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成都法院

『壹』 急問 股票 四川金頂

現在這種行情，最適合資金分倉操作。看好一隻股票就進，跌了就再補，再跌再補，成金塔形補倉，這樣可以減少風險，提高收益率。

『貳』 炒股損失索賠的計算方法是什麼索賠的步驟是什麼

1、股票索賠條件范圍（時間）：實施日到揭露日期間買入，並沒有賣出的股票。其中揭露日確定的非常關鍵，決定著是否能夠獲賠，賠償多少問題，但也最為復雜，對此韓友維律師有專門文章論述，在此不再涉及。

2、差額損失計算方法：買入平均價減賣出價（或基準價）

其中買入平均價的計算方法最為復雜，下面將專門論述。賣出價一般按照先進先出的原則確定。基準價也較好確定。

3、印花稅目前為千分之一，傭金按照實際收取金額計算，利息按照銀行活期利率計算，計算期間從買入到賣出或基準日。以上計算基數為差額損失金額。

4、關於買入平均價的計算方法和計算標准

如果投資人只進行了一筆股票買賣，其投資差額損失就不會存在計算差異。司法實踐中，投資人進行股票交易往往很復雜，不同的計算方法就會得出不同的損失金額。

《若干規定》對買入平均價格如何計算，並沒有做出詳細的規定。最高法院通過公布案例的方式變相認可了股票索賠差額損失計算方法屬於法院自由裁量范圍。各地法院計算方法標准不一、千差萬別，同一個案件如果由不同的法院審理，損失認定金額會相差很大。韓友維律師團隊綜合當前各方觀點，將股票索賠投資差額損失計算方法歸納為三類、六種：三類是指算術法（不計算賣出股票）、沖抵法（沖抵賣出股票）、加權法（計算賣出股票）；以上每類下分2種共6種。

（1） 簡單算術平均法：即不考慮投資人每次買入股票數量，單純考慮每次買入股票的單價，將所有單價根據投資人買入股票次數做平均化處理，確定買入均價。

（2） 綜合算術平均法：即不考慮賣出股票，將買入股票的總金額與買入股票的總數量相除得出買入平均價。如南京中院、成都中院、寧波中院。

（3） 先進先出法：即投資人最先賣出的股票推定為其最先買入的股票，兩者進行沖抵，將未沖抵的買入股票依據買入價進行均價計算。如南寧中院、廣州中院。

（4） 後進先出法：即投資人最先賣出的股票推定為其最後買入的股票，兩者進行沖抵，將未沖抵的買入股票依據買入價進行均價計算。如濟南中院。

（5） 普通加權平均法：即投資人將其所購買的所有股票總價與其在揭露日前出售的所有股票總價相減，同時，將其所購買的股票總量與賣出股票總量相減，最後，將股票總價之差與股票總量之差相除，計算出每一股對應的均價，如豐華股份案。如上海一中院、上海二中院、北京二中院等。

（6） 移動加權平均法：即將投資人每筆買入與下一筆買入進行加權計算，將得出的結果再與下一筆買入進行加權計算，如此循環，直至計算至最後一筆買入。如廣西高院。

『叄』 股票：600211西藏葯業

我們先看看業績
西藏葯業公布2008年三季報：基本每股收益0.008元，稀釋每股收益0.008元，每股收益（扣除）0.015元，每股凈資產1.95元，凈資產收益率0.402%，所以該股的財務狀況不是太好的，另外公司於近日收到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成都中院)於2008年9月27日下發的有關民事裁定書,裁定查封公司在成都達義物業有限責任公司的權益39082373.09元, 作為該訴訟案的訴訟財產保全；

可以說業績並不是很出色，醫葯股中該股也不是很出色，沒有特色和突出的優勢，可以說基本面，業績都不算是很好的。

從其現在的K線圖上看，該股受到均線的並排壓制，走勢完全弱勢，處於下降通道之中，如果後市大盤繼續下行的話，該股會進一步探底尋求支撐，所有個人對短期後市的走勢不是很樂觀。

