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警察的法律责任

㈠ 为什么认定于欢案处警民警行为不构成犯罪

嫌疑人于欢（或被害人于欢及其母亲），被害人（或嫌疑人）放高利贷的。于欢角度出发谈及伦理道德，个人意见认为于欢做的很对，警察到场后并没有立即组织犯罪只是口头劝阻然后出去探明情况，我认为于欢在警察离场后拿出刀来正当防卫无错。反而错在警察（不作为），然后防卫过当捅伤三人一人致死，防卫过当，背叛无期徒刑，这里需要谈及美国的不退让法：一个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武力自卫，有合理理由相信非法的威胁，没有义务先撤退。而中国法律不够完善每年都在修缮（其实各国每年也在修缮法案）只有遇到某一大案特案，以此为戒。然而从法理出发我认为判处无期也太过，防卫过当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有很大区别，虽然他们为受生命威胁，可高利贷者涉嫌强将未遂，这足以证明于欢不是故意杀人。虽说他没有故意杀人可也不能无罪，防卫过当也是要负刑责的，但是，对方有多人，正当防卫是让犯罪嫌疑人失去犯罪能力，可因对方多人，一个失去能力还有多个，案件细节没有纰漏，所以如果在于欢阻止犯罪时还有人要进行犯罪于欢绝对无罪。从个人角度出发，如果我是于欢，在场所有放高利贷的都要死。

㈡ “于欢案”出警的警察，问责了吗

当地公安局、检察院、纪委已经介入了的，出警的警察肯定是有过错的！！

㈢ 于欢杀伤辱母者案件。你认为现场警察应该怎么处理最适合

现场的警察应该多留一会儿、多观察一会儿，防止矛盾激化，防止冲突升级，也版就权算尽到责任了。
在这类事件中，警察是很难处理的，人家是民间借贷纠纷，说白了警察根本没权力管。无论帮哪一方都会被质疑！
我们换位思考，如果有人欠了你一笔钱就是不还，你上门去讨。警察来了之后，阻止你要帐，并允许对方自由离开，那么你是不是会觉得警察偏袒了对方？甚至会怀疑警察认识对方、或收了对方好处。

㈣ 于欢案涉事民警被立案审查，这样的警情以后该怎么出

还是要看出警民警处理方法，以后有必要都带回派出所。这样也保护了受害者！！

㈤ 于欢案的警察为什么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今日公布于欢案处警民警调查结果，称此事存在处警不回规范问题，但不构成答玩忽职守罪，不予刑事立案。调查结果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经调查，2016年4月14日晚10时许，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接报警电话后，民警朱秀明带领两名辅警携带执法记录仪迅速赶到冠县源大工贸公司现场，对现场十余名讨债人员采取口头制止和警告措施，针对现场人员众多、警力不足的情况，及时拨打电话请求增援，在离开接待室中心现场后，继续在厂区听取知情人员反映情况，于欢伤害行为发生后及时收缴作案工具、收集固定证据，故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㈥ 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于欢刺死辱母案”，法院对于欢如何判决

