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德法官自由的精神

Ⅰ 大法官說了算的作者簡介

何帆，1978年生，湖北襄樊人，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從警四年，現為最高人民法院專法官。
著有《刑事沒收屬研究：國際法與比較法的視角》（法律出版社，2007）、《刑民交叉案件審理的基本思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譯有《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聯書店，2009）、《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上海三聯書店，2010）、《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哈里·布萊克門的最高法院之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自由的精神：勒尼德·漢德法官書信演說錄》（法律出版社，即出）。曾著有小說《一個偽知識分子的警察生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Ⅱ 有一個具體的尺度嗎是由法官自由裁定嗎

是的，叫法官自由裁量權。
法官審判案件,關鍵是公平、公正,在同一尺度內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何平等?就是對自由裁量尺度的掌控,掌控科學、合理,裁量就恰當、公正,尺度運用得偏離,裁量就會失誤、不公正。司改後,還權於法官,法官自由裁量權加大,這尺度如何掌握,又如何監督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成為一個大問題。
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的必要性
按照法律社會學的觀點,法官適用法律,不是做計算題,而是一項有創造性的精神活動,法官的裁判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會染上個人色彩。就像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一樣,不同的法官也有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裁判。辯證地看,為什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若法律規定很死板,沒有一定裁量餘地和活動空間,很難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僅看到法律條文,忽視法律的原則與精神,機械適用法律,容易產生「合理」與「合法」的沖突。
二、讓法律調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完美無缺的法律,自由裁量權是立法者為執法留下的合理空間,它使法律具有一定的張力,使法律的適用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適用性。
三、培養法官的創造性。解決不同類型、千奇百怪的案件,不是機械地照搬書本,而必須動腦筋善思考,如果法律把任何事物都規定得很具體,法官就完全成為一個適用法律的工匠,而不可能造就法官成為工程師。
但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會帶來嚴重的危害。完全憑借法官個人的判斷、認識與經驗,是靠不住的,法官的價值觀不同,認識能力、判斷水平也存在高低之分,沒有規范,就有可能出現對同一種事實作出不同判斷、處理的情況。法官一旦濫用解釋權、判斷權,必然導致裁判的不穩定,最終偏離法律的公平正義。特別是一旦法官在案件的審理中有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出現歧視或偏袒,自由裁量權就有可能成為以權謀私、枉法裁判的工具,由此,沒人會反對要對法官自由裁量權進行必要的規范和控制。
規製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途徑
如何規范和控製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一、尊重規則,接受約束。自由從來不是隨心所欲、恣意妄為或信馬由韁的東西,自由不是率性而為,任意而做。裁量權的行使必須尊重和服從規則,必須受到法律原則的限制,遵循立法的價值取向,不得僭越規則。
適用法律就是適用規則,必須以對規則的遵守和服從為前提,不能超越法律所給定的限度、幅度,超出了一定的范圍和邊界就是違法。自由裁量權不能變成一種可高可低的、專橫的、恣意的權力,權力的行使必須受到如下的限制或約束:
(一)公正理念的約束。執法是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和捍衛,而不是為了實現個人的目的和偏好。要做到公平正義,必須一視同仁,相同情況相同處理。如果案情一樣,處理卻明顯不同,畸輕畸重,就是濫用自由裁量權。
(二)歷史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方向的約束。執法是為了更好地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只有帶著這樣的目的和態度,才能真正做到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
(三)裁判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的約束。盡可能地考慮法律的精神和社會效果,在立法的意圖、目的和社會效果之間尋找最佳平衡,必須給出一個在當事人看來、在普通人看來合情合理的結果,而不僅僅是一紙裁判。
二、增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與服眾性。對自由裁量權最好的限制就是要求法官在判決書中進行說理,清楚說明適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據。說理是裁判文書最精彩的地方,是最能代表法官水平。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就是要強調法官在裁判中的論證說理義務,講清其司法結論的推導過程,充分論證其結論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以最大限度爭取社會公眾對法官司法行為及其結果的信服和尊重。
判決的權威在於法官說理的透徹性和邏輯的不可抗拒性,要做到讓當事人心服口服。對裁判文書進行說理,不僅是最好地普及宣傳法律,更是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杜絕法官的剛愎、專橫、濫用權力。
三、有效引入判例或案例指導。「同案不同判」的問題,造成了人們對司法的平等性、公正性和嚴肅性產生了懷疑。解決這個問題,要建立案例指導制度。通過公布一系列典型性的案件,要求本級和下級司法機關在辦理同類案件時遵循先前案件的判決,從先例中領悟解決同類問題的正確思維模式和方法,從而達到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的統一,使相同案情達成大體相同的裁判,避免出現同樣的案情有不同判決的情況,最終保證裁判結果的大體一致。
要形成統一的量刑尺度,統一司法尺度,統一的法律適用標准,通過有意識、有針對性地選擇公布典型案件,從司法實踐中提煉出具有指導性的做法,明確不同類型案件的衡平標准、方法和規則,使類似案件遇到相應的法律問題時有相對穩定的參照標准。
每一個判例都凝聚著主審法官的智慧、經驗和學識,一旦案例指導制度建立起來,法官就不可隨意地行使自由裁量權,而應受到對先例的拘束,只有這樣,才能有利於增進法律的確定性、安全性和可預測性,真正做到罪刑相適應,做到統一、公平、公正、准確地適用法律。
四、加強對法官的職業監督。人性有善的一面,更有惡的一面,法官和普通人一樣,有七情六慾,有三親六故。法官不是天使,而是有著人性的弱點和缺陷的人,沒有制約的權力,就會像脫韁的野馬,肆意橫行。沒有有效的監督,法官可能會運用手中的權力去滿足個人的私慾。
因此,必須對行使權力的人進行監督和制約。一個爛蘋果只會讓一筐蘋果都腐爛,法官手中權力大了,更必須需要監督,加強監督,通過建立「不能為」「不敢為」的機制,健全和完善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審判責任制、錯案追究制、內部分權制、規章紀律約束制,確保法官職務行為的廉潔。沒有制度,完全放鬆、放任甚至放縱,這是要失控的,是要出問題的。