從整體面上看，目前我國股市的大盤下跌趨勢已經不大，可以說下跌的空間不會很大了，在1500-1600附近就應該可以探明底部，所以大盤不會有很大的下跌幅度，所有對該股的影響也不會很大。從醫葯的板塊來看，醫葯板塊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是最小的，而且受到醫改的長期利好，，該股從最高價到現在跌幅十分巨大，可以說現在基本處於底部階段，下跌空間不大，所以現在完全沒有必要去割肉，你套牢的高度也不大。

再從你自己的情況來看，如果你不著急用錢的話，現在就沒有必要割肉，造成無謂的損失，現在大盤處於底部階段震盪，需要的就是耐心持有，機會往往青睞有耐心的人。

希望我的意見對你有幫助

『肆』 祥天股票2019最新消息智天今年能不能上市四川鄧智天上市

不能，互聯網賣股權的騙局。

2019年12月31日，四川「智天金融」特大傳銷案在羅甸縣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該院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分別判處鄧智天、馮文秀等五名被告人13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並處罰金1000萬元到30萬元不等。

經審理查明，2015年8月24日，鄧智天、馮文秀及吳開明在四川成都注冊成立了四川智天金融服務外包有限公司（智天金融）。

該公司在深圳前海股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掛牌，舉行掛牌敲鍾儀式後，對外謊稱公司將在美國上市，並組織被告人馮某秀、鄧某、明等人開始以掛牌上市為名，虛構盈利前景，向不特定人員公開銷售智天金融股權，並在銷售過程中逐步發展為「代持股」、「分紅股」等銷售模式。

鄧智天採用收取現金、其名下團隊長幫其支付費用、其名下銀行卡收入等多種方式收取銷售股權資金，其中銷售股權收入的50%以上由鄧智天支配控制，剩餘50%或不足50%部分的股權銷售款用於支付各層級的傳銷返利。

鄧智天先後組織、策劃成都召開在美國納斯達克大屏登廣告等活動，同時安排人員通過簽訂宣傳合同、協議等形式在報刊、網路虛假宣傳公司實力和神化鄧智天個人及智天金融，鼓吹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前景，同時安排人員不斷在微信發放鼓吹公司實力的相關圖片、文字等進行虛假宣傳。

其中，馮某秀是智天金融股東之一，擔任中國商企聯盟執行總裁，在成都辦公地點負責智天金融的財務及稅務，並通過宣傳等方式神化鄧智天及智天公司，鼓吹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前景；

發展了以重慶王某波、遼寧賈某萍、山西趙某燕、黑龍江李某等人為團隊長的下線團隊，組織團隊銷售智天金融原始股權，從鄧智天處獲得返點獎勵。

2016年7月，鄧某通過用古玩向鄧智天置換智天金融股權後，按照鄧智天安排協助該公司辦理股權轉讓、人員接待及日常運行管理等事宜，並發展人員購買股權，在四川成都大肆銷售智天公司股權，從中牟取非法利益。

2018年6月，鄧某因業績突出，被鄧智天聘為公司副總裁。其下線逐步形成以貴州王某惠、浙江劉某鋒、上海李某、四川卿某福、河北張某艷、上海宋某奇、四川李某楠、浙江蔡某珍、遼寧岳某等人為大團隊長的下線團隊。

2017年12月，石某武通過劉某英介紹加入智天公司，因業績突被聘為公司副總裁，轉為鄧智天直接下線。

石某武利用微信語音、圖片等方式虛假宣傳公司實力和神化鄧智天，虛構、誇大經營及投資盈利前景，掩飾返利真實來源，以高額回報為誘餌，先後在沈陽、北京通過網路大肆發展下線，銷售智天公司股權。

其下線逐步形成以貴州王某惠、山東周某敏、遼寧呂某軍、遼寧王某華、山東單某靜、遼寧孫某娟等人為團隊長的下線團隊。

2018年2月，王某惠在微信好友的發展下購買「智天金融」股權成為石某武的下線。同年3月，王某惠因其業績突出被鄧智天聘為公司區域經理，同年7月，又被聘為世界金融聯盟副總裁、市場部副部長。

9月8日，王某惠認為石某武報單常出現漏單以及返利較低，就與鄧智天、鄧某協商後，轉為鄧某下線團隊長。王某惠通過建立微信群，在群內發放宣傳視頻、語音以及當面介紹等方式發展下線。

