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改革

❶ 唐代地方檢察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和意義

唐代地方檢察制度是設立十道監察區；置按察使，由中央丞相及地方要員擔任。對地方行政及司法有效監察，加強中央集權；改善地方吏治，維護社會穩定；推動地方行政制度變革，形成（道、州、縣）三級制地方行政機構；完善監察體制，為後世分道監察提供了借鑒~

❷ 唐朝的科舉制度比起隋朝的有什麼變化

唐朝的科舉與升遷制度簡介

簡介：主要以《新唐書》「選舉」和「職官」兩志為基礎，介紹唐朝的科舉和官員的品位、選用、考績和升遷制度。結尾簡略涉及幾十年來官僚制度的失誤，提出：「中國政治的前途不在於意識形態的討論，而在於官僚制度的健全」。三年前我寫過有關唐代科舉制度的文章，在這個基礎上，加進了官員的階品，官員的選用，官員的考績和升遷，以及對御史台功能的簡略介紹，寫成此篇。

幾年前，我在寫《我們需要一個健全的仕進制度》的時候，僅僅意識到仕進制度的不完善給政治帶來的混亂，覺得要用制度杜絕僥幸小人占居重要崗位，危害國家、人民。今天，我感到，仕進制度是官僚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健康運行的官僚制度，是一個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政治是人的政治，不是社會經濟的體現。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說「人亡而政息」。為政不得人，是沒有可能有成就的。所以，完善的官僚制度是政治的關鍵所在。

漢語的白話文化和漢字的簡化割斷了文化的發展，使學習和研究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學、風俗等成了絕學。加上基礎知識的缺乏和心理、思想的隔膜，幾千年來形成的典章制度、政治系統對今天的大陸同胞如同上古的童話，遙遠而陌生。我業余閑下來，努力把《新唐書》所記載的唐朝的科舉制度董理出來，簡化了介紹給大家，希望於建設中國未來的政治體系能有所裨益。鑒於我的能力、學識和材料的匱乏，其中講不透徹乃至於理解錯誤，所在難免。拋磚引玉常常是句客氣話，在我這里，是夢寐以求的希冀。

回顧一下歷史

品德好、有才能的平民被推舉、考核，授予官職，參與國家的行政是中國文官政治的特點。上古出名的堯帝年紀大了，一直沒找到接班人，心中很憂慮。聽說有個人叫做舜，爸爸待他不好，弟弟常欺負他，而他依然孝順父親，友愛弟弟。堯就把他叫來，委以重任，並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來觀察他在家和在外的為人與能力。舜贏得了堯的信任，把天下國家的政治接管起來。等到堯死了，舜就接替他作了帝。明末的王夫之甚至認為，上古的時候，置相就是立儲：帝選拔賢能的人，把他們立為相，來輔佐政治，而這些相就是帝的繼承人。後來，夏、商、周三代，貴族與平民作官摻半。到了戰國的時候，各諸侯國爭相網羅人材，養士、用士，蔚然成風。

漢朝以後，舉薦和選拔賢能的人作官執政逐漸制度化。當時，地方向中央進貢，除去物產、珍寶，很重要的一項就是人材，所以叫做貢舉，這個名字一直沿用到後代。地方推舉出來的人，隨著每年的進貢被送到京城，由皇帝和中央考核、錄用。隋煬帝大業年間，開始有了進士科的考試。唐朝繼承了隋朝的制度，把科舉發展、完善，使它成了唐朝政治家最重要的來源之一。《新唐書·選舉志》記載：「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

宋神宗時，王安石認為唐朝用詩文考進士，引導天下學子看重辭藻聲律，而忽略對道德和政治的學習。他自己把古典的經籍注釋好了，發行到全國，要求今後考試都要以此為依據。從此，科舉考試就主要考經義（對古典經文的理解與闡述），而不再考詩賦了。明朝以後，朱熹和他的門生考定、注釋的「四書五經」漸漸成了權威，而被規定為科舉考試的標准教材。後來，隨著唐宋古文在文學評價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逐漸形成了科舉考試中論文的特別格式，這就是直到今天為人病詬的「八股文」。從隋朝大業年間開設進士科到清末光緒年間廢除科舉，一千多年間，科舉考試縷經改革，為國家政治提供了無數人材。

唐朝的官學

唐宋以前的人大都相信《尚書》、《禮記》一類的書是古代聖賢所作。其中講到為政，首要的就是要興辦學校，用以培養人材、移風易俗。《宋史·選舉志》記載：「既而，中書門下（宋朝宰相的官名）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漸進的道路）。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唐朝考進士的主要科目），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夏、商、周）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

所以，有遠見的政治家每每執政伊始，就大力興建學校。唐高祖一進長安，天下未定，就下詔設立學校，安排宗室子弟和其它青年上學。唐朝從中央到地方，都設有官辦的學校，用來勸導和獎掖青年人學習上進，謀求士宦。這些官辦學校都歸國子監（類同高教部）管，大約有這樣幾種：

一，國子學，學員規定為三百人，專門招收高乾和京城幹部的子孫；
二，太學，學員規定為五百人，招收中、高級幹部的子孫和近親；
三，四門學，學員規定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是普通幹部的孩子，另外八百個名額是專留給老百姓中優秀青年的；
四，此外有專科的律學（法律）、書學（書法）和算學（計算）等，招收小官和平民子弟；
五，京都及各都督、都護府（類同今天的軍區）、州（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省）、縣都分別設立學校，招收學生，人數不等。
六，中央政府中和太子宮中又設有弘文館和崇文館，各收學生三十名，都是皇親國戚、宰相、一品大官和大功臣的子弟。

入學的年齡為十四到十九歲。

學生每十天有一天休假，放假前要有小考試，默寫經文並背誦先儒對經典的解釋，答對三分之二的，就算及格了，不及格的要受罰。每年放兩個長假，五月間的叫做「田假」（農忙）；九月又有「授衣假」（換冬衣）。家住得遠的，還特別加給路上往返的時間。年終要考一年的學業，口試一百條對經文的解釋，答對百分之八十的得優，對百分之六十的得中，百分之五十以下得差。