在一审判决百日以后，终于有了新的进展——迎来了二审开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5月27日8时30分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第22审判庭公开审理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届时该案可能通过山东省高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微博直播，当然根据历史上庭审直播的经历看，多半会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直播而非视频实时直播。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2月17日开庭审理了此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聊城中院认为，于欢在面对众多讨债人的长时间纠缠中，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刀捅刺多人，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后果严重，应当承担与犯罪结果相当的法律责任，鉴于本案系在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不当方式讨债引发，被害人具有过错，且被告人于欢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可以从轻处罚。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本案二审可能出现的结果：
（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如果法庭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那么就会驳回被告人于欢的上诉，维持原判。
但本案二审出现这种判决的可能性极低，因为无论于法、于理还是于情，原判决皆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二审法院在这种全民聚焦满怀期待的情况下，依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维持原判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局面将不可描述。同时这恐怕也不仅仅是智商和情商的问题，精神方面肯定也存在问题。
（二）发回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重审
二审中，如果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当然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但本案被发挥重审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前后百日，万众瞩目并且说好的微博直播，到头来只是发回重审，恐怕也无法和人民群众交代。
（三）依法改判
二审中，如果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那么就可以在查清事实以后进行改判。二审中，如果法庭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则应该改判。
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引起争议的导火索永远都不会是事实，而是基本事实引发的情绪。社会对本案的口诛笔伐也是基于认为本案适用法律有错误，并且量刑不当。因此，本案在二审中依法改判乃是大势所趋。根据《刑事诉讼法》，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改判的结果不可能比无期徒刑更重，问题是改轻的幅度，以及能否如民众所愿，以正当防卫的名义将于欢无罪释放。
1.于欢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且不过当）
我们认为，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中没有赋予防卫人对精神暴力的防卫，本案于欢之行为很难构成不过当的正当防卫。
原因（1）——“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于欢的防卫后果导致一人死亡那么其对应的防卫强度应该是和近乎死亡同质的危害行为，而本案中不管是于欢之母所受“凌辱”还是11名催债人组织于欢离开房间，都不足以危及生命。而刑法赋予公民防卫权具有有限性——只可以无限防卫生命，不可以无限防卫尊严或者健康。
原因（2）——“防卫所针对的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正在发生”。本案中于欢进行防卫时的情形是，于欢想要跟随警察冲出接待室大门，但受到催债人阻止，所以举刀乱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暴力正在进行。而至于警察走后，暴力是否会升级，如果暴力再次升级于欢是否还有机会防卫，法律不予考虑。因此这种情况下，于欢即使防卫也只能针对这11名催债人的非法拘禁行为防卫，但对非法拘禁行为防卫，不可以出现死亡之后果。
2.于欢是否构成防卫过当
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本案于欢之行为可以认定为防卫过当。
如前文所言，当出警警察离去的时候，于欢也想冲出房间——“拘禁”他长达两天之久的“牢笼”，这是他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可是警察却没有保护起码是没有及时的保护他的人身自由权。在此种情况下既然“公力救济”无望，那么他选择“私力救济”无可厚非。因而他针对“非法拘禁”之行为进行了防卫，只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导致了“一死三伤”。从而构成了防卫“人身自由”权，但过当，如此则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由于导致的后果严重，免除处罚几乎不可能，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比照故意伤害罪的量刑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此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可以说，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虽然考虑了于欢从轻处罚的情形，但依给予了他较为严重的判决，仅次于死刑。所以如果认定为防卫过当则可以在有期徒刑的范围内进行量刑，可以重点考虑三到十年这个幅度。
3.不构成正当防卫，而是认定为故意伤害
如此认定和一审法院定罪没有区别，只是于欢此种情形虽然致人死亡但情有可原，因为作为一个儿子，一个被母亲养大的儿子，所谓母辱不护，国辱何御，在那时那刻要求他保持清醒保持克制，没有这种期待的可能性，而被害人属于典型的人们常说的“不作死，就不会死”，况且死亡的被害人杜志浩并非当场死亡，而是几经周折中途又于他人发生纠纷，最终死亡。所以如果于欢用刀捅刺他的行为与其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被阻断，那么于欢将不承担其死亡的后果。此种情形出现，于欢即可以在三到十年的范围内量刑。
即使证明不了这样的推断，于欢致人死亡，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因此也可以在十年以上十五年之间量刑。
以上就是二审环节，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当然如果法院能够认定于欢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哪怕属于过当，那么在保护公民权利进程中也属于一次巨大的进步，只是这种判决的出现仅仅有民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执法者巨大的勇气、良知和背后高层的大力支持，因为毕竟夏俊峰案的判决结果就醒目的写在不远处的历史上。

㈦ 于欢案中警察来了警察为什么不处理于欢之前被打

出警民警有非常重大的失职渎职行为的！现在当地纪委、检察院也对出警专民警做出刑事立案了！属这样的判决结果，对法律完全是不能让大众平服的！！就连所谓的受害者一方也上诉了！！中央电视台都播放了，肯定关注的非常多。并且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派员到山东省了的！！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㈧ 于欢案二审检方认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是怎么回事

庭审现场，辩护各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于欢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展开。其中，辩护人一方认为于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没有超出必要限制。

