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❶ 贩卖毒品罪数量怎样认定司法解释
（一）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而非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数量，该规定修改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
（二）购买的毒品数量无法查明的，才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数量；
（三）确有证据证明其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不应计入其贩毒数量。
《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据此，毒品的纯度并不影响毒品数量的计算。
毒品的纯度，影响到它的毒性，纯度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不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量刑考量的因素之一，所以，不同纯度的毒品对社会危害的差异，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鉴定结论中应有含量鉴定的结论。
❷ 毒品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有哪些
关于办理毒品抄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氯胺酮能否认定为毒品问题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盐酸二氢埃托啡是否属毒品及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毒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几个问题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❸ 法律规定毒品案子钓鱼执法
这是可以轻判甚至无罪的
2000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版要》认为对具有特情引权诱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犯意引诱的特殊性进行了充分考虑，提出了慎重量刑的意见，应当说，这是在目前司法现状下采取的一种折中的方法。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考虑，“诱惑侦查”本来是国家为了有效抗制一些具有隐蔽性、严密组织性、严重社会危害性等犯罪的一种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带来的危害超过了打击犯罪保卫社会的利益，从程序上看它是非正义的，所以应当从法律评价上对其加以否定和谴责，而对被引诱的行为人从宽处理，特殊情况下可按无罪论处。
❹ 谁有2001年1月《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5日至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审理毒犯罪案件提出了具体意见：
（一）、关于毒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
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选择性罪名，在新的司法煞出台前，认定以上犯罪，原则上仍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人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罪名。对行为人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语气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罪名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危害后果的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条文规定的顺序表述，如对同宗毒品，既制造又走私的则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但不实行并罚。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确定罪名，累计计算毒品数量，也不实行数罪并罚。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语气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应定罪处罚，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的，不定罪处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关于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毒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共同犯罪不应以案发后其他共同犯罪人是否到案为条件。仅在客观上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行为，如买卖毒品的双方，不一定构成共犯，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贩毒、为主出资、毒品所有者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归案而不评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了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并援引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是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当按其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按其个人直接参与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
三是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罪责的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地类比，这一案件的从犯参与毒品犯罪的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毒品犯罪的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并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受雇于他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从犯。受他人指使实施毒品罪并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一般应认定为从犯。
（三）、关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问题
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手段。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有时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中有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诱和数量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对具有这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数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可判处死刑数量的毒品犯罪。对具有此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即使超过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判处立即执行。
对于特情在使用中是否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情况不明的案件，应主动同公安缉毒部门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对无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对于特情提供的情况，必须经过查证属实，符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序大大减轻，这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四）、关于审查毒品案件与量刑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毒品犯罪的数量。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别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数量只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情节而不是全部情节。因此，执行量刑的数量标准不能简单化。特别是对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确定刑罚必须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多种因素。对于毒品数量刚刚达到实际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但纵观全案，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或者具有可酌情从轻处罚等情节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够判处死刑的标准，但加上坦白交待的毒品数量，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的，一般应予从轻处罚，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于毒品含量。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毒品的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对于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经鉴定查明毒品含量极少，确有大量掺假成分的，在处刑时应酌情考虑。特别是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掩护运输而将毒品融入其它物品中，不应将其它物品计入毒品的数量。