Ⅲ 肖申克的救贖中的法律問題

安迪是自由的象徵。在整個故事中，這只被囚禁的鳥兒身上就不斷地閃爍著自由的熠熠光輝：含冤入獄的安迪，面對監禁的遙遙無期，沒有過多的抱怨，反而能悠閑地徜徉於操場、監獄，如同公園的遊人自由地呼吸；外出勞作，他冒死進言，贏得一箱冰啤，自己不喝，只想感受一下陽光下獄友暢飲的痛快，重溫自由的瞬夕；他不顧一切，沖進典獄長的辦公地，將所有的喇叭開啟，讓全監獄的犯人都能像常人一樣聆聽樂曲，也享受一刻莫扎特美妙的《費加羅的婚禮》，……從安迪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自由是人之本能與天性，是難以被徹底剝奪的。即便是神聖的法院，即便是剝奪人自由的刑罰工具監獄，也只能剝奪人肉體的自由，而不是心靈的自由。美國著名的漢德(Hand)法官有一句至理名言：「我堅信自由……主要不是在法庭中贏得或失去的……我常常想知道，是否我們不應將希望過多地寄託在憲法、法律和法院上。這些是錯誤的希望；相信我吧，這些希望是虛假的。自由活在人們的心中。如果人們心中的自由之光已不復存在，憲法、法律、法院都不可能挽救得了它。」

人心中的自由是不能失去的，否則上演的一幕將註定會是悲劇。影片里，「百貨公司」雷德，不僅把自由之身，而且把自由之心也交給了監獄。他說：「(心中的自由)那是個危險的東西，能叫人瘋狂。(監獄)這沒它的地方。」他還說：「這些圍牆很有意思。你先是恨它們，然後習慣了它們。時間一長，你會越來越依賴它們。」失去自由之心的悲劇是，當雷德服刑40年被假釋後，他根本無法融入高牆外自由的世界。出獄後，工作時，每次撒尿他都要堅持報告，否則根本擠不出一滴；他無時不充滿焦慮和恐懼，即使在工作時間，也要沖進狹小的衛生間躲起來，去感受牆壁，只有這樣，才能使他稍許平靜。這時的他只想立刻解除假釋，回到他熟悉的監獄——多麼令人悲哀！同樣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老布，當他跨出監獄大門的一刻起，等待他的，只有樑上的繩索。

面對公正的審判和牢刑，犯人應當深深反省，胸懷自由心，為早日獲得自由身而贖罪服刑。自由刑剝奪的只應是人行為的自由，而不是心靈的自由。自由之心不可失，失去者將落得老布那樣的悲情結局；自由之心不可奪，剝奪者會變成典獄長那般的兇殘。人無論地處繁華世界，抑或身陷囹圄，無論面對兇殘獄卒，還是冷漠世人，永懷嚮往自由之心，才終為自由之人。

