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税收的法律责任

Ⅰ 税收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包括哪些

税收法律责任，是指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违反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所引起的不利法律的后果，分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两种。

行政法律责任

税法中的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违法引起的，用以调整和维护行政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对于纳税主体而言，其行政法律责任形式主要是行政处罚。对于征税主体而言，税务机关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赔偿责任和撤销违法决定等，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主要是行政处分。

行政处罚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责令限期改正。这是税务机关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义务的当事人的谴责和申诫。主要是起到教育的作用，有一定的处罚作用，为税收法律、法规广泛采用。

（2）罚款。罚款是对违反税收法律、法规，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的一种经济上的处罚。由于罚款既不影响被处罚人的人身自由及其合法活动，又能起到对违法行为的惩戒作用。因而是税务行政处罚中应用最广泛的 一种。因此，运用这一处罚形式必须依法行使，严格遵循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额、限度、权限、程序及形式。

（3）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权予以剥夺的处罚。有两种情况：一是对相对人非法所得的财物没收。二是财物虽系相对人所有，但是其用于非法活动。

（4）收缴未用发票和暂停供应发票。

（5）停止出口退税权。

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对违反税法行为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的当事人或直接责任人所给予的刑事制裁。追究刑事责任以税务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为前提。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通常是由税务机关依法追究的，而刑事责任则是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是税收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制裁措施。

刑法规定税务刑事处罚分为五种主刑（即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和三种附加刑（即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Ⅱ 中国历代税收制度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夏后氏五十而贡”。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
西周实行井田制，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但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 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
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
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的赋税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是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麻，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称作庸（服役发展为可纳绢代役）。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以上按人丁为主，以下以田亩为主）
均田制后遭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合并为户税和地税。（征税时间逐渐固定）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税负原则。
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
明代初行两税法，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这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没能彻底实行。（实物地租为主逐渐趋向于以货币地租为主）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 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
PS. 税法有其发展趋势，但也不断反复。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然而改革之后，渐渐政府忘记了这一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经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一次，赋税增加一回。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Ⅲ 中国古代税收发展规律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调整,结合有关史实归纳变化的规律,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规律:
①收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逐步向以土地为主转变,以两税法为标志;
②赋税由以实物为主逐步向以货币为主转变,以明朝一条鞭法为主要标志;
③赋税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转变,以明朝一条鞭法为标志;
④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⑤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以隋唐时期的"庸"制为标志;
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税逐渐加重。
变化原因 :
①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②农民的反抗斗争;
③统治者顺应形势,调整统治政策

Ⅳ 中国现行的税收基本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哪些

参考来时间： 2011年收集的。

中国现行自的税收基本法律、法规和规章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4号发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2008
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修订并公布，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93年12月25 日财政部文件（93)财法字第38号发布，2011年10月2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65号第二次修改并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5号发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2008
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9号修订并公布，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93年12月25 日财政部文件（93)财法字第39号发布，2008年12月15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1号修订并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2000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4号公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Ⅳ CTA中税收法律责任的不转嫁性介绍一下

税务代理关系的建立并不改变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其本身所固有的税收法律版责任的承担。在代理权过程中产生的税收法律责任，无论出自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原因，还是由于注册税务师的原因，其承担者均应为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
但是这种法律责任的不转嫁性，并不意味着注册税务师在执业过程中可以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益不负责任，不承担任何代理过错。委托方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代理人提出赔偿要求。

