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法院外牆
A. 總統、國會，聯邦法院各自什麼權力
在美國總統有行政權，國會有立法權，聯邦法院有司法權，總統可宣布國會通過的法回律不合憲法立法權屬於國答會，但是又受到總統和法院的制約；行政權屬於總統，又受到國會和法院的制約；司法權屬於法院，又受到國會和總統的制約。通過相互制約，保持權力平衡。
B. 美國 聯邦地區法院 州法院什麼關系
美國是一個法治發達的國家，不但律師多，法官也不少。據聯合國的統計，2001年全美約有法官、裁判官人，平均每10萬人中，有近11名法官。美國的法院分為兩大系統，即聯邦法院系統與州法院系統，這兩個系統是平行沒有從屬關系的，兩個系統都有自己的司法管轄范圍以及獨自的法院設立、法官就職規定。在案件的審理上，只有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審理州最高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其他聯邦法院，包括上訴法院（U.S. courts of appeal，又稱巡迴法院）、地區法院（U.S. district court）都無權審理州各級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
要理解美國兩大法院系統的區分，必須了解美國建國之初的歷史。美國獨立以前，13個英屬殖民地就有自己成熟的法院系統，建國後，13個殖民地成為最初組成聯邦的13個州，這13個州雖然聯合起來組成了國家，但都希望盡量保持每個州的自主性，包括司法自主。在制定憲法時，各州代表對於是否需要設立聯邦法院以及聯邦法院是否應該取代州法院有很大的爭議，最後達成妥協，即《憲法》賦予聯邦司法系統有限的權力，同時州法院繼續行使司法權。這樣，就出現了兩個互不統屬的法院系統。需要指出的是，州法院系統包括了50個州，這50個州之間也是互相獨立的，因此州法院系統比聯邦法院更為復雜，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司法管轄、法官就職規定等。
聯邦法院與州法院的區分大致為：
一，從法院的設立看，聯邦法院的設立由美國《憲法》規定，除了最高法院外、上訴法院、地區法院的設立以及法官人數的多少，由國會具體運作；州法院的設立則由各州的憲法及州議會規定。
二，從司法管轄權看，州法院與聯邦法院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一般情況下，聯邦法院不審理涉及各州法律的案件，但是州法院卻可以審理和裁決聯邦法院擁有司法權的某些案件。因此，兩套法院系統在某些方面擁有專屬管轄權，而在其他方面則擁有共同管轄權。
三，從案件審理看，聯邦法院主要審理涉及《憲法》、外國、州與州之間的案件、以及違反聯邦法律的刑事案件，此外破產、海事案件等也屬於聯邦法院管轄范圍；州法院則主要負責審理本州的民事、刑事案件，以及婚姻、遺產繼承等事項。
四，聯邦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聽證批准，是為終身職；州法官的任職，根據各個州的規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是任命的，也可以是選舉的，還可以兩者兼有；就職年限可以是終身的，也可以是有年限的。
C.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門口的孔子雕塑是什麼意思
代表道德，是復主建築制師吉爾伯特和藝術家麥克尼爾向東方文化獨具匠心的的致意。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主樓後部，即法院東庭的門上（並非法院正門），三角門楣上協調排列著的16個各有含義的人 物，以摩西、孔子、梭倫為中心，正中的摩西代天意或神意，左邊孔子代表道德，右邊盧梭代表政治。
不論在東西方，道德都是法律的基礎。
D.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東側門楣、法庭的南牆為何各有一個孔子雕像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東側門楣、法庭的南牆為何各有一個孔子雕像？
因為專孔子是道德的標准。美屬國人想佔領道德制高點。但又怕別人不相信。所以就拿中國的孔子來做他們的廣告招牌。以便欺騙世人。實際上美國人是很害怕孔子的思想的。美國人想自己掌握孔子的思想。但孔子是中國人。美國人掌握不了。
E. 美國聯邦法院的聯邦法院的體制
現在，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由94個聯邦地區法院、13個聯邦上訴法院和一個最高法院組成。
1、聯邦地區法院