面對不公正的審判，我們又該如何？我想，道路無非有兩條：一是忍受；一是反抗。
古希臘，蘇格拉底選擇了前者。他說，城邦的法是偉大的，是我所推崇的。我被自己信賴的法律判處死刑，我甘心受罰。雖然我認為審判是不公正的，但為了尊重偉大的城邦的法，我願用生命來捍衛它。蘇格拉底審判的程序無可非議，但程序運行的結果卻是實體不公的死刑判決。面對不公的死刑判決，蘇格拉底的默默忍受實現了法的秩序。面對秩序，蘇格拉底對生命亦淡然釋之。我輩對此惟有充滿敬佩之情。

同為此境，相信大多數人無法像蘇格拉底一樣灑脫。我們的理由是，「有些鳥兒，把它們關起來本身就是有罪的。」換句話說，面對不公正的審判，公民為何不能不服從？為何不可以選擇反抗法律？西塞羅說：「為了得到自由，我們才是法律的臣僕。」葡萄牙憲法更是有雲：「任何人均有權抗拒侵犯自身權利、自由與保障的指令，並有權在無法求助於公共權力機關的場合，以武力抗拒任何侵犯。」當法律懲罰行凶的罪犯時，它自己卻在不停地錯殺好人。當我們過多地寄希望於神聖的法律和公正的法官，卻依然無法洗清冤屈時，我們守法的根據何在？當神聖的法律連公民的生命都無法保護時，這種法的秩序即便得以維護了，又能有多大價值？人類的許多價值追求如自由，恐怕法律無力追求和維護的。當我們把一切託付給法律時，面對法律規范的滯後、被動甚至無能，我們很可能得到的只是不公，這時法律的正當性何在？法律作為人們一種生活方式的理由何在？如果把維護自由這一重任的一絲空間，也留一分給依靠著自由之心對自由的不懈追求，留給追尋自由與正義的私力救濟，這樣的結果也許會比神聖的法律更神聖，比法官的裁決更公正。因此安迪選擇了反抗。我覺得，這種反抗的崇高，也不比蘇格拉底的殉道遜色幾分。這就是自由之心對自由之身的引領，就是安迪的精神，就是肖申克的救贖。

Ⅳ 到底什麼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Freedom of thought）又稱觀念自由，是個人持有不同於他人，包括不同於家長，不同於宗教組織，不同於執政黨的獨立思想之權利。思想自由是人權的基本組成部分，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比林斯·勒恩德·漢德

美國著名聯邦法官勒尼德·漢德在一次演講中說過：「自由的精神，就是對何謂正確不那麼確定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盡力理解他人觀點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沒有私心、公正處事的精神」。

Ⅳ 漢德公式的漢德公式的來源與背景

漢德公式（The Hand Formula）由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庭著名法官勒·漢德在1947年美利堅合眾國訴卡洛爾拖船公司（以下簡稱卡洛爾案）一案中正式提出，因此有時也被稱作卡洛爾學說或卡洛爾公式（The Carroll Towing Doctrine or Carroll Towing Formula）。卡洛爾案所涉及的是某駁船因拴系不牢，在脫錨後碰撞、損壞碼頭中其他船隻的情形；案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確定該船船主有無過失。漢德法官就此提出了以下見解：
由於任何船隻都有脫錨的可能，並在脫錨後對附近的船隻構成威脅，一位船主防止此類事件發生的義務應由三個變數來決定：（1）、該船脫錨的可能性（probability，簡稱P）；（2）、該船脫錨後將給其他船隻造成的損害（loss或injury，簡稱L）；（3）、對此採取足夠預防措施將給該船主帶來的負擔（burden，簡稱B）。
漢德法官所提出的上述公式（因其所涉及的B、P、L變數，又稱BPL公式）隨後成為美國各級法院在侵權案件中經常使用的判定過失有無的標准。根據漢德公式的表述，法院經常以B、P、L來計算當事人應當採取的對他人人身和財產安全的「合理關注」（reasonable care）。如果採取足夠預防措施（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對將被排放的廢水做充分的凈化）將給當事人帶來的負擔（B）大於造成有關損害的概率（P）與有關損害（L）的乘積，當事人便不必採取預防措施，因為由法律要求當事人這樣做（花費較多的費用，如1,000美元，以杜絕較少的概率損失[即P與L的乘積；而不是單純的L]，如900美元）從經濟上講是不合理、無效率的，超出了「合理關注」的范圍。但是，倘若B小於或等於P與L的乘積（如可用900美元的代價來防止1,000美元的概率損失），而當事人卻未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該當事人將被認定存在過失。

