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重复追究责任的界定
⑴ 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最高院司法观点作者:陈万林 律师 时间:2009年11月27日
裁判摘要:
当事人再提起民事诉讼获得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又基于同一标的和相同的被告,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按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驳回起诉。
美国EOS工程公司诉新绛发电公司等侵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裁判摘要:
判断基于同一纠纷而提起的两次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应当结合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及其依据,以及行使处分权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如果两次起诉的当事人不同,具体诉讼请求也不同,相互不能替代或者涵盖,则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因为两次起诉基于同一纠纷而认定为重复起诉,并依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后一起诉予以驳回。
威海鲲鹏投资有限公司与威海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省重点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城区联合社诉十堰农行和金穗公司案结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原告起诉借款人偿还借款并胜诉,但借款人无力履行,原告又基于借款人开办单位未实际出资应承担民事责任而提起诉讼的,两案属于不同的诉讼主体、不同的法律事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一案两诉,法院应予受理。此类案件也不属于审判监督程序解决的问题。如果原告主张借款人无法人资格而要求其开办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则该案也不属于执行阶段解决的问题,亦应通过诉讼解决。
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82、83条规定,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法院可以裁定变更执行主体(责任范围限于不实或者抽逃部分),但是超出这个范围就应当另行起诉。
见《立案工作指导》2006年第二辑。
交通银行昆明分行和策裕集团公司案结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合同纠纷案件胜诉后判决无法执行,原告又向第三人提出侵权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亦不属于请求权竞合,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见《立案工作指导》2006年第二辑。
⑵ 重复招标法律责任是怎样的
投标无效是最简单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版第六十七条 投标人权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罚。投标人未中标的,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1年至2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一)以行贿谋取中标;(二)3年内2次以上串通投标;(三)串通投标行为损害招标人、其他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四)其他串通投标情节严重的行为。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或者串通投标、以行贿谋取中标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法律、行政法规对串通投标报价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⑶ 公司出纳钱付重复了无法追回需要付法律责任吗
对方是不当得利抄,只要有证据付重了,怎么会没法追回?
如出纳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没证据证明钱是付重,又无法返还这十万元,将构成职务侵占罪。如这出纳是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贪污罪。
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职务侵占犯罪的数额规定高于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以“5000-200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贪污罪一般以5000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对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在法定刑上,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⑷ 重复申报使用财政专项资金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首先你说的重复申报指的是那种?比如,同一个项目在不同的口去申请专项资金?还是同一归内口申请不同项目?以容上两种在目前来说都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是在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有不当的资金使用,会按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来处理。
⑸ 酒店失误开重复房间受法律责任吗
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此进行描述。
开房后有什么损失可以进行相关赔偿。
⑹ 软件著作权重复登记了,两家公司登记了同一软件,现做撤销其中一个,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依法撤消后就要注意,有可能被追究侵权责任的。
⑺ 不能重复逮捕的法律依据
第三条对刑来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源、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四条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
⑻ 重复信访违法吗信访人有什么法律责任吗
如果信访案件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得到解决,再次信访,不违法。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必须遵守法律,必须真实,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⑼ 为了避免重复立法,一般在立法中怎么表述
不必要重复立法的应对既包括对地方立法思维的塑造,同时也包括制度上的应对措施。鉴于应对不必要重复的制度机制比较复杂,本文将单独列出,本部分主要解决立法思维的问题。
(一)树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体系性立法思维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必然要求体系内部具有统一性和逻辑性。统一性要求各组成部分之间要一致,不能互相冲突。而逻辑性则要求各部分之间互不相同、各具特点,否则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因此,地方立法需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树立体系性的立法思维。而要找准这一位置关键要把握地方立法的地方性。根据《立法法》第64条的规定,无论是实施性立法还是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都必须立足于地方。实施性立法要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自主性立法要根据“地方性事务”,先行性立法要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这些规定都明确了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如果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缺失了,也就丧失了地方立法的意义和功能。从这种意义上说,地方立法都应当具备“地方特色”,这一点无需过分强调。[25]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规已经规定得十分具体,适应地方的需要,地方就根本无需重复上位法,只要依照上位法即可。因此,地方在立法时必须树立一种体系性的立法思维,将地方立法纳入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去考量立法的必要性。在实施性立法中,需要根据地方实际具体化上位法几条就立几条,破除那种整全性的立法思维,真正履行为地方服务的功能。(二)彰显地方立法的应有空间[26]如果将地方立法空间视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那么立法不必要重复对地方立法空间的占据无疑会缩小地方立法空间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不必要重复立法使得地方立法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为地方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徘徊在上位法同地方创新条款之间的边缘。