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外國民商法演變

⑴ 民商法學的分類

民法學
本方向主要從事傳統民法學的研究，其中包括民法總論、物權法、合同法、人格權法、侵權行為法等法律領域的研究工作。民法是我國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法律，本方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我國法制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人大法學院最早在全國設立民法專業，編寫了第一部民法學教材，並擔負起為全國許多大專院校培訓師資的任務。人大復校以來，本方向的教師參與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等許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培養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博士生、碩士生和近千名高級法官。本方向在在下列內容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1、民法總則。佟柔教授生前曾經確立了民法的地位、調整對象和體系，這些觀點一直成為民法學界的主流觀點。王利明教授等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民法總則理論，並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已完成了民法典體系問題的研究，並已向全國人大提交了咨詢報告。《我國民法典重大疑難問題之研究》獲得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人文社科類）。
2、物權法。早在80年代，本方向即多次組織國有財產權和國有企業經營權的研討，出版了《國家所有權研究》等一系列專著。近幾年來，又出版了《物權法論》、《物權法研究》等著作，並承擔全國人大法工委委託的「物權法專家建議稿」 、《國有資產管理法草案建議稿》等重要的立法建議稿的起草工作。本方向還組織全國的專家學者撰寫出版《中國物權法疑難問題探討》一書（共120萬字）。在舉世矚目的《物權法》的制定過程中，本研究方向的學科帶頭人及多名教授全程參與了物權法的制定過程，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極具說服力的說明和論證，並先後組織了10多次國際國內研討會，對物權法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這些學者的許多觀點和意見為物權法所吸收，有力地推動了《物權法》這一極其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出台。
3、合同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本方向便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開設了合同法課程，自90年代以來，在研究生中首先推行案例教學，出版了《合同法新論·總則》、《合同法疑難案件研究》、《違約責任研究》等著作，王利明教授是合同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4、人格權法和侵權行為法。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人格權法的專著和教材，多次承擔有關人格權法的疑難問題、人格權的法律保護等研究項目。出版了大量專著。本方向最早開設侵權行為法課程，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侵權法的教材，並承擔了司法部統編教材人格權法、侵權行為法的撰寫工作。本方向積極參與侵權責任法的起草制訂工作，已完成中國侵權責任法專家建議稿並提交全國人大法工委。
5、民事證據法。本方向受全國人大法工委委託，從事我國民事證據法專家建議稿的起草和研究工作。為此，以王利明教授為首，成立了「中國證據立法研究中心民事組」。並與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多次舉辦了「民事證據立法」研討會，出版了《證據法研究與實用叢書》共四本，近300萬字，組織翻譯了國外的證據法資料約100萬字。
學術帶頭人王利明教授是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1991年被國家授予「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稱號；1995年被中國法學會評為「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1997年被教育部列入為「跨世紀中青年學術帶頭人培養計劃」。已出版民商法研究（1-6輯）、物權法論等個人著作10餘部，合著作品10餘部，主編各類教材15部。在國家級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80餘篇，其中在國外雜志上發表論文6篇，現為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國家重點文科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作為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國家許多法律的起草和研討工作，是我國民法典和物權法起草小組成員之一。
家庭法學與社會法學
本方向分為婚姻家庭法學和社會法學兩個部分。其中婚姻家庭法學主要從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包括婚姻家庭法、收養法、繼承法等法律領域的研究工作；社會法學主要從事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學的研究。本方向在50年代就組織撰寫了婚姻家庭法和勞動法方面的教材和學術著作，80年代初開始招收婚姻家庭法和勞動法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是國內第一個招收婚姻家庭法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學科點。本方向在下述各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1、婚姻家庭法。最早開設婚姻家庭法學課程，在理論研究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出版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學的教材與專著，其中《婚姻法》教材曾獲教育部優秀教材獎。本方向的研究人員參加新中國兩部《婚姻法》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等法律的起草和立法研究工作，並是第二部《婚姻法》草案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草案的主要執筆人。曾就《婚姻法》的修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交了專家建議稿，並參與了多次立法論證活動；並且承擔了《完善我國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等大型科研項目的研究工作。
