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奎斯特法院

①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发展历程

1789年-1865年：围绕联邦同州的关系和奴隶制斗争时期。
1789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华盛顿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建立起美国最早的联邦司法体系，即由6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及由大法官兼任法官的3个巡回法院和13个地方法院。次年2月2日，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成立。
从联邦政府成立到内战时期，联邦最高法院致力于确立法院在三权中的地位和维护联邦高于州的地位。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是在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争取到了司法审查权这一尚方宝剑，并通过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判决，赢得了民众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它一定的尊重和服从，最终确立并巩固了司法部门在美国政治中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的地位。唐尼法院时期，州权派控制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废除和维持奴隶制的激烈斗争中，唐尼法院维护了奴隶制。联邦最高法院企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空前的宪政危机，但其带有严重偏见的判决不但没有缓解南北对立，反而加剧了南北的对抗，并损害了联邦宪法的权威。美国内战后，联邦体制得以重建，奴隶制被废除，美国宪政发展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1865年-1937年：政府处理经济关系的敏感期关于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管理经济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政府的目的和功能的争论，这是美国宪政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题目。从内战结束到新政初期，这个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联邦最高法院需要对围绕政府（包括州与联邦政府）的性质和功能的几个重要问题作出结论。这些问题包括：联邦政府是否可以干预经济，干预的底线和范围在哪里，工业化时期处理自由竞争和公共福利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区分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等。此一时期，联邦最高法院主要为保守派控制，利用司法审查权，在维护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的名义下，保护私有财产权，维护自由竞争原则，制止和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899-193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184件案子中裁决州法违宪，其中多数州法是管制经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反对政府管制经济达到顶峰。1935年1月起的16个月中，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10个同新政立法有关的案子，宣布8个新政立法违宪。
除了在经济上开始实行有限的干预和管理外，联邦政府和联邦最高法院在19世纪后期还开始介入对宗教教育、移民管理、印第安人以及美国殖民地居民的权利等方面的管理。与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政策同步发展的是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政策。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南部种族隔离政策的合宪性，建立了“隔离但平等”的种族关系法律范式。随后在卡明斯诉里士满学区委员会案的判决中，拒绝干涉公开歧视黑人的公共教育政策，还容许许多州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妇女选举权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到1920年8月，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得到多数州的批准而生效，妇女的政治权利终于得到联邦宪法的承认。1924年，联邦政府将公民资格授予美国境内的所有印第安人。众多宪政问题都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阐发和妥协，联邦最高法院成为社会各种利益的争锋之地。
1938年至今：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时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沃沦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消灭种族歧视、改善种族关系方面，迈出了勇敢的步子。沃沦与布莱克、道格拉斯、布伦南共同铸造了宪法上的革命：把人权法案应用于各州；对为个人提供保障的特殊条款作出广义的解释；对内战修正案的应用与解释；放弃以种族和性别上的“怀疑”为由作出任何行政上或立法上的区分；扩大选举权、竞选公职权和公平代表权的范围，以及有关个人自由的其他内容。
70年代初期，伯格法院仍是沃沦法院自由派宪政主义的延伸，但到了70年代后期，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开始趋于保守。肯定了少数民族就业、升学等享有优先权的政策，对于妇女的平等权利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有一定建树。
1986年以后的伦奎斯特法院，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远不像进步时期、“新政”时期和民权运动时期那样鲜明。这种现象也反映了80年代以来美国宪政发展的特点。由于利益的组合总是针对具体和现实的目标，利益结合的基础不坚固，加上利益间的频繁交错，过于激进和过于保守的力量都不能得到广泛和持久的支持。
约翰·罗伯茨出任美国第十七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由于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因此他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施加相当的影响。美国舆论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对于美国今后很长时间内的司法走向有决定性意义。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英式判例法体系，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关键案件的判决等于新的法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已经占多数，如今又由一名保守派法官出任首席大法官，那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可能受到保守派理念的主导。

