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州法官

❶ 美国被免职的法官是谁

马克·恰瓦雷拉来和迈克尔·科纳源汉是宾州路泽恩县法院的主审法官和高级法官，2003至2008年间，二人与私人少管中心勾结，滥用审判权，轻罪重判，源源不断地把少年送到私人少管中心，从中赚取回扣260多万美元，涉及5000多起案件，改变了2500多名少年的命运。
是不是这两个？

❷ 美国大选已经落幕，为什么特朗普的律师却声称还没结束呢

前不久，特朗普身边的一名律师放出狂言，宣称特朗普竞选团队很可能会依赖于通过一项极为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手段来破坏即将走马上任的新任总统拜登在宾州和其他州的选票胜利。

此外，他们还需要宾州的选举证明，然后让该州议会同意将特朗普的选举人送入选举团，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美国总统大选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宾州的法官发布了一则新命令，那就是禁止宾州进一步采取行动证明自己的选举结果。因为宾州在11月27号的听证会以后，行动前提要素是需要有进一步行动来完善自己的大选结果认证，该州州务卿这段时间也正式官宣拜登在宾州以80555张选票的极大优势获得了自己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行为无异于对他的挑衅，即便之前拜登已与特朗普达成和解，但和解不代表不会破裂，特朗普的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

❸ 关于美国的全部资料！

美利坚合众国（英语：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nited States，简称“美国”），是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51个州和关岛等众多海外领土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

其主体部分位于北美洲中部，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1989年至1996年初始版美国总面积是937.3万平方公里，人口3.33亿，通用英语，是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其他盟国取得胜利，经历数十年的冷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文化、工业等领域都处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美国的白宫、硅谷、华尔街、好莱坞、百老汇等等在全球范围内都享有声誉。

2020年1月13日，获2020胡润至尚优品·最青睐的留学目的地称号。

美国的首都、政治和宗教：

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

政治：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

宗教：美国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多宗教国家，宗教信仰极为普遍。57%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28%信奉天主教，2%信奉犹太教，信奉其他宗教的占4%，不属于任何教派的占9%。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美国

❹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还想做什么

据美联社12月20日报道称，特朗普竞选团队仍在寻求推翻大选结果的可能，他们近期也准备了一场全新的诉讼大戏，试图推翻早前宾州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关于邮寄选票的三项裁决，希望能在得到法院的允许时，让宾州议会重新选择自己的选举人团。

其实即便特朗普能获得法律支持，他也没办法给人们上演一处逆转乾坤的好戏，只能够为自己的论调找到一点支持罢了，因为宾夕法尼亚州的这次选票在拜登的胜选中不过是冰山一角，拜登在这次的选举人团投票中可是大票数领先特朗普，即便这些选票被作废，仔细看一下所有选票还是会发现拜登还是稳操胜券的，从这方面看，特朗普的挣扎在拜登的眼中只是笑话。

❺ 美国法庭的设施布局是什么

法官的位置最高，且居于法庭正中，其高度大致使得法官坐着的时候，也比站着的律师和检察官高出一头。法官座位背后的墙上不像联邦法庭，有一块刻着“我们信仰上帝”的牌子，而是宾州的徽标，边上是美国国旗和宾州州旗，法庭后面还有一道门，打开就是法官自己的办公室。

在很少的情况下，法官会把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同时叫进办公室，要么商量不便向旁听者和陪审团公开的问题，要么责备检察官或律师。有些法庭有陪审员席位，那是在被告人不认罪并要求由陪审团审判的时候才会使用。

(5)宾州法官扩展阅读

美国的法庭跟中国的很不一样：首先它是法官个人的法庭，美国宪法规定，法官任职是终身的，除非渎职或辞职，不受退休和政党更替的限制。因此每个法庭都会有一些法官个人的风格体现出来，比如有的法官会挂一幅自己的肖像。

法庭里除了检察官、辩护律师和当事人外，所有的人员都为法官工作，包括速记员、书记员和法官助理。著名中国法专家柯恩教授，年轻时就曾经担任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先生的助理。

中美法庭最大的不同，还是被告人的位置。全美国的法庭，都不像中国那样，将被告人单独置于一种包围的环境中，而是让被告人跟自己的律师坐在一起（律师和检察官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站着的，尤其是跟法官说话的时候），与检察官并排面对法官。这种设计，当是基于普通法根深蒂固的无罪推定的法律传统。

❻ 台湾艺人之子扬言"扫射校园"当庭认罪判罚多少年

中国台湾艺人孙鹏、狄莺之子孙安佐今年3月在美国宾州扬言要扫射校园被捕，之后被以“在美非法持有弹药”罪名起诉，该罪名属于美国联邦重罪，最重可处10年徒刑，罚款25万美元(约人民币170万)。当地时间8月28日美国宾州联邦法院开庭，孙安佐当庭认罪，具体量刑将在当地时间12月11日决定。不过，孙安佐的律师在庭审后表示，希望法官将判刑日期提前，尽快让孙安佐返台。

在美国联邦机关接管此案后，孙安佐随即遭指控“以非移民签证在美国非法持有弹药”，检方两度申请延长起诉期限后正式起诉。以孙安佐案件来说，“持非移民签证在美国持有弹药”属于美国联邦重罪，最重可处10年徒刑、罚款25万美元及3年狱后监督。