2、繼承法。出版了國內第一部《繼承法學》教材，並獲教育部優秀教材獎。出版了國內第一部《比較繼承法》的專著。本方向研究人員正在展開關於現代財產繼承法律制度的研究。
3、勞動法。主編國內第一部《勞動法學》教材，並獲得司法部優秀教材獎；還出版了一系列勞動法學的教材及專著。本方向研究人員參與起草了《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和配套法規，並是《勞動法》草案的主要執筆人。本方向研究人員正在就《勞動法》的修訂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細則進行相應的研究。
4、社會保障法。出版了《社會保障法》教材和若干學術專著。本方向研究人員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社會保障法的法制講座。該方向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是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的重要機構，舉辦了「中法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等許多重要的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員參與《社會保險法》的起草工作；承擔《中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科研項目的研究工作。
5、社會特殊群體保護法。本方向成立了國內第一家專門為殘疾人提供權益保障的法學研究與服務機構——中國人民大學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出版了《婦女權益保障法》專著和保護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合法權益的有關教材。本方向研究人員參與了《婦女權益保障法》等社會特殊群體保護法的立法起草與立法研究工作，並是這些法律草案的主要執筆人。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員正在進行《婦女權益保障法實證研究》科研項目的研究。
學術帶頭人龍翼飛教授是國內較早獲得民法學博士學位的學者，現任人大法學院副院長，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六個國家部委的專家顧問。曾參與了婚姻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等法律的起草與立法研究工作，並是多部法律草案的主要執筆人。曾先後赴法、日、德、英和香港、台灣地區進行學術交流。發表了婚姻家庭法和社會法方面的個人專著10餘部，合作著作10餘部，在國家級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近30篇，並兩次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作《社會保障與法制建設》的法制講座。
商法學
本方向主要從事商法學各學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包括商法總論、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等部門法內容。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其理論發展與民法學理論發展密不可分。人大法學院自80年代起即在國內率先開設了商法總論、外國民商法、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等課程，90年代又撰寫出版了國內第一部中國商法總論著作和第一部關於證券發行與交易法制的著作；本方向的教師參加了《公司法》、《證券法》和有關公司證券的行政法規的起草與立法討論工作。本方向已被確定為國家文科重點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學科，具有顯著的學科基礎優勢和學科綜合優勢。
1.商法總論。本方向在國內(及港台受聘教學中)率先開設商法總論課程，本方向研究人員撰寫了國內目前僅有的兩部關於商法總論的著作和教材，該教材在國內教學科研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並被廣泛使用。本方向的研究人員目前正在進一步深化對於商法基本理論的研究，擬作出適合於我國商法各部門法發展要求的商法總論研究成果。
2.公司法學。本方向90年代初即為人大法學院及港台聯合教學的研究生開設公司法課程，本方向研究人員撰寫的《中國公司法》著作和相關教材在國內具有重要的影響，並長期參與《公司法》和有關法規的立法活動。目前正在進一步深化對於公司法理論的研究，計劃於近年來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理論研究性質的公司法研究成果。
3.證券法學。本學科方向在國內證券法教學科研中居於領先地位，在國內(及港台受聘教學中)率先開設了證券法課程，招收證券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並專門為深圳證券交易所和國內40餘家證券公司的從業人員開辦證券法的培訓班，講授相關課程。國內首部證券法著作《證券發行與交易》（該書已再版5版）就是有本方向人員完成的，並進一步編寫了首部證券從業人員資格考試統編教材《證券發行與承銷》與《證券交易》，此外本方向的研究人員撰寫的《中國證券法》和有關證券監管制度的著作在國內具有重要影響。
4.票據法學。本方向在國內率先開設了票據法課程，90年代初即出版了中國票據法的專著，在中國票據立法改革後又率先編寫出版了票據法教材。本方向的研究人員計劃對中國票據制度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符合國際票據交易慣例的研究成果。
5.海商法學與保險法學。本方向人員自80年代中期率先在國內法律院校中開設了海商法及保險法課程，並撰寫出版有關於海商法的教材6部、保險法的著作6部。
學術帶頭人董安生教授是國內較早獲得民商法博士學位的學者，博士生導師，是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國家文科重點基地)研究員、金融與財政政策研究中心(國家文科重點基地)研究員、金融與證券研究所研究員。另擔任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中國比較法學會理事等職。曾受聘在香港、台灣數所大學講學。已撰寫出版民商法著作12部，主編並撰寫教材8部，在國家級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10餘篇。其撰寫的《民事法律行為》、《英國商法》、《證券發行與交易》等書在國內具有重要的影響。本方向學術骨幹葉林教授等在民商法理論、公司法、證券法、外國民商法、仲裁法研究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詣，所撰寫的《中國公司法》、《中國證券法》、《商事仲裁法》等教材在國內均有很大影響。

