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畴违纪违法官员典型案例

1. 申会的违法违纪事件

今年4月27日，山西省晋城市政协副主席、沁水县县委原书记申会，沁水县政协主席、嘉丰镇党委原书记马刘勤同日被双规，这让一直联名举报沁和能源集团公司董事长吕中楼侵吞巨额国资的沁水县39名老党员拍手称快。在接受采访时，党员代表说：“双规这两名官员，让我们看到了党和政府反腐的决心，我们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够顺藤摸瓜，揪出‘三矿一站’改制过程中侵吞巨额国资的沁水罪人！”
在39名老党员的举报材料中，一直指证沁和能源集团公司董事长吕中楼在10年前勾结时任沁水县县委书记申会和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利用永红、永安、侯村煤矿和嘉丰煤炭集运站这“三矿一站”改制的机会，恶意侵吞国有资产达800亿元。“虽然从2005年开始就有人持之以恒地举报申会、马刘勤和吕中楼，但是直到今年，申会和马刘勤才被双规，而吕中楼一直逍遥法外。”党员代表说。
尽管山西省纪委方面并没有透露双规申会和马刘勤的原因，但是民间一直有消息说，他们二人被双规，与当年“三矿一站”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许，这可以表明，在10年前的“三矿一站”改制中“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传言并非是人为杜撰。那么，“三矿一站”改制的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吕中楼自然难逃干系。
这位举报了吕中楼的党员代表义愤填膺地说：“‘三矿一站’改制，首先是恶意低估价值，然后将5亿元的国资作价1250万元入股沁和能源公司，然后吕中楼再强行清退职工的股份……这种种行为都可以表明，这是‘官煤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案例。现在，一直和吕中楼紧密勾结的申会和马刘勤这两名贪官被双规，让我们看到了党和政府深挖彻查的决心，也让我们看到了夺回国有资产的希望。我们衷心盼望党和政府能够顺藤摸瓜，揪住侵吞800亿元国有资产的罪人，将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儒商’绳之以法，把那些被侵吞的国有资产还给国家，还给人民。同时，我们也盼望这件事的严肃处理能够给那些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敲响警钟，千万不要视法律和人民的意愿不顾，党和政府一定会清算你们的罪行的！”
7月31日下午，省纪委监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今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情况和部分典型案件处理情况进行通报。上半年，全省处分违纪党员干部4314人，其中市厅级干部6人，县处级干部119人。其中，决定给予晋城市原政协副主席申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泽州县县长常广智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省纪委监察厅立案调查；晋城市物价局原局长谢保国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市纪委立案调查。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把查办案件工作放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位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严肃查办了一批违反“八项规定”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维护了党纪国法的尊严，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为全省转型跨越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障。
据统计，今年1—6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群众举报15689件（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9.06%；初核案件线索38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2.2%；立查案件3981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4.8%；结案3895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3.3%；处分违纪党员干部4314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7.13%，其中市厅级干部6人，县处级干部119人。
发布会上，重点通报了已经查处的11起典型案件，其中包括晋城市原政协副主席申会。具体处理情况如下：晋城市原政协副主席申会在担任沁水县县长、县委书记、晋城市政协副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310.3万元、美元1.5万元、500克金条一根、售价49.14万元房产一套；收受他人礼金15.9万元；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包养情妇并生育一女。经研究批准，决定给予申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 10个老虎被中纪委点名，他们都存在哪些违规违法行为

24名中管干部被查，十个老虎落网。在2013年1月22日，18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有这样一句话深入人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句话是对反腐的零容忍。中央采取了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的方式，对多个地区和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暴露出了不少腐败官员。有很多高级官员都被打击落马了。以上的几只老虎所涉及的犯罪都是典型案例。如果不及时抓出他们并且实施惩罚，就会对党的建设还有社会发展极度不利，大家都知道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人的行为与我们党宗旨是相违背的。希望国家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能够以此为鉴，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不要被利益蒙蔽双眼。