當被發展人購買公司股權後便通過微信報單或通知上線通過快遞方式將《股權證》《股權委託代持協議》郵寄給被發展人，或直接由王某惠自行安排人員填寫空白股權證再郵寄給被發展人。王某惠通過該種方式，在羅甸縣轄區內轄區外發展多名下線及團隊長。

截止2018年12月26日，智天金融通過上述傳銷模式，在貴州、四川、福建、遼寧、山東、江蘇、湖北、上海、浙江等省市，發展會員11.7萬餘人，吸收傳銷資金10億余元。

12月31日，羅甸縣法院根據相關法律的規定，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分別判處鄧智天、馮某秀等五名被告人13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並處罰金1000萬元到30萬元不等。

(4)股票成都法院擴展閱讀：

原始股騙局都有以下特徵：

一、承諾新三板上市，號稱有政府背書。

承諾新三板上市，且有當地政府職能部門的政策支持。

新三板全稱為全國中小企業股權轉讓系統，非主板市場，目前新三板企業良莠不齊，且成交非常不活躍，裡面的大部分企業缺乏可投性。

新三板當時設立之時，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提高中小企業直接股權融資而創設的，各地政府在中央政策出台後，都相應的出台了地方配套獎勵政策，很多當地的中小企業在各級政府的扶持和鼓勵下，走向了新三板之路。

二、業績注水，虛高收益，公開或者變相公開虛假宣傳

誇大業績和收益，對外造勢，公開或者變相公開虛假宣傳，但大部分是口頭宣傳沒有留下書面的證據。

公開或者變相公開虛假宣傳，是筆者代理的所有的原始股維權案件的共同特徵。虛假宣傳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給投資者畫了一個非常美好的藍餅：買的這只股未來肯定上主板，翻幾十倍不在話下。

對於虛假宣傳的內容，並沒有落在合同上，大都停在口頭或者甩鍋給兜售的公司。

三、承諾保底零風險，承諾對賭回購股份

承諾保底零風險，一般承諾未上新三板的，以8%-20%的高額年化收益率回購，回購的主體有的是公司本身，有的是公司大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