检方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被害人杜志浩近亲属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被害人郭彦刚的诉讼代理人、被害人严建军的诉讼代理人则认为，于欢的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

(8)于欢案警察的法律责任扩展阅读：

正当防卫它应该符合下列条件：

一、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

二、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

三、正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限度。

正当防卫（又称自我防卫，简称自卫），是大陆法系刑法上的一种概念。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仍然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其与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皆为权利的自力救济的方式。

㈨ 如何看待于欢案于欢被判无期徒刑

作者：启蒙江
链接：https://www.hu.com/question/57618865/answer/154087024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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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据媒体报道，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创办人苏银霞向地产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此后，遭到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杜志浩等11人暴力催债。
2016年4月14日，在经过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等长达一个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
当晚，接到工人报警后，当地民警赶到案发地了解情况，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后随即离开。警察走后，情绪激动的于欢拿起桌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于欢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以及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认为，在对方未使用工具且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案情走向
1.最高检察院派员调查
近日，媒体报道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辱母杀人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根据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
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于欢等人上诉
关于于欢故意伤害一案的情况通报于欢故意伤害一案，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受理此案，已依法组成由资深法官吴靖为审判长，审判员王文兴、助理审判员刘振会为成员的合议庭。现合议庭正在全面审查案卷，将于近日通知上诉人于欢的辩护律师及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的代理律师阅卷，听取意见。我们将依照法定程序予以审理。
3. 聊城市政府回应“辱母杀人案”
关于于欢故意伤害案经媒体报道，聊城市成立了工作小组，针对案件涉及的警察不作为、高利贷、涉黑犯罪等问题，已经全面开展调查。下一步，聊城市将全力配合上级司法机关的工作，并依法依纪进行查处，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案情之后，微博充斥着看似一边倒的愤怒声讨，然声音太多且挟裹着强烈的情绪，或愤怒、或无奈、或嘲讽，也有分析与期盼。
那么舆论界和理论界具体观点立场如何？
舆论界观点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一文让此案迅速发酵后，各新闻媒体、评论人、法律服务平台陆续发声，我们从28篇爆款文章中进行了观点整理，统计如下：
观点一：同情当事人，质疑判决（15篇）；
观点二：支持判决，同情当事人（4篇）；
观点三：客观解读判决，无明显观点偏向（4篇）；
观点四：质疑警察不作为（2篇）。
其余三篇为汇总展示。
从以上数据看，超过半数舆论主流媒对当事人给予同情，直击案件中的伦理困境，这场判决里的伦理困局的重要程度甚至有辩驳法律司法正义的社会意义之势。
声音一：“于欢该不该改判”问题是“标”，其后的系列经济、行政等问题才是本，但事情走向可能是因标略本
vista看天下：这是一起由媒体曝光的，由媒体调查的案件，连带暴露了多个社会问题：小企业破产保护、非法民间借贷乱象、黑社会的猖獗、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媒体的作用与尺度、小城市中产阶级的现状等等。这些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却很有可能结束于一句「于欢要改判」，便不了了之。
声音二：法院判决给了被告上诉余地，应该对二审抱有期待
@正义边缘：从案件结果上看，被告人情绪激动挥刀乱刺确实造成了一死四伤的严重后果。纵使被告令人惋惜痛心，我们也应该尊重法院的判决，毕竟被告人还可以上诉，还有法律救济手段。我们静待二审结果。
声音三：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不能罔顾人性
@唐映红：辱母杀人案的判决显然与人们所秉持的基本伦常相违背，尽管从法律技术角度，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罔顾犯罪行为是在绝望情况下的人性自然反应，冷血生硬地予以判决，显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判决。
声音四：应该充分体会法律的涵射意义
@凤凰评论西波：在法院审理此案之前，吴学占等人已被定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被警方摧毁。在11名黑恶势力面前，不能苛求弱者的反抗姿势，否则便是以法律的名义逼迫公民做窝囊废。法律本应援助受困的弱者，如果没有援助而迫使弱者自卫，应该反思原因。我并不主张自卫权是无限的，但法律应该充分体察自卫者所处的境地。
声音五：警方过错应当成为量刑关键