每個州至少有一個地區法院，較大的州可能設立2至4個地區法院。現加利福尼亞州設有四個地區法院，辦公地點分別在舊金山、薩克拉門托、洛杉磯和聖迭戈。紐約州和得克薩斯州也有四個地區法院。美國全國50州共設有89個地區法院，另外哥倫比亞特區、波多黎各、美屬維爾京群島、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各有一個地區法院，一共94個聯邦地方法院。每個地區法院至少有一名法官，共有576名地區法官。設在紐約市的紐約州南部地區法院法官最多，有27名法官。聯邦地區法院法官都是由總統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終身任職。地區法院是初審管轄法院，也是聯邦司法系統中「工作最重的」的法院。這91個聯邦地區法院只有聯邦的司法管轄權。但聯邦地區法官審理的案件可能涉及不同州的公民，這時，他們也要應用有關州的法律。經聯邦地區法院判決的案件，大多數可以上訴到聯邦上訴法院，有少數幾種可以直接上訴到最高法院。
地區法官可以任命書記官、法警、法律書記員、法庭報告發布官、法庭記錄員等協助他的工作。但最重要的角色是聯邦執法官。聯邦執法官分專職和兼職兩種，全國現共有287名專職執法官和168名兼職執法官。他們也是由地區法官任命，但需要經聯邦司法地區的居民組成的陪審員小組審查。執法官任期八年，其職責是發布逮捕狀、決定被捕者是否應由大陪審團起訴。每個地區法院還有一名聯邦執行官，他由總統任命並受聯邦司法部長的監督，他的主要職責是維持法庭秩序、實施逮捕、執行法院命令，傳喚證人等。
2、聯邦上訴法院
美國全國50州劃分為11個司法巡迴區，此外，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作為一個巡迴區，每個巡迴區設立一個聯邦上訴法院，共12個上訴法院。每個巡迴區所管轄的范圍大小不同，如第二巡迴區只轄紐約和康涅狄格兩州，第九巡迴區則轄加利福尼亞等太平洋沿岸及夏威夷、阿拉斯加九個州並加上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聯邦巡迴區」，其上訴法院稱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由12名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的法官組成，辦公地點也設在哥倫比亞特區。該上訴法院與其他12個上訴法院地位相同，但其管轄的地理范圍涉及全國，而管轄的案件限於審理由各聯邦地區法院及有關聯邦獨立管理機構轉來的涉及專利、商標、版權、合同、國內稅收的案件，以及索賠法院和國際貿易法院的判決。因此，在哥倫比亞特區有兩個上訴法院，一個為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一個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兩者是不同的。
每個聯邦上訴法院有6至28名法官，也都是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皆為終身職。上訴法院審理案件，一般由三名法官組成法庭，但特別重要和有爭議的案件要求全體法官出席。上訴法院只有上訴管轄權，受理經轄區內聯邦地區法院判決的案件的上訴，也審查聯邦貿易委員會之類的獨立管理機構的行動。
最高法院、聯邦上訴法院、聯邦地區法院是根據憲法第三條設立的，因此被稱為「憲法性法院」，又稱「憲法第三條法院」，但它們都屬於一般管轄權的法院。另外，還有國會設立的特別憲法性法院，如合眾國國際貿易法院、合眾國索賠法院。
此外，還有一類不是根據憲法的第三條設立而是由國會為某些特別的目的而設立的法院，或者說是由國會為行使憲法第一條所賦予的立法權而設立的法院，被稱為「立法性法院」，或者「憲法第一條法院」。立法性法院的法官一般由國會規定了明確的任期，並被授予非司法的職能，其挑選和任命程序也與憲法性法院的法官不同。如合眾國軍事上訴法院審判案件應用軍事法，由三名文職法官組成，由總統經參議院同意任命，但任期為15年；破產法院專門審理有關破產的案件，法官由聯邦上訴法院任命，作為聯邦地區法院的附屬機構。
3、最高法院
合眾國最高法院是唯一直接由憲法明確規定而設立的法院，也是聯邦法院中的最後上訴法院。1790年根據1789年司法條例成立，其組成人數幾經增減，1869年國會通過法令規定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八名大法官組成。30年代，由於最高法院宣布一系列新政立法違憲，引起羅斯福總統不滿，他在1936年競選連任獲得壓倒優勢的勝利，便在1937年向國會提出改組最高法院的法案，將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數增加到15人，以便通過「摻沙子」來改變最高法院的態度。但這一法案未能獲得國會通過，因此，美國最高法院至今仍由9名法官組成。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管轄權分初審管轄權和上訴管轄權。其初審管轄權只適用於兩類案件：一是涉及大使、其他公使和領事的案件，另一類是一州為一方當事人的一切案件。第二類案件中，州與州之間的法律爭執，初審管轄權為最高法院所專有。而一個州與聯邦政府之間的訴訟，或者一個州與另一州的政治實體、法人團體或公民之間的訴訟，最高法院雖然擁有初審管轄權，但最高法院也可以讓聯邦下級法院去初審。