❼ 美国威士忌酒事件

联邦政府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负责整顿联邦的财政工作。1790年1月他提出了《关于公共信贷的报告》，建议按照债券的面值进行一切债务清偿，“以昭示对所有权的尊重”。2月，国会通过了报告。同年6月，国会又通过《债务承担法令》，决定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在战时所欠的全部债务。
为了增加预算收入，国会于1791年3月通过《国产酒税法案》（有时也被称为威士忌法案），规定对用小麦酿造的酒类征收消费税。这是第一个由联邦政府对国内产品征税的税种。尽管税收在政治上是极不受欢迎的，但汉密尔顿认为威士忌酒消费税应该是政府征税中最能被接受的税。同时社会上也有一些改革者支持汉密尔顿，他们希望借助这项所谓的“罪孽罪”来唤起公众对酒精危害的认识。1791年11月，乔治·华盛顿划分了税区，任命了监察官和稽查员并设定了他们的薪俸。
威士忌酒消费税立刻引起了争议，西部农民认为这项税收是对他们的不公。对那些从事半自然经济的农民来说，威士忌酒乃是一种收入项目，他们通过小型蒸馏炉酿造威士忌酒来补贴家用。西部地区的农民，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一带的农民，由于路途遥远，道路失修，在把小麦供应到东部城市的市场中经历过不少困难。于是他们把小麦酿成威士忌酒来解决这一困难，同时还有利可图。威士忌酒税一出，使得西部农民不如东部粮农有竞争力了。另外，在边境上由于现金短缺，威士忌酒通常是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多数人根本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交纳税款。威士忌酒消费税对于西部贫农来说本质上是一种东部富人不须支付的所得税。
对于威士忌酒税的最大异议就是制定该项税法时并无当地代表的参与，而这正是他们参加革命所要竭力阻止的。许多抗税者都是退伍老兵。在西部人民眼中，这些人为了自由而战，为了抵御新兴的中部州而战。此外，异议还在于他们为什么要为他人的债务买单？征收这种消费税来清偿国债，归根到底也就是为了塞满投机商的腰包，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同时小农们也抗议汉密尔顿对于大型酿酒厂的税收减免，而这些大型酿酒厂基本都在东部地区。威士忌酒消费税的支付方式主要两种：按固定税费支付、按加仑数支付。大型酿酒厂能够量产，而且运输成本低，又不会坏，因而负担得起固定税费。他们的生产效率越高，每加仑支付的消费税越少（根据汉密尔顿的数据最低的可到6
美分）。而小农不能整年满负荷生产，同时生产出的谷物运输成本也高，在储运过程中还常常发生霉烂，最终他们以每加仑9
美分来支付消费税，这就是使得他们缺乏了竞争力。不论是否是汉密尔顿有意为之，大型酿酒厂看到了征税对他们的好处，自然他们是支持这项税收的。
除了威士忌酒税外，西部人还认为政府的税收不会用来为他们办多少实事。其中最主要的是联邦政府并没有竭尽全力保卫西部边疆地区。另外，西班牙（那时拥有路易斯安那）禁止西部人利用密西西比河进行商业航运。既然政府既未能阻止印第安人的袭击，又未能迫使西班牙开放密西西比河：西部人问道，他们干嘛还要白白交税呢？
最后，汉密尔顿决定只对威士忌征收销售税，表现出对西部边民的文化欠考虑。在西部，威士忌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那里人们时常感受到失望和恐惧，几乎人人喝酒，老黑麦威士忌往往是惟一的选择。教堂牧师为教友效劳，教友是用威士忌给牧师酬劳。地主若是没有威士忌供应农场工人，就留不住工人给他干活。许多人的威士忌都是自产自销。如此重要的一种产品要交税，西部人都怒恨难消。
许多西部边疆的定居者以请愿的形式反对威士忌酒消费税。请愿失败以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人民建立了法律之外的组织来主张废除这一法令。抗税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南的四个县：费耶特、阿利根尼、华盛顿和威斯特摩兰。1791年7
月21
日在费耶特县的红石旧堡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该会议呼吁选举代表去参加9月上旬匹兹堡的一个更加正式的集会。匹兹堡集会是由布雷肯里奇为代表的温和派召集的，旨在阻止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集会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和美国众议院（此时在费城）递交了请愿书。迫于压力，消费税法于1792年5月修改。修改的内容包括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国会议员威廉·芬德利所倡导的将税收削减1美分，但新税法仍然未能消除西部人民的不满。
"宾夕法尼亚州著名的威士忌暴乱",
被涂上柏油、插上羽毛的收税者游街（1880年绘）
阻止抗议活动暴力化的努力是不成功的。1791年9月11日，新上任的税官罗伯特·约翰逊被16名身着女士装束的男子涂上了油污，头上插上了羽毛。但是约翰逊没有罢休，他说服了法官给那伙人发出拘捕令。负责递送拘捕令的法官助手自然害怕，就让一个不识字的放牛娃替他送文书。倒霉的放牛娃挨了鞭打，也被涂抹油污和插上羽毛，还被捆在一棵树上。由于暴力事件不断，1791年和1792年上半年的税并未能征收上来。而消费税的支持者则辩称，这和殖民地时期没有代表的情况下征税是不同的，因为这些税法是由全国人民选出的代表通过的。
威士忌暴乱传统意义上仅限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但阿巴拉契亚地区各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西部县均出现了抗税。在肯塔基州的边境地区，威士忌酒税同样未能被征收，因为没人能被说服去执行法律或者起诉逃税者。总之，南起佐治亚，北至新英格兰西部，都有人反对威士忌酒销售税，抗税现象很普遍。在许多地方，财政当局甚至连一个税官都找不到。汉密尔顿主张军事镇压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暴力抗议活动，但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认为并没有足够的合法证据来证明必须采取如此的行动。
1792年8月在匹兹堡举行了第二次抗议威士忌酒税的集会。此次集会较之第一次更为激进：布雷肯里奇、芬德利等温和派并没有参加。一个叫做明戈溪协会的军事组织主导了此次集会并提出了激进的要求。该协会的一些成员曾参加过独立战争，他们竖起了自由之竿，组织了通讯委员会，并控制了当地民兵。他们成立了法律之外的法院，阻碍关于债务收集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诉讼。
汉密尔顿认为此次集会是对联邦政府运作的一个极大威胁。1792年9月，汉密尔顿派遣宾夕法尼亚的税官乔治·克莱默到该州西部进行调查。克莱默易装调查以及恐吓当地官员等一系列愚蠢的行为加剧了紧张的局势。他夸大其词的报告对华盛顿政府的最终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视宾夕法尼亚州对联邦政府法律的反抗为奇耻大辱，因为当时的首都就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汉密尔顿草拟了一份总统公告来谴责抗税行为，并把交付给司法部长伦道夫。伦道夫对公告中一些尖锐的措辞进行了修改。1792年9月15日，华盛顿签署了这份公告。公告被四处散发并刊登在多份报纸上。
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联邦税务稽查员约翰·内维尔将军决意执行税法。内维尔将军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富有的农场主，更是拥有一个大型的酿酒厂。他起初是反对消费税的，但旋即改变了主意，这引起了众多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一些人的不满。1792
年8月，内维尔在匹兹堡租了一间房屋作为他的征税办公室。房东在明戈溪协会的暴力威胁下出卖了内维尔。从此，宾夕法尼亚人不仅将目标集中在税官身上，同时与这些税官合作的人也面临骚扰。署名“Tom
the
Tinker”的匿名文章威胁那些企图遵守威士忌酒税法的人，比如他们的谷仓会被焚毁或者蒸馏装置会被捣毁。
1793年，抗税行为在阿巴拉契亚的西部边疆地区持续了整整一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尤甚。6月，在华盛顿县大约有100人焚烧了内维尔的画像。9月22日晚，人们冲进了费耶特县税官本杰明·威尔斯的家中，威胁说如果他不交出他的委任状，就马上将他处死。华盛顿总统悬赏这些行凶者，但是没有成功。
1794年抗议运动达到了高潮。5月，汉密尔顿也许是存心挑起事端，派了美国执法官戴维·伦诺克斯到宾州西部给60家酿酒商发传票，要他们到法庭候审。[44]根据随后生效的法律，收到这些传票的酿酒商须前往费城的联邦法院。对于西部边疆地区的农民，这样的旅程是昂贵的，也是费时的，会让他们入不敷出。在威廉·芬德利的要求下，国会于6月5日修改了法律，允许审判在当地法院进行。而在此之前，戴维·伦诺克斯元帅已被派遣去传唤拖欠税款的酿酒商前往费城。司法部长威廉·布拉德福德之后坚持认为法令并不意味着要强制服从法律，同时联邦政府也非有意让审判在费城进行。
这些事件的时机后来被证明是有争议的。作为汉密尔顿的政治苦敌，芬德利在他关于这次叛乱的书中坚持认为汉密尔顿通过发送传票来蓄意煽动暴乱。1963年，哈密尔顿文集的编辑者、历史学家雅库布·库克认为这一控诉是“荒谬的”，称之为“阴谋论观点”，夸大了汉密尔顿对于联邦政府的控制。1986年，历史学家托马斯·斯洛特争辩道，在那时暴乱的突然爆发归咎于“一连串讽刺意味的巧合”，尽管“对于动机的质疑必须始终保持”。2006年，威廉·侯兰德认为，汉密尔顿、布拉德福德和洛里有意识地追求一系列的行动，来煽动“为联邦的军事压制辩护的暴力”。根据侯兰德的研究，汉密尔顿从1783年纽堡危机开始就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在那次危机中，他设想了用军事力量镇压民众的抗税行为。而直接税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团结，以牺牲普通纳税人的利益来满足债权人的利益。历史学家S·E·莫里森相信，汉密尔顿大体上希望通过实施税收法“更多的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方式，而不是税收的来源”。
凉亭山之战

