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楊鮮明

『壹』 新加坡審判制度

加坡、香港法院運行機制考察報告

2002-10-28
洋浦中級法院考察團

2002年6月9日至18日，為了學習亞洲先進國家和地區法院的審判經驗和管理經驗，我們洋浦兩級法院的審判骨幹一行九人前往新加坡、香港進行了學習考察。在新加坡，我們先後聽取了新加坡著名企業家、南洋理工大學客座講師林永瑞碩士講授的《新加坡法律體系》，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曹勇博士講授的《WTO的相關貿易法律問題：傾銷與反傾銷》，FOOANDQUEK律師行黃德林律師講授的《新加坡法院內部設置及運作》；參觀了新加坡高級法院、初級法庭，旁聽了推事庭、家事法庭、小額索償法庭的庭審；訪問了新加坡最大的律師行——盧與那比亞法律服務有限公司。在香港，我們旁聽了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庭審，與香港本地法官協會顧問、原上訴法官、香港特區金紫荊星章獲得者廖子明先生座談，訪問了胡關李羅律師行。十天的時間雖短，但我們收獲頗豐。
新加坡、香港法院的組織機制及審判特點
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被英國殖民的歷史，因此，它們的政治法律文化打下了濃厚的普通法烙印。
(一)新加坡、香港法院的設置
1.新加坡法院的設置
依據新加坡共和國憲法第93條的規定，新加坡的司法權力是賦予最高法院以及在任何有實效的成文法下設立的初級法院。案件實行三審終審。法院執行法律時是完全獨立的，不受政府和立法各部門牽制。司法的獨立性由憲法捍衛。最高法院由高等法庭和上訴庭組成。大法官和兩位上訴庭法官組成上訴庭。最高法院一共有11名法官，包括大法官和上訴庭法官。同時，最高法院還有司法委員的職務，具有跟高院法官相同的權力和豁免權，他們的任期由總統酌情決定。目前，最高法院共有5名司法委員。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是由總統在聽取總理意見後委任的。總理向總統推薦委任大法官以外的任何法官及司法委員之前，必須先和大法官商議。此外，高院還有主簿處。總統根據大法官的推薦，委任一名主簿，副主簿和多名助理主簿。只有符合新加坡律師法令第2節的規定的合格人士才能受委任擔任這些職位。他們兼具司法與行政職能，分別兼任最高法院的執行吏、副執行吏及助理執行吏，擁有與英國最高司法法院主事、刑事審判庭書記官，以及主簿和同類官員相同的管轄權、權力和職責。隸屬新加坡最高法院的職員還有監誓員、通譯員、書記、傳票送達員和其他職員。從任命程序看，新加坡法院的法官及司法和行政人員都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最高法院的上訴庭是終審法庭，行使民事和刑事上訴管轄權。其民事管轄權是審理不服高等法庭在任何民事案件或事項中所作的判決或庭令而提出的上訴；刑事管轄權則表現在審理不服高等法庭所作的任何裁決而提出的上訴。當然，上訴必須符合最高法院法令或其他有關的成文法規定。上訴庭的民事和刑事管轄權由三名或更大奇數的上訴庭法官行使，其中包括以上訴法官身份主審的高等法庭法官。這有點類似我國上級法院借調下級法院法官辦案的情況。上訴庭由大法官主持審訊。在大法官缺席時，則根據最高法院法官的排名次序，由副庭長、上訴庭法官或以上訴庭法官身份主審的高等法庭法官主持審訊。
最高法院高等法庭由大法官和高等法庭法官組成，行使民事和刑事案件的無限原審管轄權和上訴管轄權。高等法庭審理的上訴案件來自於地方法庭、推事庭和其他裁判庭的上訴案。除非另有法律規定，在高等法庭進行的每一項程序和處理的一切事務都由一名法官單獨聆審與辦理。高等法庭也可委任一名或多或對所審理程序所涉及的事項具有豐富經驗與專長的人士充當陪審顧問，以協助法庭。