3. 发改委刘振秋案是领导干部权利案的典型案例吗

是典型案例。

4.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各级各部门官员倒查20年的消息是真的吗

是真的。据统计，2020年12月，中央级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金融干部中，受到纪律审查和监督调查的有9人，受到党纪政府处分2人。此外，本月还查处了46名省级管理干部。2020年全年共审查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中层管理干部18人，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11人。还有14名被查处的中央管理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其中6人受贿1亿元以上。拓展资料：1、元旦、春节是整顿“四风”的关键节点。节假日举报曝光典型案例，督促党员干部拉紧廉洁从业已成为常态。据统计，2020年12月下旬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各省、自治区、副省级城市纪委监察委员会共通报曝光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精神问题192个。中央政府规定，其中涉及享乐和奢侈的173件，占通报问题总数的90%。2、如果您不保留小部分，则会丢失大部分。统计数据显示，在上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精神问题中，非法收寄贵重物品、礼品、非法吃喝、非法支付补贴或福利问题占很大比例，其次是公费旅游、非法接受经营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非法安排婚丧嫁娶等。3、这些反复频发的“节日病”，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拉紧廉洁弦，切实知敬畏、防惧、守底线。大年初一前夕，中央纪委还印发了《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整顿纪律纪律工作的通知》，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四个精神”，率先转变作风、创新作风。4、2020年，能源行业将重点反腐，“煤炭”成为关键词。 2020年12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原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白盾等5名部门官员被一次性免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苏力列格、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苏里莱格表示，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有500多名干部投身煤炭领域。5、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多次以“n条连续留言”的形式向官员通报被检查情况。重要背景是，2020年3月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组织12个检查组对煤炭领域进行重点检查，“抓重点人员、抓重点、抓重点”，回溯20年，明确提出“ 2000年以来全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全方位视角咨询”。此后，与煤炭有关的国有企业和党政部门的官员被发现涉及煤炭腐败。

