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非法證據

⑴ 如何理解和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八條的規定

下列事實法庭可以直接認定：

1、眾所周知的事實；

2、自然規律及定理；

3、按照法律規定推定的事實；

4、已經依法證明的事實；

5、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推定的事實。

前款1、3、4、5、項，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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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行政訴訟證據規定:不舉證就可能輸官司

新華社北京7月25日電（記者鄒聲文）處於被告一方的行政機關對其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提供據以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全部證據和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如果行政機關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則被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可能會因此輸掉官司。今天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就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作出了明確規定。

專家指出，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處於平等的地位，所以奉行「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但在行政訴訟中，與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相比，原告明顯處於弱勢地位。

如果套用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難以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因此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

但這一原則由於缺乏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定，不能完全解決實踐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和舉證期限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根據行政訴訟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在總結審判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和舉證期限問題作出了具體解釋。

新規定指出，被告對其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

規定提出，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提供證明其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在起訴被告不作為的案件中，應當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經提出申請的證據材料；

在行政賠償訴訟中，應當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造成損害的事實提供證據。原告或者第三人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換證據之日提供證據。

規定指出，原告因正當事由申請延期提供證據的，經人民法院准許，可以在法庭調查中提供。同時，這一司法解釋對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原告、被告因不可抗力等正當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證據、特殊情況需要補充證據以及人民法院要求當事人提供或者補充證據等問題，也作了具體的規定。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解讀行政訴訟證據規定:不舉證就可能輸官司

⑵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於行政訴訟嗎

您好！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於行政訴訟，而且是指導行政訴訟證據運用的重要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指的是如果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是通過非法手段收集到的，則就失去了被接受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資格，也即不具有可采性。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⑶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只適用刑事訴訟法嗎

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中都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三大訴訟體系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基本一致，只要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均應當排除。

但在三大訴訟體系中，有各自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如在刑事訴訟中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的《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民事訴訟中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行政訴訟中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相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八條規定，以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⑷ 試論述我國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三大訴訟中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法律依據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八條規定，以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
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基本是一致的，只要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均應當排除。
在刑事訴訟中，根據證據種類的不同有不同的排除規則：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辭證據，應當排除；對於違反程序收集的實物證據，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否則也應當排除。什麼是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沒有具體規定。本人認為，只要是違反程序收集的實物證據，均應當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不論影響是否嚴重。

在排除的主體方面，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都是由審判機關進行。在刑事訴訟中，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可以依職權在相應的訴訟程序中排除。

⑸ 行政訴訟的非法證據排除中原告可以申請嗎

您好！行政訴訟的非法證據排除中原告可以申請，被告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還可以主動排除非法證據。
行政訴訟非法證據是指行政訴訟主體提供到法院，用來證明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及有關案件事實的證據材料中具有違法成份，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的證據。訴訟證據的合法與否，是我國訴訟法學界對證據的基本特徵，即「三性」：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通說之一，行政訴訟證據亦為其題中之意①。最高法院的《若干規定》對行政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標准進行了明確，可以或者應當從三個角度來衡量這個標准：一是證據的形式合法，二是證據的取得程序或者取得方法合法，三是不得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只有同時具備上述三個要件的證據，才是合法證據。從這一規定理解，只要不具備上述三要件之一的證據，即為非法證據。然而，《若干規定》第57條僅列舉了九種非法證據，第58條又進一步將九條之外的非法證據概括地界定為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侵犯他人合法權益，而且在考量標准上確定為嚴重違法的證據。由此可知，我國對行政訴訟非法證據作為了縮小解釋，並且有相當的靈活性，但同時也為法官在司法過程中的主觀考量和自由心證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因此，行政訴訟非法證據的含義可以作如下理解：非法證據主要是違反法定程序、法定形式或者其他保護他人合法權益的法律規定而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的證據。
非法證據的排除，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法院不得以非法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和裁判的根據。非法證據的排除來源於英美法系，它是針對那些與案件事實具有關聯性，本應加以適用的證據，因基於人權保障或其他政策的考慮，或者為了防止不可靠的證人以及誤導的證言影響案件裁判，而明確規定將其加以排除的證據規則②。而非法證據的排除又來源於英美法系國家通用的兩種證明標准，即：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優勢證明標准之一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③。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發展歷史很短，但在訴訟程序中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限制了行政被告方的取證權利，對防止濫用公權力利進行非法取證，規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基本權利具有重要意義。
如能提供更多信息，則可給出更為周詳的法律意見。