新加坡的初級法院又稱初級法庭，包括地方法庭、推事庭、少年法庭、驗屍庭、小額索償法庭、家事法庭、勞資糾紛仲裁中心、伊斯蘭法庭等。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法官、推事、驗屍官、小額索償法庭的仲裁人皆由總統在大法官的推薦下委任。因此，從條塊的管理角度來分析，新加坡法官是實行的條條管理。
2.香港法院的設置
香港設有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裁判法院四級法院。
高等法院由上訴法庭及原訴法庭組成，具有原訴及上訴司法管轄權。此次考察，我們參觀了高等法院大樓。上訴法庭聆訊來自原訴法庭、區域法庭及土地審裁處的刑事及民事上訴事宜。而原訴法庭具有刑事、民事的上訴及原訴管轄權。原訴法庭審理最嚴重的刑事罪行，如謀殺，誤殺、強奸、持械行劫、販運大量危險葯物、以及復雜的商業詐騙。這類案件，由原訴法庭一位法官同7人組成的陪審團會審。在必要的情況下，法官可決定由9人組成陪審團。原訴法庭可審理所有民事案件。需要指出的是，當事人如是有限公司，則其在原訴法院進行訴訟時，除非經法官同意不請律師外，必須聘請律師。原訴法庭作為上訴法庭，審理裁判法院的刑事上訴案件，也審理勞資審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及小額薪酬索賠仲裁處的上訴案件。
區域法院具有刑事和民事管轄權。區域法院審理各裁判法院移來的可起訴罪行的案件，並可審理嚴重刑事案，但謀殺、誤殺及強奸案除外。區域法院可判處最高七年的徒刑，審理刑事案件時沒有陪審團。區域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類別最常見的有合約、准合同、侵權、收回地塊、樓宇，及有關土地所有權的申索、按衡平法提出的申索，如管理死者的遺產、信託、按揭、強制執行、幼稚人的撫養費，合夥的解散，針對欺詐行為或過失而尋求濟助等，還有封租、雇員賠償案、性別歧視、殘疾、家庭崗位歧視、婚姻案件。從案件的管轄權看，區域法院審理的合約、准合約或侵權糾紛所涉標的額必須在5萬港幣與60萬港幣之間，不在這個范圍內的，則由小額索償法庭或高等法院的原訴法庭審理。
此外，香港還有裁判法院、家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等。
有意思的是，香港有兩種不同的上訴機制。一種是高等法院、區域法院及土地審裁處的上訴機制，即當事人不服區域法院、土地審裁處或高等法院原訴法庭的裁決的，應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上訴，對上訴法庭的裁決仍不服的，則向終審法院上訴。從這一機制看，是三審終審。另一種是裁判法院及各審裁處的上訴機制，即不服裁判法院及各種審裁處的裁決的，可逐級向高等法院原訴法庭、上訴法庭、終審法院上訴。從這一機制看，是四審終審。
(二)新加坡、香港法院司法的特點
新加坡、香港均受普通法的影響，因此在法院設置和司法方面都有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同時由於各地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調整的社會經濟文化關系不盡相同，所以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
1.共同點
(1)嚴懲藐視法庭的行為，維護法庭的絕對權威。無論在新加坡或香港，法官的尊嚴和法庭的秩序得到絕對維護。當事人、檢察官或律師發言或回答法官問題的時候，必須站立。在法庭上，律師稱呼法官時，用法官閣下

