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检察院建立机制
① 人民检查院建立健全公诉人出庭安全保障的机制有哪些
严格界定司法警察保护公诉人出庭案件范围、程序、职责,做到有的放矢,进一步规范执法。加强检法协作形成共识。积极与人民法院刑庭和警务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分析案情,研究对策。
一方面商请人民法院设立出庭公诉人员出入审判场所的专用通道,避开公诉人员与当事人、亲属、旁听等人员的直接接触;
另一方面与法院警务部门开展“四定”(定人、定位、定责、定车)合作,对公诉人出庭的路线及周边环境和其它情况进行实地熟悉和应急演练,针对演练的突发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对策。
健全出警机制,合理配置警力。公诉部门需要司法警察专门护送出庭的,提前三日提出用警申请,并严格审批程序。警务部门根据案件的性质、可能出现的情况,合理配置警力,并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对重大案件的出庭保护,警力不足时,请求市院统一调警,做到“统一指挥、统一调配、统一使用”,从而确保公诉人出庭安全。
② 中国检察制度五个阶段是什么
1、人民检察制度的初创
1949年6月23日，在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提出了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最高检察机关的构想，检察机关的设立至此被提上日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检察署被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并在宪法中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人民检察制度在立法方面初步得到完善。
2、人民检察制度的中断
1968年，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检察机关被撤销。1975年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标志着彼时人民检察制度被彻底废除，人民检察制度就此中断。
3、人民检察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1976年，随着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社会秩序开始恢复，检察机关的恢复重建也开始被提上日程。自1978年起至1988年的十年中，人民检察制度在多个方面开始恢复，这十年也是人民检察制度的恢复重建时期。
4、人民检察制度的稳固发展和改革创新
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恢复重建以后，重焕生机的人民检察制度迎来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间。在1988年至1998年的十年中，人民检察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机构设置和管理制度不断科学化，制度建设的经验不断积累。
从1998年到2008年，人民检察制度比起之前有了更多对新制度的探索和创新。包括：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务公开制度、对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机制。管理和监督机制的创新。检察机关的稳固发展和改革创新也带动了检察理论研究的繁荣。
5、人民检察制度的深化改革
2008年以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逐渐提上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日程。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目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更突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此背景下，检察机关也在多个方面贯彻落实深化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完善人民检察制度。
③ 十八大关于公检法的改革制度有哪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不用想，我们国家不存在以案释法制度，也没有这个先例（这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我们国家只有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有权解释）。根据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全国人大赋予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⑤ 如何健全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一、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1、行政执法监督立法存在缺失和空白：
现有的法律只是笼统地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未对行政执法监督作出专门的规定，缺乏应有的刚性和可操作性，因此行政执法监督较之侦查监督、立案监督等司法诉讼监督显得更薄弱。由于现行法律对于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等界定不清或没有界定，因此造成监督上的许多盲点和空白。即使有法可依的监督，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监督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规定，致使监督刚性不足、措施乏力，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
2、行政执法部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
因行政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行政执法人员往往习惯于监督别人而缺乏被监督意识。更有被监督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种种理由和方式对行政执法监督说“不”。一是认为检察机关执法监督不必要，没用处，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和建议不以为然，或者推诿拖延执行；二是认为检察机关执法监督是“找岔子”、“乱挑刺”，与自己过不去，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和建议置之不理、拒不执行。类似的问题很多，从以上两点已足见行政执法监督之艰难。
3、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不力
一是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受到本身体制的限制，对于行政执法监督，检察机关一直勉为其难。在现行检察机关双层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设在行政辖区内的检察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检察机关”，处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的地位。二是检察机关的现状导致监督不力。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检察机关人员素质和工作环境要求较高。但目前检察机关人员少、任务重、办案条件差，顾此失彼，难以为继，导致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流于形式。三是由检察机关牵头召集各行政执法机关建立衔接机制有“一头热”之嫌，衔接的各项措施难以真正落实到位。检察机关虽然在我国国家机构中处于“一府两院”的崇高地位，但由于国情特殊，实际地位则并不然，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极为有限，影响了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
二、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建议
1、保障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信息共享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监督中来，激发人民群众的举报热情。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把监督关口前移，完善监督方式，在监督中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在监督中严查行政执法中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涉嫌犯罪现象，做到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检察机关要主动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保持经常性的工作联系，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以保证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经济犯罪案件的查处情况。要建立起科学的工作管理机制，畅通监督渠道。
2、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证据衔接
在刑事诉讼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过程，以及司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调取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的过程，司法机关对向行政机关收集、调取的证据，经审查认为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即可转化为刑事证据使用。这是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规则的。因此，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依法移交司法机关或经司法机关调取的，只要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3、探索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1）完善侦监、民行、自侦部门共同参与联席会议制度。目前的联席会议仅由侦监部门参加，民行、自侦等部门共同参与能够提高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性，及时处理在以罚代刑背后的渎职犯罪，并能够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这样“有利于打击犯罪，实现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检察机关对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防止公安机关以罚代刑。