上學不聽話、曠課超過三十天、事假超過一百天、因父母生病請假超過兩百天的，或者年終考試得過三次差、在學校羈留九年而學業無望的都要退學回家。而且，還要記錄下來，送到相應的管理部門。大官的孩子們，送到兵部（專管武官的部門），看看能不能借上爸爸的光，當個武士。

教學內容和學制

唐朝官學的教學內容以儒家經典和史書為主，根據他們的難度和份量的不同分成所謂「大經」、「中經」和「小經」。

《禮記》、《左傳》為大經；《詩經》、《周禮》和《儀禮》為中經；《易經》、《尚書》、《公羊傳》和《轂梁傳》為小經。學業有「通二經」、「通三經」和「通五經」的分別。所謂通二經，要能學好一大、一小二經，或者兩個中經；通三經的，要大、中、小各通一經；通五經的大經全通，還要中、小經各能一通。除此之外，所有的學生都要能兼通《孝經》和《論語》。

因為秦始皇把秦地的文字、方言強行定為官方語言，所以，大部分用齊、魯方言寫成的古典經文的閱讀和理解都成了很大的問題。兩漢以來，註解、詮釋這些經典成了知識分子們最重要的功課，成就巨大，著述眾多。唐朝的學生除去學習經典的正文，還要同時學習這些注釋。

《孝經》、《論語》兩經加起來，限期一年學完；《尚書》、《公羊傳》、《轂梁傳》分別為一年半；《易經》、《詩經》、《周禮》、《儀禮》各限兩年；而《禮記》和《左傳》可以長至三年。除去學這些經典，每天還要練寫一篇字，學習時事政治的處理方法，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和《爾雅》等書。其它專科的教學內容和學制也類似，不過總的年頭短一些。

《尚書》主要記載從堯、舜、禹到春秋以前的大事記和帝王、公候，賢良大臣門的命令、文件等，有中國最古之書的稱號；漢朝以後，《易經》被看作闡述儒家哲學思想最重要的著作；《詩經》號稱是孔子刪定，通過它可以學習語言文字，還可以陶冶性情、考鑒周朝政治的得失；《周禮》、《儀禮》和《禮記》都是戰國以後的學者們憑借著古史資料和自己的想像，整理出來的周朝的禮儀制度；《春秋》相傳是孔子所作，記載了春秋時代的政治事件。但因其書文字簡潔、難懂，所以，後來讀《春秋》的人，都得參考注釋書。西漢末年以後，《左傳》被認為是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寫的，定為《春秋》最權威的注釋著作，與《公羊傳》和《轂梁傳》並行（所謂「傳」，是注釋的意思，與今天「傳記」的傳不一樣）；《論語》雖說是記載孔子言行的書，但在唐朝顯然還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孝經》原來頗重要，後來被宋儒判為偽經，失去了經典的地位。

唐朝科舉，還有一樣教材，《新唐書·選舉志》沒有提及，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編的《文選》，選了很多古時候優秀的詩文。而唐朝考詩、賦，全要參照《文選》。杜甫曾說「《文選》爛，秀才半」。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對進士深惡痛絕，聲稱「家不置《文選》」，以示不肖於作進士。

報考的資格和程序

今天把人民分成工、農、商、學、兵和知識分子，數十年來，工、農、兵社會地位最高。古代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因為當兵是為國家服役，兵役期滿，就回家種地了，不構成一個階層，也沒有特別的權力和利益。學生也是類似。那時候，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等，其社會地位，士最高，因為都是作官的；農民的利益最受重視，名譽最好；工、商兩個階層最沒有社會地位，而以商人為尤。

除此之外，還有吏（衙門里的辦事員、警察、執行刑罰的人等）、和尚、道士，加上犯過罪被流放的人（按照中國古代的法律，沒有剝奪人身自由的懲罰，監牢里關的全是等待審判和執行的人。懲罰大致罰款、肉刑和流放等等）。在這些人中，只有士與農的子弟允許參加科舉考試，其它階層的人都不許做官。另外，品行不好、臭名昭著的；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的人的直系親屬也都不能入仕。在農業社會，農民當然是絕大多數，而其它類人，常被視為社會的邊緣現象。

每年深冬，中央及各州、縣的官辦學校要把學員挑出來，進行初步考試，把優秀的推舉到尚書省（類似國務院）應考。不從這些官辦學校畢業出來的人，叫做鄉貢。先由鄰里、鄉親保舉、推薦，地方長官驗證後，也一起送到尚書省。地方保舉不當，不僅被錯舉的人不能予試，就連他的所有同鄉都要受到牽連，被剝奪考試的資格。到了省里，要把名字、年齡、地址、籍貫等重要數據寫在牒子（個人履歷）上，由戶部（管理戶口的部門）核查過了，印證了推舉人的推舉，交給吏部（人事部門）的考功員外郎（專門考核下級官員的功過勞苦，以定其升遷的），進行考試。

考試的科目和評卷標准

科舉本來是分科考試選舉的意思，後來到宋神宗以後，經王安石倡議，才漸漸歸一了。唐朝科舉考試，學生按所選專業特長不同，分科報考，分為秀才、明經、開元禮、三傳、史科、進士、童子科和明法、算學、書學等類。

考試方法有帖經，就是默寫經文；大義，就是背誦或默寫先儒對經典的注釋；策，是依據經典或考量時政，對具體問題提出解答；論，是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以及詩、雜文、賦等。十歲以下應考的稱為童子科，只考朗誦。