Ⅵ 税收法律责任有哪些特点

税收法津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税收活动中发生的，由税法确认和调整，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征纳关系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一经税法确认，就由经济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征纳关系就要受到税法的制约和调整，从而形成税收法律关系。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是税收分配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从财政角度看，税收是一种收入分配关系，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直接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职能。税收法律关系反映并决定于税收分配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当一种税收分配关系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而被新的税收关系所取代，必然引起旧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消灭和新的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始终是国家。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但由于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税收法律关系便表现为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义务对等表现为非直接性。这是税收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在内容上的区别。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权利义务的设立与分配既完全对等又表现出直接性;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法律赋予税务机关较多的税收执法权，从而使税务机关成为权利主体，纳税人成为义务主体。其实，税收法律关系并非是一种完全单向性的支配关系，即是说，纳税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义务主体，但在某些特定场合又可能转化为权利主体，不对等不是绝对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纳税人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上表现出非直接性。
由此可见，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是既统一、又对立。统一是指纳税人为国家生财，征税人为国家聚财，国家以此从事各项建设，满足包括纳税人在内的全体国民所享有公共需要的利益。在增加社会财富这一点上，征纳双方的目的是同一的。国家税收离不开创造税源的纳税人，而纳税人也离不开国家为其提供的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生活环境，因而也离不开税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对立是指就每一个具体的纳税人而言，由于税收权利义务的对等或分配关系的非直接性和非明晰性，往往使一些纳税人认为税收是对其财产的强行掠夺，或认为税收是牺牲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来补偿社会整体利益，因而极易造成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税收的强制性便成为税收征收与缴纳活动中的明显特征。这是享受与付出、自觉与强制之间的二律背反。
正是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的这种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性，致使在税收实践中形成不同类型的税收征纳关系。第一种是维系型的征纳关系。表现为纳税人明知难脱纳税的法律责任，又不愿损失自身利益，便抱着坐等收税的态度，被动服从税务征管。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主要是纳税人对税收法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征税人的单纯征管思想。
第二种是冲突型的征纳关系。突出表现为纳税人对征税人的征税行为抵触或者敌视。藐视税法，肆意偷税、逃税、骗税，甚至以暴力手段抗税，使税收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从纳税人方面看，主要是纳税人税法意识淡薄，个人私利作祟。从税务方面看，一是税务行政缺少应有的公开性，纳税人无从知晓税收政策法规及自己的合法权益，无从知晓所缴税款的去向用途，在未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税收的性质和意义的情况下，纳税人“谈税色变”，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有很强的逆反心理;二是少数税务人员吃、拿、卡、要和滥施罚责等违纪违法行为引起纳税人不满，使征纳矛盾尖税化;三是一些税务人员把税法的强制性当作个人可以任意发挥的权威，在执法过程中态度生硬，作风蛮横，武断粗暴，疏远了征纳双方的感情，恶化了税收征纳关系。
第三种是建设型的征纳关系。表现为税务机关文明征税，公开办税，严格执法，优质服务，积极扶持，扩大税源。纳税人树立起科学的税收观，以“我是纳税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自觉守法纳税，积极主动履行纳税义务。这种征纳关系具有规范协调的特点，即征纳流程通畅，征纳行为规范。不论是税务机关还是纳税人都以税法为依据约束各自的行为，征纳双方在各自的权利义务范围内遵循规程，依法行事;在双方关系正常的基础上和睦相处，配合默契，步调一致，能从国家大局出发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建设型的税收征纳关系是符合法制要求和市场经济规则的良性税收征纳关系，是一种在税收法律约束下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征纳关系首先是体现特定分配关系的法律关系。与单纯的行政方法相比，法律方法能给税务管理带来效率。但仅仅仰仗法律的权威，以某些刻板的模式和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一切征纳关系则会妨碍效率。如果税务人员能够运用各自的公关艺术和人际关系技能，便会补偿这种被影响的效率。税收征管实践中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尊重税收法律规范的前提下，税收征管效率是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关系的融洽程度成正比、与征纳双方之间的矛盾程度成反比的。税收法律规范作为处理税收征纳关系的基准，是对正式组织行为所规定的准则，但是税收征管的全过程不仅仅取决于税收法律关系对征纳双方的约束，而且取决于各种非法律规范因素的影响，如企业的法人代表及财务人员的个性和价值观、纳税个体的利益比较、征纳双方的信任程度等。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会导致征纳行为的偏差，而这些偏差是难以通过规定某种税
收法律关系加以克服的，只有创造性地运用公共关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要建立建设型的税收征纳关系，在运用税收法律规范的同时，也需要适当地运用税收公共关系。
税收公共关系是税务机关为了塑造组织形象，运用科学的、艺术的传播和沟通手段，在自己和纳税人之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互相理解、支持和依存的关系。税收公共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税收公共关系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税收公共关系作为特定的社会客观存在是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这种活动是有效地协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活动，它强调活动的群体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强调主客体的一致性，即强调建立和维护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统一关系。
——税收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职能。作为一种管理职能，税收公共关系具有连续性和计划性，帮助税务机关建立并保持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认可和合作;参与处理各种事件时尽可能地协调征纳双方的矛盾;帮助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并对之作出反应;确定并强调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服务的责任，更好地实现征纳双方的共同利益。
——税收公共关系以树立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为基本目标。通过科学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公共关系活动，在纳税人心目中塑造税务机关创新、务实、廉政、高效的良好形象，赢得纳税人的理解、信任、依存和支持，营造理想的税收环境，是税收公共关系追求的效果和基本目标。
——税收公共关系运用传播手段进行信息交流活动。传播是联结税收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传播和沟通是实现税收公共关系的基本手段，新的统一的税收公共关系建立的过程，是一个运用科学的传播手段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
基于以上税收公共关系的特征，一般来说，在解决冲突型征纳关系时，重在运用法律规范，但也不能排除运用公共关系;在维系型征纳关系向建设型征纳关系转化的过程中，将主要依靠税收公共关系来进行。