伦诺克斯元帅顺利地传达了大部分传票。然而在1794年7月15日，当伦诺克斯在内维尔的陪同下来到农场主威廉·米勒的家时，出现了问题。米勒气得要死，拒绝接受传票。伦诺克斯跟米勒争吵，这时内维尔看见三四十个人朝米勒家走过来。他们原先在附近田野干活，听说两个联邦官员要抓米勒，就扛着干草叉和火枪过来了，边走边喝威士忌。当他们得知这两个官员并不是来逮捕米勒以后，倒是平静下来了。但是，在伦诺克斯和内维尔骑马离去时，有人在他们背后开了一枪。这一枪是朝天放的，还是朝人放的，谁也说不清。
伦诺克斯此行的使命，很快在当地传开了。至少30名明戈溪协会的民兵，这时集合起来，决定向内维尔的府第——凉亭山——进发，他们以为伦诺克斯是在那里想把他抓起来。1794年7月16日上午，他们包围了内维尔的房屋。内维尔从屋里开枪，打死了造反派之一的奥利弗·米勒。那伙人朝里屋里开火，内维尔的奴隶则朝外射击，双方交火。不久，那伙人撤退到附近的沙发堡等待增援。
1794年7月17日下午，大约600名民兵在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詹姆斯·麦克法兰少校的带领下包围了凉亭山。内维尔将军则从匹兹堡请来了10名士兵保护他。这10名士兵是奉内维尔妻子的妹夫亚伯拉罕·帕特里克少校之命前来的。这些士兵赶紧把内维尔悄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时戴维·伦诺克斯和内维尔将军的儿子普雷斯利·内维尔回到了这里，随后被造反派所抓。在几轮徒劳的谈判以后，妇女儿童被允许离开，然后双方开始火并。双方激战了一个钟头后，麦克法兰下令停火，因为有人看到屋内竖起了白旗。当麦克法兰走近时，突然被屋内射出的子弹击中，重伤致死。愤怒的民兵们把内维尔的府第烧个精光。帕特里克少校投降。凉亭山之战的具体伤亡人数不是很清楚：麦克法兰和另外一个或两个民兵身亡；一个士兵可能因伤致死。造反派遣散了剩下的士兵，但把帕特里克、伦诺克斯和普雷斯利扣押，随后他们成功逃脱。
匹兹堡游行

1794年7月18日，麦克法兰被授予了一个英雄般的葬礼。他的被谋杀——按照造反派的说法——激化了局势。布雷肯里奇这样的温和派极力要求限制民众的行为。戴维·布拉德福德这样的激进派则督促暴力抗议。1794年7月26日，布拉德福德带领一伙人洗劫了正要离开匹兹堡的美国邮政署，因为他们想要知道是谁在反对他们。在发现一些指控造反派的信件后，布拉德福德和他的同伙要求在位于匹兹堡以东13公里的布拉多克战场进行军事集会。
8月1日，大约有7000人在布拉多克战场集会。这是整个抗议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会。人群中最多的是无地的贫苦大众。绝对大多数并没有威士忌蒸馏器。对威士忌酒消费税的不满最终激起了其它行业对政府的不满。而这时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和威士忌酒税并没有关联的有钱人。一些最为激进的份子想要在被他们称为罪恶之城（所多玛）的匹兹堡游行，洗劫富人的房屋，然后将整个城镇烧毁。其他人想要攻打费耶特堡垒——这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鼓舞，想要把断头台引入美国。据说，戴维·布拉德福德自比为法国恐怖统治的领导者罗伯斯庇尔。在布拉多克战场，有一个演说宣称要从美国独立出去，加入西班牙或者英国。激进派升起了一面专门设计的旗帜来昭示他们的独立。旗帜上绘有六个条纹，分别代表参加集会的六个县：五个来自宾夕法尼亚（阿利根尼、贝德福、费耶特、华盛顿和威斯特摩兰）；一个来自弗吉尼亚（俄亥俄县）。
匹兹堡的市民扩散了威胁。他们驱逐了三个人，正是这三个人被拦截的信中给造反派定了罪。同时匹兹堡市民还通过派遣代表到布拉多克战场来表示他们对集会的支持。最终，温和派布雷肯里奇成功地将民众的行为限制在游行上。在匹兹堡，只有帕特里克少校的谷仓被烧。
1794年8月14日，六县代表大会在帕金逊渡口召开，即如今的莫农加西拉。代表大会达成了由布雷肯里奇、加勒廷、戴维·布拉德福德和赫尔曼·赫斯本德（贝德福县代表）起草的决议。赫斯本德是当地的知名人士，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拥护者。大会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和由华盛顿总统派至西部的和平特使会谈。
联邦的反应