秀才考五道方略對策，按照文字通順與否和道理講得好壞評分。行文通順，道理透徹的為上上第，其次為上中、上下和中上第，這四等為及格，其它為不及格。明經先要默寫經文，然後背誦經典注釋，再回答時事政治三道題，也是頭四等為及格。考歷史的叫史科，考的內容主要是《史記》、《前、後漢書》和《三國志》。口試對文辭的注釋一百條，然後問對策三條。口試對百分之七十，對策答好兩條的就算及格了。十歲以下的孩子應童子科，以朗誦為主，考一部經典，再加上《孝經》和《論語》。

唐朝初年，秀才科等級最高。貞觀年間，有一個州被推舉應考秀才科的，沒有一人及格，太宗大怒，處罰了州長，並廢除了秀才科的考試。後來時有時無，到了玄宗天寶年以後，就名存實亡了。從此，知識分子仕進，就以進士與明經兩科為主，而最看重進士。進士考試的科目、方法縷有更改：開始是先考五道對策，然後默寫大經一種。經和策全通，為甲第；對策答好四道，默寫經文對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為乙第。繼而要求進士先寫兩篇雜文，文辭通順、熟悉格律，才考對策。到玄宗天寶年間，要求進士先考經文，然後做詩、文和賦，全通過了，再考五道對策，對策全好，才算是及格。後來時而要考官書文章、時而要考經文、經義，最後定為：第一場考詩和賦；第二場考論議；第三場考對策；第四場考經文。後世批評唐朝以詩取士，就是這里來的。

學歷與資格

唐朝官員的等級叫做品位，共有九品，稱為「流內」。

在這九品之下，還有所謂的「流外官」，主要是所謂的「吏」，既辦事員。一到三品中又分「正」、「從」，「正」在「從」之上。四品到九品，除去分「正」、「從」，還各分「上」、「下」，如五品中就有四階，分別為「正五品上」、「正五品下」、「從五品上」和「從五品下」。總計起來，共為三十階，用來區分貴賤、高下、輕重和優劣。

文武行政官員稱為職事官，皇親國戚和立了大（軍）功的有爵位和勛、封。所有這些官員都有相應的品位，這個品位或稱「本位」、或稱「散位」，標志著學歷與資格。散位中最高的是從一品的「開府儀同三司」，最下一等是從九品下的「將仕郎」，共二十九階（沒有正一品）。職事官中最高的是正一品的「三師」和「三公」，最下一等是從九品下的「內侍省主事」等，共三十階。三品以上，稱「清望官」，四品以下，但職守重要的，稱「清官」。勛官最高的是正二品的「上柱國」，最下一等是從七品上的「武騎尉」，共十二階。爵位有九等，分別為「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縣候」、「縣伯」、「縣子」和「縣男」，從正一品至從五品。

科舉考試及格登第，是獲得了品位的一個途徑。隨著所考的科目難易及成績優劣不同，所獲得的品位也不同。秀才上上第為正八品上，明經上上第為從八品下，而進士考試獲甲等的，為從九品上，以下類推。考書學和算學的，則在九品之下。

考核、選拔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擔任行政職務稱為「選」。參選要有學歷和資格。學歷，就是科舉的結果。資格包括「出身」、「門蔭」、「前資」和「流外入流內」。

所謂「出身」，主要指有爵位的人。嗣王、郡王的出身為從四品下，以下至公、候、伯、子、男依次類推。五品以上的大官們的孩子有「門蔭」，就是乘爸爸這棵大樹的蔭涼，借光作官的意思。一品官的孩子，得正七品上的蔭，從五品官的孩子得從八品下的蔭。但這個蔭涼不是家中所有的孩子都能乘得到的：皇帝、皇後的直系親屬，一家蔭兩個孩子；一、二、三品官家，只能在指定的兩個孩子中蔭一個；而五品官家，只能蔭及一人，而這個人還必須是上邊指定好的。既沒有爵位，又沒有功勛，又沒有作大官的爸爸，要參選作官，就得走第三條路：科舉。科舉是中國知識分子最主要的仕進之門。

作過官，經過考績，予以升遷，升遷所達的階品稱為「前資」。「流外入流」指的是九品以下的流外官也可以通過勤奮和功勞進入九品。其程序與前資類似。「吏」可以入流，辦事員可以變成行政長官，唐朝的這條仕進道路曾經被很多人批評，認為這些人沒有讀過聖賢書，為人和品質不高，不應該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所以，宋朝以後，「吏」就完全被屏置在領導幹部隊伍之外了。

授予職事官必須依照散位。原則上講，散位六品的，只能授予六品的職事官。假如職事官階高過散位，叫做「守」，或者「兼」；假如職事官階低於散位，則叫「行」。

靠勛官、門蔭和流外入流進入仕途的人，不能作清資官，不授予三品以上官。

官員的選用

選人授官，在唐朝是很嚴重的事情。每年五月，中央向各衙門頒發空缺出的名額和選官的條件。而應選的人要把籍貫，父親、祖父的官職，近親的姓名、籍貫，自己的履歷和身體健康情況，歷年考核的結果，有沒有受過行政和刑事處罰等，附上申請，一並通過本單位或原單位，上交到吏部。還要有京官擔保。父親當警察、監獄看守、皂吏的，經營工商的，冒名頂替的，都不許參選。有揭發假冒的，授官時從優。選考的當天，考場周圍，戒備森嚴，不許閑雜人出入。

選人作官，有四個標准：一是「身」，看人的體格相貌；二是「言」，聽人的語言對答；三是「書」，看人字寫得如何；四是「判」，看人文章是否通順。四個標准都符合，要先看德行，德行相同，則看才能，才能相同，則看功勞。「書」和「判」是筆試，「身」與「言」為口試。口試又叫做「銓」。因為「銓」分別由吏部尚書和兩位侍郎主持，分為「尚書銓」、「中銓」和「東銓」，所以又稱「三銓」。選完還有空缺名額，落選的人考三篇文章，叫做「宏辭」，考處理三件公務，叫做「拔萃」。