因此,防范立法不必要重复还需要彰显地方立法的自主空间,使地方立法的注意力转向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优势,因为“对一些影响范围仅限于特定地方的立法事务而言,地方立法有着中央立法所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和因地制宜条件”。[g]48 因此,地方立法要敢于对上位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按照地方实际予以细化,敢于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新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然而,从地方立法现状来看,往往规定的行为模式条款多,但规定法律后果条款少,排除那些仅重复上位法行为模式而没有重复法律责任的立法不必要重复条款外,依然存在许多新的行为模式但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情况。这就导致了本来属于地方自己的立法空间,却因为没有规定法律后果而处于虚置的状态。[27]我们以《南京市固废条例》为例。该法在第7条规定了产生有害废物单位的申报义务,在第16条中规定了企业堆放工业固体废物建立台账并定期检查、监测的义务,在19条中规定了企业堆放、填埋工业固体废物的场地停用或者关闭的监测、管理和安全防范义务,在24条中规定了禁止医疗废物的回收利用,在29条中规定了从事利用、处置有害废物的单位的备案义务,这些都是上位法并无规定的新的行为模式,但遗憾的是,南京市并无相应的法律责任与之对应,使自己的立法空间虚置。因此,地方立法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着广阔的立法空间。当然,造成法律责任条款较少的原因主要是对违背“不抵触”原则的担心。对“不抵触”原则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地方性法规不得与上位法已有的明文规定相抵触,同时还不得与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相抵触,也即既不能直接抵触,也不能间接抵触。[h]434-435 对上位法明文规定允许的行为,地方立法不能禁止,对上位法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不能允许。而对上位法既没有允许也没有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是否可以允许或禁止呢?其实这正是地方立法的空间所在。但是,这种情况存在限制,即必须遵循《立法法》第8条的法律保留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1条对设定行政处罚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15条对行政许可设定的限制等相关法律的概括性条款。同时,对上位法既没有允许也没有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还应当符合上位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因此,地方立法在属于自己的立法空间内,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就应当敢于为新的行为模式制定法律后果,敢于细化上位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从而排挤立法不必要重复占据的空间,彰显地方立法的自主性。5应对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立法设计(一)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审查机制的立法设计要杜绝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问题,应当从制度上将立法重复的审查机制建立起来,使之与合法性审查一样,成为地方立法的一项常规性和前置性工作。一旦在地方立法草案中发现立法的不必要重复,应当及时剔除,在地方立法公布之前竖起一道有效的屏障。要建立重复立法的审查机制,有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如何在立法中界定不必要重复,避免对某些重复的“误伤”;二是这种审查机制究竟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还是采取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方式;三是如果采取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必然涉及到对存在的不必要重复如何处理的问题,是直接撤销或宣布无效,还是纡回建议;四是建立审查机制之后,对依然出现的立法不必要重复状况,如何处理;五是如何选择建立重复立法审查机制的立法时机,等等。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把握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性原则,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界定不必要重复的核心特征。其次是合法性原则,这种审查机制不能违背现有的立法体制,导致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的紧张关系。第三是现实性原则,这种审查机制能够适应当下地方立法的现状,并对不必要重复的遏制能够起到现实效果。对于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界定,贵阳市和浙江省在立法设计上并不成功。即使浙江省用“一般不重复上位法”的表述意识到了某些重复应当排除在不必要重复之外的情况,但在立法实践中并无具体的指导标准。[28]我们认为,根据前面对不必要重复的定义,在立法设计中应当表述为“法律、法规对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有明确规定且符合地方实际的,地方立法机关不应当重复规定”。[29]这种表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将不必要重复限制在法律规则的重复之内;第二,排除了那种因地方实际需要改变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而对上位法行为模式重复的情况,因为它是将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结合起来一起评价,而非单独将行为模式抽离出来评价;第三,从立法语言的逻辑性而言,也排除了那种不符合地方实际而存在立法不必要重复的情况。因为如果不符合地方实际,从逻辑上讲,地方立法当然不应当出现重复的情况。界定好立法不必要重复之后,应当由谁来审查?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还是内部审查的方式?首先分析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如果同合法性审查一样,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对下位法的条款进行不必要重复的审查,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发现了不必要重复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该如何处理?学术界有人提出“重复上位法无效”的观点,[30]如果按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对不必要重复的条款予以撤销。但是,重复立法并没有“抵触”上位法,将重复立法从上位法单独剥离出来,本身属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内的立法事项。它完全符合《立法法》规定的主体要件和程序要件,是合法的立法主体经过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让地方立法机关承担“效力否认”的法律责任并无宪法和法律依据。[30]如果我们放弃“撤销”这种方案,是否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建议废止的纡回方式来作出处理?虽然这解决了立法权限问题,但从现实来讲也不可行,因为这不仅加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负担,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有了一个要求地方性法规定期清理的常规机制,完全可以将“不重复”纳入到地方性法规的清理指标体系中,无需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就某部法规的立法重复建议废止。因此,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自上而下地审查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方案不可取。再来分析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内部审查是否能够取得现实的效果。至少从《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实施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而原因同究竟由谁来立法建立这种审查机制有关。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来建立审查机制缺乏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在当下不必要重复得不到地方立法机关重视的情形下,这种方式对改变重复立法的惯性思维缺乏实质性的推动力。为了彰显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应当在立法主体上予以更佳的选择,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方式来设定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义务,比通过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来规定更为可行。