华盛顿总统面对着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可能的武装叛乱，处理得十分谨慎。尽管他决意要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但他也不想和民众的意见走得太疏远。他认为保住西部边疆才能维持全国的团结，使北方和南方联结成一体。可是他控制不了西部边疆。他要求内阁递交如何处理此次危机的书面意见。内阁一致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措施，除了此时已是国务卿的埃德蒙·伦道夫，他认为应当采取和平对话的方式。华盛顿做了两手准备：他既派遣了和平特使，又着手招募民兵军队。华盛顿怀疑和平特使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军队有必要应付将来可能的镇压。同时，汉密尔顿开始以“Tully”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报纸撰写文章，谴责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群众暴动并鼓吹军事镇压。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均认为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党是此次民众骚乱的根源。在军队招募前，需要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确认1792年民兵法案的在当地已经失去执行力。1794年8月4日，詹姆斯·威尔逊大法官递交了他的意见。意见认为，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已经进入了叛乱状态。
华盛顿为了创建独立的合众国而历尽艰辛，长期战斗。在战胜了英国以后，新的国家有可能陷于无政府状态，这时华盛顿又是坚决主张制定新宪法的领导人之一。他全心全意致力于创建和巩固一个团结的新国家。可是如今的政党活动、地区矛盾和敌国阴谋使他的全部心血都有可能付诸东流。是时候该发出信息，表明政府将认真执法，国家将保卫自己的领土，由宪法提出并由13个州批准的共和实验将要坚持，决不能一遇挑战就放弃。华盛顿决心用联邦军队镇压宾州西部的动乱。8月7日，华盛顿怀着“最深沉的遗憾心情”发布总统公告，军队将会介入镇压叛乱。他要求叛乱分子在9月1日前解散。
和平谈判

1794年8月上旬，华盛顿派遣了三个特使前往西部，这三个人均是宾夕法尼亚人：威廉·布拉德福德将军、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斯珀·耶茨、参议员詹姆斯·罗斯。从8月21日开始，特使会见了由布雷肯里奇和加勒廷等西部人组成的委员会。政府特使提出委员会必须一致同意放弃暴力行为、遵守联邦法律，然后举行公投来让当地人民决定是否同意上述条款。同意这些条款的人将在未来的起诉中予以特赦。
由温和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委员会勉强达成一致意见。1794年9月11日举行的公投同样表现出复杂的结果。一些小镇压倒性地支持遵守联邦法律，而在穷苦的和无地的农民占据多数的地区则表示反对政府。特使的最终报告建议采取军事措施来保证法律的执行。尽管局势是趋向缓和的，于是西部派遣了两名代表——威廉·芬德利和戴维·雷迪克去见华盛顿，要求停止进军，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拒绝了这一要求，称如果撤军只会使暴力再现。
联邦军队远征

民兵从新泽西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征召。由1295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以当时美国的标准是相当庞大的：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领导的军队规模都比这要小。可是谁来统帅这支军队呢?要问谁曾经领导这年轻的国家度过最严重的考验，那答案只能有一个。在8月底9月初，总统决定亲自挂帅。在职总统亲自统领军队出征，这是头一回，也是唯一的一回。华盛顿自己为什么决定这样做，旁人不得而知。但他亲自掌握军队，起码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总统希望对军队的行动起一种节制的作用。倘若军队对待宾州西部的公民严厉得过分，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就会很快减弱。一位观察家指出过，华盛顿带兵时一向是“不知疲倦”地教育官兵“小心尊重同胞公民的权利”。第二，他亲自出马，会比任何其他的举措都更有效地证明政府要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
由于自愿参军人数不多，只能采用征兵的形式来填充队伍。因此逃兵是相当广泛的。在东部地区，强制征兵甚至导致了抗议和骚乱。弗吉尼亚州东部的
三个县出现了武装抗议征兵。在马里兰州，托马斯·李州长派遣800
人去镇压骚乱，大概有150人被捕。
令联邦官员担忧的是，在征兵的同时许多地方都竖起了自由之竿。1794年9月11日，宾夕法尼亚的卡莱尔竖起了自由之竿。当联邦军队在9月下旬到达卡莱尔时，竖起旗帜的嫌疑人被围捕。整个行动中两名平民被杀。1794年9月29日，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孩死于一名官员的手枪走火。2天后，一名男子由于拒捕而被刺杀。华盛顿总统下令逮捕这两名士兵，然后将他们交予当局处理。州法院法官确定以上均是误杀，因而释放了这两名士兵。
10月初，这支联邦军队集结于宾州的卡莱尔。华盛顿离开费城去卡莱尔时，一定回想起他率军征战的日子。他最初统帅大陆军队与英军交战，已是将近20年前了。而此时他要指挥的这支军队，却是要对付自己的同胞，同胞中的许多人准会觉得他和他领导的政府是像英国国王一样压迫老百姓。暴乱分子当中很可能还有些人当年曾经跟随他一起闹革命，如今却成了对立面。这决非他所愿看到的局面。
1794年10月9日，在前往马里兰州坎伯兰堡垒检阅军队的南翼前，华盛顿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特福会见了西部代表。确信联邦军队会受到很小的抵抗，华盛顿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弗吉尼亚州长、独立战争的英雄亨利·李三世。华盛顿随后回到了费城，而汉密尔顿仍然保有军队顾问的职务。
结果证明，联邦政府是过高估计了暴乱分子的抵抗决心。宾州西部的动乱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8—9月间，西部各县代表开会时，只有很少的人主张脱离联邦或抗击联邦军队。当西部人们得知华盛顿亲自统率联邦军队向西边进发时，暴乱的头头们有的屈服了，比如戴维·布拉德福德躲进了荒野之中。军队继续西进，但抵达闹事的那些地方后，发现已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有20名嫌疑人被送到费城受审。最终，联邦大陪审团以叛国罪起诉了24人。许多被告逃脱了逮捕，因此最后只有10人接受了联邦法院的审判。只有菲利普·威戈和约翰·米歇尔被判有罪。威戈动手殴打了一名税官并烧毁了他的房子；米歇尔则是被戴维·布拉德福德指认抢劫了美国邮政。他们都被判处绞刑，但华盛顿总统特赦了他们。杰斐逊就此嘲讽说：“一场叛乱被宣布和公告于世，被派兵讨伐，却始终未被找到。”