② 沃伦·厄尔·伯格的最高法官

他对案件所采取的保守而谨慎的处理方式，使他赢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欣赏，因而在1969年提名他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969年6月23日，伯格宣誓就任第15任首席大法官。然而，与一般预料相反的，最高法院除去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另外3名法官外，伯格并没能负起领导最高法院的行动，虽然他越来越保守，但伯格并不打算推翻实践主义者在公民权问题和刑法方面所作决定的趋势，此种趋势乃是前任者沃伦留传下来的主要作风。伯格在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认为强迫性运载孩童上学是废除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的可行方式，少数民族也应享有联邦政府补助和合约的配额。1973年伯格在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投下赞成票。在其他的法律范围内，法院也表现的相当主动，并就堕胎、死刑、外国人权利、等问题做出重大裁决。最高法院所做的最重大的案件之一是对尼克松行使行政权的问题。审判结果法院一致通过水门事件特别检查官有权取证总统录音磁带。几天后，尼克松宣布辞职。也许伯格本人也关心司法行政方面的功能，致力于改善司法效率。在他任期内，联邦法院的预算和临时员工都有所增加，新的技术设备投入使用，管理和业务能力也有所提高。1986年退休，离任后曾主任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盛大宴会 ，1988年获总统自由奖章。 前任：
厄尔·沃伦 美国首席大法官
1969年－1986年 继任：
威廉·伦奎斯特