六品以下，由吏部按照資格和空缺，擬定官職，上報宰相。再經由宰相反復核查後，請示皇帝，下旨授官。五品以上，則不由吏部擬官，而要直接上報宰相，由他們考量擬定。

授五品以上的官，為了鄭重其事，皇帝使用特別的委任狀，叫做「制」和「敕」。三品以上，則更加隆重。皇帝親臨，宰相為輔，到太廟舉行授官儀式，委任狀是刻在竹子上的「冊」，所以叫做「臨軒冊授」。

唐朝入仕作官，有三個大門坎兒。一是要入流，流內為官，流外為吏；二是要進五品；三是要進三品。六品以下的散位都叫「郎」，所以，又稱為「郎官」。原則上講，作官謹慎無誤，沒有超人的政績，正六品就算是到頭兒了。五品以上為「大夫」。五品以上的官，沒有在外作過州、縣官的人和很多其它的人，根本就不許作。又有嚴格的人數限制，而且，要出類拔萃，考核優異，皇帝特別恩眷、器重，才能授予。至於三品以上的官，因為地位高，聲望遠，不輕易授人。除了宰相和各部門長官以外，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名譽官，而沒有實權，常常授給歷朝元老，以示恩寵。

七十歲以上，或者衰老、有慢性病，不能勝任公務的，允許退休。在唐朝，退休叫做「致仕」。五品以上官致仕之後，拿一半俸祿。唐朝官員的履歷常常開始於「某年進士」，終於「以某官致仕」。

官員的考績

作官每年都要考績，每個官至少要經歷四次考績。由尚書省（國務院）吏部（人事部）主持。

凡應考的官員，由秘書寫出當年的功過、品德，本單位長官對眾宣讀，大家評議優劣，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九等，核實過，送到吏部以備升遷。

考核的方法有所謂的「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用來考查為官的一般行為，有「德義有聞」，即德高望重：「清慎明著」，即清廉、謹慎：「公平可稱」，即斷事公平：「各勤匪懈」，即勤勞不懈。二十七最是按照不同的專業分工，分別選出實際工作中最優秀的。比如，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軍之最等等。

有一最、四善以上的為上上；有一最、三善的為上中；有一最、二善的為上下；沒有最、而有二善的為中上；沒有最，而僅有一善的為中中。工作能夠敷衍了事，即沒有最，也沒有善的，為中下；憑著自己的愛憎好惡，處理問題不合法律、情理的，為下上；因私廢公，業務怠懈的為下中；奸詐，貪婪、品行惡劣的，為下下。

考績中得了上下的，進升二階；中上，進升一階；中中，不升不降；中下以下，每等降一階；考績得了下下的，則立即解除官職。連考四次都得中中的，沒有功勞，卻有苦勞，也進一階。凡考績得上中以上的，或者歷年考績累計達到五品以上的，單列出來，上報宰相，另行處理。

唐朝以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的長官為宰相，幫助皇帝，協理天下。中書省主管皇帝下達的各種命令和頒布國家的法律、政策。其長官為中書令，正三品；門下省主管處理文武官員及百姓官上達天聽的文書，同時，規諫皇帝，預備顧問。其長官為侍中，也是正三品；尚書省則總領百官，是行政的樞紐。其長官本來是尚書令，正二品。但因太宗曾經作過尚書令，以後的臣子，都不敢作這個官，所以，尚書省的實際長官是尚書令的兩個副手，從二品的尚書左、右僕射。所有天下大事，三省長官共同參議。

勛官的授予

南北朝時，征戰不已，立了軍功，授予官銜，這是唐朝勛官的來源。在唐朝，凡有軍功的，授以勛官。勛官最高一階稱為「上柱國」，正二品，需要經「十二轉」才能達到。《木蘭辭》里「策勛十二轉，賞賜百千強」的「十二轉」就是說：花木蘭立了最大的軍功。最低一階為「武騎尉」，等於從七品，只需一轉。「轉」是授予勛官時用來衡量功績的單位。

凡以軍功授勛的，戰場上或戰後由隨軍的書記員記錄戰前的情況，戰爭的過程和勝負的結果，同時要記錄每個官、兵殺死或俘虜敵人的數字，上報到尚書省吏部。吏部的司勛郎中反復審查，驗證為實，然後擬定官階，奏上皇帝，等待授官。

以戰前的條件分：以少擊多為「上陣」；兵數（包括戰士人數和裝備）相當為「中陣」，以多擊少為「下陣」安戰爭的結果分：殺死或俘虜敵人的百分之四十，為「上獲」；殺死或俘虜敵人的百分之二十，為「中獲」；殺死或俘虜敵人的百分之十，為「下獲」。

按照戰前的條件和戰爭的結果，綜合起來，擬定「轉」數。上陣、上獲為五轉；上陣、中獲為四轉；上陣下獲為三轉，以下遞減類推。

勛官沒有職務，不管事，僅僅加官而已。勛官要入仕參政，則依照門資、出身的規定。

御史台的功能

唐朝的司法部門，大約有三個。一是尚書省的刑部，二是御史台，三是大理寺。三個部門的業務，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之所以類似的事務分由三個部門管理，有其歷史的原因。其中，大理寺歷史最久，前身是秦朝專掌刑罰的庭尉；御史之官，先秦就有，但不掌司法。秦漢以後，才有了專司糾察的御史；刑部的歷史也可以上溯到西漢。成帝設三公曹，東漢有賊曹，是後來尚書省吏部的前身。在唐朝這三個部門大致的分工為，刑部主管法律文件；大理寺主管刑事犯罪；而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新唐書·百官志三》），勉強可以比附「廉政公暑」或「紀律檢查委員會」。太宗吸取六朝閥閱的教訓，重新重用御史台，把御史中丞提升為御史大夫，正三品，另置兩名正四品下的御史中丞。御史台官員的選用和授予都很嚴重，但作過御史的人，此後的仕途，常常不很平坦，因為得罪人太多。

