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官责任

Ⅰ 法官终身责任制的起源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早在1995年的《法官法》中就可以找到依内据，2001年修订后的《法官法》规定，对于玩忽职容守造成错案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之后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也将错案列入违反办案纪律的情形。自治区高院也出台《关于违法及差错审判执行责任追究办法》，确立了由审判委员会研究确定是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1)古代法官责任扩展阅读

意义：

“谁办案谁负责”最终要落实于审判工作、司法工作的每个环节，但要想让其切实发挥作用，显然不是一两条规定就能够解决的，还需要有良好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令人欣慰的是，四中全会决定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

法官责任制度制定和出台的目的不是惩罚，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还要有相应的机制保障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官。

如果没有科学的遴选机制，业务精通、公平正直的法官就不能走上审判台；如果审判中不能去除行政指挥的阴影，法官还要服从领导意志；如果法官的职业保障不能落实，那么由审判者负责终将是一句口号。

Ⅱ 我国古代法制史上关于法官责任的规定最早见于哪里

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关于官员责任的表述，最早见于先秦时期。西周已有对西周总理回级或省部级高官的答问责规定。《周礼·地官》：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朝诗外传》：群臣不正，人性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尚书大传》：沟渎拥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尚书大传》：蛮夷猾夏，寇贼奸究，则责之司马。

Ⅲ 法官责任制：宋代提刑司是如何通过法官责任制保障执法公允的

宋代作为我国古代尊文抑武达到极致的朝代。文官系统高度发达，宋代从制度上抑制官员擅权和集权的行为。行政架构复杂而平行，各级官员互相制衡，皇帝权威大大巩固。宋虽然在抵御外侮上乏善可陈，行政的技巧，法律的完善，文官系统的成熟却大大超越了先前的朝代。而司法权就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这里的法官和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定义并不相同，他指的是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司法官员。《宋刑统》作为宋代法律纲领性的文件，对宋司法官员的管辖权，断案的期限，亲友的回避，现场调查的要求甚至在自己衙门里的会客，以及和其他官员的交往都做了详尽而严厉的要求。提刑司是其中重要的监督单位，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

一．法官责任制的前提，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宋朝通过加强对于司法受理主体的明确，和刑狱管理制度改革，为法官责任制提供了基础

1．受理成司法基础

对于司法来讲，管辖权是最基本的权限。熟知美剧的人都知道。FBI和美国地方警局经常在案件的主导权上发生纠纷。这就是司法管辖权的争执了，早在八百年前，宋代就对所有的地方中央的司法管辖有了明确的界定。

宋刑统中，对于不该受理而受理的案件做了严格的界定。这里最普遍的情况是，县级官员受理了刑事案件，规定指出，只有州级官员才可以接刑事案件，县级官员只有接民事案件的权力。

同时地方官员只能接本州县的案件，无论何种情况，干涉临近州县的案件都是越权的行为，类似的协调必须由专门的监司来执行。同时，对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必须在同族亲友的陪伴下才可以接受诉讼。无宗族庇护的老人，经过反复核实情况属实后，才可以接受案件。

对于推卸责任，应该受理的案件装聋作哑拒绝受理者。州县长官直接追究主管责任，下级吏员接受杖责的体罚。

2．刑狱管理改革

监狱管理是司法部门重要的职权所在，宋代司法审判前的证人和嫌疑犯都是被拘押的。具体对于犯人来说，杖责是宋代重要的惩戒手段，也是刑狱的分水岭。杖责罪以上的罪犯强制拘押，杖责罪以下的罪犯则不能轻易拘押。

同时杖责罪以上的罪犯，只要案情明晰，可以结案的，也迅速流配和接受其他惩戒。官府不鼓励长期拘押。而对于不是嫌疑人的证人，只要不是案情需要和恶意不作证。州县也不鼓励拘押。

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州县拘押的人数，使底层吏员可以借官司发财的心思稍稍收敛，也减少了政府的司法运营成本。

3．刑讯规定创新

体罚和拷打当然是古代司法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也是最容易招致诟病的所在。宋代对拷打进行了严格的管理。

简单的讲，他将司法官员完全的隔离在了其他行政体系外，确保司法的独立性，这样的确保是在对官员生活交往的限定下做出的，官吏在司法判定中远离人群，确保案情不被泄露，人情贿赂远离官司。