『貳』 行政部門，司法機關指的是哪些法院屬於哪類

論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十大區別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全方位的調整和變革，大量的民事、刑事和行政糾紛如潮水般不斷地湧向法院，司法在實現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日益增強。但不可否認的是，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司法審判方式及司法體制愈來愈顯示出其不適應性，難以滿足當事人及廣大社會公眾對司法之公正性、效率性的善良期待和要求。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各級法院即掀起了審判方式改革的熱潮。但從整體上來講，審判方式改革仍然停留在淺層次的操作層面之上，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和預期的成效。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其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我國現行的司法權運作機制的行政化傾向卻不能不說是其主要原因。這里所謂的司法權的行政化傾向，也可稱之為法院的行政化傾向，是指我國的司法體制（主要指法院體制）及司法權的運作過程是按照與行政機關和行政權基本相同的模式予以構建和運作的，表現為上下級法院之間關系的行政化、法院內部審判業務的行政化、法院與其他機關及其領導人之間關系的行政化、法官職務的行政化等諸多方面。（註：關於法院的行政化問題，近年來已有學者作過有益的探討。參見：賀衛方《中國司法管理制度的兩個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張衛平《論我國法院體制的非行政化》，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沈楊《司法行政化問題研究》，載梁保儉主編《人民法院改革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等。）只要這種行政化傾向不被徹底矯正，所謂的審判方式改革與司法改革就只能是隔靴撓癢，不可避免地會遺留著致命病根。因此，深入探討司法權與行政權在性質、功能、運行特徵等方面的差異，並在此基礎上尋求矯治司法權之行政化傾向的對策和途徑，是審判方式改革和司法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一個必要前提，也是實現法院體制現代化所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鑒於此，本文擬對司法權與行政權的一些主要區別予以探析，以求克服司法權的行政化傾向，促進司法改革的順利進行。 一、司法權所解決的事項在性質上不同於行政權所處理的事項 在現代社會中，法院和行政機關是兩種不同的國家機構，它們在性質、功能、活動的原則和程序等方面都有著顯著的不同，法院的活動一般稱為司法，行政機關的活動一般稱為行政或者行政執法，它們所行使的國家權力則分別稱為司法權和行政權。在現代法治國家中，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間的分立（或分工）與制約被認為是法治的一項基本原則，它們應當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註：值得注意的是，從各國的法治實踐來看，所謂三權分立（或分工）並不是絕對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種職能之間的界限是相對而言的。）司法活動與行政活動都是一種廣義的執法，都是對法律規范的執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行政機關的職能與法院的職能是一樣的。（註：（奧）凱爾森著，沈宗靈譯.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頁；龔祥瑞.西方國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但它們執法的方式、過程和原則卻迥然不同，這一點從權力分立與制約的角度是無法得到合理的揭示的。那麼，法院之司法活動為什麼必須區別於行政機關的行政活動呢？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在性質上不同於行政權所要處理的事項，與這一主要原因相聯系，司法權在價值追求、功能定位、運作原則和方式等方面也明顯有別於行政權。故此筆者首先就司法權與行政權所要解決的事項之差異予以闡述，然後在後文中進一步分析二者的其他區別。 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是他人之間所發生的糾紛。法院之司法權的行使和司法活動的進行，必須以雙方當事人發生了糾紛為前提（在某些情況下還可能是多方當事人發生了糾紛），即一方當事人認為或主張另一方當事人違反了法律的規定，要求其對該違法行為負責；而另一方當事人對此卻予以否認或部分否認，從而形成了糾紛並要求法院予以解決。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爭端，法院所要解決的事項都是他人之間的糾紛，法院本身並不陷入當事人之間的權益之爭，而只是作為旁觀的、中立的第三者來對案件作出裁判。不難發現，法院行使司法權來解決爭議時，一般具有三方主體和兩層法律關系，三方主體即指法院和雙方當事人，其中法院居於中立的裁判者地位；兩層法律關系則分別是指當事人之間訟爭的實體法律關系以及法院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法律關系。 與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不同，行政權所要解決的事項則是針對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政事務。也就是說，行政機關所處理的事項往往是行政機關直接根據行政法的規定對行政相對人實施某種行政管理，（註：本文中所謂的「行政管理」、「行政活動」等概念，指的是具體行政行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為。）例如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加以行政處罰，採取行政強制措施，作出行政登記、行政許可、行政批准、行政徵收、行政發放等行政處理行為，等等。顯而易見，行政機關的管理行為並不以他人之間存在糾紛為前提，（註：由行政機關對某些民事糾紛加以處理的行政裁決行為應當是一個例外，但行政裁決只是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少數情況下適用。）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行政機關恰恰是爭端的一方當事人。由此不難看出，在行政活動中，一般只有兩方主體，即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而且一般也只有一個實體法律關系，即行政法律關系。並且，在行政法律關系中，作為雙方主體的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處於管理者的地位，後者則處於被管理者的地位；行政機關在進行管理時，作為政府利益的代表，往往還會帶有鮮明的傾向性。 由於所要解決事項的性質不同，法院與行政機關在進行活動時，其具體要求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要求法院必須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保持中立，而對於行政機關則一般沒有這一要求；為保持中立性，法院在處理案件時應當不受強迫和干擾，也即具有獨立性，而行政機關是代表政府在進行行政管理，因而應當受到上級政府的領導和指揮，而不必嚴格強調上下級之間的獨立性等等。 二、司法權與行政權之價值追求的差異 法具有公正、效率、效益、自由、秩序等價值，從整體上來