③ 美国哪个总统是法院判决老不什还是小不什

是老布什。
影响美国25大案(24):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2008-03-28 14:11:29网友评论 8 条 点击查看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演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式的悲喜剧。经过36天的总统难产之后，最后一锤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与法治的平衡 一个永恒的难题
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的裁决受到了自由派的广泛批评和质疑。有人嘲笑说，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了小布什两次票：一次在11月大选中，一次在12月的裁决中。批评主要集中在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和对民主原则的违反。
在美国，选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据美国“伟大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留下的宪政遗产，法院一般不应介入政治问题。但人民的选举权乃是人民的一项根本的宪法权利，当整个问题涉及人民的选举权时，法院是否应该介入？如果按照沃伦法院在著名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中确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应当。（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各州议员选区划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公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的法律问题，因此法院有权干预。）但问题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称，奉行司法克制哲学，它的介入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次大选“开创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大选争议的先例，打破了美国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神话”。
这个评论可能过于绝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抛开党派政治因素不谈，如果认为60年代沃伦法院对贝克案的判决是正当的司法干预，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完善，那么同样道理，也很难说大选案不是正当的司法干预、不有助于美国大选政治的稳定，因为按传统的标准，两者分别涉及州议员的选区和总统选举的地方选票问题，都是不适合联邦司法解决的地方政治问题，因此不能因为是开明派的干预就说是正当，保守派的干预就是越权。（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包括小布什和戈尔阵营的人]认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作出公平判决。最高法院判决后第二天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0%的民众准备接受小布什为他们的总统。）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两，因为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人工计票决定在先，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后。一位美国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过是对佛罗里达高院“非法”的反击。如果在原则上认可佛罗里达高院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就很难不赞成联邦最高法院干预的合理性，因为总统选举人的产生显然与宪法及联邦法律密切相关。（国内知名美国宪政学者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应该干预，而是究竟哪个法院应该干预，并且其决定应被作为最终决定而获得尊重。”他认为佛罗里达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适合。摘自《论美国总统大选的宪政问题》，原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唯一可以指责的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强调限制平等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突出保护各州的权力，而它在大选案上的态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这次选举纠纷处理过程中，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州务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时还是共和党在佛罗里达竞选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因为这次选票争议，她一时成为全国性人物，在200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棕榈滩等县选举委员会之间的选举法权限之争，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对哈里斯决定的两次否定，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的泾渭分明，都显示出党派意志的较量。为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尔先生（Mr.Gore）为美国人民挨了一枪子儿。这打在美国人民胸口的一枪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们出于政治的动机裁定布什为总统。”不过，所有这些政治较量都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没有背离法律本身。讨论这一司法大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法律之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丘吉尔的看法，承认民主只是与独裁之间选择中的一种“两害之间取其轻”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同样也应该接受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见解：“就所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独立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独立，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党派而存在，理解为对法律的忠诚而非党派政治的顺从。法官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于书生的法律王国之中。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决定”呢？似乎很难十分肯定，这从判决书中五花八门的意见中可窥一斑。这个判决书一共分成六个部门，一个多数意见，一个附合意见，四个不同意见，其中只有一个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个不同意见都是双重异议。
裁定佛罗里达高院的做法违宪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两位开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苏特。他们认为，佛罗里达人工重新计票一案的确涉及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问题，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议会制定产生总统选举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给予选民的投票权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未能提供一个“符合联邦宪法最低要求的”统一的计票标准，同样的选票会得到“不平等的衡量”。这里的问题不是人工计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计票的不同标准是否损害宪法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但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评家看来非常荒唐可笑，因为佛罗里达一共有67个县，有着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着统一的计票标准，只能是根据各县不同的选票形式和投票方式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决本身并没有下令停止人工计票。像美国任何一个上诉法院一样，最高法院只专注于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联邦宪法和法律，从而保证审判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它只是将案件发回，要求佛罗里达高院重审，并作出与最高法院法院意见相符合的决定。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作出判决的时间（12日晚上10点）离它认为合法的选票统计截至时间（12日）只剩下两个小时，这实际上断绝了佛罗里达高院采取任何补救行动的可能性，也断绝了戈尔的最终希望。这种做法似有“不诚实”（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却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可以辩称，它只是对法律程序而非总统选举问题作出了其权限范围内的判决。此外，确认12月12日为截止日期的并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罗里达议会根据联邦有关法律制订的选举法确定的。
布雷耶和苏特两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在人工计票案具有宪法性的问题上与多数派站在一起，但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时间，而应该允许佛罗里达建立统一的计票标准，并在12月18日选举团投票前完成人工计票即可。他们的这一异议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两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异议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针对多数派大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改写了佛罗里达的法律，史蒂文斯认为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不过是解读州立法机构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政实践的传统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义时州最高法院的有关决定是最终裁决，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应介入。在结论中，他甚至上纲上线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对执法者的信心。时间会有一天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心所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才是今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但确定输家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无私的守护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党人福特总统任命的，一向被认为是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但这次却成为坚决反对最高法院决定的异议者。显然，保守派和开明派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说明指责最高法院这一决定完全受党派利益支配，根据并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异议主要强调不应该质疑佛罗里达高院对州法的解释，它并没有改写法律。