这样极端的不近人情的规定，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司法的公正性。但是却给官吏正常的生活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宋代将司法官员的独立性提高到了这样的高度，也体现了顶层对司法公正的渴望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3．回避制度的确立

宋代的司法回避继承了唐代的一些惯例，本身也有大大的发展。亲属回避是首先被确立的，他包括了司法官员上下级之间亲戚关系的回避，司法官员和嫌疑人证人之间亲戚关系的回避。由专人监督。

籍贯回避则让地方官不在自己的出身地和长期居住地为官，确保了判罚最大程度不被客观因素所影响。在同一件案件多次审理时，前任和后任主审官必须没有血缘或者姻亲上的联系。

由于当时官场同年也是很大的关系网，这方面也做了规定和要求，即司法官员上下级间和官员与犯人间，没有读书时候的同学关系，批捕的人，审判的人，抓人的人之间必须毫无联系。司法的各个环节被细化，自审自判的行为从根源上被杜绝。

Ⅳ 如何认识古代关于法官责任的规定

西周所创始的法官责任制度，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基本定型，而后宋元明清逐步发展和完备，形成了独特的法官责任制度，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备，制度之详细，影响之深远，世之罕见。笔者将以唐律所规定的法官责任制度为主体，兼涉其他各朝代的法律规定，采现代司法制度中的侦查、审判和执行三阶段的分类方式，对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内容进行解析。
一、侦查阶段的法官责任
由于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现代的司法制度那样分工明确、阶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侦查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前阶段。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责任归纳为三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违法检验的责任和违法刑讯的责任。
（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
唐律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审前逮捕，二是受理后羁押。审前逮捕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中的缉拿归案意义相仿。唐律既规定了逮捕违限的责任，如：各级官吏对所辖地区内发生的强盗、窃盗和杀人案件，必须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内捕获，否则要追减三等处罚。又规定了逮捕迟缓的责任，《唐律·斗讼》规定：接到有人犯强盗、杀人及盗窃案件的告发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第二种受理后羁押的责任，唐律分为应羁押而不羁押的责任和不应羁押而羁押的责任两个方面。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杖六十。”同时还规定了类似于今日取保候审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应得为”和“故失论”受到处罚。
（二）违法勘验检查的责任
我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作为在侦查案件当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验检查，规定所有的勘验检查都必须依法进行，违者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诈伪》中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而明律又将此责任分为失出入人罪与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规治由于过失而检验错误者致使错判的情况，而后者则是针对受财后故意检验不实的情形。
（三）违法刑讯的责任
古代诉讼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允许以刑讯的手段获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须依法刑讯，否则将反受刑罚。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刑讯制度，对从刑讯的条件、刑讯施行的要求、不准刑讯的对象到刑讯的工具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列出相应的法官责任。如《唐律·断狱》规定：“……犹未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这里就是讲对刑讯条件的违反的处罚。再如“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这就是讲违反不准刑讯对象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宋刑统》中沿袭了唐律的规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责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规定。
二、审判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违法管辖及受理的责任
唐律中的审判管辖兼有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并作了严格的规定。《狱官令》载：“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诸鞫狱官，囚徒伴在他所者，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唐律在规定这方面责任时，十分严格。《唐律·断狱》中规定：“诸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诸鞫狱官，停囚待对问者，虽职不相管，皆听直牒追摄。牒至不即遗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时受理案件，是古代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对各级司法官员的要求，对于那些应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规定予以严惩。唐律规定：“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谋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规定。
（二）违法听讼回避的责任
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时也是为了遵守“亲亲尊尊”的原则，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听讼回避”的制度。唐律规定“：诸在外长官及使人于使处有犯者，所部属官等不得即推，皆须申上听裁。若犯当死罪，留身待报。违者各减所犯罪四等。”《宋刑统》所规定的更为具体严密，范围包括六个方面：1.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关系；2.鞫狱官与被鞫人有故旧关系；3.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仇隙；4.籍贯回避；5.案发起诉人和通缉人须回避；6.司法官内部回避[1]。有上述六种情况的，不回避者追究其刑事责任。到了元朝，听讼回避制度得以完善，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职官听讼者，事关有服之亲并婚姻之家及曾受业之师与所仇嫌之人，应回避而不回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辄以官法临决尊长者，虽会赦，仍解职降叙。”明清律则专设“听讼回避”，将书吏也纳入了回避的范围。
（三）状外求罪的责任
“状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状的请求审判，与“具状断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须严格遵循“具状断罪”的原则，不得超出告状的范围，随意追究其他刑事责任，违者要受到惩罚。相当于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断狱》规定：“诸鞫狱官，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四）不以法律条文断案的责任
《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其意为审判犯罪都必须以律、令、格、式正文作为定案依据，这近似于现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责任
出入人罪是指将有罪的人判为无罪，无罪的人判为有罪，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法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为“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为“入人罪”；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之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规定可以细分五个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过失出入人罪；3.错判而未决放；4.违法判决徒流罪；5.违法判决死罪，并确立了“同职连坐”制度，即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律中关于法官出入人罪的规定。
（六）法官受财的责任
法官受财分为两种：一是受财枉法，二是受财不枉法。在唐律中，两种都要受到刑事处罚。《唐律·职制》规定：“凡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Ⅳ 中国古代最早的司法官责任制度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夏朝至清朝，历经了萌芽、发展乃至成熟的各个阶段，形成了详备、严格、体系化的法官违法责任追究制度。