Ⅶ 中国古代历史的税法制度

http://www.40881.com.cn/wsbj/tdfy.htm

历代土地赋役制度简表
朝代 名称 分配方式 国家对人民的剥削 结果
西周 井田制 井田制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土地制度。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 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一种是“九夫为井”，为野中庶人即农业奴隶耕种之田，其中百亩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田也叫“藉田”，就是借助民力耕种公田，实行集体耕耘，藉田的收入全部被奴隶主掠为己有，这实际上是一种劳役剥削。至于庶人耕作的那一小块土地，只是作为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条件，并不属于他们所有。此外，庶人还要服各种无偿劳役，尽各种贡纳义务。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对他们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西周后期，私田出现，厉王霸占新兴贵族的私田，划为国有，在实行“藉田制度”的同时，有向私田征税。这就意味着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井田制破坏的事实。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主导形式，它遭到破坏，也就预示着奴隶制危机的到来。
曹魏 屯田制 建安元年，曹操为解决军粮供应的困难和安置流民推行屯田制，开始在许昌附近屯田，后又向各地推广。屯田区不隶属于郡县，直属中央的大司农，由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屯田都尉管理，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屯田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国家。屯田客（农民）按军事编制固定在土地上，一般不服兵役和徭役，专门从事农耕。军屯以军营为单位进行生产。 屯田制是曹魏政权以军事强制形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地租剥削的一种土地制度。民屯按土地的实际收获量向官府分成交纳田租，用官牛的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对分。建安九年，曹魏政权对编户的自耕农通过调租制进行剥削。规定田租每亩每年交纳粟四升，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纳绢二匹、绵二斤，废止了汉代征收的口赋和算赋。此外，农民还要分担各种徭役。 屯田制的推行对安置流民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西晋 占田制 西晋统一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颁布了占田法令。规定男子可占田七十亩，女子可占田三十亩。占田是政府规定农民占有土地的一个指标，至于农民是否占足规定的数量，政府并不过问。 西晋政府在颁布占田法令的同时，颁布了课田和户调法令，以次对农民进行剥削。课田，是征课田租之意，即是政府按照规定的田亩数向农民征收田租。每个丁男（16岁至60岁）课田50亩，丁女课田二十亩，次丁男13岁至15岁，61至65岁）课田25亩，次丁女和老小不课。课田的田租，平均每亩纳粟八升，比曹魏高一倍。户调，是征收户税的制度，规定丁男作户主的，每年交绢三匹，绵三斤。户主是妇女和次丁男的，户调折半交纳。边远郡县交丁男户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户调。西晋户调比曹魏增加了。 占田制对官僚、士族所占的土地、人口规定了一个限额，对其兼并土地有一些限制作用。同时，占田制规定农民和课田的数额，使农民有可能依法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缴纳固定的租税，从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西晋初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安定局面，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太康繁荣”。
北魏 均田制 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颁布均田制，规定：15岁以上的男子授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倍，因为要休耕，都加倍授田。初授田的人，男子授桑田二十亩，不宜种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十亩，妇女五亩。露田不准买卖，身死及年满70岁时，归还官府。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可以买定额二十亩的不足部分或卖有余部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奴婢和耕牛亦授田，奴婢授露田的办法同普通农民一样，人数不限，田地归奴婢主人掌握，如再卖身别主，需将田地还官。4岁以上的耕牛一头授田三十亩，以四头为限。官吏给公田，从刺史到县令，按官职高低分别授田十五顷到六顷，作为俸田，离任时移交下任，不得专卖。 北魏在颁布了均田制的同时，通过租调制对农民进行剥削，规定一夫一妇（每户）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均田制以计口授田的形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让他们开垦和耕种土地，以增加国家的租调收入。 均田制的实施，使一部分荫户脱离了地主的控制，变成均田户，使一些荒地被开垦出来；同时租调制规定了政府对均田户的剥削限额，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了，提高了他们生产的兴趣，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
北齐
北周 均田制 北齐的均田制规定：一夫授露田八十亩，妇女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授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个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不在还授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授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北周的均田制规定：已婚的丁男授田一百四十亩，未婚的丁男授田一百亩，另有宅地，但无桑麻地。 北齐规定：率人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无升。