⑹ 哪些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行政訴訟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三十條 下列證據不能作為認定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根據：

（一）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後自行收集的證據；

（二）被告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證據。

第五十七條下列證據材料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一）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材料；

（二）以偷拍、偷錄、竊聽等手段獲取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證據材料；

（三）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證據材料；

（四）當事人無正當事由超出舉證期限提供的證據材料；

（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以外或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形成的未辦理法定證明手續的證據材料；

（六）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無其他證據印證，且對方當事人不予認可的證據的復製件或者復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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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證據也不直接作為定案根據

刑事案件中行為人基於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而進行的各種反偵查、反追訴活動中形成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稱為再生證據。刑事再生案件事實並非原生案件事實,不具有直接的證明作用,而只能起間接證明作用。

再生證據不能直接證實犯罪事實,屬於間接證據范疇,但又區別於一般的間接證據。一般性的間接證據能間接證明有罪還是無罪,而再生證據是在直接和間接證據的基礎上證明逃避法律制裁行為是否存在,從另一方面印證原生犯罪事實和鑒別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真偽的證據。

⑺ 違反程序所作的司法鑒定屬於非法證據嗎

證據需要具備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才能在訴訟程序中被法院採信。其中，證據的合法性是指證據的來源、內容、形式以及取得證據的方式和程序都必須合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五十五條規定：「法庭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從以下方面審查證據的合法性：（一）證據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二）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三）是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法情形。」《證據規定》第五十七條則進一步規定：「下列證據材料不能作為定案依據：（一）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材料……」

根據上述規定，對於行政機關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法院應當進行「非法證據排除」，不能作為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依據。然而，對於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認定標准，法律並沒有明確。一般來說，司法實踐中需要考慮行政機關取證過程中違反的程序是否屬於重要程序和強制性程序，是否可能對相對人權益造成較大程度侵害，並結合具體案情加以判斷。本案中，「調查取證，人民警察不得少於二人」顯然屬於強制性程序，其目的在於防止一人取證可能發生的疏漏或徇私枉法行為。同時，本案原告被處以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處罰，對被告的人身權、財產權產生重大影響，理應對行政機關收集證據有更高的程序要求，防止行政機關違法行政，充分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可以認定本案中被告違反兩人調取證據的要求，所收集的照片不符合證據的合法性要求，應當在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中予以排除。

2、被訴行政處罰行為應屬主要證據不足

本案中，被告主要通過其提交的照片來證明球桌的受損情況，但由於照片取證程序違法，其證明效力被排除，認定原告故意毀損公私財物並進行處罰就失去了依據。然而，被告取證程序違法的情況下，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屬於主要證據不足還是違反法定程序，還需加以認定。

從兩者的比較來看，「主要證據不足」是被告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主要事實，導致相關事實在法律上難以確定；而「違反法定程序」則是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過程中順序顛倒、違反期限要求或缺失某些必要環節，導致相對人的程序利益受損。本案中，原告因情緒激動實施了拍、砸涉案球桌的行為，對球桌可能造成的損壞屬間接故意。在這種情況下，原告行為是否構成故意損毀公私財物，關鍵在於原告的行為是否對球桌造成損害以及損害的程度如何。然而，由於證明球桌受損情況的照片被排除在可以採信的證據之外，導致剩餘的證據難以證明原告的行為造成涉案球桌實際受損，從而導致了證明案件關鍵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