Ⅵ 古代“断错案”应该如何追责，法官不公将与犯人同罪

在古代，所有的案件都是人来查的，是由人来审核的，所以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差错都不会有，假如有的人徇私枉法，那就会发生冤案子。古代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刑法的审判之中有很多弊端，仗着自己的官员职位私自的报复人家。在暗中偷偷的做手脚，收别人的贿赂，偷偷的向法官求情。

对于案件的侦破，古代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唐代对于杀人犯要求30天之内必须抓获归案，抓不到人，破不了案的话，责任人就要被治罪。这个规定之下很难排除在规定时间内，为了完成任务而抓错人。假如抓错人的话就要刑讯逼供，用这些手段屈打成招。假如判错了犯人死刑的，这个法官也要判死罪。

Ⅶ 古代的法官断案，判错了怎么办，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1.判罚不公，罪过与犯人相同

案子都是由人来办的，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不错，若有人徇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

《尚书·周书·吕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审判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一说听信女人枕边风)、索受贿赂、谒请说情。若法官在这五方面有失检点，判罚不公，“其罪惟均”，其罪过与犯人相同。

如果非工作失误，采取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将案子错判，有罪者判无罪，无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即所谓“出入人罪”，惩罚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减”。

“反坐制度”继承了先秦判罚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汉代即施行，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零陵太守刘康，因为“坐杀无辜，下狱死。”

法官依法审案，“援法断罪”，否则问题也严重。据《商君书·赏刑》，先秦时如果法官不执行君主法令，将被判处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着他倒霉。这一点进入封建时代后，有所减轻，但也要领“笞刑”，唐、宋及明、清法律中都规定，“违者笞三十”。

Ⅷ 古代法官断案，如果判错了会怎么办

如果判错的话，也是会受到惩罚的，古代的时候法官断案也难免会有疏忽的地方，或者说有的人故意徇私枉法出现冤案，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一定的刑法，就是防止古代法官故意断错案，尚书·周书·吕刑 这里面就说了关于刑法的事情，如果说法官在刑法里面出现有失检点的地方，就会和犯人处相同的刑罚，而且在古代的时候，为了防止官员之间相互袒护，还有奖励举报制度，如果说能够主动检举贪赃枉法的官员能够受到奖励。

古代的官员在判断案之后，也会根据相关的律法进行惩处，有的时候会所有参与办案的人员共同承担责任，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连坐，有的会直接承办古代的法官，在承办的时候，根据情节的严重性，考虑处罚判错案官员的方法。

Ⅸ 古代的“法官”是怎样处理刑事案件的

古代的科学技术并不发达，人们处理刑事案件依靠的都是一些简单的方法，如巫师推断，化学法，以及搜寻证据等方法处理日常所见的刑事案件。

最后除了仵作的证据收集，古代处理刑事案件还会将嫌疑人和受害人集中在公堂之上，双方对簿公堂，通过双方的言语行为，以及各自给出的证据结合仵作验尸结果，最终决定案件的结果如何。

以上就是古代“法官”对刑事案件的处理，现代刑事案件的侦破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