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司法解釋
Ⅰ 最高院關於明知的司法解釋收取明顯高於市場手續費認定標准和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第1項規定:」認定窩贓、銷贓罪的「明知」,不能僅憑被告人的口供,應當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予以分析。只要證明被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或者代為銷售的,就可以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二)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三)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於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
(四)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於市場的「手續費」的;
(五)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於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
(六)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的;
(七)其他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Ⅱ 明知有罪的人司法解釋
就是很清楚對方有罪,或自己的行為是范罪行為。
Ⅲ 毒品犯罪中認定(明知)的標准和方法
一、認定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理論基礎和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於2007年12月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第一次明確規定了毒品犯罪「明知」的認定問題。《意見》之所以這樣規定,主要基於以下幾點考慮: 一是認定「明知」有其理論基礎。「明知」是指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實施的行為是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毒品行為。認定「明知」,是從已經確定事實推斷出另一事實或結論,實質上就是對某些不確定狀態或無法用證據證明的事項,以邏輯推理和情理判斷的方式作出判定。其理論基礎主要是事物之間因果聯系的必然性和邏輯推理的可靠性。唯物主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運動和變化的,而運動、變化過程中存有因果聯系。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人的認識具有能動性,可以從事物的外部表象中發現其內在的本質,從而認識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作為認識工具之一的邏輯推理,推出的結論通常是正確的。 二是公民有遵守法律的基本義務。法律具有可預測性,行為人在進行與自身相關行為時,有責任審查委託、僱傭其攜帶、運輸或者交接的物品是否屬違禁品,其實施行為是否合法,這是行為人實施與自身相關行為的法律義務。 三是現行法律、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對「明知」問題已作過類似規定。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5月印發執行的《關於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2002年7月印發執行的《關於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都結合案件具體情況規定了可以認定為「明知」的情形。 四是有關國際公約對「明知」事項的規定,為認定毒品犯罪中的明知提供了法律依據。《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公約》第3條第1款規定了各種毒品故意犯罪,第3款規定:「構成本條第1款所列罪行的知情、故意或目的等要素,可根據客觀事實情況加以判斷。」我國於1989年9月4日批准該公約,1990年11月11日在我國生效。此外,《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5條第2款規定:「本條第一款所指的明知、故意、目標、目的或約定可以從客觀實際情況推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28條規定:「根據本公約確立的犯罪所需要具備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據客觀實際情況予以推定。」我國簽署和批准了這兩個公約,盡管它不完全是針對毒品犯罪,但它包括有組織從事毒品犯罪的集團,對其他毒品犯罪明知的認定同樣有參照意義。 五是出於嚴懲毒品犯罪的迫切現實需要。毒品犯罪集團化、職業化趨向越來越突出,行為人具有逃避制裁的充分准備,特別是用箱包運輸毒品的行為人,即使當場在其身邊查獲毒品,往往以「為他人攜帶和運輸,並不知道有毒品」進行辯解。有的在被查獲時承認明知是毒品,但到了起訴、審判階段就翻供。如果僅以其本人是否承認明知為標准,就會造成「唯口供論」,難以認定毒品犯罪人的主觀故意,導致判決結果可能顯失公正,嚴重影響懲治和預防毒品犯罪。可以說,規定「明知」可以簡化訴訟證明活動,是遏制毒品犯罪發展蔓延的嚴峻形勢需要,是司法實踐中及時、有效打擊毒品犯罪的現實需要。 六是國外和我國香港地區關於毒品犯罪明知的規定值得借鑒。如英國《1994年販毒罪法》第51條第6款規定,持有任何與毒品有關的財產,應當被推定為實施有關該財產的某一行為。馬來西亞《1952年懲治毒品犯罪法》第37條規定:保管或控制任何含有毒品的物品的人,應當推定其對該毒品的性質具有明知;毒品隱藏在房屋、車輛內,應當推定房主、車主和當時負責車輛的人對所隱藏的毒品明知。香港《危險葯物條例》第47條也有類似規定。該條規定:「(1)任何人經證明實質管有——(a)任何容載危險葯物的物件;(b)任何容載危險葯物的行李、公文包、盒子、箱子、碗櫃、抽屜、保險箱、夾萬(註:指保險櫃)或其他類似的盛器的鑰匙,則直至相反證明成立為止,須被推定為管有該葯物。(2)任何人經證明或被推定管有危險葯物,則直至相反證明成立為止,須被推定為已知悉該葯物的性質。(3)本條規定的推定,不得證明被告人從未實質管有該危險葯物而被推翻。」 