拷、決者，杖一百。……」這就是講違反不準刑訊對象的規定所應承擔的責任。《宋刑統》中沿襲了唐律的規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責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規定。
二、審判階段的法官責任
（一）違法管轄及受理的責任
唐律中的審判管轄兼有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並作了嚴格的規定。《獄官令》載：「杖罪以下，縣決之。徒以上，縣斷定，送州覆審訖，徒罪及流應決杖、笞若應贖者，即決配征贖。」「諸鞫獄官，囚徒伴在他所者，聽移送先系處並論之。」唐律在規定這方面責任時，十分嚴格。《唐律·斷獄》中規定：「諸斷罪應言上而不言上，應待報而不待報，輒自決斷者，各減故失三等。」「諸鞫獄官，停囚待對問者，雖職不相管，皆聽直牒追攝。牒至不即遺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時受理案件，是古代統治者為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對各級司法官員的要求，對於那些應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規定予以嚴懲。唐律規定：「若應合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謀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規定。
（二）違法聽訟迴避的責任
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時也是為了遵守「親親尊尊」的原則，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聽訟迴避」的制度。唐律規定「：諸在外長官及使人於使處有犯者，所部屬官等不得即推，皆須申上聽裁。若犯當死罪，留身待報。違者各減所犯罪四等。」《宋刑統》所規定的更為具體嚴密，范圍包括六個方面：1.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關系；2.鞫獄官與被鞫人有故舊關系；3.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讎隙；4.籍貫迴避；5.案發起訴人和通緝人須迴避；6.司法官內部迴避[1]。有上述六種情況的，不迴避者追究其刑事責任。到了元朝，聽訟迴避制度得以完善，據《元史·刑法志》記載：「諸職官聽訟者，事關有服之親並婚姻之家及曾受業之師與所仇嫌之人，應迴避而不迴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輒以官法臨決尊長者，雖會赦，仍解職降敘。」明清律則專設「聽訟迴避」，將書吏也納入了迴避的范圍。
（三）狀外求罪的責任
「狀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狀的請求審判，與「具狀斷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須嚴格遵循「具狀斷罪」的原則，不得超出告狀的范圍，隨意追究其他刑事責任，違者要受到懲罰。相當於現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斷獄》規定：「諸鞫獄官，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四）不以法律條文斷案的責任
《唐律·斷獄》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其意為審判犯罪都必須以律、令、格、式正文作為定案依據，這近似於現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責任
出入人罪是指將有罪的人判為無罪，無罪的人判為有罪，重罪輕判和輕罪重判。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確立了法官審判的個人責任原則，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約是在南北朝時期：有罪判無罪、重罪判輕罪為「出人罪」，無罪判有罪、輕罪判重罪為「入人罪」；如果錯判是無意的就稱之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構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對於此類犯罪的規定可以細分五個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過失出入人罪；3.錯判而未決放；4.違法判決徒流罪；5.違法判決死罪，並確立了「同職連坐」制度，即如果一個案件由於判決有誤，其卷宗所經過復核的幾個官員都必須連坐，承擔相應的責任。以後的宋元明清四朝繼承和發展了唐律中關於法官出入人罪的規定。
（六）法官受財的責任
法官受財分為兩種：一是受財枉法，二是受財不枉法。在唐律中，兩種都要受到刑事處罰。《唐律·職制》規定：「凡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Ⅳ 中國古代最早的司法官責任制度

中國古代司法官責任制度具有悠久的歷史，從夏朝至清朝，歷經了萌芽、發展乃至成熟的各個階段，形成了詳備、嚴格、體系化的法官違法責任追究制度。

Ⅵ 古代「斷錯案」應該如何追責，法官不公將與犯人同罪

在古代，所有的案件都是人來查的，是由人來審核的，所以客觀上很難保證一點差錯都不會有，假如有的人徇私枉法，那就會發生冤案子。古代人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刑法的審判之中有很多弊端，仗著自己的官員職位私自的報復人家。在暗中偷偷的做手腳，收別人的賄賂，偷偷的向法官求情。

對於案件的偵破，古代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唐代對於殺人犯要求30天之內必須抓獲歸案，抓不到人，破不了案的話，責任人就要被治罪。這個規定之下很難排除在規定時間內，為了完成任務而抓錯人。假如抓錯人的話就要刑訊逼供，用這些手段屈打成招。假如判錯了犯人死刑的，這個法官也要判死罪。

Ⅶ 古代的法官斷案，判錯了怎麼辦，會有怎樣的後果呢

1.判罰不公，罪過與犯人相同

案子都是由人來辦的，客觀上很難保證一點不錯，若有人徇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就意識到這一點，開始防範審判不公和司法腐敗。

《尚書·周書·呂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審判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勢、挾私報復、暗中做手腳(一說聽信女人枕邊風)、索受賄賂、謁請說情。若法官在這五方面有失檢點，判罰不公，“其罪惟均”，其罪過與犯人相同。

如果非工作失誤，採取虛構事實、增減案情的辦法，將案子錯判，有罪者判無罪，無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輕判、輕罪重判，即所謂“出入人罪”，懲罰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處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誤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減”。

“反坐制度”繼承了先秦判罰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漢代即施行，漢順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零陵太守劉康，因為“坐殺無辜，下獄死。”

法官依法審案，“援法斷罪”，否則問題也嚴重。據《商君書·賞刑》，先秦時如果法官不執行君主法令，將被判處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著他倒霉。這一點進入封建時代後，有所減輕，但也要領“笞刑”，唐、宋及明、清法律中都規定，“違者笞三十”。

Ⅷ 古代法官斷案，如果判錯了會怎麼辦

如果判錯的話，也是會受到懲罰的，古代的時候法官斷案也難免會有疏忽的地方，或者說有的人故意徇私枉法出現冤案，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說古代的時候就已經制定了一定的刑法，就是防止古代法官故意斷錯案，尚書·周書·呂刑 這裡面就說了關於刑法的事情，如果說法官在刑法裡面出現有失檢點的地方，就會和犯人處相同的刑罰，而且在古代的時候，為了防止官員之間相互袒護，還有獎勵舉報制度，如果說能夠主動檢舉貪贓枉法的官員能夠受到獎勵。

古代的官員在判斷案之後，也會根據相關的律法進行懲處，有的時候會所有參與辦案的人員共同承擔責任，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連坐，有的會直接承辦古代的法官，在承辦的時候，根據情節的嚴重性，考慮處罰判錯案官員的方法。

Ⅸ 古代的「法官」是怎樣處理刑事案件的

古代的科學技術並不發達，人們處理刑事案件依靠的都是一些簡單的方法，如巫師推斷，化學法，以及搜尋證據等方法處理日常所見的刑事案件。

最後除了仵作的證據收集，古代處理刑事案件還會將嫌疑人和受害人集中在公堂之上，雙方對簿公堂，通過雙方的言語行為，以及各自給出的證據結合仵作驗屍結果，最終決定案件的結果如何。

以上就是古代“法官”對刑事案件的處理，現代刑事案件的偵破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