威士忌酒反抗 - 评价

华盛顿政府对威士忌酒暴乱的镇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华盛顿以坚决行动消除威胁，就证明了联邦政府是维护法律的。许多人仍然担心政府会摧毁他们所珍惜的自由。但正如华盛顿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所指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而不是软弱的政府正是“你们在家时的宁静、你们在外时的和平、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高度珍视的自由的主要支柱”。
然而华盛顿政府及其支持者通常不会提到，威士忌酒消费税仍然很难征收，许多西部人民依旧拒绝纳税。这一事件促进了政党在美国的形成。反对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的共和党人杰斐逊在1801年就任总统后，就和国会一起迅速将该税取消了。
这场暴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样的抗议是宪法允许的？法制史学家克里斯蒂安·G·弗里茨认为，即使在宪法批准之后，关于合众国主权的认识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联邦主义者认为联邦拥有主权，因为联邦“政府直接产生于合众国人民，并以合众国人民的名义‘确认和建立’”。因此在独立战争中允许的激进的抗议行为就不再合法了。但是威士忌酒暴乱的参与者和他们的辩护者认为，革命带来了集体主权，因此人民拥有集体的权利以宪法之外的方式改变或者挑战政府。
历史学家史蒂芬·博伊德认为，对威士忌酒暴乱的镇压最终促进了西部反联邦主义者对宪法的接受，通过投票支持共和党人的形式而非直接向政府抗议来寻求变革。而联邦党方面则接受了民众在治理中能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尽管联邦党试图通过1798
年敌视和煽动叛乱法案限制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但联邦党再也没有挑战集会自由和请愿的权利。

❽ 罗伊判例是怎么回事

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辩（上）
st代表多数意见陈述了判决理由：

（1）密苏里州1596号法令序言声称：“人类每一成员的生命始于受孕”：“未出生儿童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应受保护”：“未出生儿童与其他人权利同等的精神，应当贯穿于全部密苏里州法律的解释。”原告认为，政府采纳生命起始的某一理论而限制堕胎，违反罗伊判例；法律序言是指导法律解释的操作规范，因此，原告具有挑战序言的诉讼基础（Legal standing）。

多数意见认为，罗伊判决并不限制州政府表达它自身的价值判断，1596号法令序言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有关1596号序言的解释限制了上诉人的特定行为，因此，法院不必回答序言是否合宪的问题。

（2）1596号法令第188.210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亲生命而有堕胎必要，任何公共雇员在受雇事业范围内从事堕胎或者帮助堕胎为违法”；188.215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体生命而有堕胎必要，使用任何公共设备从事堕胎或者帮助堕胎为违法。”原告认为，对堕胎者关闭公共设施，显然远远超出了政府鼓励生育所必需的范围，这是一种限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断绝堕胎途径，将那些没有钱到私立医院求医的妇女推入困境。

多数意见认为，政府没有义务对堕胎提供任何帮助，政府利用公共设施和公共雇员鼓励生育并不构成对堕胎的限制。密苏里州法令禁止公共雇员在公立医院帮助堕胎，不过是让孕妇在相当于政府不建立任何公立医院的情况下进行选择。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确认：“第14修正案并不承认个人有权得到政府的任何优惠性帮助，即使这种帮助对于维护不受政府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必不可少的。”宪法既没有要求政府从事或者帮助堕胎业务，私立医院医生和他们的病人也没有宪法权利去利用公共设施进行堕胎。因此，188.210和188.215节规定没有违反宪法。

（3）1596号法令第188.205、188.210和188.215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亲生命，禁止使用公共资金为堕胎提供咨询，禁止公职人员为堕胎提供咨询，禁止在公共场所为堕胎提供咨询。但是，原告承认，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直接蒙受不利，故188.205节规定是否合宪不属于本案争议问题，法院没有必要对之进行审查。

（4）1596号法令第188.029节规定：如果医生有理由确信，妊娠期已达20周或超过20周，他必须首先以同业人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下应有的谨慎、技巧和熟练程度检查胎儿是否存活-通过必要的医疗检测，确定围产期、胎儿体重、肺活量，据此作出胎儿是否存活的判断。原告认为，根据罗伊判例，胎儿存活性当在妊娠24周之后，法令要求医生在妊娠20周做胎儿存活性检查，增加了堕胎困难和风险。

多数意见认为：罗伊判例关于胎儿存活性三阶段的划分是一个应当纠正的错误。

首先，胎儿存活性三阶段是一个僵化的划分，它使美国宪法成为希腊神话中的Procrustean床。“遵循前例固然是我们法制的基石，但是，在宪法领域，前例的约束力低于其他领域，除了宪法修正案之外，本法院是唯一可以进行变更的机构。当前例被证明在‘原理上不可靠，在实践中不可行’的时候，本法院从来没有约束自己重审前例。罗伊判例确定的三阶段就属于应当重审的情形。”宪法解释通常是阐述一般性概念、确立一般性规则，而罗伊判例与此背道而驰：作为罗伊判例核心的三阶段结构，既不能从宪法文本，也不能从其他可以发现宪法原理的场域中找到根据。三阶段缺乏清晰的界限，如果要遵循这一前例，结果必定导致一个错综复杂和不断扩张的法律规则的网络，这不是宪法原理的集合，而是成文规则的法典化。

其次，罗伊判例将州政府规制堕胎的时间限定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我们不得其解：为什么只有等到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才出现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要有一条僵化的界限，禁止国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干预，允许国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干预？”密苏里州法令第188.209节要求医生作堕胎手术之前，进行胎儿存活检查，这正是以存活性作为起始，实现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与罗伊判例并无抵触。实施这一法令固然增加了堕胎的成本，限制了医生自由决定范围，但是，并不违反宪法。

多数意见批判了罗伊判例关于堕胎自由属于隐私权的观点。多数意见指出：罗伊判例试图凭借隐私权形成一个宪法架构，试图裁判各州规制堕胎的法令，试图将历来受州法管制的医疗业务纳入法院违宪审查的范围，试图通过一张日历表一劳永逸地平衡州政府保护潜在生命的利益和妇女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

对于密苏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彻底推翻罗伊判例的主张，多数意见的回答是：本案和罗伊案涉及的事实显然不同-在本案，密苏里州政府强调，存活性是国家保护潜在生命的时间起点；在罗伊案，除了挽救母亲生命的堕胎之外，一切堕胎都被认为是刑事犯罪。鉴于案件事实和争点没有给法院提供全面推翻罗伊判例的机会，因此，法院所做的只能是修正、限定罗伊判例。