北周规定：农民自18岁至64岁都要缴纳租赋，已婚丁男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未婚丁男减半，自18岁到59岁的男子，要服力役二十至三十天。 北齐通过均田制的推行，来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得到恢复发展，北齐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
北周实行均田制后，促进了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国力一天天强盛起来。
唐 均田制 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均田令。均田制规定：（一）百姓授田：18岁到20岁的中男和21到59岁的丁男授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还官。老男、残疾、寡妻妾、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亦分别授给数量不等的田地。（二）贵族官僚授田：贵族依爵位高低分别授永业田一百顷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永业田六十顷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官；勋官授永业田三十顷至六十亩。在职官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田租补充俸禄，离任移交，各级官府也有多少不等的公廨田，田租作办公费用。（三）允许土地买卖：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者准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准卖几分田。买田不得超过本人应授田数。 唐在颁布均田制的同时颁布了租庸调制对农民进行剥削。规定授田农民不管土地财产多少，每个每年一律向国家纳租粟二石；绸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服役二十天，若不服役，每天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做庸。贵族官僚享有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特权。 均田制的推行，使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唐朝的租庸调制，特别是庸不再规定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政府收入迅速增加，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
唐 两税法 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国家财政危机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两税法。规定：“量出以制入”，按预算支出总额来确定两税总额，分摊给各州；只征户税和地税两项，“其租庸杂徭悉省”；分夏秋两季征收，故称“两税法”。“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两税法还规定了征收方式和数量。规定户税征钱或折征绢帛，户无主客，人无丁中，一律以贫富为差，分九等户征收。地税征粮，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垦田数为准；不定居的商贾，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之与定居者负担均等。 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制“以丁身为本”的征税原则，“唯以资产为宗”，重视实际纳税能力，意味着封建政府对人民的人身控制有所减弱，也多少改变一些负担不均的现象；量出制入，取消力役，以实物为主，兼收货币，在税制上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一大进步；无论主客户和不定居的行商一律征税，扩大了纳税范围，增加了政府收入。实行两税法后，政府年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
明 一条
鞭法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了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一）赋役合并。政府将各种名目的田赋、徭役合并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如何摊法，各地执行不一，有的地方以丁为主，有的地方以田为主，个别地方也有全部摊入田亩的。（二）官府雇工服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三）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所必须征收的米、麦之外，其余一律用银折纳。（四）赋役征收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明初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办法。一条鞭法将赋与役的征收合而为一，开始以土地多寡作为税收的依据，这是对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 一条鞭法将赋与役的征收合而为一，开始以土地的多少作为税收的依据。但是不能认为从此户丁就不再是封建政权剥削对象了，只是户丁银额不是完全出于户丁，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转加给了田地。有的采用“丁六粮四”，也有的“丁田平均分配”，不管各地在实行中如何不同，但把户丁的负担部分归之于田地是一致的。一条鞭法规定“一概征银”，但一般说来仍是征收实物，那些方物土贡更是不用说了。 一条鞭法的推行，首先保证了政府的收入，是国库收入大增。一条鞭法把一部分差役摊入田亩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它还实行徭役征银办法，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为城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由于赋税征银，对促进货币地租的发展和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也有一定作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清 地丁银 雍正时，清政府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简称“地丁制度”。地丁制度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它和一条鞭法一样是保证封建政府赋役剥削的财政措施。 清政府规定的“摊丁入亩”，一般的和平均的数字，是每亩的赋银一两摊一钱二厘多银。无地农民不仅在租佃地主土地时，要向地主交50%甚至70%的私租，而且还要负担地主转嫁而来的各种加派和徭役。 清政府实行地丁制度后，保证了政府收入。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又有所削弱。