股權投資本來是所有投資裡面的高階投資，股權投資是不保本不保息，收益基本上來自所投企業的未來的發展，因此股權投資不可能是零風險的。

四、非法空殼公司代售，募集的資金為獲得高額提成

代理兜售機構非證券機構，一般為空殼投資公司，募集的資金代理兜售公司將獲得高額提成。

在本人代理的案件中，大部分兜售機構獲得的分成是投資者的本金的三分之一，有的高達百分之五十。

『伍』 股票事件！

、「東方鍋爐」事件的揭露

1999年1月16日，「東方鍋爐」董事會在《上海證券報》上刊登公告稱，公司上市過程中涉嫌違反相關法律、法規，正在接受有關部門調查。幾日之後，有關媒體就刊載了如下消息：「審計署 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所屬的東方鍋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採用『包裝上市』的辦法，連續多年編制虛假財務報告，虛增凈利潤1.23億元，上市後又將應列作1996年度的銷售收入1.76億元，銷售利潤3800萬元，轉列到1997年度，而將應列作1997年度的銷售收入2.26億元，銷售利潤4700萬元轉列到1998年，創造連續3年穩定盈利，凈資產利潤率增長平衡的假象。」
當投資者們正等待證券監管部門對此事做出處罰之時，3月份，「東方鍋爐」又先後兩次在《上海證券報》刊登公告，稱「本公司前任董事長江促生，現任董事長何允民，董事馬一中、程兆峰，因涉嫌經濟犯罪，已被司法機關依法逮捕。」投資者們不禁納悶「東方鍋爐」到底出了什麼事？4月14日，「東鍋」事件終於真相大白，法院開庭審理了江仲生、何允民、馬一中、程兆峰等4個在「東方鍋爐」股票上市前，私自領取社會公眾股進行場外交易以非法牟取暴利、將某證券公司返還廣告費款200萬元私分等違法事實。至於法定審理的結果，尚未公布。
可見，「東鍋」事件主要存在兩方面的違法行為，其一是公司採取非法手段包裝上市；其二是一部分董事私自將公司股票進行場外交易牟取暴利以及私吞公司財產。
四、對「利潤截期」問題的分析
在公司上市前和上市後對公司利潤進行包裝，是「東方鍋爐」違法行為的第一個方面。
「東方鍋爐」在上市之前，就通過調整財務報表而虛增凈利潤1.23億元，上市後，又在「利潤截期」問題上大做手腳，將1996年度的銷售收入1.76億元和銷售利潤3800萬元，調整至1997年底。1997年度又以同樣的方法，將該年度的銷售收入2.26億元和銷售利潤4700萬元轉移到1998年，從而創造連續3年穩定盈利，凈資歷產利潤率增長率平衡的假象。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嚴懲的利潤包裝行為。可是，我們不禁要問，作為「東方鍋爐」管理部門何以敢如此妄為呢？而作為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的注冊會計師，為何對如此嚴重的違法行為卻視而不見呢？
首先，從會計責任來看，銷售收入的確認與利潤的核算是有一定原則的。根據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准則——收入》的規定，銷售商品的收入，應在下列條件均能滿足時予以確認：1）企業已將商品所有權上的主要風險和報酬轉移給購貨方；2）企業既沒有保留通常與所有權相聯系的繼續管理權，也沒有對已出售的商品實施控制權；3）與交易相關的經濟利益能夠流入企業；4）相關的收入和成本能夠可靠地計量。
與此同時，財政部還在上述准則的基礎上，頒布了有關確認銷售收入的指南，進一步明確了對銷售收入的確認，不能簡單地滿足形式上要求，而應注重交易的實質。只有同時滿足上述的所有條件，銷售才能據以確認。因此，會計准則的頒布，使企業要嘉賓行銷售收入的人為調節，就有一定難度。但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東方鍋爐仍然操縱銷售收入的調節，其動機就值得研究。
我們推測，東方鍋爐管理當局之所以敢如此調節利潤，其根源就在於輕視應有的會計責任。按照他們的想法：只要銷售收入是確實存在的，盡管在時間上有所出入，也不能算違法行為。因此，他們不僅調節了1996、1997年的銷售收入與利潤，還調節了1998年的銷售收入與利潤，而且所調節的金額之大令人咋舌。
事實上，「東方鍋爐」直到事發之後，管理當局對這種調節行為的會計責任仍未有所認識。而國際上在確認會計責任時，將銷售收入與利潤的調節視作為嚴懲的會計違法行為，一經發現，嚴懲不貸。例如：以生產「芭比娃娃」著稱的美國馬蒂稱玩具製造公司於1971年調節了銷售收入與利潤，將本應在1972年實現的1500萬美元的銷售收入及800萬美元的利潤，調入1971年的會計年度，欺騙了該公司的投資者。事發後該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羅絲被美國聯邦法院判決個人罰款57000美元，並必須無償提供2500個小時的公益服務。最後，該董事長羅絲被董事會逐出玩具公司。如果我國的會計監管部門也將銷售收入與利潤的調節視作為一項嚴重的會計違法行為的話東方鍋爐公司的管理當局就可能不會如此的肆無忌憚了。
其次，從審計責任來看，根據審計准則，注冊會計師在進行審計時需要確定一般審計目標，而一般審計目標包括7項內容，即總體合理性、真實性、完整性、所有權、估價、截止和機械准確性。其中「截止」一項在我們上述「利潤截期」問題分析中已經涉及。「截止」又稱截期，英文表達為Cutoff，即注冊會計師在對被審計對象進行審查時，要確定接近資產負債表日的交易是否已計入適當的期間。尤其對於銷售收入、應收賬款、銷售折讓及退還等科目，注冊會計師更應關注其截期正確與否。根據我國的審計准則，注冊會計師只要遵循了規定的程序，是可以並應該提示出企業在利潤截期問題材的生大錯誤的。比如，對於「主營業務收入」這一項目截期正確與否的審查，不管「東方鍋爐」在會計記賬時是以貨物發出作為確認收入的標准，還是以發票的開出為標准，只要通過抽樣、檢查、函證、分析性復核等方法，注冊會計師完全可以獲取有效的審計證據。
退一步說，假設注冊會計師在審計中確實遵循了獨立審計准則，但由於企業的幫意隱瞞或精心偽造而致使注冊會計師不能發現其中的生大錯報和漏報的話，那麼還是有兩個方面問題值得總結，要麼是現有的獨立審計准則存在先天不足，無法發現重大錯報、漏報，要麼是審計報告使用者對注冊會計作用期望過高，對其抱有超越其能力的奢望。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會計界進一步研究與總結的課題。

