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方派法官

① 劳合一乔治如何看待英方参加谈判的代表

6月8日，哈利法克斯表示，希望不通过信件而通过圆桌会议进行谈判。英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外交部官员斯特朗。对这种做法劳合一乔治极为不满。他在7月23日的演说中说：“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过希特勒和戈林。张伯伦连续三次投入元首的怀抱……为什么仅仅派一个外交部官员代表我们出使一个建议援助我们的强大得多的国家呢？对此只能有一个回答：内维尔·张伯伦阁下、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西蒙先生不愿同俄国结盟。”

② 圆明园的毁灭 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香港回归的资料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③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误判时，英方设置了哪些障碍

当年，周南在香港会见撒切尔夫人。

1984年1月至9月，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与中英香港问题第8至第22轮的会谈，并代表中国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0年至1997年，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新中国杰出外交官，香港回归的历史见证人。

即将于6月推出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宗道一等编著，齐鲁书社出版），透露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艰难，香港回归之路的一波三折。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阅读此书，感慨更深。

英方步步为营，我方寸步不让

第8轮会谈开始，继续讨论第一项议程，即有关1997年以后的安排问题。这方面展开的各项争论，都是围绕国家主权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的。后边各轮谈判，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步步为营。他们不断地冲击中国的底线，试图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以保持在香港回归后，英国能继续最大限度地操控香港政局。

我们讲我们的12条方针，英方则采取“迂回战术”。每轮谈判谈到某个问题，他拿出几页纸，说你这一条方针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他这个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他的理解就是要损害你的主权的理解。

争论的问题的覆盖面很广泛，这里仅就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讲一讲。

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提出的协议文件草案中，讲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香港虽然是特区，但只是地方政府，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那就是直接隶属。英国方面竟然要求划掉。不隶属于中央政府，那隶属于你大英帝国政府吗？不行，一定不能划掉！这样双方就争论起来了。我们说“高度自治”，他就要求“完全自治”。如果“完全自治”的话，中央政府根本就不能管了。香港有他们的潜势力，如果同意他们的说法，那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有一天时机成熟了，要宣布“独立”，我们都不能干预的。我们是讲“高度自治”，并不是“完全自治”。他又说如果“完全自治”不行，要“最大限度自治”。“最大限度自治”是什么含义呢？这和“完全自治”又有什么实质区别呢？英方又讲不出来。英方不但要求删去“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字样，而且要求规定“香港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也就包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事都没有否决权。我们也把他打掉了，我们说不行！我说：中国提出的“高度自治”政策的内涵已经十分广泛，不能再宽松了。

又比如，英方说1997年6月30日要把政治、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给特区政府，而不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想绕开中央政府，来个“私相授受”。我说：不行！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手中抢去的，按照中英协议，理所当然地要交还给中国政府，英方想绕开中央政府是什么意思？说到底，就是不想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仍然想给人造成香港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印象，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所以1997年6月30日晚上，大家看到，在交接仪式完毕之后，我们再把高度自治权授予特区政府。

再比如外交问题。外交上，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因为大使馆只能设在首都。现在，好多国家在北京有大使馆，在商务侨民多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广州，设总领馆。但英方不同意，要求英国在港不设总领馆，要设高级专员公署，就是high commission。巴基斯坦是英联邦国家，坦桑尼亚也是英联邦国家，我在这些国家工作过，知道这个情况。别的国家都叫大使馆，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却设高级专员公署，表示自己的特殊地位。我马上批驳：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准英联邦成员国？听了我的批驳，我看到当时英方团长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成员交头接耳，低声嘀咕。商量以后，他们作了答复。他说：我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伊文思看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利，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如此，我们就有权驻军。英方又百般抗拒，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我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他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这又是一个荒唐的逻辑。英方还说：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特区行政长官的意见。他同意了，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