在所有的异议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最为突出，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来，除了布雷耶外，其余的大法官都认为佛罗里达选票争议是可以由司法管辖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还是由联邦司法管辖。
尽管最高法院最终进行了干预，但实际上这一干预相当勉强。在法院意见书的结尾部份多数派大法官不得不这样表白：“没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员更明了司法权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宪法的设计——通过他们的立法机关让人民并由政治来选择总统——方面没有人比本院更坚定。但是，当诉讼双方启用诉讼程序后，我们就必须处理诉讼中的联邦以及宪法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很难说保守派大法官因为党派利益改变了他们司法克制观念。因为，正是通常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强调，应由佛罗里达议会而不是州最高法院处理整个选举事宜。他们还指责州最高法院在审理整个案子时不是在解释州法，而是在重新创制州法。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亚和汤马斯3人在支持裁决的附加意见中指出：按照佛罗里达法律，只有那些标记清楚的选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算标记不清选票的作法违反了佛罗里达的立法。本来。这虽然只涉及到佛罗里达内部的分权问题，但本案涉及的却是总统选举这一事关联邦的大事，属于宪法第2条规定的内容。因此，他们才不厌其烦地从法理上说明，在选票汇总上报的截至日期和所谓“合法选票”（legal voter）问题上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如何违反了佛罗里达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宪法第2条。其次，从技术可行性上说，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计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决意见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通过对总统选举问题的宪法史考察，他强调，布什诉戈尔案涉及的是一个不可司法的政治问题，因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和（制订1887《总统选举人条例》的）1886年国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尽可能地减少最高法院在解决总统选举难题上的作用，这既明确又明智。对国会来说，解决选举纠纷难题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比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更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在结论中布雷耶写道：“我担心，为使这一久拖不决的、令人烦恼的选举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没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们自身权力的行使’，‘我们自我约束意识’”。他还援引著名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关于司法克制的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认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实并不应该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应当进行自我约束，驳回案件而不触及其实质问题。应该说，布雷耶的观点有相当强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冲突是否应该回避的问题。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几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将退休，这意味着不论谁上台，新任总统都会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选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论是开明派还是保守派，当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这样一来，他们在大选案中就与自己的这一利益搅和在一起，这很可能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如此泾渭分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利益回避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应该接这个案子。（自由派批评家还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儿子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恰好是替小布什在最高法院辩护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马斯的太太则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负责为小布什政府特色合适的官员人选。）
可是，为什么这些观点曲高和寡、无人喝彩呢？这就是现实政治在起作用。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如果让民选的州议会或国会来决定总统人选，如果每一张选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确统计，这样的话要折腾到何年何月？在宪政危机的压力面前，民主的逻辑难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人评论说：“从宪政秩序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可能帮了国家的大忙；从法律推理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很糟。一句话，最高法院的决定产生了秩序，却没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说布什诉戈尔案的裁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司法判例，极大地损害了司法部门公正独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说最高法院果断介入计票争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因总统难产导致的宪政危机；你可以说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停止重新计票实际上等于忽视了民主原则；你也可以说遵循宪政法治的规则和程序比“顺从民意”更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为根本。对此，主要看评论者的个人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司法大战着实让世人看到了美国民主的成就与局限、美国法治的成功与遗憾。
此外，在这场世纪大案的裁决过程中，大法官之间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激烈交锋，让人们领略了美国法治的华彩篇章。一位中国学者虽然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略有微辞，但仍然赞扬道：“我们看到一个独立与公正的司法机构对于保证民主选举的完整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公开的说理过程，其中每个法官（不论是几“品”，有没有官衔）都可以不受压制、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宪法与法律的观点，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见——无论是多么智慧或荒谬——也都将受到法学界同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无情检验。”
经历了36天的诉讼大战后，戈尔在承认败选的演说中所表现的君子风度和对宪法法治的尊重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美国法治的精彩和无奈。他说：“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这句话充份显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作出的判决可能会出错，可能会不被失败者内心认可，但却会被无条件地接受。
针对戈尔的认输讲话，《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评论。尽管他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带有政治倾向，但他却深信，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因为“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时，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份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
弗里德曼的评论赞扬了美国法治的精彩，但却回避了美国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这次大选使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几个不够民主的问题暴露无遗：正是选举人制和赢家通知的原则，致使戈尔在领先对手50多万张选民票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而正是由于非民选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选的国会的干预，戈尔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一在200多年前因为妥协而形成的总统选举人（选举院）制度是否仍然适合今天的美国社会？很显然，如果没有选举人制，就不会有这场惊天动地的选举诉讼大战。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来自小州的选举人的代表性远远不及来自大州的选举人）显然与今天很多美国人所信奉的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而赢家通吃的选举原则也远非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那样公平。但因为选举人制有利于小州，赢家通吃则有利于两大党轮流执政，不让第三党在全国范围内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来，有关废除或修改选举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无一例外胎死腹中。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却依然充满活力，长盛不衰，就如同参加一场极具魅力的体育比赛一样。显然，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经久耐用，符合国情民意。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不相信民主万能、也没有对其选举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美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导和推动民主！
另就程序问题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国，选举完全是地方的事务，富裕的县可以不断更新其投票设备，尽可能减少误差，贫穷的县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投票设备陈旧，容易出错。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贫富差别所带来的政治表达权益的差别。以打孔机和光学扫描仪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错而无效的机率比后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则要求所有合格的选民应该有平等的投票条件和环境，他们的选票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准确统计。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程序而言，当美国人连自己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没有办法民主化时，它还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的榜样和民主价值的倡导者吗？ ( 作者：任东来)