⑵ 為什麼民法沒有起源於中國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在採取法典形式時，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民法規則或者法律條文以某種邏輯加以安排，從而形成的體系。簡言之，就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我國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經啟動的情況下，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課題就是應當如何構建民法典的體系。
一、確立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得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原因在於：
首先，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美國學者龐德認為，法典不同於其他的法律形式在於「它展示了整個既存的法律體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學者vander linden也認為民法典的本質特徵是指多個部分結為整體之形式的統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於一般的立法在於法典「包含了各種有效的控制主體的法律規則的完整性、邏輯性、科學性」。王涌：《私權的分析與建構》，中國政法大學1999年博士論文，結語。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立法的匯編」。換句話說，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其次，體系化既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規則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各項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誠實信用、維護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與消除整個法典中並存的各項理念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內貫徹一項或多項民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例如，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靜態的財產所有權的嚴格保護，也注重對動態的交易安全的維護。當這兩者發生沖突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依據一定的民法典體系將民事法律規范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的各種價值觀念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和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僅僅是為了適應改革的特定階段的需求而頒布的，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社會經濟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種通常的全局性考慮，從而導致了這些法律法規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沖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在民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民法典的體系構建之後，既可以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諧、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也可以為從事民商事活動的當事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體系化不僅有助於消除各項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而且通過體系化能夠有效地保障整個民事法律體系中各種概念、規則的嚴謹性與統一性。例如，在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出現了「民事行為」、「民事活動」、「民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等諸多概念，這些概念究竟哪一個是屬概念，哪一個是種概念，它們的內涵與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學者都很難理清一個頭緒。這就需要通過法典化來解決民法概念與范疇的嚴謹和統一的問題。
第四，體系化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優越於判例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嚴謹的、體系化的思維觀念。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如果有，則產生合同法上的請求權，沒有則判斷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體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維護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某項政策的隨意改變而發生變動。至於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領域，則可以通過頒布單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調整，盡管此種單行立法可能會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是民事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卻不會隨意發生變動。從法國、德國等國家民法典的發展歷程來看，雖然社會歷盡變遷，新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但是由於法典自身的嚴格的體系性與邏輯性，新的問題通常能夠在民法典體系框架內加以解決，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歷經百年而巋然不動，這就充分說明了體系性對保證民法典的合理性，從而維系民法典的存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階段，因此在我國建立民法典的體系性具有更為突出的現實意義。
二、確立我國民法典體系時的三個宏觀問題
完整的民法典體系絕非朝夕之間可以形成的，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早在羅馬法時代，法學家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一書中就提出了一種民法典的編纂體例，該體例將羅馬市民法劃分為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部分，後被查士丁尼編纂羅馬法大全所採用，後人稱之為「羅馬式」體系。至法國民法典編纂時，羅馬式體例被民法制定者採納，不過，立法者將訴訟法從民法典中分離出去，同時將物法進一步分為「財產法」與「財產權的取得方法」兩部分。在19世紀末，經過了數十年的法典論戰後，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採納了由潘德克頓學派所提出的民法典體系，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五編制「德國式」模式，更確切地說，是採納了潘德克頓體系中的巴伐利亞式，潘德克頓式體系可分為薩克遜式與巴伐利亞式，前者的編制結構是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後者的編制結構則是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兩者的區別在於物權與債權的位置前後不同，這種位置的安排是為了表達主題的不同的重要性。參見徐國棟：「兩種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義對物文主義」，載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即將民法典分為總則、債權、物權、親屬及繼承五編。潘德克頓的模式後來為日本民法典所繼受。不過，與德國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採納了薩克遜式體例，將物權置於債權之前。20世紀90年代完成的荷蘭民法典在體例上又有重大的改變，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將法國法模式和德國法模式結合起來之後，同時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經驗，創建了民法典的八編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法典在債權和物權之上設立了財產權總則，並改造了德國法的總則模式。荷蘭民法典在頒布之後，得到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民法學者的廣泛好評。1994年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在體繫上也有了許多新的發展，例如該法典將債法劃分為兩編加以規定，債法總則包括債的一般規定與合同的一般規定，並在總則的民事權利客體內容中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體系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化的體系。
在我國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如何確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法典體系值得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認為，就我國民法典體系而言，有三個宏觀性問題值得進行研究，因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未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與框架問題，同時也直接決定了民法典基本結構的安排問題。
（一）完全照搬德國民法典體系還是合理借鑒並有所創新