Ⅷ 税收法律责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一)经济责任
所谓经济责任，是指对违反税法的行为人在强制其补偿国家经济损失的基础上给予的经济制裁。
追究经济责任的主要形式有两种：
(1)罚款;
(2)加收滞纳金。所谓滞纳金，是指税务机关对违反税法的规定，不按期缴纳税款或未能及时、足额缴纳税款的当事人加收的处罚。
(二)行政责任
所谓行政责任，是指对违反税法的当事人，由税务机关或由税务机关提请有关部门依照行政程序所给予的一种税务行政制裁。行政责任的追究一般以税务违法行为发生为前提，这种税务违法行为不一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对违反税法的当事人追究行政责任，通常是在运用经济制裁还不足以消除其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采取的。
追究行政责任的方式具体有以下两种：
(1)行政处罚;
(2)行政处分。
(三)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对违反税法行为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的当事人或直接责任人所给予的刑事制裁。追究刑事责任以税务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为前提。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通常是由税务机关依法追究的，而刑事责任则是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是税收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制裁措施。

Ⅸ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

1、春秋初税亩：从春秋末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 、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

2、战国秦汉时期：商鞅变法，地主土地私有制确立，相继出现了贵族地主、军功地主和商人地主。

2、王田制(王莽时期)，把全国的土地更名为“王田”，归国家所有，禁止自由买卖。

3、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使以大地主庄园经济为特征的士族门阀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

4、屯田制(曹魏时期)，国家用强制手段要求士兵或农民垦种荒地、生产军粮或征收田租的土地制度。

5、隋唐五代时期。门阀士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向以纯粹租佃关系为特征的庶民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转型。

6、均田制(北魏至唐朝前期)均田制是在不触动原私有土地的基础上，把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农民缴纳租税并服徭役和兵役的一种土地制度。

7、宋元明清时期。以纯粹租佃制为特征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完全确立。

(9)论中国古代税收的法律责任扩展阅读：

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是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形式。井田制，兴于商朝，盛于西周，瓦解于春秋。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了许多井田制公田以外的私田。

私田主人控制着私田产品，不缴纳给国君，而且改变了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即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后，可以保留一部分产品。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新的国家赋税制度和法律条文，促使土地逐步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如春秋时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cui）征”，属于这一情况。

战国时期，随着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开展，最终在各诸侯国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典型事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中“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个体土地所有制三种主要土地制度形式。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