Ⅵ 過一種高尚的生活是否可能

世界上應該沒有真實地存在過這樣的人，因此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人的生活。小時候認為白求恩、雷鋒們是這樣的人，並熱切希望自己也能成為象他們一樣高尚的人。但後來得知，這些高尚的人大都是描述的結果，而非真實的寫照。即使對他們的描述全是真實的，也至少有一點是不高尚、不純粹的，那就是違背了人的自然本性。統治者有意識地將他的子民訓化成因抑制人性而變得高尚的人，從而為他自己的統治帶來諸多便利。因此，我對高尚的人或高尚生活的定義是：正派的、倫理的、健康的、審美的、自然的。或者也可定義為「心靈是清澈的、意志是自由的、精神是飽滿的、行為是規范的、身體是強健的、生活是小康的」。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這世界上是否有高尚的人？或者，作為人，這個問題至於我的同齡人，我相信他們的多數回答是否定的，他們自以為在經歷了時代的巨變後已幡然醒悟——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高尚」二字。至於我們的下一代，他們很可能會反過來問我：這是一個問題嗎？他們翻遍自己薄薄的幾頁人生字典，好象也沒有「高尚」二字，有的只是「時尚」。對年輕人的這種態度我到是能夠表示十分的理解——人通常是經由時尚再走向高尚。而對我的同齡人的所謂醒悟卻不以為然，因為，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幡然易幟就意味著覺醒或從此走上金光大道，並不是否定或拋棄繆誤之後就必然地誕生真理。就象當年我們堅信世界上除了中國還有三分之一的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樣，現在的許多中國人則堅信這世界上沒有人是高尚的。他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並以此作為自己一頭扎進邪惡深淵的充分理由。而我現在則開始相信，這世界上應該有高尚的人並過著一種高尚的生活，只是這樣的人多數沒有生活在華夏的大陸上。
想不到，我的這個關於「人能不能過一種高尚生活」的問題並不只是我個人的一個庸人自擾的問題，而是一個早被許多哲人尤其是社會學家或倫理學家所關注的問題。我國當代有一些著名的哲學家甚至也寫過與我題目類似的文章，如趙汀陽的《論可能生活》，這可能生活不就是將本來不大可能過的生活變成可能過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不就是有意義的生活么？又如何懷宏先生的《好的生活何以可能？》。當然，其中最著名、最系統的論述應是澳大利亞與美國的倫理學家彼得·辛格在其《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倫理》一書中提出的「在一個功利滔滔的世界上如何生活得有意義」？我以為彼得·辛格的這個問題跟我的「人能不能過一種高尚的生活」應是同一個問題，因為有意義的生活即為高尚的生活，且我正躬逢這個功利滔滔的盛世。而彼得·辛格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同樣是肯定和樂觀的，他說：
我們能夠過一種合乎倫理的生活。所謂倫理的生活，就是以一個特定的方法，對「我該如何生活」做自省，並依照自省的結論過生活。那些選擇過倫理生活的人，對世界造成了有益的影響，同時也為自己的生命創造出過去未曾察覺的意義。他們會發現自己的生命變得比做這個抉擇之前更豐富、更充實，也更熱情洋溢。這種倫理的生活就使他們成為一個更偉大的跨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人們會發現，過倫理的生活並不是自我犧牲，而是自我實現（引自何懷宏《在一個功利滔滔的世界上如何生活得有意義？》一文）。
彼得·辛格的這番話還讓我聯想起雨天兄常常念叨的「意義世界」，或「價值生活」。無論是我的「高尚生活」還是彼得·辛格的「倫理生活」以及雨天兄的「價值生活」，即所謂人生的意義，其指稱的內容至少可包含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人的世俗意義，二是人的哲學意義，三是人的宗教意義。我們可以簡單地將世俗意義概括為功名利祿，將哲學意義描述為「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我思故我在」。而宗教的意義似乎可用德蕾莎修女的一句名言表述之「愛，直到傷害自己，然後，傷害沒有了，只有愛」。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將人生的意義指向上述三個方面，或者成功地指向其中的一個方面。多數人總歸象路邊的小草一樣，是平庸的、默默無聞的、自生自滅的，他們沒有功名成就、沒有大富大貴、沒有思緒萬千、也沒有感天動地的大恨大愛。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一些人，他們生存於一個本身不具備讓人的生活充滿意義的國度，這個國度意味著它沒有一個基本向善的政治制度，或者是偽善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也沒有宗教信仰，至少象三十年前的中國屬於這樣的國度。那麼，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國度的人們或相對正派社會的大多數人們就沒有人生的意義可言了呢？意義世界或我所謂的高尚生活於他們是否只是一種天方夜譚了呢？