雖然相關證據被排除是由於被告在收集證據的程序上存在問題，但是從整個行政行為的過程來看，調查取證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環節，與行政處罰中的立案、權利告知、聽取相對人陳述、申辯、決定送達等環節一起體現其程序價值。同時，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證據本身存在合法性缺陷，導致被告認定的相關事實的證據支撐度降低，甚至完全沒有證據予以證明，而非直接導致相對人在整個行政行為中的程序利益受損。因此，本案中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應當屬於「主要證據不足」，而非「違反法定程序」。

⑻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行政訴訟法中是怎麼運用的

論文摘要新《刑事訴訟法》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立。本文通過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立法上的具體規定，並對其具體內容進行思考分析，並提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具體實施中的發展建議。論文關鍵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范圍證明責任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獲得通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國得以確立，並對非法證據排除范圍、舉證責任、證明標准以及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早已設立，並以相當完善的證據法規則。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國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8年我國加入該公約，其要求各簽署國嚴格貫徹保障人權精神，並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2.《憲法》，在我國，憲法對於非法取證行為也持否定態度，並作了原則性規定，《憲法》第33條、第37條都涉及人權和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須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該法條中並沒有將非法獲取的證據給與「排除」的規定。4.為解決97年刑訴法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了對非法獲取的證據予以排除的規定，否定非法證據的證明力。其雖仍未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相比之前的刑訴法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於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真正建立，也為我國司法人員的實踐提供了指導。6.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第54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55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第56條規定了法院審判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以及當事人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申請，第57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第58條則規定了將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此次刑訴法的修訂，對非法證據排除具體內容做了規定，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二、非法證據規則的內容（一）非法證據排除范圍1.對於非法獲取的言詞證據採用「無條件排除」。口供被稱為「證據之王」，長且期以來在我國實務界，被廣泛應用，是司法人員偵破、審查、審判案件的重要依據。刑訊逼供的違法行為時有發生，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影響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證行為。這不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體，也給其帶來了精神上的嚴重侵犯，這種非法取證行為也破壞了口供本身的證明價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訊、威脅、引誘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做出虛假的供述，而過分倚重這些供述將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規定非法獲取的證據將予以排除，這樣也就在源頭上減免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也是程序正義的內在體現。2.對於非法獲取的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應當採取「區別對待」。與言詞證據相比，實物證據是存在於人腦之外的，在犯罪發現之前形成，它的產生、存在、變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轉移，加之實物證據證明力和其獲取方法之間的關聯性較弱，可信度與證明力都要比口供強，也更客觀。因此，筆者認為，對於此類證據不應採用「無條件排除」的原則，應當是在程序公正優先的前提下，兼顧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需要，並考慮我國刑事司法實務需求和社會治安的形勢，區別的、有選擇的對非法獲得的實物證據的效力來進行判斷。對於未經法定的審批進行搜查、扣押、凍結、查封等嚴重侵犯公民憲法基本權利獲取的非法實物證據，因其獲取手段的違法性嚴重，應當堅決予以排除。但對於獲取手段僅違反立法上某些「細節性」或者「技術性」的一般違法性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如偵查工作人員在對犯罪現場進行檢查、勘驗的過程中，沒有見證人到場等其他違法行為所獲取的證據，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結合具體案情進行自由裁量。3.「毒樹之果」應否排除。所謂「毒樹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證據為線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證據，且這個果應該是獨立的新的證據，而不是原有證據的重復收集。對待毒樹之果，英國採用了排除毒樹但食用毒樹之果的原則，即對於從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發現的證據和事實，只要其相互關聯，就可作為定案的依據。而美國的證據排除規則不那些違反證據規則所獲得的實物或言詞證據，而且對於毒樹之果也予以適用。