二、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具體認定 針對毒品犯罪隱蔽性強,特別是運輸毒品犯罪主觀明知較難查證的實際情況,《意見》在總結毒品案件偵查、起訴、審判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明確規定具有下列8種情形之一,並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應當知道」,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1)執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和其他檢查站檢查時,要求行為人申報為他人攜帶的箱包、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並告知其法律責任,而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所攜帶的物品內查獲毒品的;(2)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關、邊防等檢查,在其攜帶、運輸、郵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3)執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丟棄攜帶物品或逃避、抗拒檢查等行為,在其攜帶或丟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4)體內藏匿毒品的;(5)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或不等值的報酬而攜帶、運輸毒品的;(6)採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毒品的;(7)採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的;(8)其他有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應當知道的。上述情形的前三種情形表現為執法人員檢查時,從其所攜帶的物品內查獲毒品,行為人有蒙蔽、逃避或者抗拒檢查行為,並且對委託其攜帶物品人的姓名、住址等真實身份情況不能交代清楚。第4、6、7種情形表現為採取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交接毒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攜帶和交接方式。第5種情形表現為攜帶、運輸物品的報酬明顯不合市場交易常規,違背常理。第8種情形是兜底性規定,可以包括其他有證據足以證明應當知道的情形。例如,用特製設備運輸毒品或者在運輸工具的隱蔽部位藏匿毒品的;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的;以虛假地址和身份辦理托運手續的;多次為同一毒品犯罪分子運輸毒品的;曾因同一種毒品違法犯罪行為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的;等等。至於明知的程度,有概括性認識即可,只需行為人明知犯罪對象是毒品,而無需完全清楚毒品的數量、質量、品種、含量、成分等物理、化學特徵。 認定「明知」時,應當注意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判斷是否明知應當以客觀實際情況為依據。盡管「明知」是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為對象是毒品的心理狀態,但是判斷行為人主觀是否明知,不能僅憑其是否承認,也不能主觀臆斷,而是應當根據已查明事實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常態聯系,綜合考慮案件中的各種客觀實際情況。即依據實施毒品犯罪行為的過程、行為方式、毒品被查獲時的情形和環境等證據,結合被告人的年齡、閱歷、智力及掌握相關知識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判斷。二是用做認定前提的基礎事實必須有已經確鑿的證據證明。首先要查明行為人攜帶的物品確實是毒品,同時行為人有上述列舉的反常表現行為。至於可疑物是否是毒品,毒品含量是多少,屬於基礎事實,必須進行鑒定而不能推定。三是允許行為人提出反證加以推翻。由於認定「明知」不是以確鑿證據證明的,而是根據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的常態聯系,運用情理判斷和邏輯推理得出的,有可能出現例外情況。如果行為人能做出合理解釋,有證據證明確實受蒙騙,其辯解有事實依據或合乎情理,就不能認定其「明知」。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Ⅳ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認定投案自首的司法解釋
你好,關於「自動投案」的具體認定
《解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七種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體現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動性和自願性。根據《解釋》第一條第(一)項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1.犯罪後主動報案,雖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沒有逃離現場,在司法機關詢問時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抓捕時無拒捕行為,供認犯罪事實的;3.在司法機關未確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詢問時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4.因特定違法行為被採取勞動教養、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強制隔離戒毒等行政、司法強制措施期間,主動向執行機關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為的;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
罪行未被有關部門、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盤問、教育後,主動交代了犯罪事實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但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在其身上、隨身攜帶的物品、駕乘的交通工具等處發現與犯罪有關的物品的,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
交通肇事後保護現場、搶救傷者,並向公安機關報告的,應認定為自動投案,構成自首的,因上述行為同時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義務,對其是否從寬、從寬幅度要適當從嚴掌握。交通肇事逃逸後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應認定為自首,但應依法以較重法定刑為基準,視情決定對其是否從寬處罰以及從寬處罰的幅度。
犯罪嫌疑人被親友採用捆綁等手段送到司法機關,或者在親友帶領偵查人員前來抓捕時無拒捕行為,並如實供認犯罪事實的,雖然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但可以參照法律對自首的有關規定酌情從輕處罰。