这又是一个涉及主权问题的重大的争论。在谈判中，我代表中方明确地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你们反对驻军毫无道理。中央负责香港的防务，必须在香港驻军。驻军是主权的体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管英方赞成与否，中国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对此，小平同志的态度也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记者，到各种会场上，找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不太熟悉。人大开会的时候，有个记者就找上我们的一位领导，他不太了解情况。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那天事先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果然是这个事情。伊文思当时说话很紧张，像唐朝的韩愈讲的，有点“口将言而嗫嚅”，有些心虚。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说Mr X和Mr Y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先生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小平同志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我后来讲，这叫做“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进驻香港的艰难谈判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以便顺利地实现平稳过渡。小平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我们有问题就可以在那里商量，双方如果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再反映到更上一级，就是两国的外交部或者两国政府来解决。目的是双方共同贯彻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顺利回归。

我们就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然后英方开始顽抗，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给他们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但无论我们怎么解释，就是不行。我们说这叫过渡时期，他们不承认有过渡时期。第二，他们说绝无必要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两国有政府，有外交部，有大使馆，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为什么还要搞一个联合机构呢？他们特别怕的是，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后就变成“第二权力中心”了。香港老百姓有什么官司、有什么问题就不找港府了，而找联合委员会去告状了。左说不行，右说不行，谈判卡壳僵住了。

在此期间小平同志见过一次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希望你们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对你们没有坏处。如果你们不愿意中英联合委员会马上进去，我们头几年可以在伦敦、北京、香港三地轮流开会嘛。但英方认为还是不行，强调没有必要。后来，我们说：那是不是名称改变一下，不要叫联合委员会了，叫联合小组。还不行，英方还是不让进驻。

6月中旬的第16轮谈判结束以后，英国方面仍然不同意在香港设置常设机构，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这时，杰弗里·豪即将再到中国访问。我考虑了一下，跟我们代表团讲，英国外长快来了，这个僵局怎么打破？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他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它的任务主要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对涉及平稳过渡的问题研究讨论，作出决定。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晚一年或者两年进驻，1997年之后让它再存在一年或两年。

我们到小平同志那儿向他汇报了上述设想。小平同志稍微考虑了一下，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大家可以互谅互让，但必须进驻。晚两年进驻和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接着，小平同志又讲，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时间提前，不迟于1990年，最好更早一些，不要等到1993年才公布。这不但有利于稳定香港局势，而且有利于中方参与。因为英方说过，《基本法》公布后，中英将加强密切合作。小平同志然后又讲：过渡时期要注意五个不要：一、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二、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就是怕港府把土地卖光了，把这个收入全用于行政开支了，将来特区政府一开门，钱就没有了。三、不要增加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比如随意增加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和退休金，又比如搞一些大而不当的基建项目。四、不要让英资带头转移资金。五、不要自搞一套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其中前面四个是经济方面的，最后一条是政治方面的。事后证明，小平同志对香港的事情洞察秋毫，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一行就到了。到了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时为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编者注）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4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5、1986、1987三年在外边，到了第四年，1988年1月1日进驻。为了照顾你们，1997年之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撤回我们的方案，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说他坐飞机，本来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地对待。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那时候是7月，骄阳似火，热得不得了。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在柯利达汇报了我讲的这个情况后，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作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是，他是少数，多数还是认为搞不好要破裂，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刚喝了个汤，那边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电了，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英方代表争取更好的结果，更好的结果就是要再晚些年才让小组进驻香港。我们说是1988年进去，后来他们提出推迟到1993年，协议签署后再进驻，我们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我们提出联合小组到2000年1月1日结束，他们也不干，想拖到2002年。我们也拒绝了。他们没办法了，但跟撒切尔交不了账啊，撒切尔要求再晚些时候。最后就让了半年，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 1日进驻，而不是像英方所要求的推迟到1993年才进驻香港。这样就达成协议。

④ 求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发动原因的英方史料

其实说的通俗点就是“翅膀硬了，管不住了”。
随着北美殖民地经济不断繁荣发展，文化风俗不断融合，这块地域也已经有了它自己独特地文化传统与需求。
但英国在1756～1763年发动了和法国的七年战争，陷入了战争泥潭，急需大量的税收提供战争保障，因此加大了对殖民地的剥削，因此也引起了殖民地的反弹。