④ 《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读后感

[《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读后感]最近刚刚读完这本《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作者是美国CNN资深法律评论员杰弗里·图宾，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任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联邦助理检察员，《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读后感。由我国学者，现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翻译。
· 《九人》记述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1990年至2007年这段历史。作者取材于对若干大法官及75位法官助理的访谈资料，生动记述了1990年至2007年17年间联邦最高法院的的人事更替、提名过程、立场变迁及判决内幕，内容横跨伯格法院、伦奎斯特法院与罗伯茨法院三个时期。本书延续了由水门事件揭幕者鲍勃·伍德沃德与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在1979年合作出版的《最高法院弟兄们》的内容，《最高法院弟兄们》则完整呈现了1969年至1975年间伯格法院的全貌。
· 通过对《九人》的阅读，系统学习了一次美国司法制度与政治文化，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管窥美国政治文化和宪政问题的窗口，澄清了一些自己过去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认识误区，从中美司法运作层面了体验到中美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
· 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超脱于政治而存在的独立司法力量。联邦最高法院已深深嵌入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之中，作为美国政治构架的组成部分，最高法院根本无法超脱于政治而存在。总统对大法官候选人的挑选，完全是基于政治考量。大法官个人的政治倾向和党派隶属直接决定了是否其能够通过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确认程序，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斗争的延伸。另一方面，在许多重大案件的判决结果上，九位大法官的投票结果往往也是以党派划分，判决意见会受到意识形态、政见分歧乃至党派偏见的影响，从而形成鲜明的两党对峙的局面。政治性法院由此可见一斑。
· 不过，美国最高法院司法的政治性并不必然等同于党派政治。我们不能用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来对其他国家司法的政治化（尤其是我国的司法政治化）进行片面解读。美国最高法院之所以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与其在宪政构架中的地位以及其自身功能息息相关。联邦最高法院处理的案件多数涉及宪法问题，而宪法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领域的核心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司法与政治无法割裂，也不能割裂。但是，在中国，法院的政治化来自于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一样成为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工具。考虑到中美两国国情、政体之间的差异，我不想评论那种政治化更科学合理，但我反对的是，将两者混为一谈，试图以他国司法政治化的存在性论证我国司法政治的合理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 第二，在美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护体系，联邦最高法院已然成为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桥头堡。最高法院的功能就是通过大法官的工作，解释宪法、审查法律、界定公民宪法权利。法治理念、宪法至上已深入人心。如书中所讲，法治的实质在于节制公权，保障民权，一部宪法应保障公民免遭政府的胁迫与侵害。被奉为美国精神之一部分的判词曾这样写道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空上有一颗不变的星辰，那就是，无论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还是其他舆论问题上，任何官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也无权用言辞或行动来强迫公民……
·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认识上的差异，我们才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人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话题，诸如堕胎、持枪、种族、宗教、同性恋、州与联邦权力划分等，在美国却是自由派与保守派斗争的焦点。在这些问题上的表态，甚或能够决定总统的归属，读后感《《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读后感》。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不同国家法治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在美国，政府行为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成为其合法性的依据。民众始终保持着对政府的高度警惕。这与我国动辄政府一呼百应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持枪为例，书中介绍了一个案例，美国诉洛佩兹案，一个名叫洛佩兹的高中生因携枪进入校园，被联邦检察部门起诉，原因是洛佩兹违反了国会1990年制定的《校区禁枪法》。这看似简单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却并不简单。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校园禁枪再正当不过了，我们甚至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反对在校园禁止携带枪支。然而美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呢？最高法院以5：4票作出判决，宣布国会制定的《校区禁枪法》违宪，国会制定的《校区禁枪法》因超越宪法贸易条款赋予的权限而无效！首席法官伦奎斯特在判决意见中写道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少而且有明确规定。
· 与美国相比，堕胎、持枪、同性恋等问题从来不是我们中国法院的议题，我们的法院还停留在探究什么样的举证方式对当事人最公平？民事侵权的人身损害标准能否适用于刑事案件？宪法能否在司法中适用？……中国的司法制度仍然呈现出如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的弊病，我们的司法改革还停留在法院职能定位、化解矛盾纠纷的低层次水平上。由此可见，我们目前还处于并长期处于法治的初级阶段。
· 第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仅是优秀的法律人，同时也是优秀的政治家。一方面，前文提到联邦最高法院处理的案件多数涉及宪法问题，而宪法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领域的核心议题。因此处理这类案件，不仅需要大法官们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更需要他们具备一个政治家的审时度势。正如理查德·波斯纳所言……宪法性案件的判决只能依靠政治决断，……根本与法律规范无关。在最高法院什么法律最重要？大法官威廉·布伦南说：5票法则！有了5票，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因此游说和妥协成为了大法官们判决前必须要做的事情。另一方面，那些 认为能够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必然都是美国法律人的精英，都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法律执业经验的理想主义者该失望了。因为能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不见得一定是出色的律师或者下级法院的法官，他还可能来自于政府其他部门，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等。如克林顿总统就一直想提名一位政客进入最高法院。在克林顿看来，最高法院如果全部由只具备法官经历的人组成，将是极不健康的，他认为，这些人对真实世界根本没有充分的体验。此外，由于最高法院法官实行终身制，因此不是每一个总统都有机会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一旦出现了提名机会，总统会尽可能提名自己党派的人进入最高法院，以保证在自己任期内的政策不会被最高法院否决。这样一来，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不是任人唯贤了，而是任人唯亲！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所有提名候选人均为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大法官本人如果不是健康问题的话，也通常会在自己所属党派执政之后选择退休或离职，以保证将提名接替自己的机会留给自己党派的总统。