但鑒於我國的現實條件，如簡單的排除毒樹之果，這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因為不可否認，通過一些非法取證行為所間接獲得的證據對於查清犯罪案情、佐證犯罪事實以及形成證據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證據與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獲取的證據相比較，區別在於非法搜查、查封、扣押獲取的證據的程序本身是違法的，而「毒樹之果」的收集證據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發現這些證據之前的程序存在有違法的情形。筆者認為，在我國對於「毒樹之果」的效力，我們應當予以承認，這既符合我國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也有利於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二）證明責任分配問題承擔證明責任，即意味著承擔訴訟的風險，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證據同證明責任的承擔上有著密切的聯系。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所進行的司法活動應當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當其行為的合法性遭受質疑時，其必然也要承擔證明其取證行為合法性的責任。可是如果讓控訴方對每一項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那無疑是增加了案難度，也會造成司法資源的大大浪費，但若讓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話，也是相當困難的。鑒於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採用了由雙方分別證明的方法。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57條的規定，被告人一方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的線索或材料，人民檢察院對於收集證據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即我國刑事訴訟中，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初步責任是歸於被告人一方的，但證據合法性問題之證明責任便是控訴方承擔的。（三）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5條規定，被告人可在庭審前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而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則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過程中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書和判決的依據」，我國非法證據的排除的職責不僅賦予了法院，還賦予了檢察機關，使得檢察院有了審查證據合法與否的職責。在排除程序的啟動主體上，我國則採取了被告人申請啟動和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兩種方式，給予了被告人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也能夠讓檢察機關更好的發揮其法律監督職能。在非法證據的法庭處理上，《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於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然而，筆者認為，此規定也有不足之處，即未規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救濟性權利，如果在司法實踐過程匯總法院拒絕或未能准確的作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時，被告及其辯護人應當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呢？故筆者認為，相關機關可考慮出台司法解釋對此類問題予以規定。三、關於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建議「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須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實效才能證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讓這一規則在司法實務界進行貫徹實施，仍然是我們需要研究討論的問題。第一，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貫徹到司法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初期，必定會面臨諸多困難，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司法人員的人權保障意識薄弱。但我們要知道，該規則的確立不是為了補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個人權利所受到的傷害的，更不會放縱犯罪行為，而是為了從宏觀上改善我國的人權狀況，使我國的法制更加健全，並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落實到具體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過程當中。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實施應當注重發揮司法解釋的規范作用。雖然新刑訴在排除證據的范圍、證明責任及排除程序的設置上都做出了具體詳細的規定，但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過於原則化、排除條件特別嚴苛以及程序設置存在未涉及之處等等。我們應及時研究制定相關的司法解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內容進行規范和補正，指導司法實踐中所遇到的各項問題。第三，加強司法隊伍人員的整體素質建設，強化對其專業知識方面的培訓，提高其業務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發揮其作用的，而在此過程中，人的素質和能力的高低，也決定了法的作用發揮的大小。因此，我們應該注重對司法人員隊伍的建設，加強其對於新《刑事訴訟法》中新的規定的內容進行學習，規范其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行為，嚴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運用法律規定的方法，將新刑訴法各項具體規定貫徹運用到具體工作當中。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書中提到，「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他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此次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是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這並不意味著該項規則在此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其中的相關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內容，仍需要經受司法實踐的檢驗，發現不足之處，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進步和完善。