Ⅳ 如何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中的明知
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中罪的」明知「,應當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兩個方面。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8條第1項規定:」認定窩贓、銷贓罪的「明知」,不能僅憑被告人的口供,應當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予以分析。只要證明被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或者代為銷售的,就可以認定。「據此,應當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中的」明知「,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兩個方面。
2、關於」知道「。被告人知道為犯罪所得,即對於被告人來說,犯罪所得的性質是顯而易見的,但不必知道贓物系通過何種犯罪所得。請注意,被告人知道是犯罪所得後作出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行為,應當是在本罪的實行行為結束之後做出的,如果和本罪犯罪分子事前通謀,事後由其對犯罪所得的贓物進行掩飾、隱瞞,那麼被告人和本罪的犯罪分子構成共同犯罪,應當以本罪進行定罪處罰,而不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3、關於」應當知道「。《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二)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三)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於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
(四)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於市場的「手續費」的;
(五)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於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
(六)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的;
(七)其他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這里規定的實質上就是」應當知道「。根據上述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的態度是採用推定的方法,即除非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確實不知道系他人的犯罪所得及收益,否則,被告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為,如果和一般的生活、生產經驗相違背而沒有正常的理由,那麼就可以推定被告人」應當知道「。
Ⅵ 如何認定明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司法解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
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銷售金額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根據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
第七十條 [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
(一)銷售金額在五萬元以上的;
(二)尚未銷售,貨值金額在十五萬元以上的;
(三)銷售金額不滿五萬元,但已銷售金額與尚未銷售的貨值金額合計在十五萬元以上的。
第八十九條 對於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應予立案追訴。
第九十條 本規定中的立案追訴標准,除法律、司法解釋、本規定中另有規定的以外,適用於相應的單位犯罪。
根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二條 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在五萬元以上的,屬於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應當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銷售金額在二十五萬元以上的,屬於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應當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第九條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的「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屬於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的「明知」:
(一)知道自己銷售的商品上的注冊商標被塗改、調換或者覆蓋的;
(二)因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受到過行政處罰或者承擔過民事責任、又銷售同一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
(三)偽造、塗改商標注冊人授權文件或者知道該文件被偽造、塗改的;
(四)其他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
第十五條 單位實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的行為,按照本解釋規定的相應個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的三倍定罪量刑。
第十六條 明知他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或者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運輸、儲存、代理進出口等便利條件、幫助的,以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共犯論處。
Ⅶ 「明知」這個法律術語的法律含義是什麼
明知指的是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司法解釋中對明知的認定不屬於推定,是用客觀事實正視主觀方面.