· 第四，美国最高法院在遵循先例上不是想象中那么严格。如作者所讲：在最高法院，一旦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判决结果从来不取决于言辞论辩的质量，而是大法官们的立场。先例是可以推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最高法院的人员组成，谁能取得五票，谁就可以创造先例。类似的案情，一样是堕胎案件、政教关系……，只是因为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的人数组成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就可以导致判决结果的颠覆。
· ……
· 总之，《九人》的阅读为我开启了一扇神秘之门，将我引入了那黑色丝绒大幕的背后，一个个判决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为我全景呈现了1990年之后最高法院的发展历程。通过《九人》的阅读，可以让我们进行一种由此及彼、反求诸己的理性反思，这正是我们中国学者、法官乃至整个法律人共同体的责任。可以说《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是一本可读性和资料性极强的著作。 〔《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⑤ 美国大法官的树立权威的经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赋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决，正式确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一槌定音的权力和权威。 威廉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乔治城镇的一位家财万贯的庄园主，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是当时美国政府的国务卿。马伯里为啥要起诉麦迪逊呢？这个案子要从当时美国政坛中的党派斗争从头开侃。
美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并无只言片语提及政党和多党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美国的天下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跟党的英明领导、党的组织建设和多党派合作没啥关系。
大多数美国制宪先贤认为，政党就是结党营私、恶性竞争的代名词。军人出身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位期间，对内阁中以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两派争斗深恶痛绝。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语重心长地警告后人，一定要防止党派争斗的弊端。
警告归警告，现实归现实。开国老总统一下台，说过话就被人当耳旁风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回老家种地后，美国政坛的两大政党终于还是正式形成了。拥护汉米尔顿的一派正式组成了联邦党，拥护杰弗逊的一派自称民主共和党。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为第二任总统。
谁知联邦党好运不长，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都遭到惨败，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因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已丧失，联邦党人在下一届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盘，只剩下了不受选举直接影响的司法权。因此，亚当斯总统在即将卸任时，任命自己内阁的国务卿、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国务卿职务。又利用联邦党人控制国会的最后机会，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 ，任命四十二位联邦党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园主马伯里和马歇尔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马歇尔都在任命名单之中。
参议院在亚当斯总统离职的当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须要在午夜之前由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发出后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国务卿马歇尔在权力交接之夜忙得团团转，他在确认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签署、盖印后，便将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权委托给弟弟詹姆斯·马歇尔去处理。
俗话说，朝中无小事。谁都没想到，詹姆斯·马歇尔竟然把这件小事给办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时无误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乱，竟然还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没能及时发送，而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这十七个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早就对联邦党人在权力交接前夜以党划线、“突击提干”的损招儿极为不满，当他听说滞留的十七份联邦党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后，立刻命令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了这批委任令。
这样，马伯里不明不白地丢失了法官要职。此公觉得自己太冤，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遂聘请曾任亚当斯总统内阁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CharlesLee）为律师，一张状纸把麦迪逊国务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麦迪逊一看对手来头不小，立马聘请杰弗逊总统内阁司法部长莱维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辩护律师。这位莱维。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现职司法部长，办案派头十足，接了案子以后竟然连法院都懒得去，只是写了一份书面争辩送交最高法院，声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涉及党派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跟法律压根儿就不沾边，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着这种根本就扯不清的党派斗争破事。
马歇尔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师的起诉状和辩方律师寄来的书面争辩后，以最高法院的名义致函国务卿麦迪逊，要求他对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个合理的解释。谁料想，麦迪逊对马歇尔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麦迪逊国务卿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当时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是一个根本就没啥权威的法院。美国的立宪先贤汉米尔顿曾评论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
1789年的美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这部宪法以及后来增添的宪法修正案，对于宪法最终解释权的归属问题，从未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特权，更别提强迫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了。
这样一来，马歇尔便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两难困境，他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强令麦迪逊发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麦迪逊背后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撑腰，他很有可能对最高法院下达的命令置若罔闻。既无钱又无剑的马歇尔大法官若向麦迪逊国务卿强行发号施令，只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马歇尔拒绝马伯里合理的诉讼要求，那么最高法院和联邦党人则颜面扫地。
面临这种无论是审理还是不审理此案都必输无疑的两难困境，马歇尔苦思冥想了半个月，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令人称奇的绝妙高招，既表现出最高法院的权力高于行政当局和国会，又避免与行政当局和国会迎头相撞、直接冲突。马歇尔称此判决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决”。