⑼ 行政訴訟法的證據排除規則是怎樣的

論文摘要新《刑事訴訟法》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立。本文通過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立法上的具體規定，並對其具體內容進行思考分析，並提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具體實施中的發展建議。論文關鍵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范圍證明責任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獲得通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國得以確立，並對非法證據排除范圍、舉證責任、證明標准以及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早已設立，並以相當完善的證據法規則。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國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8年我國加入該公約，其要求各簽署國嚴格貫徹保障人權精神，並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2.《憲法》，在我國，憲法對於非法取證行為也持否定態度，並作了原則性規定，《憲法》第33條、第37條都涉及人權和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須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該法條中並沒有將非法獲取的證據給與「排除」的規定。4.為解決97年刑訴法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了對非法獲取的證據予以排除的規定，否定非法證據的證明力。其雖仍未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相比之前的刑訴法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於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真正建立，也為我國司法人員的實踐提供了指導。6.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第54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55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第56條規定了法院審判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以及當事人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申請，第57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第58條則規定了將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此次刑訴法的修訂，對非法證據排除具體內容做了規定，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二、非法證據規則的內容（一）非法證據排除范圍1.對於非法獲取的言詞證據採用「無條件排除」。口供被稱為「證據之王」，長且期以來在我國實務界，被廣泛應用，是司法人員偵破、審查、審判案件的重要依據。刑訊逼供的違法行為時有發生，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影響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證行為。這不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體，也給其帶來了精神上的嚴重侵犯，這種非法取證行為也破壞了口供本身的證明價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訊、威脅、引誘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做出虛假的供述，而過分倚重這些供述將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規定非法獲取的證據將予以排除，這樣也就在源頭上減免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也是程序正義的內在體現。2.對於非法獲取的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應當採取「區別對待」。與言詞證據相比，實物證據是存在於人腦之外的，在犯罪發現之前形成，它的產生、存在、變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轉移，加之實物證據證明力和其獲取方法之間的關聯性較弱，可信度與證明力都要比口供強，也更客觀。因此，筆者認為，對於此類證據不應採用「無條件排除」的原則，應當是在程序公正優先的前提下，兼顧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需要，並考慮我國刑事司法實務需求和社會治安的形勢，區別的、有選擇的對非法獲得的實物證據的效力來進行判斷。對於未經法定的審批進行搜查、扣押、凍結、查封等嚴重侵犯公民憲法基本權利獲取的非法實物證據，因其獲取手段的違法性嚴重，應當堅決予以排除。但對於獲取手段僅違反立法上某些「細節性」或者「技術性」的一般違法性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如偵查工作人員在對犯罪現場進行檢查、勘驗的過程中，沒有見證人到場等其他違法行為所獲取的證據，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結合具體案情進行自由裁量。3.「毒樹之果」應否排除。所謂「毒樹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證據為線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證據，且這個果應該是獨立的新的證據，而不是原有證據的重復收集。對待毒樹之果，英國採用了排除毒樹但食用毒樹之果的原則，即對於從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發現的證據和事實，只要其相互關聯，就可作為定案的依據。而美國的證據排除規則不那些違反證據規則所獲得的實物或言詞證據，而且對於毒樹之果也予以適用。但鑒於我國的現實條件，如簡單的排除毒樹之果，這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因為不可否認，通過一些非法取證行為所間接獲得的證據對於查清犯罪案情、佐證犯罪事實以及形成證據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證據與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獲取的證據相比較，區別在於非法搜查、查封、扣押獲取的證據的程序本身是違法的，而「毒樹之果」的收集證據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發現這些證據之前的程序存在有違法的情形。筆者認為，在我國對於「毒樹之果」的效力，我們應當予以承認，這既符合我國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也有利於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二）證明責任分配問題承擔證明責任，即意味著承擔訴訟的風險，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證據同證明責任的承擔上有著密切的聯系。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所進行的司法活動應當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當其行為的合法性遭受質疑時，其必然也要承擔證明其取證行為合法性的責任。可是如果讓控訴方對每一項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那無疑是增加了案難度，也會造成司法資源的大大浪費，但若讓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話，也是相當困難的。鑒於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採用了由雙方分別證明的方法。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57條的規定，被告人一方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的線索或材料，人民檢察院對於收集證據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即我國刑事訴訟中，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初步責任是歸於被告人一方的，但證據合法性問題之證明責任便是控訴方承擔的。（三）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5條規定，被告人可在庭審前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而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則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過程中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書和判決的依據」，我國非法證據的排除的職責不僅賦予了法院，還賦予了檢察機關，使得檢察院有了審查證據合法與否的職責。在排除程序的啟動主體上，我國則採取了被告人申請啟動和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兩種方式，給予了被告人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也能夠讓檢察機關更好的發揮其法律監督職能。在非法證據的法庭處理上，《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於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然而，筆者認為，此規定也有不足之處，即未規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救濟性權利，如果在司法實踐過程匯總法院拒絕或未能准確的作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時，被告及其辯護人應當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呢？故筆者認為，相關機關可考慮出台司法解釋對此類問題予以規定。三、關於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建議「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須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實效才能證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讓這一規則在司法實務界進行貫徹實施，仍然是我們需要研究討論的問題。第一，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貫徹到司法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初期，必定會面臨諸多困難，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司法人員的人權保障意識薄弱。但我們要知道，該規則的確立不是為了補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個人權利所受到的傷害的，更不會放縱犯罪行為，而是為了從宏觀上改善我國的人權狀況，使我國的法制更加健全，並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落實到具體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過程當中。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實施應當注重發揮司法解釋的規范作用。雖然新刑訴在排除證據的范圍、證明責任及排除程序的設置上都做出了具體詳細的規定，但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過於原則化、排除條件特別嚴苛以及程序設置存在未涉及之處等等。我們應及時研究制定相關的司法解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內容進行規范和補正，指導司法實踐中所遇到的各項問題。第三，加強司法隊伍人員的整體素質建設，強化對其專業知識方面的培訓，提高其業務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發揮其作用的，而在此過程中，人的素質和能力的高低，也決定了法的作用發揮的大小。因此，我們應該注重對司法人員隊伍的建設，加強其對於新《刑事訴訟法》中新的規定的內容進行學習，規范其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行為，嚴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運用法律規定的方法，將新刑訴法各項具體規定貫徹運用到具體工作當中。來源重慶律師網頁鏈接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書中提到，「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他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此次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是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這並不意味著該項規則在此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其中的相關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內容，仍需要經受司法實踐的檢驗，發現不足之處，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進步和完善。