除了上述兩類案件外，所有屬於聯邦司法權范圍的其他案件，最高法院都擁有上訴管轄權，並且必須「依照國會所規定的例外和規章」，這就是說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要受國會的控制，由國會決定。涉及聯邦問題的案件，可以由州最高法院直接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是，上訴案件的工作量太大，因此，最高法院只能挑選審查最重要的案件。每年，最高法院的開庭期從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到第二年的六月。在一個開庭期里，最高法院要處理大約5,000宗案件，實際上只佔聯邦法院處理的案件的大約3%。在大多數情況下，最高法院都是只做一個簡短的判決，以「不合要求」或「無關緊要」為由，認為用不著由它復審。每年由最高法院判決的案件約有200到250件案件。但對某些案件，最高法院必須審查，其中包括：州最高法院在終審判決中否定合眾國條約和法律的效力的案件，州最高法院的終審判決支持了與合眾國憲法、條約、或法律相抵觸的州法律的案件，聯邦上訴法院裁決州法律與合眾國憲法、條約、法律相抵觸而無效的案件，聯邦地區法院在判決中宣布國會制定的法律違憲的案件，以聯邦政府或其任何機構、官員為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訴訟案件，聯邦地區法院的其他某些判決。
對於是否受理上訴案件，最高法院有自由裁處權，有權決定它想討審理哪些案件，它可以以「缺乏實質性聯邦問題」或「沒有適當的聯邦問題」為由而拒絕受理上訴案件；也可以發出「調案令」，把它認為值得審理的重要案件調到最高法院來復審。無論是受理上訴案件，還是調審重要案件，都需要有四名法官同意。最高法院是否受理一個案件，不是取決於這個案件對當事人的意義，而是取決於這個案件對「整個政府系統的運行」的重要性。
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是美國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其他八位大法官一樣，都是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終身任職。但四年一度的總統宣誓就職儀式由他主持，監督總統做出憲法所規定的宣誓，在形式上是由他賦予新任總統以合法地位和憲法權力。他又是最高法院的主持人，並作為整個聯邦司法系統的頭號官員履行管理的責任。但他只是作為「首席法官」而不是「院長」。所謂「首席」，意味著他的角色僅僅是充當「同事中居首位者」。他的權力和影響主要是「勸說」而不是命令。除了管理職責和薪俸略高以外，首席法官在做出判決時與其他大法官的權力是同等的。但首席法官可能用他的司法主張來影響其他大法官，他主持開庭和法庭辯論，主持討論案件的會議，並可以提出處理案件的建議，安排和指派判決書的撰寫。在討論判決的秘密會議上，首席法官有權首先發言，可以起到「定調子」的作用。在就判決投票時，首席法官最後一個投票，如果其他法官分為兩種不同意見又票數相等，他的一票就具有決定意義。因此，首席法官對判決過程和判決結果有較大的影響，在美國的政治發展史上發揮重要作用。迄今美國歷史上已有過16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其中最著名的如19世紀的約翰·馬歇爾和羅傑·B·坦尼，40年代的哈倫·F·斯通，戰後的厄爾·沃倫和沃倫·伯格等。馬歇爾任職的時間最長，自1801至1835年，共35年。但進入本世紀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任職年限均在20年以內。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在成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之前曾經擔任過總統的政治家。
美國最高法院全體法官組成一個法庭，審理案件時原則上應全體出席。最高法院在開庭審理案件之前，法官們要閱讀訴訟各方所遞交的「辯護狀」，其中包括各方提出的法律論據、歷史材料和有關的判例，有的可能長達數百頁。除了訴訟各方外，最高法院還可能收到「法庭之友」提交的辯護狀，個人、團體、公司或政府機構，都可以作為法庭之友，表示他們對案件的關注並提供有關的信息，這成為利益集團向最高法院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甚至總統也會運用法庭之友的方式，通過聯邦政府的司法部勸說最高法院改變主意。在1989年的一宗案件中，最高法院所收到的法庭之友辯護狀就多達78件。
最高法院開庭聽取口頭辯論，由訴訟各方的律師進行辯護，辯護的時間有一定限制，一般為半小時，有的也放寬到一小時。但是，律師們在作口頭陳述時，法官卻可能心不在焉，因此，有人做了這樣的描寫：他們或交頭接耳，或翻看材料，當他們覺得律師的陳述特別乏味時，就會不時故意誇張地看自己的手錶。