現代對錯誤和犯罪的處理，分為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兩種。行政處罰主要是降級、減工資和罷免。唐朝對官員行政錯誤的處罰，沒有嚴格地與刑事處罰分開。唐朝的行政管理法叫做「格」，觸犯了「格」的官員的審問、定罪和處罰，與刑事犯罪一起，都在「律」中予以規定。唐律中專門有「職制」一欄，就是針對官員的。其中共有五十九條，每條針對一類錯誤，下邊另有細致的分別。唐朝的刑法延承古制，有所謂的「五刑」，即，打竹板、打木杖、強勞、流放和死刑。

官員有行政誤失，可以告發到御史台，御史也會自行監督、察訪。一旦暴露出來，御史台上奏，並提出彈劾的建議。同時，依照律法，定罪懲罰。比如，為官本來沒有政績，而暗示下級歌頌自己，樹碑立傳的，要強勞一年。若指使人向上級虛報自己的功勞，要杖一百。虛報的人以協從論罪。又如，向主管部門為親友求方便的，打五十板。主管部門答應了請求的，與此同罪。如果，受了人的財物，而答應了人的請求，則罪加二等。如果，非法的請求已經付諸施行了，則要加重刑罰，杖一百。

❸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轉變過程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刑法相當發達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相對刑法稍顯滯後。

提到刑法就不得不提到刑罰那麼在這個古老的重刑主義的國家其歷朝歷代的刑罰制度是如何變化發展的呢 先從奴隸社會下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夏朝說起。

中國古代的刑罰是由戰爭中的軍令發展而來的。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嚴格的軍紀違反軍紀者要受到嚴厲的處罰。這些在戰爭中使用的處罰手段逐漸演變成為平時懲治內部平民的刑罰。夏朝統治者從天命神權思想出發把法律說成是神的意志的體現把施刑說成是上帝的意志是秉承神的命令。《甘誓》就是個很好的佐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絞絕其命。予今惟恭行天之罰。」

夏朝確立了墨刑在臉上刺字並塗墨、剕刑砍掉腳、劓刑割鼻、宮刑毀壞生殖器、大辟死刑五刑且規定昏自己做了壞事而竊取美名、墨官吏貪得無厭、敗壞官紀、賊肆無忌憚地殺人都要被處死。

商朝取代夏朝後繼承和發展了夏朝的「奉天罰罪」的神權法思想。在刑罰上保留了夏朝的五刑墨、劓、宮刑和大辟改剕刑為刖刑實質一樣另外商紂王還創立了炮烙令人在燒熱的銅柱上行走掉下即燒死、醢把人剁成肉醬、脯把人殺死後曬成肉乾、劓 2 殄即沒絕家人、剖心比干受此刑等酷刑。

西周滅掉商朝以後沿用了商朝的五刑另外增加了圜土之制將犯人關入監獄強制服勞役的刑罰刑期為一到三年是中國有期徒刑的開端、嘉石之制對於尚未構成犯罪的違法者束縛其手腳坐在嘉石上令其悔過然後從事一定時期的勞役期滿釋放的勞役刑流刑將犯人流放遠地、鞭刑用荊條抽打犯人背部和贖刑用金錢或者財產來折抵刑罰但主要適用於疑難案件和貴族犯罪。

春秋戰國時期仍然以五刑為主殘酷性並沒有改變、商鞅被處死時即用車裂之刑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向封建制刑罰過渡的階段。

秦朝時刑罰種類繁多生命刑就有族刑夷三族、戮先羞辱再斬殺、棄市殺之於市公共行刑、腰斬、梟首斬首掛在木桿上示眾、定殺將麻風病人投入水中、車裂、坑殺具五刑肉刑黥墨、劓、斬左趾、斬右趾、宮刑流放刑勞役刑徒刑城旦、舂米鬼薪、白粲司寇、作如司寇罰作、復作舂刑財產性貲刑貲甲、貲盾、貲徭贖刑沒收財產恥辱刑髡、耐。

漢朝初年的時候死刑有梟首、腰斬、棄市、殊死肉刑為黥、劓、宮、斬左趾以及斬右趾徒刑分為髡鉗城旦舂、完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罰作、復作和隸臣妾此外還有徙邊、笞刑、罰金以及顧山犯徒罪的女子令放還家中每月交納三百錢由官府僱人勞作來折抵其刑。漢文帝時廢除了肉刑改黥刑為髡鉗城旦舂改劓刑為笞三百改斬左趾為笞五百改斬右趾為棄市。在漢景帝時期又改革了笞刑先是在公元前156年將笞五百改為三百笞三百改為二百 3 後又在前144年減笞三百為二百笞二百為笞一百同時又制定了《箠令》規范笞刑的刑具規格、受刑部位並規定施刑中途不得換人等等。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刑罰的總的變化的特點是逐漸寬緩。 「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刑罰手段逐漸減少西魏和北齊明令禁止使用宮刑應宮者沒為官奴婢宮刑至此被取消。流刑在漢朝時作為死刑減等之刑不屬於常刑但在北魏時期成為法定刑。

北周時按照距離京師的遠近將流刑分為五等兩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千五百里、四千里、四千五百里。在此時期刑罰種類也在逐漸減少北齊、北周時確立了由死刑、流刑、徒刑、鞭刑、杖刑組成的新五刑制度向新的封建五刑過渡。

隋朝的《開皇律》確定了新的五刑制度即死刑流刑分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兩千里徒刑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笞刑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唐朝的刑罰較以前各代均較為輕緩死刑、流刑減少並且死刑只有斬、絞兩種五品以上官員犯死罪的賜死於家中。流刑則為兩千里、兩千五百里、三千里各居作一年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三年流刑服役期滿後在流放之地編入戶籍成為當地百姓。徒刑、杖刑和笞刑均和隋朝相同。因為其適用刑罰以從輕為度所以唐律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社會「得古今之平」的刑罰中的典範。