⑽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

《關於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准確懲罰犯罪，切實保障人權，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等規定，結合司法實際，制定如下規定。

一、一般規定

第一條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

第二條採取毆打、違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變相肉刑的惡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願作出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三條採用以暴力或者嚴重損害本人及其近親屬合法權益等進行威脅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願作出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四條採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五條採用刑訊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該刑訊逼供行為影響而作出的與該供述相同的重復性供述，應當一並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偵查期間，根據控告、舉報或者自己發現等，偵查機關確認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而更換偵查人員，其他偵查人員再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後果，犯罪嫌疑人自願供述的;

(二)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和審判期間，檢察人員、審判人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後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供述的。

第六條採用暴力、威脅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七條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二、偵查

第八條偵查機關應當依照法定程序開展偵查，收集、調取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

第九條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後，應當按照法律規定送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訊問室進行。因客觀原因偵查機關在看守所訊問室以外的場所進行訊問的，應當作出合理解釋。

第十條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錄像;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錄像。

偵查人員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並在訊問筆錄中寫明。

第十一條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應當不間斷進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選擇性地錄制，不得剪接、刪改。

第十二條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應當依法製作訊問筆錄。訊問筆錄應當交犯罪嫌疑人核對，對於沒有閱讀能力的，應當向他宣讀。對訊問筆錄中有遺漏或者差錯等情形，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補充或者改正。

第十三條看守所應當對提訊進行登記，寫明提訊單位、人員、事由、起止時間以及犯罪嫌疑人姓名等情況。

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應當進行身體檢查。檢查時，人民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人員可以在場。檢查發現犯罪嫌疑人有傷或者身體異常的，看守所應當拍照或者錄像，分別由送押人員、犯罪嫌疑人說明原因，並在體檢記錄中寫明，由送押人員、收押人員和犯罪嫌疑人簽字確認。

第十四條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對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調查核實。調查結論應當書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對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偵查機關提出糾正意見。

偵查機關對審查認定的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提請批准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

對重大案件，人民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人員應當在偵查終結前詢問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並同步錄音錄像。經核查，確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排除非法證據，不得作為提請批准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

第十五條對偵查終結的案件，偵查機關應當全面審查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據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證據。排除非法證據後，證據不足的，不得移送審查起訴。

偵查機關發現辦案人員非法取證的，應當依法作出處理，並可另行指派偵查人員重新調查取證。

三、審查逮捕、審查起訴

第十六條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期間訊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告知其有權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並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後果。

第十七條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期間，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並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調查核實。調查結論應當書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期間發現偵查人員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依法排除相關證據並提出糾正意見，必要時人民檢察院可以自行調查取證。

人民檢察院對審查認定的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批准或者決定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被排除的非法證據應當隨案移送，並寫明為依法排除的非法證據。