Ⅷ 法律中的明知意思
「明知」是我國《刑法》對故意犯所規定的構成因素。在我國刑事法對「明知」類型的表述中,長期以來一直使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盡管司法解釋運用「應當知道」具有功利性的價值考慮,以便破解司法機關證明被告人「明知」心態的難題,但這也會混淆罪過的基本類型劃分,危及刑法的基本理論,故需要進行理論和立法技術層面的深入分析。
Ⅸ 主觀明知如何正確認定
關於明知的理解。根據刑法第312條罪狀表述,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所得收益罪主觀方面必須是明知。如果不能認定行為人主觀明知,即使其實施了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等相應行為,亦不構成該罪。需要注意的是,對明知內容的要求不能過於苛刻,否則不利於打擊該類犯罪和保護群眾財產。只要犯罪嫌疑人認識到行為對象可能是贓物即可,無需認識到是何種犯罪所得,有何價值。
明知的審查認定可分為犯罪嫌疑人自認明知和推定明知兩種情形。自認明知,是指犯罪嫌疑人口供中明確供述其知道是從事何種犯罪,對犯罪意圖、行為對象等有清楚認識。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認罪,也沒有其他直接指向其主觀明知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採取推定明知的方法解決主觀明知認定難的問題。推定明知的運用,是根據已知案件事實,運用邏輯推理、經驗法則以及社會常識,綜合研判得出行為人明知的結論。關於推定明知的運用,須結合具體案情的不同情形全面分析判斷,不能一概而論。
犯罪對象為機動車的,可以直接依據司法解釋關於「明知」規定予以認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第17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視為應當知道,但有證據證明屬被蒙騙的除外:在非法的機動車交易場所和銷售單位購買的;機動車證件手續不全或者明顯違反規定的;機動車發動機號或者車架號有更改痕跡,沒有合法證明的;以明顯低於市場價格購買機動車的。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涉及的機動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屬於「明知」:一是沒有合法有效的來歷憑證;二是發動機號、車輛識別代號有明顯更改痕跡,沒有合法證明的。對於犯罪對象是機動車的,可以依據上述司法解釋之規定,結合案件具體情況,予以審查判斷分析。
犯罪對象系非機動車的物品,則從以下方面綜合判斷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
從交易的時間看。一般而言,對「明知」認識的程度,夜間收購大於白天收購。在深更半夜收購,盡管行為人矢口否認不知是贓物,也可以推定其主觀上對贓物性質認定度是較高的。如長期從事廢品回收業務的從業者,在凌晨2點收購他人二手電筒視機,也不問賣主身份和物品來歷,直接予以收購可以反映出主觀明知的認知程度。
從交易的地點看。如查明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地點是在隱秘的地點、偏遠地點,交易地點反常,具有隱蔽性,可以認定為明知是贓物。如按照交易習慣,往往是車主開車前往加油站進行加油,而行為人卻在路邊收購簡易大塑料桶裝汽油,有違正常交易習慣。
從交易的價格看。盜竊、搶劫他人財物後,為了盡快脫手,往往以低於同類物品的市場價格銷贓。如果行為人無正當理由,收受物品的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格的,就可作為判斷行為人明知贓物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交易的物品看。正常商品交易情況下,出賣方往往會提供正規的發票、配套的說明書等,物品保管較好。通過查看贓物是否有被盜的撬痕、塗改痕跡,有無正規發票交易手續等,可以作為考量行為人是否明知的因素。
從銷贓者的從業經歷看。正規合法的銷售方具有合法營業資質,如沒有資質的從業者,銷售大量煙酒等行政許可經營的物品,可以作為判斷行為人明知贓物的因素。對於明知賣方曾因盜竊被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過,仍收購其物品的,結合案件的其他證據,可以推定其主觀明知。
從贓物的使用情況看。正規的商品交易,買方往往會公開合法地使用,不會遮遮掩掩;而贓物的後期使用,買方由於心虛,不會公開使用,往往選擇在偏遠區域或夜間等不易被發現的時候使用。如行為人收購一輛摩托車後,及時將該車輛轉移到異地偏遠山區,供親友使用,可以推斷其主觀明知。
還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推定明知只有在沒有直接證據加以證明是明知的情況下才可運用,不宜無限擴大適用,更不得以推定方法代替調查取證。另一方面,推定明知的運用過程中,要注重行為人的反證和辯解,審查其反證成立或辯解合理,就不應推定其主觀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