关于国家管制的刑法未明确规定数量标准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量刑数量标准，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审理这类案件时，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相关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等因素，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判处死刑的应当慎重掌握。
关于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适用法律和量刑的问题。对依法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后一律适用刑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的再犯条款从重处罚，不再援引刑法关于累犯的条款。
关于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和罚金刑问题。刑法对多数毒品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注重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除对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外，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难以执行，就不判处财产刑。
关于认定被告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问题。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该项立功，应当根据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是是否确实起到了协助作用。如经被告人当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抓获了同案犯等情况，均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五）、关于毒品犯罪案件中有关证据的认定问题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件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六）、关于盗窃、抢劫毒品犯罪的定性问题
盗窃、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或者抢劫罪定罪。认定盗窃犯罪数额，可以参考当地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认定抢劫罪的数额，即是抢劫毒品的实际数量。盗窃、抢劫毒品后又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则以盗窃罪、抢劫罪与实施的具体毒品犯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
❺ 历年刑事审判参考毒品犯罪裁判要旨
贩卖毒品犯罪中的居间介绍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2辑）
2011-07-13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浏览次数：4702
马盛坚等贩卖毒品案——贩卖毒品犯罪中的居间介绍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
《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3辑（总第32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盛坚，男，1968年9月28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因涉嫌犯贩卖毒品罪于2001年5月31日被逮捕。
被告人罗家排，男，196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因涉嫌犯贩卖毒品罪于2001年5月31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泽川，男，194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因涉嫌犯贩卖毒品罪于2001年5月31日被逮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犯贩卖毒品罪，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家在广西的被告人马盛坚在云南文山县经营液化气站认识了当地居民被告人罗家排后，常与罗谈论贩卖毒品牟利之事。2001年4月中旬，罗家排结识王子富（系公安特情），提及此事，王子富表示自己能提供毒品海洛因。罗家排遂将此情况告知马盛坚，要马联系毒品买主。马盛坚即通知住在广西宾阳的被告人胡泽川帮助寻找买主。后罗家排与王子富到达南宁市后，通知马盛坚赶到南宁市。4月24日，胡泽川与其联系的毒品买主“亚龙”（在逃）从宾阳县赶到隆安县和已在此等候的马盛坚、罗家排、王子富会面。“亚龙”与王子富商定毒品海洛因交易价格为每千克13万元，由“亚龙”向王子富先支付1万元定金，等“亚龙”回宾阳筹齐钱后再在南宁市进行“现货”交易。28日，“亚龙”在宾阳县交给胡泽川人民币5万元，让其前往南宁进行毒品交易，并将毒品带回宾阳县由其验货。当日，胡泽川与马盛坚、罗家排一同从宾阳县赶到南宁时即被公安人员抓获，并从罗家排身上搜获用于购毒资金的人民币5万元。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明知他人进行毒品海洛因买卖，仍积极从中介绍、联系并协助进行交易，其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虽然不是毒品交易直接当事人，但主观上均有帮助他人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也有互相配合，居间介绍，协助他人进行毒品买卖的行为，属于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帮助犯）。在贩卖毒品共同犯罪中，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起辅助作用，系从犯。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特情对本案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对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可予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于2002年3月27日判决：被告人马盛坚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罗家排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胡泽川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一审宣判后，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马盛坚上诉提出：1．本案交易的毒品并不存在，王子富虚构自己能提供毒品，是引诱犯罪的圈套。毒品交易行为根本没有发生，系犯罪未遂。2．本案毒品交易双方一个在逃，一个漏诉，据以定罪判决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3．本案毒品交易没有发生，王子富表示能提供的毒品又属虚构，作为量刑标准的毒品数量不存在且错误。4．本人系从犯、未遂犯，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并无实质的危害，原判量刑过重。罗家排上诉提出：其与马盛坚、胡泽川是被公安机关特情拉人犯罪圈套，自己在主观上虽有辅助他人介绍买卖毒品的意念，但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没有带来危害，原判对其量刑过重。且其也不清楚王子富与马盛坚、胡泽川、“亚龙”等人商谈毒品交易的情况，钱是胡泽川从宾阳县带到南宁再由其准备转交王子富的。胡泽川上诉提出：其不认识王子富、罗家排，只负责将“亚龙”介绍给马盛坚相识，并不知道“亚龙”与王子富商量毒品交易的情况。自己从宾阳返回南宁时广亚龙”交给其5万元只是让其负责带到南宁，并没有对其说过要购买1000克毒品，到了南宁后钱就交给了罗家排。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上诉人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积极参与并居间介绍毒品交易，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欲贩卖的毒品数量巨大，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均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在携带资金前往进行毒品交易时，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对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均可予以减轻处罚。对此原判在量刑时已予体现。关于马盛坚提出的上诉理由，经核查，本案毒品交易没有实际发生，原判对此已予认定；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携带毒资欲交易毒品，具有协助他人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本案购毒者“亚龙”在逃和对公安特情王子富未提起公诉，并不影响对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的定罪；本案毒品交易虽没有实际发生，但王子富与“亚龙”已商量确定了交易毒品的数量、价格等，最后由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具体实施交易行为，本案现有证据充分证实了他们明知欲交易的毒品的数量情况，故原判在事实认定和适用量刑数量标准上并无不当。关于罗家排提出的上诉理由，经核查，罗家排与马盛坚、胡泽川在主观上均有帮助他人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也积极实施了居间介绍、协助贩卖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予处罚；本案现有证据证明罗家排是在明知王子富与马盛坚、胡泽川、“亚龙”等人商谈毒品交易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的，且5万元毒资亦是从其身上缴获，原判事实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于胡泽川提出的上诉理由，经核查，其确实只认识马盛坚，不认识王子富、罗家排，但其联系“亚龙”与王子富商谈毒品交易，且“亚龙”与王子富商量毒品交易时也在场，对商谈内容是明知的；从宾阳返回南宁时，“亚龙”交给其5万元负责带到南宁，已对其说过要购买1000克毒品，到了南宁后其是与马盛坚、罗家排共同拿钱准备去进行毒品交易的。综上，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分别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2年3月27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贩卖毒品犯罪中的居间介绍行为应如何处理?