宋朝在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之外又創立了折杖法、刺配刑 4 和凌遲刑。折杖法是宋太祖時創立的用決脊杖代替徒刑和流刑用決臀杖來代替笞刑和杖刑。刺配刑是將杖脊、刺字和配役三種刑罰同時施加於一人原是寬宥死刑之刑宋朝為了彌補折杖法的缺陷開始廣泛使用刺配刑成為比唐代的加役流更重的刑罰。宋仁宗時開始使用凌遲即以利刃零割碎剮肌膚、殘害肢體再割喉嚨使受刑之人在極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刑罰。為了寬恤官吏及士大夫宋朝增設了編管和安置兩種刑罰。編管就是將犯罪的朝廷命官和士大夫編入外州戶籍使其接受監督管理並限制人身自由安置則是將犯罪的官吏貶謫到遠惡之地居住並限制其人身自由。

元朝的刑罰制度比較特殊死刑分為斬、凌遲流刑不分里數「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徒刑分為一到三年五等每等分別附加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杖刑和笞刑均以七為尾數笞刑自七至五十七六等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五等。此外元朝保留了很多習慣法很多刑罰還相當重比如黥、劓等肉刑。

明朝仍規定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除斬、絞之外增加了凌遲另外徒刑五等分別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流刑三等分別附加杖一百。五刑之外明朝還增加了充軍、枷號、遷徙、庭杖的刑罰。充軍是將罪犯送往邊遠地區充當軍戶的刑罰按照路途遠近及區域分為附近、邊衛、極邊、煙瘴、沿海、口外等按刑期分為終身和永遠。枷號是強迫罪犯在監獄外或者官府衙門前戴枷一般重達十五斤至二十五斤示眾受辱刑期為一月、兩月、三月、六月和永遠五等。遷 5 徙則是強迫罪犯全家遷居千里之外。另外明朝皇帝經常用庭杖的刑罰處罰大臣甚至有很多受刑中途被打死。

清朝是的刑罰制度進一步變化笞刑用小竹板分為四板、五板、十板、十五板和二十板杖刑用大竹板分為二十板、二十五板、三十板、三十五板、四十板文武官員犯笞杖罪時可以罰俸、降級和革職代替刑罰徒刑五等分別附加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流刑三等各附加杖刑一百充軍五等發遣清朝創立的將罪犯發配到邊疆地區給駐防的八旗官兵為奴或當差刺字主要適用於盜竊、逃軍、逃流等罪枷號枷的重量和刑期與明朝有所不同死刑花樣很多斬、絞、梟首、凌遲、戮屍且絞、斬分為監侯和立決兩種。

總的來看中國古代的刑罰由重走向輕由嚴酷走向較為寬和由不規范到逐漸規范比如說原先的奉天罰罪神權思想發展成為後來的依照成文法和具體的罪名施以不同的刑罰。歷朝歷代的刑罰制度不同刑罰原則也不相同比如老幼、獨子等減刑貴族、官僚減刑財產刑的發展以及官吏贖刑的變化很多人享有特權或者減刑條件。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刑罰逐漸變輕不過在大的變化趨勢中也有根據當朝的政治環境和階級矛盾不斷調整的小的刑罰的變化。盡管如此古代刑罰也不會跳出封建法律的圈子人治大於法治封建皇權和貴族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即使在各種稍顯人道的口號之下也還是可以逃脫和減少刑法的處罰帶有很嚴重的不公平性。

❹ 唐朝官僚制度多次變革的背景是什麼

唐朝的相權，發生了巨大改變。我感覺之所以會劇變，主要在於唐太宗起了作肜。從唐最初建立來說，宰相定為三省長官。尚書省一把是尚書令，其下是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省是中書令，門下省是侍中。這其中尚書令地位最高，李世民自己就做過，大概他了解這個職位對皇權威脅較大，所以從他當皇帝開始就不再設尚書令了，直到安史之亂後，唐代宗象徵性地封郭子儀為尚書令。

事實上唐太宗改變的不只尚書令，中書令、侍中他也不會輕易授人，所以給其他職官加上「參知政事」這樣的名號，使之實質上成為宰相的一員。也就是說，低職官掌高權位，光看職官是不行的，要看名號。這種名號還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稱「同平章事」，個人感覺這個後來用的比較多。

所以，別看唐太宗自己總出遊，好像他只管制定大政方針，然後具體事務交給房玄齡等官員，實際上他真是把皇權權牢牢把控在手，分散相權從而降低相權對皇權的威脅，這種事他真是太聰明了。

最後，我把《舊唐書·職官志》三篇的鏈接放上來吧，更加具體的可以從中了解，比如官位品秩。當然了它很長，做好心理准備

❺ 唐朝為加強中央權力而採取了哪些措施

唐朝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發展較為迅速的一個歷史階段，這是因為唐朝統治者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歲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為了集中中央集權，唐朝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政策，建立了大一統的局面，具體來說，唐朝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

唐朝制度明確的規定，地方收納的稅收，銀兩，和糧食等，除去留夠自己的開支之外，其餘的一律上交國庫，真有特殊情況了，就有國家統一調配。這樣地方沒有了物質基礎，所以集中的財權。此外，地方行刑要上報中央審批，等於是集中了司法權。