3.南宾州计划生育诊所诉凯瑟（1992）〔12〕

在凯瑟案，1982年颁布、1988和1989年修正的宾州堕胎控制法的合宪性受到挑战。该案原告是宾州5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和一名代表本人和其他人提起集团诉讼的医生。原告认为：宾州堕胎法与罗伊判决明显抵触，请求法院宣告该法违宪，发布禁令禁止该法实施。该案被告是宾州政府，美国联邦政府作为支持宾州政府的“法庭之友”参加诉讼。巡回法院宣布引起争议的法律条款全部违宪，发布永久性禁令；上诉法院推翻了巡回法院判决的主要部分；最高法院以5∶4作出判决，基本维持上诉法院判决。

在凯瑟案，O‘Connor法官代表3名大法官形成联合意见，Blackmun和Stevens两名法官对联合意见部分附合、部分反对，以首席法官Rehnquist为首的4名大法官表示异议。因此，只有部分联合意见成为多数意见。

联合意见一方面重申罗伊判决主文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界定罗伊判决主文而限缩罗伊规则。

凯瑟联合意见形成规则如下：

（1）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妇女有选择堕胎的自由，但是，国家为了保护潜在生命，可以限制堕胎，只是不能以禁止堕胎的方法进行限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除了继续妊娠危及母亲生命和健康的例外情况外，国家可以采用包括禁止在内的方法限制堕胎。联合意见并没有象罗伊判决那样把堕胎自由称为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或者“隐私权”，从而没有采取罗伊判决对限制堕胎法进行“严格审查”的规则。

（2）罗伊判决的三阶段划分既不符合该判决主文所承认的、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确保妇女选择不受政府干预而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废除罗伊判决的三阶段标准。政府以保护潜在生命或者鼓励妇女生育为目的之法律可以覆盖整个妊娠过程，只要法律措施没有给妇女的权利造成实质性的不当负担。在罗伊判决之后，最高法院以三阶段划分为依据而作出的判决，应当部分推翻。

（3）在废除三阶段标准之后，法院审查限制堕胎法是否合宪的标准是“不当负担”：如果法律目的或效果对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的堕胎造成实质性障碍，则为不当负担条款，得被废除。但是，“不当负担标准”本身并没有成为多数法官接受的规则-主张推翻三阶段标准的是7名法官（持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和持异议的4名法官），反对凯瑟判决“不当负担”标准的是6名法官（持异议的4名法官和持附合意见的2名法官），支持“不当负担”标准的只有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其结果是，凯瑟判决重申了韦伯斯特判决推翻三阶段标准的裁定，但是，没有任何标准代替三阶段标准。

凯瑟判决的联合意见与罗伊判决多数意见至少存在三个差别：其一，允许法律干预堕胎的范围实质性扩大，允许法律干预堕胎的时间实质性提前。根据罗伊判决，在妊娠过程中，保护孕妇健康和潜在生命的两种国家利益在内容上是分别存在、在时间上是先后形成，在一种国家利益形成之前，以实现该利益为目的而限制堕胎完全缺乏正当性。根据凯瑟判例，保护潜在生命和孕妇健康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妇女的堕胎权同时存在，政府限制堕胎的措施可以覆盖全部妊娠期；其二，罗伊判决和凯瑟判决在价值判断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别是关于潜在生命的认识。根据罗伊判决，潜在生命随着胎儿具有存活性而出现；根据凯瑟判决，潜在生命随怀孕而出现，而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潜在生命转化为一个“可以（脱离母体）独立存在的第二生命”；其三，违宪审查标准不同。根据罗伊判决，妇女堕胎选择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属于个人“基本权利”范畴，除非存在“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法律限制基本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根据凯瑟判例，妇女堕胎选择是受潜在生命限制的“自由”，违宪审查的标准是“不当负担”，这是一种较为宽松的司法审查标准。

在当事人争议的具体问题上，联合意见形成了基本维持宾州法律的判决：

（1）豁免条款审查。“病情危急”是宾州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可以豁免法律限制的理由。巡回法院认为，“病情危急”至少没有包含妊娠综合症、不可避免的流产和子宫内膜移位等需要立即流产的情形，而上诉法院则认为，“病情危急”显然包含这三种情况，联合意见认为，最高法院的传统是尊重下级法院对州法律的解释，因为，它们更接近法律实施的区域，因此，上诉法院认为“病情危急”条款合乎宪法的结论，应当维持。

（2）告知条款和等候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规定，医生在堕胎手术之前，必须告知孕妇堕胎的危险、胎儿围产期、政府对生育的医疗帮助、男方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收养儿童的信息，在告知有关信息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得进行堕胎手术。巡回法院认为，该条款增加了妇女的心理压力，是说服妇女放弃堕胎，而不是提供中性的信息，因此，与最高法院早先的判例-AkronⅠ案相抵触。联合意见则认为， AkronⅠ案适用的罗伊三阶段规则已被推翻，故政府可以说服妇女放弃堕胎。巡回法院还认为，24小时等待给妇女增加了堕胎的困难-她们至少要两次往返诊所，可能受到在诊所外示威人的骚扰，可能因为24小时之内两次外出而暴露堕胎意图，可能因为路途遥远而产生种种不便。联合意见则认为，这些规定固然给妇女造成麻烦，但是，并没有构成实质性障碍，因此，不属于不当负担。

（3）配偶通知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堕胎，必须向医生提交书面声明，表明已经将堕胎决定通知丈夫，或者签署另一份显示下列事实之一的书面声明：a.丈夫不是导致她怀孕的男人；b.丈夫下落不明；c.怀孕是因为她本人已经举报的婚内强奸；d.通知将导致丈夫或者其他男人对她的身体伤害。

巡回法院认为该条款违宪，上诉法院推翻了巡回法院的裁定。

联合意见认为，配偶通知义务给堕胎造成实质性障碍，属于不当负担。一些研究报告表明：美国，200万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另一些研究报告则表明：家庭暴力更为广泛，大约有一半已婚妇在婚姻期间遭受殴打；在夫妻关系不和的家庭中，妻子对丈夫披露怀孕，常常引发家庭暴力。丈常常以妻子婚外怀孕为借口而实施暴力，如果妻子为了逃避家庭暴力而居住在妇女收容所，通知务将使她暴露住所而处于不安全境地。考虑到家庭暴力广泛存在的事实，配偶通知义务会使妇担心自身和子女安全而放弃堕胎。