應當承認，中國自清末變法以來，基本上可以被歸入大陸法系國家。近代中國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學說大量吸收了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瑞士、蘇聯、日本等）尤其是德國法的概念、規則與制度。舊中國民法學家梅仲協先生曾精闢的指出：「現行民法采德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蘇聯之成規，亦嘗擷一二。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從我國民事立法的內容來看，確實大量借鑒了德國法的優秀成果與立法經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這是否就意味我們在21世紀制定中國民法典時，仍還需要僵化地、一成不變地繼承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呢？許多學者認為，既然我國要採納德國的體系設立總則，那麼就必須完全採納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梁慧星：「當前關於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我國民法典體系不能去標新立異，而應當完全繼受國外尤其是德國的民法典體系，無須進行任何改動。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為潘德克頓學派結晶的德國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語簡練明確，體系嚴謹完整等諸多優點，因此雖歷經百年社會變遷，仍不愧為一部偉大優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國民法典畢竟是百年前的產物。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因此，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在21世紀制定一部中國的民法典就必須要符合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權尚處萌芽狀態，多數學者連人格權為何物尚且不知，遑論於民法典中加以規定，立法者當然可以對其漠然視之。然而，隨著二戰以後人權運動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人格權已經成為一項與財產權並行的極為重要的民事權利制度，再考慮到我國長期以來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當人看的現象，以及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對尊重人格權的強烈要求等因素，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就是在德國，學者也已開始對其民法典進行反思，如德國著名民法學者梅迪庫斯教授認為，民法典「對自然人的規范過於簡單，因此沒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權」。〔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可以說，在我國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獨立的人格權制度是我們這個深受數千年封建專制之苦的民族的現實需要！如何有機和諧地將人格權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時代賦予中國民法學者的機遇。如果僅以德國民法典沒有規定獨立的人格權制度為由，而置現實需要於不顧，將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體制度或侵權法的幾個條款輕描淡寫地一筆略過，這不僅是削足適履，更是放棄了時代賦予當代中國民法學者的偉大機遇與神聖職責！
其次，德國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靜止的體系，而是開放的、發展的體系。一百年來，德國民法在不斷地豐富、發展與完善，德國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去補充、修正、發展民法典，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製定單行法。例如，為調整隨著科技發展而大量涌現的危險責任問題，德國在民法典之外陸續頒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聯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單行法；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頁。二是通過法院的判例修正、補充民法典。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時為了有效地保障個人的自由，防止行為人動輒得咎，通過規定第823條與第826條而對侵權法的保護范圍作出了嚴格的限定。但是，此種限定卻導致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新型侵權行為（如過失性虛假陳述、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無法受到侵權法的調整，以致不得不創造出締約過失責任、附保護第三人的契約、默示信息提供契約、交易安全義務等諸多理論，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運用這些理論去改變、補充、發展甚至糾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國為了適應歐盟民事法律的統一已對本國法律作出了一些相應的修改，其中最明顯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債法現代化法》。該法出台的直接動因就是歐盟關於消費品買賣的1999/?44號指令。德國學者文德浩教授稱，債法現代化法是德國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變革，它動搖了德國民法的教條理論大廈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為直接地繼受了羅馬法的教義。〔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新債法」，載《德國債法現代化法》，邵建東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這些都表明了德國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斷充實、發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靜止的。
再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深，從而使得各個法系之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作為交易的共同規則的合同法以及有關保險、票據等方面的規則日益國際化。英美法受大陸法的影響，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陸法系國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信託法的制定、侵權法中引入產品責任、醫療過失責任預期違約和根本違約責任等，此外，通過一些國際公約努力將大陸法與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銷售合同公約》、1994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1985年有關國際機構制定的《海牙信託法公約》等。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因此兩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種必然的趨勢。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頁。正因如此，我們在制定民法典時不能囿於德國的經驗，而應當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各國民事立法中的經驗與成果。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應當立足於我國實踐，本著兼收並蓄，取菁去蕪的思想，胸懷海納百川的氣度，廣泛吸收借鑒各國民法的優秀經驗，而不是狹隘、盲目地崇拜德國法，受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的束縛。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國民法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
我們在構建民法典體系的時候必須要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我國民法究竟是採納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立體體例？所謂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將其統一適用於各種民商事活動，不再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則意味著嚴格區分民法與商法，在民法典之外還要制定一部單獨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體制最早起源於法國，法國於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頒布訂立商法典，從而開創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有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在立法時都採納了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然而，到了20世紀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時，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等商法的內容，從而實現了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頁。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這兩種體制優越性，在大陸法系學者之間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但是，我們認為，在我國制定民法典時應當採納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誠如我國著名民法學家謝懷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歷史上演變的結果。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它並非如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基於科學的理論研究的產物。因此，從民商分立體制產生之初，理論界對於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就沒有嚴格的區分。一些學者或採用主體標准，即商人與非商人的區分；或採用客體標准，即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標准；或採用主體與客體相結合的雙重標准，對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加以界分，但是這些標准都無法從體繫上理清民法與商法的分工。實際上，民法與商法都是規范調整市場經濟交易活動的法律規則，本質上並無差異，在立法上無法作出區分。