18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大西洋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治。这时的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
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权入，不断增加殖民地的税收，对殖民地进行蛮横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1765年，英国人又想出个新花样：印花税。他们规定，一切公文、契约合同，执照、报纸、杂志、广告、单据、遗嘱，都必须贴上印花税票，才能生效可流通。这激起殖民地人民极大的愤怒，于是，“自由之子”、“通讯委员会”等秘密反英组织相继出现，各地都发生了反英事件，抵制英货、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等等。这一切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他们立即派军队镇压。1770年3月5日，英军在波士顿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当场打死5名市民，打伤了6人，制造了震惊北美的“波士顿惨案”。反英的怒火在殖民地人民心中燃烧，一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火即将在北美大陆上燃烧起来了。

⑤ 日本围棋中是本英方厉害还是名人厉害

在整个古代（乃至二战之前）当然是本因坊最厉，相当于中国武林盟主少专林派的属地位（民间性质）。但是由于坊门世袭头衔和垄断知识产权，使围棋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桎梏，不利于向世界发扬光大。战后，日本围棋为了向民间普及，进行了伟大的改革，成立了日本棋院（官方性质），并且由几家经济效益较好的大报社出巨资主办冠名比赛，首先是冠军被称为本因坊的比赛奖金最高，过了几年，另一家报社又主办“名人”战。后来，又陆续出现七、八家企业主办的比赛，最后以“棋圣”战的奖金为最高。所以，现在的日本，最厉害的是棋圣，依次是名人，第三才是本因坊。还有一个排名在第六、七位的小棋圣（碁圣）。

⑥ 3,1792年,英国以给乾隆祝寿为由,派马嘎尔尼使团前往中国.说明马嘎尔尼使团访的背景

17世纪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英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和广阔的原料产地。“因此，英国派遣一个使节团到中国访问，自然它是为了商业目的而去的。事实上，中英两国交易往来的情况确实也应当有所改变，自从英国初到中国开辟市场之日起，以及以后两国发生贸易关系以来，没有一件事情有助于改善英国人在中国的地位，而其他欧洲各国商人在中国的处境却都比英国人好得多。” 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期望通过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改善中英之间的关系和现行贸易体制，扩大双方的通商。
当时，广州一口通商不能满足其对华贸易的需要。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国国王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凯思·卡特为使臣，前往中国交涉通商事务，并谋求建立外交关系。使臣在中途病死。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又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其目的是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同时，也是为了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资产阶级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依据 。
英方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准许英国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争取免税或减税 。
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敦达斯的嘱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识，又非常具有政治含义，其实就是要求使团不要因小失大 。

⑦ 1913年就藏英争端而进行的谈判，英方代表11国政府提出几点抗议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内政；二、中国除卫队外，不得派军队进入西藏；三、关于西藏问题，中英两国另以新协议规定；四、中国若不承认以上各款，9英国不承认1国政府。

⑧ 英法联军为什么侵圆明园

1856年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进逼北京。当英法联军在天津和通州时，清政府与其有过一系列的外交谈判。 通州谈判时，英方派代表巴夏礼率领39人参加，清政府答应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在枝节问题上却是寸步不让，在巴夏礼面见皇帝“跪与不跪”这一点上争执不下。 钦差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不是中国的臣”。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予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清政府则指示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 巴夏礼一行39人被扣押，英法联军迅速进军，兵临北京城下。炮火中皇帝和嫔妃仓皇出逃。圆明园落入侵略军之手，接着是连续两日的抢掠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三日后，皇帝的弟弟奕忻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联军交还了人质，但39名人质，生还的仅有18人，其余归还的全是尸骸，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尸体是七至八块。 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见到人质和尸体后，认为只有毁圆明园才能给中国皇帝极大的打击。于是，他们把辉煌的皇家园林看作是中国皇帝的私有财产，成为联军报复和发泄私愤的对象。

⑨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僧王扣押了英方的哪一位使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僧王僧格林沁扣押了英方的巴夏礼。
当时钦差专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恒说：“按属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不是中国的臣。”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予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清政府则指示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
巴夏礼一行39人被扣押，英法联军迅速进军，兵临北京城下。炮火中皇帝和嫔妃仓皇出逃。圆明园落入侵略军之手，接着是连续两日的抢掠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三日后，皇帝的弟弟奕忻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联军交还了人质，但39名人质，生还的仅有18人，其余归还的全是尸骸，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尸体是七至八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