@江玉楼：从新闻报道看，对于警察到来又走，警方的解释是“进一步了解情况”。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解释相当牵强。既没有带走暴力催债人调查，又没有将双方隔离，出警的缺陷及其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之间构成因果联系，法庭忽视这一量刑因素是让人费解的。实际上，警方过错是理解整个杀人案的枢纽，不只要批评，还应该追问刑责。
声音六：法律需要实现程序正义，也需要考虑人情伦理
人民日报：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伦理情境，让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案件时，不仅基于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法学界观点
声音一：法院未认定于欢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值得商榷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本案中，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难道对这种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不能采取防卫措施与其斗争，而只能束手就擒?那种认为只有生命健康权受到紧迫威胁才能进行防卫的说法，混淆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概念，不当缩小了一般正当防卫的范围。尤其是本案中的被害人还采取极端手段严重侮辱被告人母亲，肆意挑衅被告人于欢的心理承受极限，而报警之公力救济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亲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状况，防卫的正当性就更不存问题(只是致人重伤死亡过当了)。
声音二：属于正当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院教授阮齐林：我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于欢致人死伤后，交出刀子、随警察到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符合办理自首立功案意见第一条规定的地（二）项规定，知道有人报案留在现场接受调查的情形，成立自首。另，为索债而扣押人质，属于非法拘禁犯罪行为，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因此应当追究索债人的刑事责任。另被害人从事暴力讨债，应当预见到可能招致报复，反抗，因此应当承担相当的责任。自担大部风险。辱人者招杀身之祸乃咎由自取。其雇主难辞其咎。高利贷乃罪恶源头，强烈要求制定法律将高利贷入罪。
暴力逼债屡禁不止，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公权力不便管，不好管。高利贷者和暴力逼债者越发有恃无恐。被暴力逼债者不得不自力救济。认可暴力逼债的不法侵害性质、被逼债者反击行为的防卫性质，有利于制约暴力逼债行为。
声音三：反思司法的社会功能，以及刑法的法定要件合适程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多年来，我们学的正当防卫理论是，行为人必须是为制止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才构成正当防卫。但是，当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正在遭受令人难以忍受的凌辱时，行为人奋起反抗，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这究竟算不算正当防卫？对此，刑法理论是不予承认的。
具体到本案，当行为人亲自目睹自己的母亲受到极端凌辱时，法官是否应扪心自问：任何人在此情形下，会平心静气的忍受凌辱吗，刑法究竟是在鼓励人们依法抗暴，还是逼着人们忍受凌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被辱也不反抗？即使是防卫过当，判得是不是太重了。
我们期待着司法人员反思：司法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刑法要不要调整正当防卫的法定要件？刑法理论要不要更加关注社会需要和经验常识？法律人不要过于自负，以为自己才是法律精神的权威阐释者，否则，没有人会把恶法和错误的司法实践当回事的。
声音四：于欢构成防卫过当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赵秉志：本案性质上是故意伤害，但是以单纯的故意伤害定罪，还是以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定罪，是不一样的。以单纯的故意伤害、否定行为人的防卫前提来定罪判刑，我认为是不准确的；一审判决所谓从轻量刑判处无期徒刑，我认为也是量刑畸重的。”
正当防卫是中国《刑法》第20条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指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20条同时还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于欢和他的母亲实际上受到了三种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第一是限制乃至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一种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二是侮辱行为，包括语言侮辱和行动的侮辱，这种侮辱也是违法犯罪行为；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警察离开房间时对方不让于欢和他母亲走，还殴打他。而且，警察来了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于欢母亲受到违法犯罪行为现实侵害的情况下，他感到情势比较危险亦义愤填膺，他基于保护自己母亲合法权益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对围在自己身边要群殴他的几个违法犯罪分子展开反击，刺死刺伤了他们。这完全是基于正当防卫目的的反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不能否认其正当防卫的前提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于欢拿起武器进行防卫，不能说因为对方没有凶器，他就不能用武器。因为对方人多势众，而且对方已实施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于欢的防卫行为导致了对方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伤一人这样的严重后果，应该说，尽管有防卫的前提，但于欢的行为还是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符合《刑法》第20条第2款防卫过当的规定，因而应当以防卫过当构成的故意伤害罪定性，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