州政府争辩说，社会调查表明：在堕胎妇女中，已婚妇女只占20%，在寻求堕胎的已婚妇女中，95%的人愿意事先通知丈夫；因此，对配偶通知义务感到不便的人，只占堕胎妇女总数1%.联合意见则认为，受限制人数多少无关紧要，因为，法律本身就是限制可能实施某一行为的人，而不是限制其他人。州政府的另一个抗辩理由是，丈夫有权关注潜在的生命；联合意见回答说，一个生理上的事实是，怀孕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堕胎法是限制妻子，而不是丈夫的自由。

（4）未成年人征得父母同意条款审查。联合意见认为，未成年人有必要在作出堕胎决定之前征询父母意见，此外，法律允许不愿征求父母意见的未成年人得到司法豁免，因此，不构成不当负担。

（5）报告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要求医院和诊所向政府报告每一例堕胎病案，报告内容包括：医疗机构名称；堕胎手术的方法、时间、地点；胎儿围产期、重量；孕妇年龄、生育史和堕胎记录。根据政府的信息公开法令，公众有权知晓政府取得的医疗报告。但是，联合意见认为，这些信息并不足以暴露妇女身份，因此，没有构成不当负担。

最后结果是，除了配偶告知条款之外，其他引起争议的宾州法律均合乎宪法。

二、 民主政治和司法裁判的分野之一：法院能否从罗伊案找到自己的合法角色？

（一） 关于法院入侵民主政治的指责

罗伊法庭擅断僭越，侵入了一个本来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政治问题，这是对罗伊判例的主要批评之一。

在罗伊案不同意见中，White大法官认为：罗伊案争议的问题，“本来应该留给公众和公众为解决自身事务而设计的政治程序去解决”：“罗伊判决不必要地和过分地行使了违宪审查权”；其结果是，“50个州的公众和立法机构因为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而丧失了权衡两种对立利益的权利-一方面是胎儿发育成长和继续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继续怀孕而可能受到影响的母亲的权利。”

在韦伯斯特案多数意见，首席大法官Rehnquist指出：我们今天的判决将允许州政府对堕胎问题进行规制，这种规制按照罗伊判例可能是被禁止的。但是，维宪审判绝对不是越俎代庖，不是解决立法过程中互不两立的政治分歧，政治问题应当由民选代表去解决。“宪法将一些事务设置在民主程序之内，将另一些事务设置在民主程序之外，维宪审判就是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韦伯斯特案附合意见，Scalia大法官强调：罗伊案是最高法院本来不应当介入的政治问题，法官试图作为国务活动家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必要的冒险。“一旦陷入政治问题，法院就会面对公众压力而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解决政治问题应当顺应多数民意；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法官是任命的，而不是民选的，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是终身的，能否得到民众多数支持与能否继续任职无关；法官的角色是遵循法律，而不是顺从民意，法院决不应该超出案件事实本身去回答任何宪法问题-只要不必涉及宪法问题，法院就没有必要牵扯宪法问题；只要可以根据前例解决当前争议，法院就没有必要创制新的宪法规则。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应该制造一个宽度超出案件事实需要的宪法规则。”罗伊判例的错误正是制定了一个宽度超出案件事实需要的宪法规则，从而使最高法院陷入了政治纷争。在凯瑟案不同意见， Scalia大法官重申：允许还是禁止堕胎，应当象其他重要问题一样，通过民主途径解决-公众互相说服，然后进行表决，换言之，是否限制堕胎，是全面限制、还是从特定时间开始限制，采取何种方式限制，应当由各州政府通过反映当地多数意见的法律决定，而不是由最高法院代替州政府进行立法。

在Scalia看来，既然法院不能充当回应公众反映的角色，卷入政治问题极为不明智。Scalia的质疑重复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法院通过解释法律而回答一个政治问题，是否越界入侵？如果这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法院凭什么就此作出决定？

Bork法官和Scalia观点相似（当然，仅仅相似而已）。Bork认为，罗伊判例是本世纪司法入侵民主政治的最坏的实例，一旦司法卷入政治，必定导致法院的毁灭，罗伊判例应当彻底推翻。Bork和Scalia都认为，司法应当和政治隔离，但是，Bork比Scalia更为激烈。Bork进一步提出质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是否正当和必要？欧洲国家的最高法院并不拥有类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但是，欧洲人民享有的自由未必在美国人民之下。〔13〕Bork争辩说，如果最高法院有权通过宪法解释而裁判政治问题，那么，立法、行政当局也应当有同样的权力；一个当事人对最高法院的裁定不满，完全可以就同一问题向其他权力机构请求裁断。〔14〕

Ely教授同样激烈批评罗伊判例，但是，他的看法和Bork、Scalia有明显区别。Ely并不反对法院卷入政治，他认为：如果司法干预能够推动以选民参与和代表机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干预就是正当的，相反，就是不正当的。罗伊判例的非法性不是因为法院卷入了政治问题，而是法院剥夺了已经得到立法保护的少数利益。Ely争辩说，与无数未出生就被处置的生命相比，妇女是多数胎儿是少数。〔15〕Ely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社会听任少数法律精英人物摆布，民主政治的基础就会被动摇。

（二） 权利制衡：司法被动干预政治的正当理由

在美国，司法入侵政治不足以单独动摇罗伊判例合法性，因为，违宪审查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司法职能。司法干预政治的指责只是一个质疑，一个迫使最高法院进行辩解的质疑。自从1803年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16〕开创违宪审查先例之后，最高法院反复阐述了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三个正当理由：

1.法院的职责是在具体个案中应用法律。只有解释法律，才能应用法律，因此，法律是什么，只能由法院通过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解释决定。如果宪法不能通过司法解释而应用于个案，其存在就毫无意义，而法院解释宪法又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法律是否和宪法抵触？〔17〕

2.在多数民主下，宗教、种族和政治少数的利益可能被剥夺或者得不到平等保护。如果少数人在一个社会处于分散和孤立无援的状态，他们只能听任多数人专断和任意的摆布。法院审查多数人决定的法律是否合乎宪法，正是对民主政治的必要补充。〔18〕民主多数可以修改宪法，但是，不能通过法律剥夺或者不当限制宪法保护的基本个人权利。罗伊判例的反对者也承认：法院为少数利益而审查民主多数决定的法律是一个正当理由。正是基于这一共识，L.Tribe教授才有理由争辩：一个国家关于基本权利的法律应当一致，而不能象禁酒、交通规则那样由各州根据“地方性知识”自行决定；蓄奴州和废奴州划界而治的历史教训告诉美国人民，关于基本权利问题只能服从联邦宪法。当公众就个人基本权利发生重大分歧时，法院在宪法的名义下寻求解决方案是顺理成章的。〔19〕