三、裁判理由
毒品买卖一定存在基本的双方当事人即卖毒者和购毒者，但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毒品买卖活动都是卖毒者和购毒者直接达成并完成交易。有时持有毒品的卖毒者并不知道谁需要购买毒品，想购买毒品的人也不知道谁拥有毒品待售。因此，毒品买卖活动中的居间介绍人和居间介绍行为是比较普遍的。根据居间介绍人在毒品买卖活动中的作用，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基本形式：一是为购毒者寻找介绍毒品卖主；二是为卖毒者寻找介绍毒品买主；三是兼具有为购毒者寻找介绍毒品卖主和为卖毒者寻找介绍毒品买主两种行为。就毒品买卖中的购毒者而言，其购买毒品的目的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自己吸食；二是为贩卖而购买。为个人吸食而购买毒品的，除特定情况下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外，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佃为贩卖而购买毒品的以及出卖毒品的，只要具有其一，均须以贩卖毒品罪论处。鉴于以上情况的复杂性，对毒品买卖中的居间介绍行为也应分别情况而论：
1．居间介绍人为吸毒者介绍卖毒者，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在这种情况下，居间介绍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对卖毒者的贩毒活动起到了帮助作用，促成了毒品交易，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从主观上看，居间介绍人并没有帮助卖毒者进行贩卖毒品的故意，而仅是为了帮助吸毒者能够买到毒品，使其达到消费毒品的目的。因此，原则上不能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也明确指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该规定表明，即便是为吸毒者向贩毒者代购毒品的，只要不是以从中加价牟利为目的，都不能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如需定罪处罚的，也只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2．居间介绍人为以贩卖毒品为目的的购毒者介绍卖毒者，帮助其购买毒品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居间介绍人明知他人购买毒品的目的是为了贩卖，仍为之介绍卖毒者，帮助其购买毒品的，无论其是否从中获利，都表明其与以贩卖毒品为目的的购毒者之间存在共同故意，并成为后者的帮助犯，应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反之，如果居间介绍人确实不知他人购买毒品的目的是为了贩卖，虽然其居间介绍行为客观上促成了交易双方的毒品贩卖活动，但既不能成立以贩卖毒品为目的的购毒者的帮助犯，也不能成立卖毒者的帮助犯，即不应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3．居间介绍人为卖毒者介绍买毒人，在二者之间牵线搭桥，促成毒品交易的，不论居简介绍是否从中获利，只要居间介绍人明知是出卖毒品，就得成立卖毒者的帮助犯，应当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本案中，被告人马盛坚、罗家排在得知王子富可出卖毒品的情况下，仍积极居间介绍为其联系寻找买主；被告人胡泽川受马盛坚委托之后找到购毒者“亚龙”，在明知“亚龙”为贩卖毒品而准备购买毒品的情况下，仍积极从中帮助其购买毒品。马盛坚、罗家排、胡泽川共同促成了王子富和“亚龙”的见面，在双方就毒品交易价格、数量、定金支付、交易时间、地点的确定时亦在场。其后，三被告人还共同携带“亚龙”交付的购毒资金按时前往约定的交易地点协助进行毒品交易。三被告人虽不是毒品买卖的直接当事人，但他们的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帮助犯。由于本案的“卖毒者”系公安特情，毒品交易自始不存在，是不能犯的未遂，但这并不能否定三被告入主观上具有居间介绍贩卖毒品的故意，以及已实施的居间介绍贩卖毒品的客观行为。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三被告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均系从犯（帮助犯）、未遂犯，并据此决定予以减轻处罚，适用法律上是正确的。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我们认为，就本案的综合情节来看，由于本案各被告人同时具备两个法定从宽情节和一个酌定从宽情节，因此，减轻的幅度仍可以大些。本案被告人不是毒品买卖的当事人，仅是撮合他人进行毒品买卖，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犯，但均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其一。其二，由于本案的“卖毒者”系公安特情，毒品交易自始不存在，也不可能实际发生，因此，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本案被告人而言，同样是贩卖毒品罪的不能犯的未遂。对于未遂犯，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三，本案虽不存在典型的特情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本案被告人是在特情表示自己拥有毒品欲寻找买家的情况下，才开始积极实施居间介绍、协助之犯罪行为的。换言之，若没有特情上述的诱骗表示，本案就可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妨称之为“犯罪机会引诱”。对于被告人在特情“机会引诱”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在量刑时亦应予以酌情考虑
❻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能替代法律吗
1、不能代替法律抄，因为法律是经过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经过法定程序制订的。
2、也不是司法解释，没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因为司法解释有时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3、座谈会纪要不能代替法律，但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对审判工作有指导作用。
❼ 我弟因犯贩卖，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之前也因非法持有毒品曾被判缓刑一年。但他是在缓刑...