第十八條人民檢察院依法排除非法證據後，證據不足，不符合逮捕、起訴條件的，不得批准或者決定逮捕、提起公訴。

對於人民檢察院排除有關證據導致對涉嫌的重要犯罪事實未予認定，從而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訴決定，或者對涉嫌的部分重要犯罪事實決定不起訴的，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可要求復議、提請復核。

四、辯護

第十九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提供法律援助的，應當按照有關規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師。

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可以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對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代理申訴、控告。

第二十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第二十一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訊問筆錄、提訊登記、採取強制措施或者偵查措施的法律文書等證據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證據材料。

第二十二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申請調取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訊問錄音錄像、體檢記錄等證據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調取的證據材料與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聯系的，應當予以調取;認為與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沒有聯系的，應當決定不予調取並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說明理由。

五、審判

第二十三條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送達起訴書副本時，應當告知其有權申請排除非法證據。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提出，但在庭審期間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人民法院應當在開庭審理前將申請書和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復製件送交人民檢察院。

第二十四條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未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申請條件的，人民法院對申請不予受理。

第二十五條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按照法律規定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應當召開庭前會議。人民檢察院應當通過出示有關證據材料等方式，有針對性地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說明。人民法院可以核實情況，聽取意見。

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撤回申請後，沒有新的線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對有關證據提出排除申請。

第二十六條公訴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庭前會議中對證據收集是否合法未達成一致意見，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在庭審中進行調查;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沒有疑問，且沒有新的線索或者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證的，可以決定不再進行調查。

第二十七條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人民法院通知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人民法院認為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確有必要通知上述人員出庭作證或者說明情況的，可以通知上述人員出庭。

第二十八條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後，法庭應當宣布開庭審理前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審查及處理情況。

第二十九條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未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提出申請的，應當說明理由。

對前述情形，法庭經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進行調查;沒有疑問的，應當駁回申請。

法庭駁回排除非法證據申請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沒有新的線索或者材料，以相同理由再次提出申請的，法庭不再審查。

第三十條庭審期間，法庭決定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的，應當先行當庭調查。但為防止庭審過分遲延，也可以在法庭調查結束前進行調查。

第三十一條公訴人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可以出示訊問筆錄、提訊登記、體檢記錄、採取強制措施或者偵查措施的法律文書、偵查終結前對訊問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證據材料，有針對性地播放訊問錄音錄像，提請法庭通知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出示相關線索或者材料，並申請法庭播放特定時段的訊問錄音錄像。

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應當向法庭說明證據收集過程，並就相關情況接受發問。對發問方式不當或者內容與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無關的，法庭應當制止。

公訴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質證、辯論。

第三十二條法庭對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通知公訴人、辯護人到場。

第三十三條法庭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後，應當當庭作出是否排除有關證據的決定。必要時，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議庭評議或者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再次開庭時宣布決定。

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關證據的決定前，不得對有關證據宣讀、質證。

第三十四條經法庭審理，確認存在本規定所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法庭根據相關線索或者材料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而人民檢察院未提供證據或者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不能排除存在本規定所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對依法予以排除的證據，不得宣讀、質證，不得作為判決的根據。

第三十五條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證據後，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案件部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依法認定該部分事實。

第三十六條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審查、調查結論，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寫明，並說明理由。

第三十七條人民法院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證據收集合法性的審查、調查，參照上述規定。

第三十八條人民檢察院、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訴、上訴，對第一審人民法院有關證據收集合法性的審查、調查結論提出異議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審查。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第一審程序中未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在第二審程序中提出申請的，應當說明理由。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審查。

人民檢察院在第一審程序中未出示證據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第一審人民法院依法排除有關證據的，人民檢察院在第二審程序中不得出示之前未出示的證據，但在第一審程序後發現的除外。

第三十九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參照上述第一審程序的規定。

第四十條第一審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未予審查，並以有關證據作為定案根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第一審人民法院對依法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未予排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排除非法證據。排除非法證據後，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第四十一條審判監督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中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審查、調查，參照上述規定。

第四十二條本規定自2017年6月27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