❻ 古代司法制度沿襲變革

中國古代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時（公元前21世紀）開始，至清末改制前（公元1840年）結束的中國奴隸制類型法制和封建制類型法制。法律制度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一定時期現實社會關系的反映，是國家實現其統治的基本工具。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法律制度，古代的各朝各代在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和頒布自己的法律和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作為國家治理和維護統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中國古代法制從總體上說呈現出「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演進規律。司法機構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極具中國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之一，司法機構設置之遞演嬗變具有同質繼承關系，但同時不同發展階段的某一具體機構職能亦存在諸多差別。
一中國古代司法機構設置變遷概述
奴隸制社會時期（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476年）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奴隸制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發展。從司法機構設置來看，夏商時期沒有形成和設置專門的司法機構。夏王和商王擁有國家最高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國王的裁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西周時期周王及各諸侯國的內部開始設有專職的司法官員。中央為司寇，地方有鄉士、遂士、縣士等專職司法官員，但周王掌握國家最高司法權。中國古代奴隸制社會時期司法機構設置的主要特點就是司法權高度集中。未設置有專門司法機構。但出現了專職輔佐王權最高司法裁決權的司法官員。
封建制社會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從秦代開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完整的司法機構的設置逐漸建立並不斷豐富完善。
從中央司法機構縱向沿革演進來看，秦漢最高司法機關是廷尉；漢代尚書開始參與司法審判；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司法機構名稱出現變化，北齊時正式設置大理寺，司法機關稱秋官大司寇或大理寺或廷尉，監察機構御史台的監督職能得到加強；隋唐演變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礎上增加了審刑院；元朝設大宗正府；明清時期的司法機關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現「廠衛」等特務司法機關，清代則設立了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司法機關理藩院和維護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機構。
中國古代地方司法機構司法與行政不分，漢至唐大體上分為三級審理，宋至清未大體上為四級審理。其中，秦漢地方司法機構為郡、縣兩級。郡守縣令監理司法，基層設鄉里組織，負責本地治安與調解工作；三國兩晉南北朝為州、郡、縣三級；隋為州、縣二級；唐沿襲隋，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同時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下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糾舉責任，對輕微犯罪與民事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宋為知州、通判。宋在太宗時起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刑獄司；元為行省、路、府（州）、縣四級；明為省、府（州）、縣三級。明朝在省設提刑按察司，有權判處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報送中央刑部批准執行。明朝還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貼榜文，申明教化；清為省、道、府、縣四級。
通過以上對中國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類型司法機構設置變遷的考察分析，可知中國古代的司法機構設置的基本特點是中央專設司法機構，並保持三大司法機構格局。地方則是司法與行政合一的體制。
二中國古代司法機構設置變遷研究
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包括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在內，總體而言淵源繼承，代代相因，具有依次更替的同質繼承關系。法律制度是現實社會關系的反映，具體到司法機構其遞演嬗變，存在諸多類似之處。但同時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司法機構設置又有著與一定時代具體法律制度相適應的基本特徵的差異。
一、秦朝初步確立皇權控制下的統一集權司法機關體系
秦朝建立以後，通過統一法度等措施，確立了一套統一集權的司法機關體系。中央司法機構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組成。秦朝沿襲戰國以來確立的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的傳統，實行行政機關與司法職能合一的制度，各地不另設專門的司法機構。實行郡、縣兩級制，郡守、縣令或縣長兼理司法。另外，在郡、縣下還有更低一級的行政級別，如鄉、亭和里。秦朝皇帝通過直接直接行使司法審判權或指派他人代行司法權，建立了一套皇帝直接控制的司法機關，對重大案件的審理判決，皇帝擁有最高裁決權和最終決定權。秦朝時期司法機構設置的基本特點是出現了由中央和地方兩級司法職能機構。中央一級司法機構設置了「廷尉」和「御史大夫」專職司法機關。地方則形成了郡、縣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機構體制。
二、兩漢時期逐漸形成中央和地方兩級較完備的司法機構
漢朝以秦朝法律制度作為基礎和參照。兩漢時期的法律制度朝著更加成熟的方向發展。漢朝法制的發展也體現在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司法機構。在中央司法機構中，有尚書、廷尉和御史大夫三個機構組成。地方司法機構類同於秦朝時期，設郡、縣兩級，司法與行政不分。漢武帝時期設立了旨在限制日益膨脹的相權的「尚書」這一司法機構，使司法審判大權轉由尚書和廷尉共同行使。這種由其它機關參與司法活動的機構設置模式是君主專制制度下的產物。皇帝為防止司法機關職權過重，便給予某些機關以一定的司法權，起到分散司法權的作用，從而便於皇帝控制。此外，重大案件的最後裁決，由皇帝獨攬。尚書、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機構的出現，為後來的審判、復審、監察的「三權分立」格局打下了雛形。可見，漢朝時期，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司法機構都比較完備。
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央行政機構兼領司法事務標志著司法行政與審判分離而又彼此牽制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的初步確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這一時間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構主要有廷尉、尚書和御史大夫，中央司法機構日趨擴大。其中廷尉在北周時曾改為「大司寇」，北齊時曾改為「大理寺」，但不管稱謂如何，其最高司法機關的地位不變。但是尚書的機構在這一時期逐漸加強，而相對廷尉的權利有所縮小，部分司法權轉給了尚書。東漢後三省制漸成，使尚書台脫離少府成為中央最高行政機構。這一重大變革給司法機構發展以深刻影響。此時雖尚未設立刑部，但尚書台之下均設置有負責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獄的機構。這種中央行政機構兼領司法事務標志著司法行政與審判分離而又彼此牽制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的初步確立。反映了傳統司法機構的完善和強化的趨勢。這一變化為隋唐司法機構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四、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分工合作監督制約司法機構設置體系趨於完備
隋唐時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唐代司法機構上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權分立式的司法機關設置體系。刑部不但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機構，同時負責復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是最高的司法審判機關。御史台掌管監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參與冤案大案的審理。刑部的正式確立，標志著我國古代中央司法機構命名的明確，以後歷代不改，一直延續到清末。唐代大理寺主管審判，刑部主管復核，御史台主管監察的這種既有分工，朋彼此監督制約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有效地加強了封建司法統治，以及皇帝對中央司法權的控制。
五、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增設審刑院以加強對中央司法機構控制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唐朝時期的制度，中央設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其變動主要是刑部的職權擴大，尤其是復核職能增強。宋太祖建隆年間另設審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審判復核機關，同時也擁有的審判權和復核權，審刑院是皇權加強的產物。刑部和大理寺的權利由此有所削弱。另外宋朝還設立了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三個法定機關，專門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訴的案件，以及上訴的冤案。宋代京畿地區設開封府，州縣之上設立中央派駐各路的提點刑獄司，旨在強化皇帝對各級司法機構的控制權。
六、元代蒙古貴族壟斷司法體系，司法機關各領其事「不相統攝」
元代在司法機構的設置上較混亂。元朝中央司法機構設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刪減。元朝設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設大宗正府審理蒙古貴族案件；設樞密院，兼掌軍法審判；設宣政院，專理宗教審判；設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設中政院，兼理宮內案件。地方有行省、路、府、州、縣地方行政機構，兼領司法職能。蒙古貴族統領司法體系。
七、明清兩代中央司法機構設置發生較大變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明代法外司法機構及清代旗人特權司法機構的出現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的體現
中央司法機構設置至明清時期發生較大變化。主要體現在司法機關職掌的變化和名稱的改異。明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設置，一定程度上體現職權分離和相互牽制的特點。同時也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的體現。
明朝的中央司法機構統稱「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與都察院。明朝將元朝廢除的大理寺重新設置起來，但是其職責改為法律復核機關。刑部作為中央審判機關。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須由大理寺復核，可見刑部與大理寺的職能，正好與唐宋時期的相反。御史台改為都察院，其職責不變，仍是監察百官，參與審理大案，平反冤案。有明一代的司法機構設置的突出特點是出現了「法外」特務司法機構。主要是「廠」、「衛」司法，內廷的東廠、西廠和內行廠，外廷的錦衣衛。廠衛制司法機機構成為加強皇權專制和實行高壓政治的工具。其主要特點是法外用刑，三法司無權干涉，不受普通司法機構和法律約束，擁有監督司法機關的權力，非法逮捕不受限制。主要處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爭的工具。特務政治加劇了明代社會矛盾，削弱了司法機構的權威。