假释要服刑一半刑期以上，估计你弟的条件未达到。因为你弟的具体情况不详，这里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具体原因你可直接咨询当地中院。
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毒品司法干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三百四十八条【非法持有毒品罪】
第三百四十九条【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
第三百五十条【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
第三百五十一条【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
第三百五十二条【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
第三百五十三条【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吸毒罪】
第三百五十四条【容留他人吸毒罪】
第三百五十五条【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
第三百五十六条【毒品犯罪的再犯】
第三百五十七条【毒品的范围及毒品数量的计算原则】
刑法规定了这么多罪名，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8)324号2008年12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公通字[2007]84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2000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10次会议通过〔2000〕13号)等
❾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失效了吗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于2003年11月13日颁布，该规定还没有被废止和被新的司法解释替代，目前是有效的。
❿ 2001年1月《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5日至7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审理毒犯罪案件提出了具体意见：
（一）、关于毒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
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选择性罪名，在新的司法煞出台前，认定以上犯罪，原则上仍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人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罪名。对行为人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语气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罪名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危害后果的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条文规定的顺序表述，如对同宗毒品，既制造又走私的则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但不实行并罚。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确定罪名，累计计算毒品数量，也不实行数罪并罚。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语气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应定罪处罚，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的，不定罪处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关于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毒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共同犯罪不应以案发后其他共同犯罪人是否到案为条件。仅在客观上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行为，如买卖毒品的双方，不一定构成共犯，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贩毒、为主出资、毒品所有者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归案而不评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了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并援引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是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当按其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按其个人直接参与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
三是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罪责的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地类比，这一案件的从犯参与毒品犯罪的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毒品犯罪的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并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受雇于他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从犯。受他人指使实施毒品罪并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一般应认定为从犯。
（三）、关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问题
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手段。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有时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中有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诱和数量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对具有这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数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可判处死刑数量的毒品犯罪。对具有此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 处罚，即使超过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判处立即执行。
对于特情在使用中是否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情况不明的案件，应主动同公安缉毒部门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对无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对于特情提供的情况，必须经过查证属实，符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序大大减轻，这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四）、关于审查毒品案件与量刑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毒品犯罪的数量。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别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数量只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情节而不是全部情节。因此，执行量刑的数量标准不能简单化。特别是对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确定刑罚必须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多种因素。对于毒品数量刚刚达到实际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但纵观全案，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或者具有可酌情从轻处罚等情节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够判处死刑的标准，但加上坦白交待的毒品数量，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的，一般应予从轻处罚，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于毒品含量。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毒品的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对于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经鉴定查明毒品含量极少，确有大量掺假成分的，在处刑时应酌情考虑。特别是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掩护运输而将毒品融入其它物品中，不应将其它物品计入毒品的数量。
关于国家管制的刑法未明确规定数量标准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量刑数量标准，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审理这类案件时，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相关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等因素，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判处死刑的应当慎重掌握。
关于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适用法律和量刑的问题。对依法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后一律适用刑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的再犯条款从重处罚，不再援引刑法关于累犯的条款。
关于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和罚金刑问题。刑法对多数毒品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注重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除对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外，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难以执行，就不判处财产刑。
关于认定被告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问题。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该项立功，应当根据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是是否确实起到了协助作用。如经被告人当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抓获了同案犯等情况，均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五）、关于毒品犯罪案件中有关证据的认定问题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件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六）、关于盗窃、抢劫毒品犯罪的定性问题
盗窃、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或者抢劫罪定罪。认定盗窃犯罪数额，可以参考当地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认定抢劫罪的数额，即是抢劫毒品的实际数量。盗窃、抢劫毒品后又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则以盗窃罪、抢劫罪与实施的具体毒品犯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