『叄』 為了促進司法審判更公正,國家採取了什麼措施

論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十大區別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全方位的調整和變革，大量的民事、刑事和行政糾紛如潮水般不斷地湧向法院，司法在實現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日益增強。但不可否認的是，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司法審判方式及司法體制愈來愈顯示出其不適應性，難以滿足當事人及廣大社會公眾對司法之公正性、效率性的善良期待和要求。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各級法院即掀起了審判方式改革的熱潮。但從整體上來講，審判方式改革仍然停留在淺層次的操作層面之上，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和預期的成效。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其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我國現行的司法權運作機制的行政化傾向卻不能不說是其主要原因。這里所謂的司法權的行政化傾向，也可稱之為法院的行政化傾向，是指我國的司法體制（主要指法院體制）及司法權的運作過程是按照與行政機關和行政權基本相同的模式予以構建和運作的，表現為上下級法院之間關系的行政化、法院內部審判業務的行政化、法院與其他機關及其領導人之間關系的行政化、法官職務的行政化等諸多方面。（註：關於法院的行政化問題，近年來已有學者作過有益的探討。參見：賀衛方《中國司法管理制度的兩個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張衛平《論我國法院體制的非行政化》，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沈楊《司法行政化問題研究》，載梁保儉主編《人民法院改革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等。）只要這種行政化傾向不被徹底矯正，所謂的審判方式改革與司法改革就只能是隔靴撓癢，不可避免地會遺留著致命病根。因此，深入探討司法權與行政權在性質、功能、運行特徵等方面的差異，並在此基礎上尋求矯治司法權之行政化傾向的對策和途徑，是審判方式改革和司法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一個必要前提，也是實現法院體制現代化所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鑒於此，本文擬對司法權與行政權的一些主要區別予以探析，以求克服司法權的行政化傾向，促進司法改革的順利進行。 一、司法權所解決的事項在性質上不同於行政權所處理的事項 在現代社會中，法院和行政機關是兩種不同的國家機構，它們在性質、功能、活動的原則和程序等方面都有著顯著的不同，法院的活動一般稱為司法，行政機關的活動一般稱為行政或者行政執法，它們所行使的國家權力則分別稱為司法權和行政權。在現代法治國家中，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間的分立（或分工）與制約被認為是法治的一項基本原則，它們應當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註：值得注意的是，從各國的法治實踐來看，所謂三權分立（或分工）並不是絕對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種職能之間的界限是相對而言的。）司法活動與行政活動都是一種廣義的執法，都是對法律規范的執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行政機關的職能與法院的職能是一樣的。（註：（奧）凱爾森著，沈宗靈譯.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頁；龔祥瑞.西方國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但它們執法的方式、過程和原則卻迥然不同，這一點從權力分立與制約的角度是無法得到合理的揭示的。那麼，法院之司法活動為什麼必須區別於行政機關的行政活動呢？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在性質上不同於行政權所要處理的事項，與這一主要原因相聯系，司法權在價值追求、功能定位、運作原則和方式等方面也明顯有別於行政權。故此筆者首先就司法權與行政權所要解決的事項之差異予以闡述，然後在後文中進一步分析二者的其他區別。 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是他人之間所發生的糾紛。法院之司法權的行使和司法活動的進行，必須以雙方當事人發生了糾紛為前提（在某些情況下還可能是多方當事人發生了糾紛），即一方當事人認為或主張另一方當事人違反了法律的規定，要求其對該違法行為負責；而另一方當事人對此卻予以否認或部分否認，從而形成了糾紛並要求法院予以解決。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爭端，法院所要解決的事項都是他人之間的糾紛，法院本身並不陷入當事人之間的權益之爭，而只是作為旁觀的、中立的第三者來對案件作出裁判。不難發現，法院行使司法權來解決爭議時，一般具有三方主體和兩層法律關系，三方主體即指法院和雙方當事人，其中法院居於中立的裁判者地位；兩層法律關系則分別是指當事人之間訟爭的實體法律關系以及法院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法律關系。 與司法權所要解決的事項不同，行政權所要解決的事項則是針對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政事務。也就是說，行政機關所處理的事項往往是行政機關直接根據行政法的規定對行政相對人實施某種行政管理，（註：本文中所謂的「行政管理」、「行政活動」等概念，指的是具體行政行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為。）例如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加以行政處罰，採取行政強制措施，作出行政登記、行政許可、行政批准、行政徵收、行政發放等行政處理行為，等等。顯而易見，行政機關的管理行為並不以他人之間存在糾紛為前提，（註：由行政機關對某些民事糾紛加以處理的行政裁決行為應當是一個例外，但行政裁決只是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少數情況下適用。）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行政機關恰恰是爭端的一方當事人。由此不難看出，在行政活動中，一般只有兩方主體，即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而且一般也只有一個實體法律關系，即行政法律關系。並且，在行政法律關系中，作為雙方主體的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處於管理者的地位，後者則處於被管理者的地位；行政機關在進行管理時，作為政府利益的代表，往往還會帶有鮮明的傾向性。 由於所要解決事項的性質不同，法院與行政機關在進行活動時，其具體要求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要求法院必須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保持中立，而對於行政機關則一般沒有這一要求；為保持中立性，法院在處理案件時應當不受強迫和干擾，也即具有獨立性，而行政機關是代表政府在進行行政管理，因而應當受到上級政府的領導和指揮，而不必嚴格強調上下級之間的獨立性等等。 二、司法權與行政權之價值追求的差異 法具有公正、效率、效益、自由、秩序等價值，從整體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