其次，在歷史上，商法獨立於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存在商人這樣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需要確立特殊的規則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人作為特殊的階層已經不復存在，所有商事糾紛、民事糾紛都應當統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加以解決，因此商法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經濟基礎。如果商法側重於保護法律所規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據特定的職業把人分成不同的種類，這與人格平等的原則是相矛盾的。隨著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護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為商人，一方為非商人的法律關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應當看到，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與非商人的對立，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雇員與僱主的對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義正在被極大地減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領域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的重要性愈來愈凸顯，這也是現代法律發展的一個趨勢。
再次，民商合一適應了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近代和當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開始推行民商法的統一。從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對某些商事內容作了規定，放棄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訂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訂出一部債法典，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規范。荷蘭從1934年起實現了民法與商法的實質上的統一，規定商法典的條款適用於所有的人，並適用於一切行為。1942年，義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內對民法與商法的內容作了規定。巴西也已開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體系，從而促進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幾年來所頒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採用的是民商合一的體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後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都將票據、保險等商事規范統一納入民法典。可以說，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是現代市場經濟下民商事立法的一個總的發展趨勢。
第四，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與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領域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因此，採用民商合一體例，首先意味著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單獨制定商法典，確切地講，是不制定單獨的商法總則，而將傳統商法總則中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代理、商事權利等內容納入到民法典相應各篇章中。申言之，採用民商合一體例並非像《義大利民法典》那樣，把一些商事特別法統統規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認公司、海商、保險等商事特別法的存在。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規定的行為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的規定，商事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商事行為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統一的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商事代理可以適用代理的規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此。在商事特別法單獨制定之後，其與民法典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因此按照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應優先適用商事特別法。例如就法人的問題而言，首先應當適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沒有相應的條款可供適用的話，應當適用民法的關於法人的規定。如果把商事特別法都匯編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體系就無從談起。
此外，在強調民商合一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民商法之間的協調與統一，這一點常常是採納民商合一的國家碰到的一個難題，也是強調民商分立的學者的理由之一。不過，在我國，立法已找到了協調民商法關系的辦法，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了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非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並確立不同的規則。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對於前者，如果合同中並未約定支付利息或者約定不明，則視為不支付利息；對於後者，如果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則應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確定。第二，在某一類合同中僅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忽略沒有商人參與的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既然，我國現行立法已經解決了民商合一體制下遇到的技術性方面的問題，因此也沒有必要僅僅因為商事規則的特殊性而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分別是：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此種立法體例中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當被納入。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編制體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體系的終結。法典的體系常常會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動，如果將來因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的需要，確實有必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否則民法典的體系將不復存在，法典編纂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學體系的民事法律匯編並非民法典，法典編纂與法典匯編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是通過科學的嚴謹的體系將民事法律規則加以統一整合，而後者僅僅是將民事法律規則簡單地加以排列組合。編纂民法典絕不意味著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盡可能地納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國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將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納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著包羅萬象的、無所不包的民法典。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地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們認為，在制定中國民法典時，為了正確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民法典在整個民事立法體系中處於最一般、最基礎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須保持高度的穩定性，並使調整的內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這樣一來就必然以放棄變化多端的生活關系本身所要求的細致化、放棄對具體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為代價，〔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謝懷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頒布單行法的沖動。但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特別法的關系。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或者僅僅是特定的職業群體或者生活領域中的問題應由民事單行立法加以調整，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例如，物權法主要調整的是人們對有形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遍需要的；而信託法調整的信託關系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產生的，信託法的規則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不應納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應包括具有長期穩定性和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與制度。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須保證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可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相應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一些規則甚至是歷經千百年來實踐的檢驗的，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條件等規則具有長期的穩定性，應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等其他的成立條件，由於會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此應由公司法、證券法等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