在閱讀和研究過辯護狀、聽取了口頭辯論後，最高法院就要舉行會議討論這些案件。這種會議在每個星期三下午和星期五的整天由首席法官主持召開，秘密舉行，因而被稱為「幕後活動」。它的判決以投票表決的方式做出，包括首席法官在內的九名法官都有同等的表決權。南北戰爭後的重建期間，由於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決中扼殺了重建成果，激起國會對最高法院的尖銳批評，眾議院在1868年通過了一項議案，要求最高法院必須有三分之二多數才能宣布一項國會法案違憲。但是，參議院卻否決了這項議案。自最高法院成立以來一直是依多數票做出裁決。投票後即根據表決結果起草一份判決意見書。當首席法官站在多數票一邊時，便由他指派一名法官起草判決書。如果首席法官屬於少數派，便由多數一方的資深法官來指派法官起草。但每位法官都可以寫出自己的附議意見書，而不論他是否贊成多數的意見。少數派的法官可以寫上自己的不同意見，多數派的法官如果同意判決的結果，論證的理由卻不同，也可以寫出並存的附議意見書。如1952年，最高法院在關於杜魯門政府接管鋼鐵廠案的判決中，以6票對3票裁決總統接管是篡奪立法權的違憲行為，判決書由多數派布萊克法官起草，另外五位贊成這一判決的法官分別寫上了各自不同的見解，首席法官文森則代表少數派的三位法官起草了反對意見，為杜魯門的行動辯護。這樣，這份判決書中就包括了七種不同的意見，當然，這種判決不如一致多數和全體一致的判決那樣有影響，因為這種判決本身就是「含糊不清，令人眼花繚亂」的。
F. 美國聯邦法院的權利與制約
什麼是「三權分立制」？
（1）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由議會、政府和法院獨立行使，同時又相互制約，保持權力平衡，按照這種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原則來組織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的制度，被稱為「三權分立制」。三權分立的核心內容是權力分立、制約和平衡。
（2）三權分立是美國聯邦政府組建和運動的基本原則。①「分權」：美國的中央政府機構由彼此平等而又獨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機關組成。立法權屬於國會，行政權屬於總統，司法權屬於聯邦各級法院。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實施法律，法院負責審查法律。
②「制衡」：立法權屬於國會，又受到總統和法院的制約；行政權屬於總統，又受到國會和法院的制約；司法權屬於法院，又受到國會和總統的制約。通過相互制約，保持權力平衡。
正確看待「三權分立制」？
（1）三權分立原則是資產階級針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出來的，按照這個原則組織國家機構，對於反對封建專制獨裁，調節資產階級內部各集團的利益，維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具有積極作用。
（2）三權分立也具有明顯的階級局限性和消極作用，表現在：
①所謂分權與制衡，事實上成為協調資產階級內部權力分配的一種機制。
②實行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三大權力機關之間互相扯皮，導致效率低下。
③三權分立的原則難以在政治實踐中真正貫徹。
（3）三權分立制，本質上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它有效地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廣大勞動人民不可能在這種制度下享有真正的民主。
G. 美國聯邦法院的職責
行使最高司法權，對一切法律和條約擁有解釋權，大法官由總統任職，可以制約國會和總統的權力，指控他們為「違憲」。
H. 美國的聯邦地區法院和州法院之間是什麼關系
美國是一個法治發達的國家，不但律師多，法官也不少。據聯合國的統計，2001年全美約有法官、裁判官31320人，平均每10萬人中，有近11名法官。美國的法院分為兩大系統，即聯邦法院系統與州法院系統，這兩個系統是平行沒有從屬關系的，兩個系統都有自己的司法管轄范圍以及獨自的法院設立、法官就職規定。在案件的審理上，只有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審理州最高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其他聯邦法院，包括上訴法院（U.S.
courts
of
appeal，又稱巡迴法院）、地區法院（U.S.
district
court）都無權審理州各級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
要理解美國兩大法院系統的區分，必須了解美國建國之初的歷史。美國獨立以前，13個英屬殖民地就有自己成熟的法院系統，建國後，13個殖民地成為最初組成聯邦的13個州，這13個州雖然聯合起來組成了國家，但都希望盡量保持每個州的自主性，包括司法自主。在制定憲法時，各州代表對於是否需要設立聯邦法院以及聯邦法院是否應該取代州法院有很大的爭議，最後達成妥協，即《憲法》賦予聯邦司法系統有限的權力，同時州法院繼續行使司法權。這樣，就出現了兩個互不統屬的法院系統。需要指出的是，州法院系統包括了50個州，這50個州之間也是互相獨立的，因此州法院系統比聯邦法院更為復雜，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司法管轄、法官就職規定等。