五、對公司董事擅自出售公司股票牟取暴利一事的分析

「東方鍋爐」部分董事私自將公司股票領出進行場外交易，牟取暴利後私分以及私吞公司財產的行為，是「東鍋」事件的第2個需要剖析的方面。
據司法機關調查發現，在「東方鍋爐」5400萬股社會公眾股尚未上市之前，即1996年11月，當時的「東方鍋爐」董事長江仲生和董事何允明、馬一中、程兆峰等4人背著公司其他領導，共謀後由程兆峰從董事會秘書處領出東方鍋爐社會公眾股30萬股（在未付認購股本金每股2.2元的情況下），並按照事先與北京某公司的約定在成才蜀都大廈一客房以每股7元的價格轉賣，獲得現金210萬元。同月，和兆峰兩次領出50萬股股票，同何允明一起再次在蜀都大廈以每股8.8元賣給對方，獲得440萬元。四人均分了650萬元中的340萬元，分別以個人名字和家屬名字存入銀行，或用於購買國債、償還個人債務等。
1996年12月，上述4人在到上海參加「東方鍋爐上市掛牌儀式」期間，構同商議後以東方鍋爐財務收據收取某證券公司返還廣告費款200萬元現金平均私分，以各自親屬名字存入上海市合作銀行武昌支行，存單歸個人所有。同月，在「東方鍋爐」股票託管期間，廠務領導會議決定東方鍋爐每位董事可獲得2萬股社會公眾股的處置權，並要繳納股本認購金。會後，4人又私自決定將何以明管理的「東方鍋爐」股票每人再多分8萬股統一辦好手續後交由個人處理。據查，4人已將私分的8萬股股票以不同的價格在不同的證券公司賣出，江仲生獲73萬元，何允明獲92萬元，馬一中獲73萬元，程兆峰獲69萬元。（參考1999年4月14日《中國證券報》）
「東方鍋爐」1996年12月27日掛牌上市的社會公眾股為5400萬股，這是由於「東方鍋爐」作為股份制試點企業而於1988年和1989年分兩次募集的。但由於當時並沒有證券交易二級市場，於是便有了成都紅廟的非正規交易市場，俗稱「一級半市場」。正是看到了在這個一級半市場上許多投機家發了大財，使何以明等4個產生了心理不平衡。這時，他們想到了自己手中的權利。作為公司的董事長和董事，他們可以從公司領出股票，然後在未付股本認購金的情況下，先拿去一級半市場進行交易，在牟取暴利之後現將股本認購金歸還公司。以1996年11月程兆峰領出的50萬股股票為例，認購股本金為2.2元，而交易成交價為8.8元，4個從中牟利為330萬元，他們不需支付一分錢便可輕而易舉地取得如此豐厚的利潤。而「東方鍋爐」的投資者們對此卻一無所知，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已經被某些人濫用並以此而發了橫財。這對於投資者而言是極不公平的。對此，我們覺得在上市公司運行機制上以及注冊會計師審計方面，有值得總結的方面：
（一）在上述事件中，公司管理人員在私分內部職工股、侵吞200萬元廣告費的過程中，可以不受約束地為所欲為，不得不使我們對現行上市公司的管理機制引起思考。盡管為了強化控制，國家規定了上市公司內部必須設置監事會機構，以防止公司的管理部門超越許可權，為個人謀取私利。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這一職能部門形同虛設，以致重慶百貨大樓股份中，這一職能部門形同虛設，以致重慶百貨大樓股分公司（600729）在公布1998年財務報表時，沒有公布作為年報重要內容之一的監事會報告，引起社會公眾的極大反響。在解釋這一事件時，公司董事會秘書稱：在1999年4月5日如開董事會會議時，監事會主席缺度。實際上，該公司監事會成員共有5人，其中監事會主席系重慶市商業局局長，自1997年10月以後，從未列席過董事會，現已退休。而副主席也已調離公司，另一位監事聲稱自己是公務員，早已寫了矢職報告。因此，所謂的監事會實質上是沒有召集人的一個殘缺機構（詳見1999年4月15日《中國證券報》）。可見，由於我國目前正處在轉型時期，上市公司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使得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著大旦的內部人控制現象（Insidrt\ control），公司的經營決策大權均掌握在公司總經理與有關主管人員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公司的管理部門就有了私營舞弊的機會。「東鍋」事件給我們一個學生的教訓。
（二）在對上市公司審計過程中，我國注冊會計師更多地是關注財務報表的公允表達，而較少關註上市公司的舞弊現象。那麼，迪樣的做法是否達到社會對注冊會計師的要求呢？「東方鍋爐」作為一個典型安全，生動說明了財務報表的「公允表達」與公司內部的管理舞弊二者並不矛盾。從「東鍋」公司的財務報表來扯，形式上已經滿足了會計准則的要求，沒有違反有關的會計法規，公司管理當局只是在報表之外，炒作職工內部股時進行了營私舞弊。因此，如果從專業角度據此指責注冊會計師，似乎對注冊會計師期望過高。但是，對並非專業人士的社會公眾來說，經過注冊會計師審核過的公司仍存在成額欺詐，要說注冊會計師沒有責任，他們似科是難以接受的。因此，如何處理財務報表公允表達與查找公司管理當局舞弊一直是國際審計界中的一個難題。例如，美國除了在1988年頒布的每53、54號審計准則說明中，對注冊會計師揭露與報告企業舞弊及非法行為的責任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外，又在1997年頒布的第82號審計准則說明中，再一次強調了注冊會計師應對企業存在舞弊和差錯的可能性保持應用的專業關注。如注冊會計師在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時，必須詢問公司管理部門在防止舞弊的問題材上採取了會么樣的措施，這些措施實施的效果如何？有否發現過舞弊？對已發現的舞弊採取了會么欄的行動。通過這些程度，可以形成對管理當局舞弊的威懾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舞弊的發生。但在我國獨立審計准則中，雖然也包含了注冊會計師對企業舞弊予以關注的具體准則，但從目前來看，絕大多數注冊會計師僅僅關注財務報表的公允表達，而不太關注的問題材。從「東鍋」事件看，除了要進一步要求注冊會計師在審核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時應注意公允表達的目標外，同時還要強調注冊會計師對公司舞弊現象的關注。實際上，當公司舞弊現象比較嚴重時，後者的意義要大於前者。