马歇尔在判决书中判定，第一，参议院已批准了这些法官的任命，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印，从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麦迪逊拒发公文显然是违法的。因此，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党派斗争的政治问题。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违法的，那么马伯里当然有权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第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责任。因此，法院有责任帮助马伯里获得法官委任书。
那么，按照这个路子推论下去，马歇尔下一步理所当然地就该向麦迪逊发出强制令了。谁料想，马歇尔笔锋突然一转，他引证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说，当一个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诉讼当事人时，其初审权属于最高法院。对于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诉审理权。如果把马歇尔这段咬文嚼字的引证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大白话，那就是说，马伯里一案的诉讼当事人既不是大使、领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对这种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没有初审权，马伯里告状告错地儿了。他应当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如果案子最后从下级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时最高法院才有权开庭审理。
可是，马伯里高薪聘请的律师、前司法部长查尔斯。李并非不懂诉讼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状子直接递到了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通过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据这款法律，最高法院对这类案子拥有初审权。
但马歇尔斩钉截铁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与宪法相冲突的，它实际上是非法地扩大了最高法院的权限。马歇尔强调：“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而“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
马伯里一看当个法官竟然这么费劲，连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戳儿的委任状都成了白条，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还不知要上诉到哪个猴年马月，他只好灰心丧气地撤回了起诉。此公后来一直不安心务农，最终改行当了一家大银行的总裁，比当法官实惠多了。
从表面上看，联邦党人马伯里没当成法官，麦迪逊也没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马歇尔似乎输了这个官司。但实际上，马歇尔是此案真正的大赢家。
首先，马歇尔向政府的立法机构国会宣布，不仅宪法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与立法部门无关。换句话说，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与法律有关问题的最终仲裁者。
其次，马歇尔通过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门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因此，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和命令是否违反宪法，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宪行为和命令予以制裁。
这样，虽然宪法规定任何法律都应由国会和总统决定和通过，但最高法院拥有解释法律的最终权力，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经做出，即成为宪法惯例，政府各部门和各州必须遵守。实际上，最高法院不仅拥有了司法审查权（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 马歇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然公开宣布经国会通过、总统批准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但取消这款法律实际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权限，所以国会找不出什么借口与最高法院对抗，也没啥特别的理由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马歇尔虽然宣布司法部门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法行为予以制裁，但他并没有向麦迪逊国务卿发出强制令，只是建议马伯里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所以，行政当局同样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过不去，也根本无法挑战马歇尔大法官的裁决。
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案例法的结合，既然国会和行政当局无法推翻最高法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那么此判决将作为宪法惯例被后人永远引用。司法审查权和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就这样历史性地确立了。司法从此真正开始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可以说，这是美国政治制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789年的美国宪法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伟大典范，其实这个评价有点过高了。原因在于，在权大还是法大这个关键性问题上，1789年美国宪法并无开创性的建树。这部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结果使司法在三权中处于最弱的一方。按照这种宪法设计，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可有可无。
由于马歇尔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对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响以及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们对法律和政治规则的尊重以及善于妥协让步的特点，才使美国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特点，并且使司法审查权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有别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政体的重大特点之一。
历任大法官一览 顺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约翰·杰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乔治·华盛顿 2 约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3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4 约翰·马歇尔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约翰·亚当斯 5 罗杰·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鲁·杰克逊 6 萨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亚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韦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兰特 8 梅尔维尔·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罗弗·克利夫兰 9 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0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伦·G·哈定 11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伦·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鲁门 14 厄尔·沃伦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15 沃伦·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伦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罗纳德·里根 17 约翰·罗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乔治·W·布什