聯邦法院與州法院的區分大致為：
一，從法院的設立看，聯邦法院的設立由美國《憲法》規定，除了最高法院外、上訴法院、地區法院的設立以及法官人數的多少，由國會具體運作；州法院的設立則由各州的憲法及州議會規定。
二，從司法管轄權看，州法院與聯邦法院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一般情況下，聯邦法院不審理涉及各州法律的案件，但是州法院卻可以審理和裁決聯邦法院擁有司法權的某些案件。因此，兩套法院系統在某些方面擁有專屬管轄權，而在其他方面則擁有共同管轄權。
三，從案件審理看，聯邦法院主要審理涉及《憲法》、外國、州與州之間的案件、以及違反聯邦法律的刑事案件，此外破產、海事案件等也屬於聯邦法院管轄范圍；州法院則主要負責審理本州的民事、刑事案件，以及婚姻、遺產繼承等事項。
四，聯邦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聽證批准，是為終身職；州法官的任職，根據各個州的規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是任命的，也可以是選舉的，還可以兩者兼有；就職年限可以是終身的，也可以是有年限的。
I.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門口的「孔子雕塑」是什麼意思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門口的「孔子雕塑」的意思是：
代表道德，是主建築師吉爾伯特和藝術家麥克尼爾向東方文化獨具匠心的的致意。
其他關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門口的「孔子雕塑」的介紹：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主樓後部，即法院東庭的門上（並非法院正門），三角門楣上協調排列著的16個各有含義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倫為中心。
正中的摩西代天意或神意，左邊孔子代表道德，右邊盧梭代表政治。
J. 尋找經典的美國聯邦法院判例
1946年，克里斯蒂。威特羅和里伯瑞。普格里茲合夥共同出資在紐約成立了一家小的建築公司。隨著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聘用盧索當會計，還任命他為執行副總裁。幾年後，他們又雇了曾在畢觀威事務所工作過的兩個人擔任會計和財務主任。1955年威特羅和普格里茲將他們所有的生意合並，成立了巴克雷斯建築公司。4年後，公司以每股3美元的價格，公開上市發行了56萬股普通股，不久，巴克雷斯公司的股票就列入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名單之中。
巴克雷斯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承建保齡球道。自1952年美國有了自動裝瓶機後，保齡球作為一種娛樂性的體育活動受到極力推崇，保齡球道的需求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巴克雷斯公司在1960年時已是美國每三大保齡球道建造商。據報道，1956年巴克雷斯公司的總銷售額為80萬美元；4年後，公司總收超過900萬元，凈收益約75萬美元。在1961年初發行的《華爾街雜志》中，該公司財務主管預測當年的總銷售額將達到1500萬美元，實現利潤120萬美元。
巴克雷斯公司大多是為一些小的辛迪加投資者修建保齡球道。在簽約建築合同時，這些辛迪加投資者必須向巴克雷斯公司預付一小部分訂金和簽發一張分期付款的匯票，隨著保齡球道施工的進棄，在幾年內將余額會清。1960年巴克雷斯公司開始與某財務公司進行銷售回租交易。在交易中，巴克雷斯公司將修建的球道賣給該財務公司，該財務公司再將球道回租給巴克雷斯公司的子公司，由其子公司來經營球道。巴克雷斯公司對上述兩類交易沒有考慮任何理財技巧，在沒有收到任何一筆大額付款之前，就在建造費用上投入了大筆現金。結果，巴克雷斯公司不得不為建築項目不斷地尋找外部融資。1961年5月為了解決迫切急需的營運資金，公司向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證券會」）遞交了S—1有價證券申請上市登記表，要求發行總金額為174萬美元，期限為15年，利率為5.5%的長期債券。
60年代初，人們對新型保齡球道發生了興趣，導致舊型球道市場一落千丈。這突如其來的市場變化和大量的外借資金，使巴克雷斯公司在1962年陷入了財務危機。許多簽約者開始拖欠到期的應付款項，巴克雷斯公司不得不自行承擔已建好的球道的運行費用，這就更加劇了巴克雷斯公司資金周轉的困難。1962年末，由於還不起外部債券的利息，巴克雷斯公司只好按照聯邦破產法的規定宣布破產。破產後，購買該公司1961年公開發行債券的人們集體上訴，巴克雷斯公司、證券經紀商、以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畢馬威事務所）均成為被告。這個案件之所以著名是因為以下原因：首先，該案件是自1933年證券法頒布以來第一個大案，它牽涉到在證券法首次對新證券發行作了法律規定以後，該如何處理與此有關的法律糾紛問題。其次，對審計職業界來說，這個案例也很重要，因為它是1933年證券法頒布以來，第一個強調審計人員法律責任范圍和性質的案件。尤為重要的是，該案例將成為聯邦法院依據1933年證券法履行了應盡的職責。