（2）完善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的主动性制度。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外部监督，所以对行政行为的过程不能够加以干涉，只能调取案卷。同时，如果行政执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仅涉及到合理性问题，而没有违法，检察机关不能启动移送监督程序。根据这一原则，法律法规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案件处理结果的调查权、对不移送理由的质询权和对违法不送的检察建议权三个基本部分。这种调查权是监督权本身的组成部分，是与监督权同时存在的。检察机关具体的调查措施，如案卷调查权能够确保检察机关能够及时了解执法机关是否掌握了犯罪线索。
（3）完善拒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责任追究制度。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执法机关掌握了需要移交的犯罪线索，通知行政执法机关移交的，行政执法机关必须移交；拒不移交的，可以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对于检察机关通知行政执法机关移交的刑事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以后予以拖延，不履行侦查职责的，检察机关可以自行侦查。行政执法机关对公安机关不接受所移送的案件的，或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有异议，应当建议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等，否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4）完善案件查处的提前介入制度。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重大事故、重大事件和重大刑事案件，在相关职能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要及时通知检察机关介入调查，防止证据灭失，并对其中的渎职犯罪有权进行调查。明确规定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各部门发现的涉及到可能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检察机关备案，并对案件的处理情况向移送机关通报和反馈。充分运用信息共享权、检察建议权、对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和引导侦查制度、探索新的监督形式。
（5）完善法律体系不断健全的制度。虽然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2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但没有涉及到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监督。有关移送的具体问题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而实践中移送的随意性却很大，为了更好地协调移送中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坚持刑事优先原则，应该将移送程序法定化，比如移送的具体条件是什么，如何移送，以及移送的期限、受移送的机关、不依法移送和不依法接受移送的法律责任等都应当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以建立系统完备的案件移送制度，规范移送行为。
4、加强素质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能否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发挥作用，关键在队伍。检察队伍素质高，法律监督能力强，水平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就能体现出来，否则，就不能实现其历史使命。因此，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水平，显得尤其重要。一是要提高检察队伍的政治素质。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增强检察干警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要通过加强教育管理、完善程序制度、强化监督制约、严格责任追究等措施，使干警自觉恪守职业道德和检察纪律，永远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忠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二是要提高检察干警的业务素质。检察业务涉及知识领域多，技能要求高，法律法规专业强。因此，要引导干警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加强知识储备，以满足法律监督工作之需。要积极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培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工作规律，加强理论研究，使每名干警都成为法律监督工作的行家里手。
⑥ 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什么的办案机制
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办案机制。
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办案机制，确保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无不正当接触、交往行为，切实防止利益输送，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简介：
司法机关（judicial branch）是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是国家机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依法成立的行使相关国家职权的司法组织。中国的司法机关在狭义上专指人民法院，广义上还包括人民检察院。
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早在西周时期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
⑦ 如何建构检察机关的司法责任制
最高检《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目标：健全司法办案组织，科学界定内部司法办案权限，完善司法办案责任体系，构建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一、《意见》规定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基本原则
1、坚持遵循司法规律，符合检察职业特点；
2、坚持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加强监督制约相结合；
3、坚持权责明晰,权责相当；
4、坚持主观过错与客观行为相一致，责任与处罚相适应。
二、检察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七项办案事项须检察官亲自承担。
《意见》规定检察官应当亲自承担7项办案事项，即询问关键证人和对诉讼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对重大案件组织现场勘验、检查,组织实施搜查,组织实施查封、扣押物证、书证,决定进行鉴定；组织收集、调取、审核证据；主持公开审查、宣布处理决定；代表检察机关当面提出监督意见;出席法庭；其他应当由检察官亲自承担的事项。
三、健全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实行独任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
《意见》规定，检察机关实行独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两种办案组织形式。《意见》明确了独任检察官承办案件,配备必要的检察辅助人员。检察官办案组由两名以上检察官组成,配备必要的检察辅助人员,检察官办案组可以相对固定设置,也可以根据司法办案需要临时组成,办案组负责人为主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负责人承担案件的组织、指挥、协调以及对办案组成员的管理等工作,在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意见,其他检察官在主任检察官的组织、指挥下从事具体的办案活动。
四、明晰各类检察人员职权，检察长应履行十项职责。
《意见》从五个方面明晰了各类检察人员的职责权限:一是完善了检察长职责,明确了检察长对案件的处理决定权和行政管理职能。二是原则规定检察官依照法律规定和检察长委托履行职责,同时,要求省级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根据检察业务类别、办案组织形式,制定辖区内各级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三是界定主任检察官除履行检察官职责外,作为办案组负责人还负责办案组承办案件的组织、指挥、协调以及对办案组成员的管理工作。四是明确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当作为检察官在司法一线办案,同时,规范了业务部门负责人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五是明确了检察官助理在检察官指导下办理案件的职责。