❼ 論述中國封建法制司法機關的變革

[轉載〕讀完我國古代法律制度，使我不僅對古代的整個法律體系有一個明確的認識，而且還了解到其產生的根源和社會背景。
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度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先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元《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
在具體的法律制度、法律條文的背後，有著極為復雜的社會思想因素。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
感受完這一次古老的洗禮，我的受益良多。古代法律制度的背後承載了許多古老的歷史文化和中國傳統思想。只有我們更多地去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演變，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法律制度。

❽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❾ 詳細的唐朝科舉制度

唐代的科舉分常舉、制舉兩種。所謂常舉是指每年分科舉行的科舉；制舉是指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的科舉。

由於常舉和制舉選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此在考試內容、考生來源、考試方法上有很大區別，而常舉以其長期性、固定性的優點成為了科舉中最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科舉內容是常舉，常舉的主要科目是：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

秀才一科要求對有關國家的大政方略問題，作策論五篇。旨在選拔一些具有宏觀全局意識的高級人才，因此對考生要求非常高。

如果被推薦而來而未能得，所薦州長官甚至還要受處分，以至於後來參加考試人數非常少，唐高宗時曾被停止過，此後也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

(9)唐代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通過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從而使整個社會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內在運行機制。

科舉制度造就的士紳階層保持了中國傳統社會農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平衡，科舉制度造成的社會流動機制，使中國農村有著自主性的文化系統。

除了這些方面的魅力之外，科舉制度是一種權力的流動，使得中國古代社會保持一種權力的上下流動和上下平衡，這種流動和平衡往往是社會承載力的體現，可以展現一個社會的活力和張力。

❿ 唐代科舉制度

參加殿試的是貢士，取中後統稱為進士。殿試分三甲錄取。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第一甲錄取三名，第一名俗稱狀元，第二名俗稱榜眼，第三名俗稱探花，合稱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稱傳臚。

唐代將科舉制度化，幾乎年年開考，在科舉考試的選拔層次、國家主考的級別、考試內容及方法、考試科目的劃分、考試程序的制定、錄取後何時授職及起點官階等方面都作了艱苦的探索，對實行了1300年的科舉制的確立有奠基之功。

同時也表現出了早期的幼稚與不規范，科舉還不是補充官員的主要手段，政府及國民對科舉考試及其中選者的重視程度亦遠不如宋、明、清諸朝，對科場案查處不力，選才亦遠未擴展到中下層。

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繁多，而人們最重視的又是「進士」科，當時就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從整個科舉考試史的角度看，唐代的科舉畢竟處於早期，尚為探索階段。

其他科目且不論，其進士科考試就始終不糊名，更無譽錄之說，考試並不嚴格。多數的錄取並不完全倚重考卷，還要看平時的文字高下，考生的聲名、影響其家世、地位等等，有時甚至完全不看考卷，未曾開考，名次已定。

正因為如此，所以有人說「唐代科舉考試只是一種虛假的形式」。盡管如此，其草創之功不可抹殺。關於唐代科舉的方方面面，已有不少著作和論文進行過研討。本文僅擬就幾個小的問題做點拾遺補缺的工作。

拓展資料

科舉，科舉制、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

科舉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系和世族的壟斷；「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會中下層有能力的讀書人進入社會上層，獲得施展才智的機會。但後期從內容到形式嚴重束縛了應考者，使許多人不講求實際學問，束縛思想。

在中國，科舉制從隋朝（一說唐朝）開始實行，直至清光緒卅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世界上最後一屆科舉考試結束於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後經歷一千三百餘年，成為世界延續時間最長的選拔人才的辦法。

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科舉考場為江南貢院，佔地超過30餘萬平方米。另闢有的中國科舉博物館是中國唯一反映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內容的專業性博物館，也是中國科舉制度中心、中國科舉文化中心和中國科舉文物收藏中心。

參考資料網路。科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