在巴無雷斯公司的上訴案中，主審法官集中討論了三個問題：
1、巴克雷斯公司在申請發行利率為5.5%，期限為15年的債券時，所遞交的S—1表中是否包含錯誤的披露。
2、如果表中有錯誤的披露，這些錯誤是否「重大」。
3、在核實表中的內容有無重大錯誤時，審計人員是否履行了應盡的謹慎責任。
聯邦法官司麥克林寫下了對巴克雷斯公司一案的意見，並從會計和審計的角度闡述了對這三個問題的理解。為此，許多審計職業觀察者認為，只有通過對照證券法，對注冊會計師進行聽證，才能對巴克雷斯公司問題材作出公正的處理意見。
問題1：巴克雷斯公司S—1有價證券上市申請表中是否有錯誤的披露。
巴克雷斯公司1958到1960年的財務報表都是由畢觀威事務所審計的。為了發行債券，S—1表中包含了如下審計內容，即1961年第一季度的財務報表和畢觀威事務所對該委度財務報表的復核。在評價畢馬威事務所在此案件中的表現時，麥克林法官將主要問題集中在事務所對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的報表審計上。法官認為，很明顯，潛在的投資者在閱讀S—1表時，要注意1960年的財務報表，而不是未經審計的1961年每一季度報表，或是1958年和1959年的報表。
巴克雷斯公司案中的原告宣稱，公司用保齡球道完工程度來計算收益是不恰當的。這種計算方法只能用於建築項目的成本，而不能說明項目的收益。因為這些項目的最終收益是不確定的。對這一觀點，麥克林法官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裁定：在這種情況下用完工百分比方法，作為一種會計處理是適當的。但他也指出，1960年12月31日會計記錄所估計的在建工程中，兩項工程的完工程度過於樂觀了，因此，報表上會計年度期末收入也高估了。
下面表1中列示了麥克林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財務報表中主要錯誤事項。
所列收入的虛增部分是來自於銷售回租交易，即「天堂之道」的建築項目。當時，會計准則中允許將會計期間的銷售回租交易的總收益計入當期收入，但麥克林法官司卻裁定，這種會計處理方式即使符合公認會計准則，但在此也不允許。他指出：「天堂之道」的交易實質上只是巴克雷斯公司通過融資方式來完成項目的一種「技巧」手段，而不能成為企業的真正銷售。1960年利潤表中收入的高估，也導致了公司當前凈收益和每股收益的誇大。表1中這兩項的高估數額是麥克林法官根據1960年末財務報表中主要流動比率的錯誤所造成的影響，成為巴克雷斯公司破產前資金周圍困難的焦點。麥克林法官司尤為關注的是，1960年12月底，巴克雷斯公司從它的非合並子公司中轉入的14.5萬美元現金。公司對這次轉移現金交易作了規定，即1961年1月16日，巴克雷斯公司必須再將這筆現金還給這家子公司。很明顯，這筆交易是由盧索特意安排的。麥克林法官作了如下批註：無論如何，這樣處理如此多的現金（14.5萬美元），而且沒有任何暫時存款的特殊說明，屬於誤導信息。此事件的發現很重要，因為它揭露了巴克雷斯公司蓄意遮掩經營情況的事實，並說明了巴克雷斯公司高級官員的可信度及其它方面所作的供詞值得懷疑。
麥克林法官除了裁定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12月31日報表上現金余額的誇大外，還得出其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也誇大了的結論。法官認為，1960年末，公司應對明顯收不回來的應收賬款計提5萬美元的壞賬准備，並且有一筆應收賬款屬於其子公司，不應列在資產負債表上，因為這屬於關聯企業行為。對於應收票據公司經常用客戶所簽匯票向財務公司貼現，財務公司留下一定比例的金額作為抵押，以防部分匯票不能按時兌現。只有當一張匯票全額兌現後，抵押部分才匯給巴克雷斯公司。巴克雷斯公司為了使公布的財務報表顯示良好的資金周轉情況，將財務公司留作抵押的金額也列入流動資產項目中是誤導行為。其理由是：1）由於一些客戶經常拖欠票據的支付，有一定比例的抵押永遠不會匯回巴克雷斯公司。2）匯款往往是發生在匯票貼現幾年之後。麥克林法官指出：最後一個實質性的錯誤是關於年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上的或有負債項目低估問題。公司大量的或有負債是向財務公司貼現應收票據所引起的。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估計或有負債數額不當，造成如表1所列示低估問題。在1960年財務報表中，此項低估金額約為37.5萬美元。
問題2：巴克雷斯公司S—1有價證券上市申請表中的錯誤披露是否屬於「重大」？