3.联邦党人关于司法制约立法和行政的职能，是最高法院进行辩解时反复引用的正当理由“法院既无武力，也无金钱，为三权中最不具有危险性的部门”，“法院为人民和立法机关之间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范围内行事。”〔20〕

尽管司法和民主之间存在传统边界，但是，传统边界并不是封闭的和不可改变的。在传统边界模糊的接壤地带重新划分边界和无视传统边界的大举入侵是有区别的，前者会被容忍，后者会受到抵制。因此，关于罗伊判例的合法性疑问不是法院是否越界干预民主程序，而是法院是否偏离传统角色，以大举入侵的方式进行了干预？法院是否改变了司法克制的立场，而过分地、不必要地介入政治冲突？

（三） 司法克制和司法主动的界限：关于Scalia将罗伊案和司考特案〔21〕相提并论的质疑

1.违宪审查毕竟不是法定权力。最高法院通过违宪审查而干预政治，与其说是来自宪法本身的权力，不如说是来自民主多数的容忍。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在一个崇尚多数民主的社会保持这种权力，不是因为它有权势，而是因为它在主动出击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保护自己的软下腹。每当最高法院干预政治的时候，总是采取说服民主多数的低姿态：法院是维护民主多数已经接受的宪法，只要可以避免宪法问题，法官就不会涉及宪法问题；法官尊重民主多数的选择，不管他是否同意这种选择；法院干预具有重要价值而值得容忍；法院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只是遵循先例等等。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最高法院一面打开司法入侵政治的门户，一面重申政治性质的问题不属于法院管辖，法院只是在行使解释宪法的权利；从1905-30年，最高法院一面宣布200多个规制经济的法律违宪，一面谦虚地说：自己只是遵循前例，并非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巴克案，最高法院一面突入以前从来没有过问的议员席位分配问题，一面仔细斟酌司法和政治的界限，表白自己并未越界。〔22〕这不是虚伪，而是明智：最高法院需要以谦虚的姿态和尊重民主多数的立场，交换民主多数的容忍。如果最高法院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有权干预政治，那就构成对多数民主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不可容忍和无望取胜的。因此，最高法院的传统是，对政治问题采取司法克制立场。

（1）罗伊判例受到的批评是，最高法院放弃了司法克制立场，对政治问题采取主动、逼人的态度。

Scalia认为，罗伊判例是司考特案的翻版。〔23〕在司考特案，当事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问题是：黑人是不是宪法保护的“公民”？最高法院冷酷地回答：“不是。”

首席大法官Taney代表多数法官宣读了判决意见。Taney大法官认为：（1）在宪法创制者的意图中，黑人并不是宪法保护的“主权人民”或者“公民”，相反，黑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劣等民族（a subordinate and inferior class of beings）”，他们不能主张宪法规定由公民享有的“特权和豁免”。“至于法律政策或者隐含政策是否公正，这不是法院可以裁定的问题，而是应当由政治权力、立法机构、缔造国家和创制宪法的人决定的问题……法院只是按照他们的意图和意愿解释他们下达的指令……”；（2）按照美国宪法，国会不得制定法案“未经正当程序而剥夺公民财产”，司考特是被告的财产，国会制定的“密苏里折中法案”侵犯了被告的财产权，应属无效；司考特不得根据该法案主张任何权利。

这一判决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对Taney法院的挑战，林肯在一次演说中问听众：“司考特案是否解决了奴隶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听众的回答：“没有。”林肯说：“一个判决只能解决一个案件，不能解决一个法律，更不能解决国家未来。”在1868年，宪法第14修正案推翻了司考特判决。

在司考特案141年之后的凯瑟案，Scalia挖苦罗伊判例多数意见的代表Blackmun，将他比做Taney首席大法官。〔24〕，Scalia声称，凯瑟案判决使他想起了悬挂在哈佛法学院的Taney首席法官的画像，“已经82岁高龄的Taney身着黑装，端坐在阴影遮蔽的红色扶椅里，左手搁在腰间的一摞文档上，右手搁在扶手边，无力地垂荡，似乎是毫无生气。Taney直视观瞻者，他的表情、他深陷的眼睛流露出无可名状的哀伤和黯然。也许，他的神情总是这样，即便在感受思考的最大乐趣时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他作为首席大法官的生涯因为司考特案而蒙上的阴影，我们不能不认为：司考特案在他脑海里燃烧，他在思考这一案件对法院的影响，对整个国家昙花一现的影响。大约两年前，他也认为自己是‘呼吁在全国性分歧中对立的双方结束争议，接受植根于宪法的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Scalia将Taney和Blackmun相提并论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一直重复Taney在司考特一案的核心观点：法院不应当干预政治。Taney正是以法院对政治问题无可奈何为借口，回答了当时最为尖锐的政治问题：黑人不是可以主张宪法权利的公民，而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Scalia的一贯主张是，法院应当对宪法问题采取被动态度，法院尝试平息全国性的政治纷争，结果总是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因此，始终和Taney站在同一立场的，不是Blackmun，而是，Sca

❾ 中国留学生找韩国枪手替考是否获刑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6日依法判处请人代考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有期徒刑四个月，缓刑一年。替考人和居间介绍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缓刑一年。

法院认为，代考会给其他应考者造成不利影响，虽然犯罪情节并不轻微，但被告人承认大部分犯罪事实并进行反省，且最终未能达成犯罪目的，因此做出上述判决。

(9)宾州法官扩展阅读

中国女留学生找“枪手”替考托福被捕：

英媒称，使用学生签证进入宾州州立大学的中国女留学生黄乐怡（音）2018年4月2日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对于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作弊表示认罪，成为美国调查国际学生找人代考事件中最新认错者。

据路透社4月2日报道，检控官们表示，该名女留学生在以前的考试中未能达到宾州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之后于2016年3月花钱安排“枪手”替考托福。

根据法庭文件，黄乐怡承认她支付3000美元找人替她靠托福，并根据中间人的要求，将她的中国护照寄到马萨诸塞州某个地址。

检控官们说，那些学生都是因为被大学录取而获得签证的。他们说，由于这一行为，黄乐怡涉嫌欺诈美国政府，妨碍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国际学生获得签证标准的管理。

报道称，尽管21岁的黄乐怡面临5年监禁，但在她同意被遣返之后，美国地区法官丹尼斯·赛勒判决她的刑期为已被监禁的日子，她的律师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要求。

❿ 火线追凶系列有哪些电影

血色刀锋，绝命阻击，掘墓人，黑枪疑云，狂魔在现，无罪辩护，冲破黑幕，突然死亡，惊魂宴，死亡地带，共1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