《意见》明确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应履行十项职责:决定是否逮捕或是否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起诉;决定是否提出抗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意见或提请抗诉,决定终结审查、不支持监督申请;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决定立案、不立案、撤销案件以及复议、复核、复查;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决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重要侦查措施;决定将案件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主持检察委员会会议;决定检察人员的回避;主持检察官考评委员会对检察官进行考评;组织研究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法律规定应当由检察长履行的其他职责。
五、检委会运行机制实行五项改革，检察官可向检委会请求讨论案件。
《意见》围绕检察委员会工作机制中与司法责任制相关的内容,提出了以下五项改革措施:一是规范了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具体案件的范围,划分与检察官、检察长在司法办案中的界限。二是明确了检察委员会由检察长、副检察长、专职委员和部分资深检察员组成,强化了检察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三是赋予检察官可以就所承办案件提出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的请求权,完善了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四是完善了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机制,提高了案件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五是提出了建立健全检察委员会决策咨询机制等改革措施。
《意见》规定，检察官可以就承办的案件提出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的请求,依程序报检察长决定。检察委员会对案件进行表决前,应当进行充分讨论。表决实行主持人末位表态制。检察委员会会议由专门人员如实记录,并按照规定存档备查。
六、健全检察管理监督制约机制，检察官办案信息将全程留痕。
《意见》要求,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对司法办案工作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全面记录办案流程信息,全程、同步、动态监督办案活动,对办结后的案件质量进行评查。
《意见》指出,当事人举报投诉检察官违法办案,律师申诉、控告检察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或有迹象表明检察官违法办案的,检察长可以要求检察官报告办案情况。检察长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更换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意见》要求,建立以履职情况、办案数量、办案质效、司法技能、外部评价等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业绩评价体系,评价结果作为检察官任职和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建立办案质量评价机制,以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对办案质量进行专业评价,评价结果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意见》强调,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健全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平台、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平台、法律文书公开平台、辩护与代理预约平台,推进新媒体公开平台建设。
七、检察人员可被追究三类司法责任
《意见》明确了司法责任的类型和标准,并分别列举了各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责任的情形,增强了司法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意见》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类。
《意见》明确了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故意实施11种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案的;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对已经决定给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违法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的;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意见》规定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有重大过失,怠于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出现重大错误,或案件被错误处理的;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重大罪行的;错误羁押或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涉案人员自杀、自伤、行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毁证、逃跑的;举报控告材料或其他案件材料、扣押财物遗失、严重损毁的;举报控告材料内容或其他案件秘密泄露的;其他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等8类后果之一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意见》强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不当行使监督管理权,导致司法办案工作出现严重错误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八、完善司法责任追究程序，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等情形启动问责机制
《意见》把司法责任具体落实到人,并从司法责任的发现途径、调查核实程序、责任追究程序、追责方式、终身追责等几个方面完善了司法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
《意见》规定,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受理对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违纪违法行为和司法过错行为的检举控告,并进行调查核实,对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意见》要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经调查后认为应当追究检察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或重大过失责任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后,移送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及时向惩戒委员会通报当事检察官的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重大过失事实及拟处理建议、依据,并就其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重大过失承担举证责任。当事检察官有权进行陈述、辩解、申请复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无责、免责或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检察人员不服处理决定的,有权提出申诉。
《意见》明确了应当承担司法责任的人员将面临的三种追责方式。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升、调离司法办案工作岗位以及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办理;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涉嫌犯罪的,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将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⑧ 如何理解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初任法官、检察官职位的报考条件为：（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专法》、《中属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资格;（二）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三）年龄在23周岁至40周岁之间（1972年3月15日至1990年3月15日之间出生）；（四）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五）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或b证）。对具备法官、检察官任职条件，并已经通过律师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的执业律师和其他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可以视为已经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六）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符合上述条件的已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科级以下干部，经所在单位推荐、党委组织部门同意，满最低服务期限的，可以报考。已经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包括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的，不得报考初任法官、检察官职位。
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