麥克林法官審核S—1表時提出的第二個主要問題是：財務報表的錯誤披露是否重大。根據1933年證券法規定，被千被判是否負民事責任的最先決條件就是看其是否存在重大的錯誤披露。證券會對重大性的定義如下：當「重大性」用於任何信息披露要求時其限定范圍是，披露的內容使一秀謹慎的投資者在購習上市登記證券時，能得到合理的信息，否則就屬「重大」。對報表中高估的銷售額、營業凈收入、每股收益等指標「是否會阻止一般謹慎投資者購買」公司1961年發售的債券時，法官裁定：每項錯誤的嚴懲性均不足以打消一個謹慎投資者購買債券的念頭。因為，債券本身就被認為是一種「投機」證券，所以，未來投資者不會因為1960年財務報表上的銷售和收益數據上「相當小的錯誤」而撤回投資。
法官裁定，報表上的或有負債低估37.5萬美元也不屬於重大數額。他指出，巴克雷斯公司當時的總資產為6101085美元，與總資產相比，無論是報表附註上已披露的，還是實際確實存在的或有負債，對未來投資者來說，總資產額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數額。」據他分析：「如果投資者看到巴克雷斯公司報表附註中的說明，也許很樂意買其債券，如果再告訴他們或有負債實際比報表附註中高出37.5萬美元，我懷疑他們中否會立即因此而不買債券。」因此，他認為，這一錯誤表述不具有重大性。然而，麥克林法官裁定報表中流動資產和由此計算出的流動比率的主估屬於重大性錯誤。從表1中所列示百分比來看，被裁定為重大錯誤的「流動比率」與裁定為非重大錯誤的「第股收益」的高估相差甚小。然而，法官的理由是：與公司股東相比，債券持有人或未來投資者對公司資金流動狀況高估的關心更甚於對公司收益的高估，尤其對曾發生過資金流動困難和將面臨嚴懲營運資金短缺的公司更是如此。
問題3：畢馬威事務所在復核S—1表時，是否盡到應有的謹慎責任。在巴克雷斯公司案中，畢馬威事務所的主要辯詞是：他們已盡到應有的謹慎責任。
在1933年證券法中，對謹慎責任作了如下定義：在合理的調查分析之後，有適當的理由想念並真實地確認當時報表所陳述的內容均已屬實，沒有遺漏任何重大事實，不對報表使用者造成誤導，並對此進行所有的必要說明。根據此定義，比馬威事務所如要對此進行辯護，就必須提供證據說明其審計人員對S—1表進行了「合理地調查」，並由此得出就重大性原則來說表中所陳述的內容是正確的。麥克林法官審核了畢馬威事務所的工作底稿，這些底稿記錄了該事務所為了復核S—1表，對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度的財務報表審計程序和1961年每一季度財務報表的復核程序。這項審計和復核工作主要是由年輕的高級審計員貝拉第進行的。麥克林法官認為：選貝拉第作為巴克雷斯公司的高級審計員，從事相當復雜的審計業務的決策值得商榷。因為當時他還不是注冊會計師，南昌且他以前對保齡球行業沒有任何經驗，只不過最近剛提為高級審計員而已。尤為關注的是「天堂之道」建造項目的銷售回租交易審計程序。在仔細審查畢馬威事務所的工作底稿後，法官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貝拉第從來就沒有將這筆交易當作一項重要的關聯公司交易進行審計。令人注意的是，承擔巴克雷斯公司審計的經理在審計之前很明顯的已經發現這一事實，他在貝拉第的工作底稿中作了如下批註：「在與泰德。克切爾（巴爾雷斯公司的財務主任）60分鍾的面談這後，他透露出巴克雷斯公司正將一球道租給其子公司，這一業務的收入來自關聯企業，應從巴克雷斯公司的收益中扣除。」對上述批註，貝拉第在工作底稿上加上如下注釋：「關聯企業將所胡權轉給了別人。」法官發現，這一注釋有些模糊，但可以說明貝拉第相信這部分資產已賣給了外部第三者。如果是這樣的活，法官認為貝拉第應完成一定程序來證實這一銷售是否屬實，但很顯然他卻沒有這樣做。
麥克林法官裁定，對貝拉第沒有發現巴克雷斯公司從其非合並公司轉入，並在年初再轉出的約14.5萬美元不負有責任。法官指出，盧索沒有通知貝拉第或畢馬威事務所的其他審計人員這一情況，「要求貝拉第查出巴克雷斯公司在滑有任何異常現象的條件下所進行的舞弊行為，是不合理的」。關於對屬於財務公司的抵押部分，且被列入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的流動資產的處理，法官認為：貝拉每應該可以確定大部分抵押在一年內是收不回來的，不能將它列入流動資產。法官對作為高級審計員貝拉第最為嚴厲的指責是他在1961年春所做的S—1表的復核。就巴克雷斯公司案中對S—1表的復核。就巴克雷斯公司案中對S—1表的復核有如下法律定義：
對公司報表的期後事項復核的目的（指S—1表的復核作為上市登記聲明的參考）是確定公司的財務狀況是否有重大變更，是否有重大事項需要披露的，以防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對公眾進行誤導。
畢馬威事務所要求審計人員應遵循的部分審計程序。法官指出：貝拉第所用的程序民公認審計准則一致，但他沒有完滿地完成這些審計程序。他只用了二天多的時間來復核S—1表，總共20.5個小時。對於1961年發生的事項他沒有發現任何錯誤和遺漏，而我前面所述的那些錯誤事項都是重大的，他所得到的答案都是來自於公司管理層，而沒有親自去證實這些答案是否屬實。所以，他的S—1表復核沒有任何價值。