『陸』 成都特大殺人案：炒股引發的血案，兇手心理失衡連殺3人，後來怎樣了

程某成都市，四川程某尚未聯繫上父母和妹妹三天，他打電話給她的丈夫，但她丈夫說的霧，第一任妻子把我的腳，我的岳父去醫院照顧，然後過境說他們旅行，前言，不要把這個原因舒某懷疑後，最終程某選擇報警。警察趕到捧程某妹妹呆在家裡，結果發現的屍體捧捧的父母，犯罪後不久，警察在附近將程某捕獲捧的丈夫，審訊後，程某承認犯罪事實，三個死者是程某岳父，岳母和妻子為什麼程某三人死亡，進進出出的事？原因是一切從頭開始。

程某、四川達州，1985年3月出生在達州，父親是一名工程師，我媽媽是一個會計，在2003年，程某承認成都理工大學，2007年7月，程某畢業後留在成都工作，2009年10月1日在KTV捧程某相遇，一段時間後，兩人很快建立男女朋友之間的關系。

2011年9月底，捧大哥在國外，家裡的房子是空的，程某捧幫助我把我的岳父家裡東西先搬到姐夫家，程程某再也坐不住，欺騙整個故事告訴他的妻子，並請求妻子原諒，但誰知道捧聽了，非常生氣，並威脅要離婚，捧陳玘的愛，他覺得如果離婚，自己什麼都沒有，兩個家庭都不會憐憫他，舊書也失去了父母。絕望之下，陳勒死了他的妻子。為了掩蓋罪行，陳騙他的姻親在他姐夫家殺死了她。他本來打算自殺，但想到了他的父母在家裡，於是他決定在附近租一個房間躲起來。2011年10月，成都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判決，判處陳思奇死刑。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