彼得·辛格撰寫《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倫理》一書的目的似乎正在於強調建立一種在宗教之外、甚至對政治也保持某種距離的、比較獨立和單純的倫理學。這個倫理的生活不僅是超越耶穌的，也是超越康德的倫理學的，或是一種可訴諸大多數人都能實踐的倫理生活。辛格將這種倫理生活概括為功利與自我實現的完美結合，只是這個功利是一種有節制的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利他的功利，而不是將個人的功利追求完全摒棄於倫理生活之外。辛格的這一觀點似乎跟我們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杜維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儒家的最高價值，也是讓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得以體現，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體現就不是最高的價值。同時，日常生活本身就有神聖的一面，人人皆為聖人，意思就是每個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神聖的意義。
但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滿足於過一種「功利而道德」的生活，他們還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們願過另一種不是完全以物質利益為中心的生活。雖然這些人「也還需要過一種像樣的物質生活。甚至也不排除一些人先通過功利的成就來證明自己的能力，通過首先『獲取』來保證隨後的『放棄』。這樣一些人先是取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後來才是取得了上帝眼中的『成功』。前一種成功不易，後一種成功或許更難」（何懷宏《在一個功利滔滔的世界上如何生活得有意義？》）。也就是說，於這些人而言，他們追求的不僅僅只是道德的生活，而是高尚的生活（雖然我以為道德生活也是高尚生活之一種）。而進一步實現這種高尚生活的唯一路徑便是「內心的反省」。反省什麼呢？就是做一個「好人」或過一種高尚的生活不能僅僅滿足於富足的生活，而是要「能夠在適當的時候走出自我的藩籬，並且不沉湎於功利。而我們能夠認真這樣做的話，不管最後我們能在這條向上的路上走多遠，都無疑能使我們的生命比以前『更豐富、更充實，也更熱情洋溢』，從而賦予我們的生活以一種更深刻的意義」。故而有「未經審視（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一說。
辛格在批評康德所持的人讓自然的生理慾望服膺於普遍的理性才具有道德性的觀點時說：「我們想當然地認為，遵循倫理的生活一定是一件不舒服、自我犧牲，卻往往沒有報酬的苦差事」。我想，「慾望服膺理性」至少於中國人來說絕對是一件苦差事，因為中國的傳統思想從來將「慾望服膺理性」當作個人的修養之事，當作「存天理滅人慾」的自我犧牲，而與外部世界之秩序或制度建構也就是與人類的普遍理性無涉。因此，在號稱「人皆可為堯舜」的中國，真正的聖人卻只是「五百年出一個」的稀有之物。而在西方哲人眼裡，「慾望服膺普遍的理性」則意味著，將無數個人的慾望規約為人類普遍的理性，且這個普遍的理性並不踐踏和禁錮個人的所有慾望——否則理性不也成了我們的敵人——人類還不至於笨到將自己的幸福全部託付給魔鬼。因此，當康德提出「人讓自然的生理慾望服膺於普遍的理性才具有道德性」的觀點時，無疑是基於西方世界的二大精神背景：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契約的精神。而我以為，恰恰是這二大精神使人變得高尚或者讓人過一種高尚的生活成為可能。
什麼是自由的精神？在此我選用美國最偉大的法官勒尼德漢德的說法：自由的精神就是反對惟我獨尊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盡量去理解別人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不帶任何偏見地將別人的利益與自己的利益一起考慮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即使一隻麻雀落地也該引起關注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他在大約兩千年之前教給人類從未學過並且永遠難忘的一課：有可能出現一個王國，在那裡，人們對最偉大者和最渺小者不分貴賤，一視同仁。簡言之，自由的精神就是向善的精神，張揚個性的精神。而高尚的生活恰恰離不開這二種精神。
還有契約精神。契約精神之於中國人的意義在於「慾望服膺普遍的理性」絕不只是個人道德修煉的「苦差使」，更不是為了取悅天理或王道的崇高之舉。而是為了遵循人類的普遍理性或者是遵循個人慾望與人類理性之間達成的一種契約而必須作出的自我犧牲。用經濟學家盛洪的一句話就是「遵守規則，直到傷害自己」。這種傷害是一種優雅的紳士般的傷害，它使我們的高尚生活成為可能。

Ⅶ 求出處，美國法官漢德在稅務案件中的經典判詞被收錄於哪本文獻中

《Learned Hands Contribution to the Law of Tax Avoidance》

Ⅷ 第二句話的出處.自由，就是對何謂正確不那麼確定的精神

漢德法官的自由精神
譯者何帆曾經在書中引用過漢德法官的一句話,深得我心,
「自由,就是對何謂正確不那麼確定的精神」。---柴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