在麥克林法官通篇研究巴克雷斯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後，他裁定畢觀威事務所不能證明其已盡了應有的謹慎責任。他對案件中的其他主要被衙也提出了相同結論。與皮同時，法案還指出，注冊會計師在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中，使用了「財務報表真實地反映其財務狀況」一詞，因此，當財務報表沒有過達到這一要求時，注冊會計師應對其承諾負責。在法庭要求提交對被千的審判結果前，一個和解方案使巴克雷斯公司案的各有關方達成共識。然而，各方在和解交易中應該付出的或應該得到些什麼，那是永遠不會公開的。
二、該案例對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啟示與教訓
在證券市場上，當證券持有者受到信息誤導而受到經濟損失時，其首先想到的就是起訴注冊會計師並要求其賠償損失。因為，他們認為，注冊會計師既然審核了財務報表，就應保證財務報表萬無一失，而不應該存在任何誤導的會計信息，這就是社會公眾對注冊會計師的期望。但在現實中，由於成本——效益原則的限制，以及審計手段的限制，注冊會計師無法保證經過審核的財務報表中不出現任何差錯，這就是社會期望與注冊會計師能力的差距。從目前來看，這一差距是無法消除的。因此，為了保護注冊會計師不去承受超過去時其能力的責任，往往通過一定的程序來凌晨斷注冊會計師是否要對誤導的信息負責。而這一程序，就是該案例中麥克林法官提出的三個問題。這對我們今後如何界定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另外，該案例子中的其他問題也對我們進一步認識注冊會計師的作用提供了參考。我們可從上述雜例中汲取以下幾個經驗教訓：
1、注冊會計師在審核財務報表前，應該充分考慮財務報表使用者的范圍。在上述案例中，經事務所審核過的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與S—1復核表雖然是提交給證券會的，但實質上是針對購買上市債券的投資者的。因此，注冊會計師應將審計重點放在債券投資者最為關心的各種流動比率上，而不是一般常規審計程序上。因為，在該項審計中，債券購買者是預計的報表使用者，也就是通常所稱的預計第三者。根據美國的法律，審計人員如果在審計中無意地兒了普通過失，要對預計的第三者負法律責任。同樣，我國現在也已開始了注冊會計師對預計第三者負責的法律問題的關注。在我國《注冊會計師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中，已明確了注冊會計師要對委託人與利害關系人負法律責任，而這里所謂的利害關系人，就是預計第三者。因此，在審計過程中，關注預計第三者的利益，應該成為我們注冊會計師在今後審計中特別予以重視的問題。
2、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已於1996年12月6日頒布了《獨立審計具體准則第10號——審計重要性》的公告，並要求在1997年12月1日起執行。但許多注冊會計師認為，該項准則過於理論化，在實踐事比較難以貫徹。但在上述案例中我們看到，這一準則是具有相當現實意義。注冊會計師所執行的只能是抽樣審計，其結論只能是在一定把握的基礎上。如何確認注冊會計師是否盡到了責任？就只能以重大性作為標准。在上述案例子中，法官判定馬克思雷斯公司財務報表中是否存在重大錯誤信息，是比較客觀的，他既沒有將巴克雷斯公司在現金問題材上的舞弊責任（通過關聯公司借用現金14.5萬元，以掩蓋其現金短缺現象）歸咎於注冊會計師，也滲將或有負債及完工計算程度所出現的偏差問題，要注冊會計師承擔責任，而是將資產流動比率來作為重大問題予以考慮，這就完全站在報表使用者的角度，來考慮什麼是重大性問題。這對我們今後如何理解重大性標准，是大有裨益的。
3、對於審計報告，過支注冊會計師行業比較多地是站在專業的角度來理解的。所以在審計報告中的措詞方面，就往往不太考慮法律上的嚴謹性，採用一些易於被人鑽法律空子的詞彙，如「真實」、「客觀」、「准確」等這些過於自信的詞彙。因此，一量發生法律糾紛，這些詞彙就成為注冊會計師抗辯中的絆腳石。在上述案件發生後，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立即了召開會議，榫了審計報告中的不足，修改了標准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格式，刪除了一些可能引起人們誤解的詞彙，如「真實」、「准確」等，改用一些比較中性、有一定幅度的詞彙，如「公允」、「重大」等詞彙，這樣，一旦發生法律糾紛，注冊會計師就有較大的周旋餘地。事實證明，在今後的實踐中，這一個修改起到了良好的保護作用。但反觀我國一些專業審計或業務報告，仍然在使用一些令人誤解的詞彙，如在驗資報告中還在使用「真實」、「合法」等這些比較肯定的詞彙，這就給今後的法律糾紛埋下了隱患。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用一些比較中性的詞彙來代替這些可能會引起誤解的詞。這樣，既不會防礙報告的使用，又不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何樂而不為呢？難道一定要到我們與上述案例一樣受到損失後，再來重新榫我們的專業報告嗎？這是我們從該案例中應該汲取的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