⑶ 20世紀中國農村與城市生活的變遷

走平坦路，喝自來水，上衛生廁，住整潔房，讀免費書，報醫葯費……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加到4140元，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有了大幅改善和提高。農民回憶和統計數字見證了他們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巨變。

變化一：

從天天耕作吃不飽到不種田卻吃得好

【 今昔對比 】「大包干以前，我家5口人，每季生產隊分糧食，用褂子就能兜回家，經常挨餓。」安徽省明光市潘村鎮錢西村的錢永言上世紀80年代在村裡擔任幹部，80年代後期開始從事水產養殖，現在已經是一名農民企業家。他說：「以前天天種田都吃不飽，現在不但吃飽，而且吃得好。」

【 數字與點評 】從「吃不飽」到「吃得好」，反映的是農民生活「跨越貧困進入溫飽，跨越溫飽進入小康」的兩大變遷。上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農民生活普遍比較貧困，恩格爾系數高達70％。80年代開始，隨著包產到戶廣泛開展，我國農民一舉跨越了溫飽線，恩格爾系數降到60％。進入新世紀以後，特別是隨著包括農業稅取消等系列惠農政策的實施，農民生活繼續改善，恩格爾系數下降至50％，達到了小康線。

變化二：

從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

【 今昔對比 】「以前，孩子們的衣服能穿就可以，一件衣服要好幾個孩子穿，哥哥穿小了傳給弟弟。可不像現在，一個孩子漂亮的衣服可能就有一大箱。」寧夏銀川市永寧縣楊和鎮納家戶村81歲的回族老人納志邦說，那時候什麼都缺，買糧要糧票，衣服自己做，買布還要布票。

【 數字與點評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這是許多農民對以前生活的記憶。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觀念的改變，我國農民衣著消費在發生變化。以寧夏為例，2007年寧夏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達到2528．8元，其中人均衣著消費184．3元，比1983年的28．8元增加了155．5元，增長了5．4倍。

變化三：

從干打壘、磚瓦房到別墅樓

【 今昔對比 】「我10多歲時，村裡住的都是干打壘的房子，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能住上樓房」。江西省武寧縣清江鄉上灣自然村54歲的邱吉利如此表示。近年來，上灣村31戶人家，在政府支持下全部拆舊建新，蓋起了2到4層不等的小樓，各家樓內自來水、水沖廁一應俱全，樓外則是數百畝綠毯似的吊瓜，整個村莊儼然是城市郊區的別墅群。

【 數字與點評 】70年代「干打壘」，80年代磚瓦房，90年代混凝土，進入新世紀建設新農村，農民開始住別墅。江西省統計局數字顯示，2007年，江西農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980年的11．8平方米增加到36．8平方米；其中磚木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結構住房面積人均達34．26平方米，佔住房面積的93％。江西省統計局農業處處長葉德祥說，全省81％的農戶住房擁有衛生設備，其中14％為水沖廁所。

變化四：

從趕集到旅遊

【 今昔對比 】「原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到處都是黃泥路，有皮鞋也不敢穿。」說起村道的變遷，江西省安義縣47歲的村民劉上家滔滔不絕。現在村裡組與組、戶與戶之間都是水泥路相通。而在偏遠的贛南山區，原來農民外出多是趕集，很多人一輩子都難得去一次縣城。可近幾年，尋烏縣幾位種臍橙的果農卻自發組織前往美國旅遊，順帶考察美國新奇士臍橙的產銷情況。