⑥ 美国最高法院庭审时不准录像为什么

美国最高法院庭审时不准录像。日本，在开庭前2分钟可以拍照，之后不准。为什么？

回答你的提问；

一、各国立法一种惯例；

二、其主要目的是涉及个人隐私权，一但公开法院要承担义务；

三、庭审一般都是在未确认的情况下进行的，公众对庭审过程中的法律界定，不一定准确，不公开传播，有助于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公众对法律的评价，应当是人民法院做出的裁决。而不是评判其审理过程。

四，我国法庭规定：

旁听人员必须遵守下列纪律：

（一）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二）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

（三）不得发言、提问；

（四）不得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他妨害审判活动的行为。

⑦ 美国首席大法官的历史

《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说明设立首席大法官职务，只是在第一条第三款中作了辅垫：“如受审者为合众国总统，则应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担任主席（W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ried, the Chief Justice shall preside）”。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有关叙述了。至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则更是一字未提。
首席大法官与最高法院大法官一样，由总统提名并需经参议院同意。《宪法》要求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官都必须“尽忠职守（shall hold their offices ring good behavior）”，这句话也间接地规定了任期：他们是终身制的，除非自动退休或被国会弹劾并证明有罪。
有一部分首席大法官，例如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是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上被总统提名为首席大法官的，这时同样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如果提名不通过，他将不能成为首席大法官，但仍可以继续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大部分首席大法官，包括罗伯茨，在被任名之前并未在最高法院工作过；有些首席大法官，例如约翰·马歇尔和厄尔·沃伦此前甚至没有任何司法经验。
首席大法官经常被错误地写成“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实并不然，根据《美国法典》，它的全称是“美国首席大法官”。这一头衔是在第六任首席大法官萨蒙·波特兰·蔡斯的建议下改变的，因为他想强调最高法院与联邦政府部门具有同等地位。与之相反的是，最高法院的其它8位大法官的正式头衔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不是“美国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的薪水由国会预算，每年208,100美元（2006年），比其他大法官略高。

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谁共有9个。

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至今有过17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位。第9位是在上世纪10——20年代在任的，距今已有近一个世纪。
美国最高法院历任首席大法官及任期：

1、约翰·杰伊（John Jay），1789年9月26日 - 1795年6月29日
2、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1795年6月30日—1795年12月28日
3、奥利弗·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4、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5、罗杰·布鲁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6、萨蒙·波特兰·蔡斯（Salmon Portland Chase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7、莫里森·雷米克·韦特（Morrison Remick Waite），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8、梅尔维尔·韦斯顿·富勒（Melville Weston Fuller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9、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Edward Douglass White, Jr.）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10、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11、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Sr.），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7月1日
12、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13、弗雷德里克·摩尔·文森（Frederick Moore Vinson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14、厄尔·沃伦（Earl Warren），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15、沃伦·厄尔·伯格（Warren Earl Burger），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16、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17、约翰·格洛弗·罗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 ），2005年9月29日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