此外,从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对中央立法权威的损害而言,由中央立法的方式来建立这种审查机制也彰显了中央应对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立场和态度。如果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来建立这种内部审查的机制,这又涉及到了立法权限问题,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要求地方立法机关承担审查立法不必要重复的义务?是否有损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笔者认为,这并未损害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也不会导致中央立法权同地方立法权的紧张关系。由于不必要重复立法发生在实施性立法中,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实施性立法的功能本来就是对上位法进行细化和补充,重复立法显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并且实施性立法本应当就是地方立法权从属性的表现,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应当体现在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因此,规定地方立法机关负有审查不必要重复的义务并未损害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从立法时机的选择上,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之后,建立这种审查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我国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前提下,理清法律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加强这个体系的逻辑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应当是今后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务。综上,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法》修订,单独列出一条:“法律、法规对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有明确规定且符合地方实际的,地方立法机关不应当重复规定。地方立法机关应当在地方性法规公布之前对立法重复予以审查。”对于《立法法》修订之前存在的不必要重复以及修订之后依然可能存在的立法不必要重复,应当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清理予以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09年下达了《关于做好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意见》,重点针对地方性法规的“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进行清理。[31]之所以没有加入“不重复”的清理指标,可能因为在这种审查机制并未建立的情况下,并无法律依据。因此,在《立法法》修订后,加入“不重复”的清理指标,并要求地方立法机关将清理结果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显得有理有据。(二)立法规划协调机制的立法设计对因抢先立法导致的立法重复现象应当通过制度机制加以避免,防止立法资源的浪费。有些地方已经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不同层级的立法规划进行了规范。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第5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或者正在就某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避免就同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正在”的理解,一般理解为已经启动的立法项目,但包不包括已经列入立法规划,还未正式启动的立法项目呢?从立法实践来看,立法规划一般有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之分,这里应当以年度计划为限。即凡是被上位立法机关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下位立法机关就不应当立法,而应当等待上位立法机关立法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的,再进行立法。从全国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来看,除了浙江省的规定外,普遍都是“闭门立法”,不同层级的立法主体之间在立法规划上没有一种沟通机制。在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层面上,也还没有建立协调机制,导致地方抢先中央立法现象时有存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修订《立法法》,在其中加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正在或准备就某一事项制定法律法规的,地方立法机关应当避免就同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至于省级地方立法和较大市地方立法的协调问题,可以通过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予以类似规定。注释[1]笔者的查阅,最早提及地方立法重复上位法的弊病问题,可以追溯到王灿发:《地方立法将国家环保法具体化的技术方法》,《中国环境管理》1989年第5期。此后,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唐孝葵等主编:《地方立法比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林:《走向宪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力宇主编:《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主要例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2]参见孙波:《试论地方立法“抄袭”》,《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3页。[3]关于立法体系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法律体系应当是立法体系与部门法体系二者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李龙、范进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第45页。因此,以下笔者论述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体系性当然包括作为立法体系一部分的地方性法规。[4]根据我们的查阅,在各地固废条例(办法)中,那种仅重复上位法的行为模式但未规定法律责任的情形占据绝对数量。这就意味着执法和司法机关必须去寻找这些行为模式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增加了适用法律的成本。如《南京市固废条例》第10条第4款规定,“禁止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固体废物”。该条实际上是《固废法》20条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1条的立法重复,但它在无意中却扩大了上位法规定的义务范围。因为上位法均规定只是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需要保护的地区”禁止该类行为,而本条无情节、无范围的规定实际上扩大了公民的义务。当然,如果将南京市的规定理解为是一项更为严格的新的规定,它就应当有相应的新的法律责任相对应,但《南京市固废条例》并无法律责任与之对应。可能的解释是设计立法的人员为了使本条的各款在文字风格上保持统一,对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了“简化”地照搬。[5]虽然学术界对法律规则的要素有一些争论,但目前前提条件(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说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通识。参见张文显:《法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6]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立法的调整对象。比如浙江省和南京市将“有害废物”纳入到了固体废物的种类中,而《固废法》规定的固体废物并无“有害废物”。我们的理解是,地方立法当然可以规定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对于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的调整对象地方立法不能将其排除,否则就涉嫌合法性问题。[7]举例说明。《固废法》第57条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第77条规定了法律责任,“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江苏省固废条例》第34条重复了《固废法》第57条规定的行为模式,但在第50条中对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细化,规定“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省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法律规范,它对上位法行为模式的重复应当排除在不必要重复之外。