【 數字與點評 】2007年底，江西省鄉鎮基本通了柏油路或者水泥路，行政村通油（水泥）路率和通公路率分別達到71％和93％，近1／4的自然村通了油路水泥路。路好了，隨著自行車、摩托車的普及，小轎車開始走入農家，農民走得越來越遠了。

變化五：

從「老四件」到「新N件」

【 今昔對比 】在政府的補貼下，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農民劉國平前不久安裝了一台太陽能熱水器。他說：「有了太陽能熱水器，既不用燒柴，也不耗電，經濟實惠又方便。」山東一些農民有記日記的習慣。記者看到，鄒平縣農民劉宗水的日記里記錄了家裡電視機的多次更新過程；在平原縣農民楊春嶺的日記中，鄰居買「家庭影院」、電腦都被他記錄下來了。

【 數字與點評 】30年來，我國農民家庭耐用消費品不斷升級，從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老四件」，到電視機、洗衣機、錄音機、電冰箱、電風扇、影碟機「新六件」，再到抽油煙機、熱水器、空調、電腦等商品，檔次越來越高。在山東省，2007年底全省已實現村村通電、通電話，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電冰箱39台、彩電104台、影碟機61台、洗衣機57台、熱水器23台。

變化六：

從因貧輟學到免費上學

【 今昔對比 】在北京打工的河南省鄧州市高集鄉19歲姑娘周學現說起還在讀中學的弟弟就非常羨慕。她說：「由於家境不好，我讀到初二就輟學了。弟弟趕上了好時候，上學不用交學雜費。」51歲的河北省高碑店市喬劉凡村的李學芳，2007年因患嚴重心臟病到北京手術治療花了4萬多元，回家後從「新農合」管理中心領到了1．2萬元補助。他感嘆：「作為農民，能像城裡人那樣看病報銷，以前想都不敢想。」

【 數字與點評 】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我國農民生活的最新變遷，是他們開始享受文化娛樂和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現在，我國已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全國1．5億中小學生及家庭受益。隨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開展，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也進入了新階段。截至今年3月底，全國有2679個縣（市、區）開展了新農合，8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參合率達到91％，他們可以像城市職工一樣，享受看病報銷的待遇。

⑷ 民商法學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是什麼

民商法學和法律體系，這個概念表述不對。
你應該是想問民商法和法律體系，
民商法學和所版有法律學科之間的關權系和地位。
只能這么說，民商法是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
和憲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構成完整的法律體系。

⑸ 英美法系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的內容簡介

對本書主題的詳細詮釋，在本書所收錄的各篇論文以及論點精粹中都已專經有了充分詳屬細的展示，故筆者對此不再贅述。本書的編輯，一如本研究會學術叢書的前八輯《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20世紀外國經濟法的前沿》、《20世紀外國司法制度的變革》、《20世紀外國民商法的變革》、《20世紀西方憲政的發展及其變革》、《20世紀外國刑事法律制度的變革》、《多元的法律文化》、《混合的法律文化》（均由法律出版社於2001年至2008年各年出版）的慣例，分主題論文、專題論文、論點精粹和附錄等部分。

⑹ 誰能幫我找到：法國法典起草委員會在國會就民法典草案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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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民法典的開篇：法典起草委員會在國會就民法典草案的演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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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20世紀初的歷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經濟地位衰退表現在：

其一，債務激增，從1914年的內6.5億英鎊（314900萬美元）1920年增至容78.28億英鎊（3804408萬美元），英國從美國的主要債權國變成美國的債務國。

其二，倫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原來在國際市場上起著共同貨幣作用的英鎊受到美元的沖擊，利用英鎊對世界進行財政剝削的支配地位削弱。

戰後的經濟困難導致英國的政黨政治發生變化，工黨取代了保守黨，開始同自由黨輪流執政。隨著英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地位的削弱和壟斷組織在經濟領域中居於統治地位，自由黨和它所奉行的自由主義原則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條件。自由黨的衰落是歷史的必然。戰後的英國工黨是以工人為主要成分奉行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左翼政黨。工黨領袖關於通過議會民主實行社會改革和建立財產公有制的詞句，對於希望改變自身經濟地位的工人群眾頗具吸引力。工黨執政期間，在資產階級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推行了一些有利於勞動者的社會福利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