[8]细化了上位法行为模式但重复了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律责任是为行为模式而设,对上位法行为模式的细化就已经变成了新的行为模式,法律责任就不可能是重复。[9]《江苏省固废条例》第4、6、7、11、16、22、31、34、35、36、50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0]《浙江省固废条例》第4、9、10、11、13、24、25、28、29、31、34、37、40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1]《广东省固废条例》第7、20、21、22、24、30、32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2]《山东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9、10、15、16、17、27、28、31、32、33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3]《河北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3、16、20、25、28、36、40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4]《安徽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5、6、7、11、13、23、25、30、35、39、44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5]《南京市固废条例》第10、15、16、19、20、21、23、25、32、33、34、35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6]参见李步云、汪永清主编:《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17]在地方性法规中,实施性法规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据初步了解,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等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约有50%以上属于实施性立法。参见法言:《法律体系的主干和重要组成部分——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人大》2011年第18期,第33页。[18]关于电子废物的规定,已经被2011年实施的国务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涵盖,关于南京市对有害废物的规定,已经被2010年实施的《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涵盖。[19]在地方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这种整全性立法思路并无问题,这里指的地方实施性立法。[20]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除了惩罚、补偿和强制之外,还应当包括效力否认这种方式。参见孙笑侠主编:《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21]笔者不将立法后评估活动称为“审查”方式,而仅称为“评价”方式,主要因为立法后评估在当下并非一项法定的立法行为,在立法实践中也并非一项常态性的工作。将立法重复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该书将立法重复表述为“上位法的援引性条文”。[22]我们以当下立法后评估研究的两个典型文本为例。在俞荣根教授主编的《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将立法的必要性、法制统一、权力配置、地方特色、技术规范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沈国明教授等著的《在规则与现实之间——上海市地方立法后评估报告》中将合法性标准、适应性标准、操作性标准、绩效性标准、特色性标准、参与性标准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第一个文本中的五项标准实际上都应当是在立法当时就做好的工作。第二个文本中的一些标准符合立法后评估的应有功能,如适应性标准、操作性标准、绩效性标准。但合法性标准、特色性标准、参与性标准也应当是在立法当时就应当论证清楚的。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页;沈国明、史建三、吴天昊等:《在规则与现实之间——上海市地方立法后评估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23]当下立法后评估工作一般是通过由制定机关委托某一主体进行,由于受到制定机关委托经费的支持,这种委托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受托主体的中立性。[24]当下立法后评估中将“地方特色”作为一项指标,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即似乎地方立法中只有部分条款是有“地方特色”的。实际上,按照地方立法权的功能,所有的地方立法条款在立法当时都应当从地方实际出发,都应当具备“地方特色”。关于“地方特色”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25]有论者指出,在现行国家政治体制许可的范围内,应当合理引进“影响范围”来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进行界定,即中央对纯粹地方性事务要“有所不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方真正“有所作为”,藉此彰显地方立法空间。笔者认为,除了地方先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之外,即使在实施性立法中地方依然有较大的自主性空间,但必须突破重复上位法的思维惯性。参见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第47页。
[26]此处的法律后果当然包括否定性法律后果和肯定性法律后果。那种认为地方立法中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的“规范”是一种“提倡性规范”的认识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即使我们承认“提倡性规范”这种规范形式的存在,它其中也必然包含明确的肯定性法律后果,否则就违反了法律规范的逻辑完整性。在地方立法中,排除了上位法已经规定了法律后果的行为模式之外,相当一部分行为模式既无肯定的法律后果,又无否定的法律后果,对于此类现象,只能理解为它是地方立法的一项“硬伤”,违背了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基本原理。[27]可能正是由于缺乏不必要重复的认定标准,导致了《浙江省固废条例》不必要重复占到所有条款的26.6%。这种状况同时也说明了通过利用中央立法的方式来规制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更为有效。[28]此处的“法规”,既包括行政法规,也包括省级地方性法规。这种表述将较大市地方性法规重复省级地方性法规的情形也包括在内。[29]参见李林:《走向宪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3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第8款以及《立法法》第88条第2款均规定只有在“抵触”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行使撤销权。[31]全国人大法工委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做好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意见》(法工委发[2009]70号)中指出,“清理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四类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一是地方性法规已经明显不适应国家确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二是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法规不一致的;三是地方性法规规定之间明显不协调的;四是地方性法规操作性不强,需要也有条件加以细化的。”
⑽ 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属于工伤,这一规定的法理是什么,重复赔偿合理吗
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属于工伤的法理是《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赔偿是不存在重复赔偿的。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10)法律对重复追究责任的界定扩展阅读
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
1、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当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的场合,用人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此系其法定义务。
2、受伤害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申请工伤认定:在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场合,受伤害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可直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据此,此种申请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