5. 违宪审查的典型案例

经过六年的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终于在1783年赢得了独立。但美利坚共和国的正式建立却是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被各州批准以后。1789年4月，联邦政府成立，独立战争领导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被推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 建国后不久美国国内就因利益不同和政见分歧，出现了联邦党（federalists）与反联邦党（antifederalist）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s）两大阵营。大体而言，联邦党人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民主共和党人则主张维护各州的自主地位，对外同情法国大革命。美国宪法虽然将联邦权限明文列举于宪法，并将未列举的剩余权力则归属于各州，但是由于美国宪法相当简练，解释的弹性很大，因此谁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谁就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的政党和选举政治还不成熟，总统和副总统混在一起选举，得选举人票最多的为总统，其次为副总统。于是，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继乔治·华盛顿之后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而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则成为他的副总统。在其第一届任期即将期满的1800年7月，亚当斯任命他的联邦党人朋友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 为国务卿，协助他竞选连任。
在180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中，亚当斯只得了65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杰弗逊和艾伦·伯尔（Aron Burr），却各得了73张选举人票。根据当时的规定，由各州在众议院以州为单位（一票），投票选择杰弗逊和伯尔两人中的一位为总统另一位为副总统。由于联邦党人宁可把票投给腐败无能的政客伯尔，也不愿选择在他们看来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危险的激进派。于是，杰弗逊只得了18个州中8票，未能超过半数。在一个星期内，众议院一共进行了35次无记名投票，结果都是如此。这时，联邦党人的领导人、杰弗逊的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督促他所能影响的联邦党人，让他们控制的几各州投了空白票，从而使杰弗逊以微弱多数当选。 因为在汉密尔顿看来，杰弗逊至少是正人君子，而伯尔则是没有原则性的投机政客。这时已是1801年2月17日，离总统就职只剩下了两周。
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党也遭受重大的失败。这样，他们不但失去了总统的宝座，同时也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于是，联邦党人就把希望寄托于联邦司法部门，借以维持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乘着新总统上台和新国会召开之前，国会中的联邦党人在1801年2月13日通过了《1801年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 增设了5个联邦地区法院和3个联邦巡回法院，由此增加16个联邦法官的职位。1801年2月27月，国会又通过一项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ganic Act），授权总统可以任命特区内共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这样一来，亚当斯就可以在新总统上台之前，任命他的联邦党人来可担任这58新增的法官职位。为此，亚当斯忙乎了半个月，直到卸任前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才结束所有58个法官的任命程序，与此同时，国务卿马歇尔则在所有星夜法官的委任状（commission）上盖上国玺。人们因此把这批法官称为星夜法官（midnight judges）。
在此之前的1801年1月20日，亚当斯总统还作出了惊人的举动，任命国务卿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月27日，经参议院同意后，马歇尔于2月4日正式到职赴任。但是，马歇尔此时并末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只是不支领国务卿的俸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总统任期届满为止。因为当时正是新旧总统交接的之际，马歇尔一面要向新国务卿交接，一面又要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忙得晕头转向，竟然来不及把由他亲自盖章的17份委任状送到所委任的星夜法官之手。
新总统杰弗逊对联邦党人的这些阴谋诡计深恶痛绝。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后，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便立即指他示他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son）扣发这些委任状，并示意麦迪逊将这些委任状 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掉 。接着，民主共和党人控制的新国会通过新的立法，在1802年3月8日废除了《司法条例》，进而也就砸了21个联邦法院星夜法官的饭碗。不过，新国会没有撤销有关治安法官的《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被免职的星夜法官向最高法院控告新国会的作法，新国会还进一步以重新安排最高法院开庭日期的办法，暂时关闭了最高法院，改一年两次开庭为一次开庭，从而使最高法院在1801年12月~1803年2月关闭了长达14个月之久。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2月了。
但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联邦党人利用最高法院对民主共和党人进行反击。最高法院刚开庭，未拿到委任状的治安法官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与另外三个同样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诉麦迪逊，要最高法院下状纸（ writ of mandamus）命令麦迪逊交出委任状，以便走马上任。他们起诉的根据是《1789年司法条例》（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条的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习惯所容许的范围内，有权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义务 。这正是马歇尔求之不得的机会，他立即受理了此案。这就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不过，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对马歇尔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他支持马伯里，下令麦迪逊发出委任状，麦迪逊极可能拒绝执行，而法院并没有任何手段来执行这一判决。如果他不支持马伯里，这无疑是向世人表明联邦党人已向民主共和党人屈服。在冥思苦想之后，马歇尔和他的最高法院的伙伴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803年2月24日，马歇尔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判决，马歇尔后来把它称为其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决定。在代表最高法院宣读判词 时，马歇尔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 申诉人马伯里是否有权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
第二， 如果他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政府是否应该为他提供补救的办法？
第三， 如果政府应该为申诉人提供补救的办法，是否是该由最高法院来下达强制执行令，要麦迪逊将委任状派发给马伯里？
马歇尔明确表示，对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状即为完成。
既然马伯里先生的委任状已由总统签署，并且由国务卿加盖了国玺，那么，他就已经被任命了；因为创设该职位的法律赋予该官员任职5年，不受行政机关干预的权利，所以，这项任命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赋予该官员各项法律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受他的国家的法律的保护。
因此，拒发他的委任状，在本法院看来，不是法律所授权的行为，而是侵犯了所赋予的法律权利。
对第二个问题，马歇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论证说： 每个人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法律的保护。政府的一个首要责任就是提供这种保护。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补救，它当然就不值得这个高尚的称号。 他甚至上纲上线地说：如果要去除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耻辱，就必须从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因此，我们有责任查明：在我们的社会是否有人免于法律调查，或者受伤害一方被拒绝给予法律补救。也就是说，国务卿麦迪逊不得剥夺马伯里既得的权利，法院有责任帮助马伯里从麦迪逊那里获得委任状。
话到这里，人们自然会认为马歇尔会立即对麦迪逊下达执行令，以便让联邦党人皆大欢喜。但出人意料的是，马歇尔没有这样作，而且，他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虽然联邦法院有权对行政官员发出执行令，但在马伯里这一案件中，这并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责任，因此它无权命令麦迪逊发出委任状，也就是说，马伯里告错了地方。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发出执行令取决于它所管辖的范围。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领事等外国使节或州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子时，最高法院才有初审权（original jurisdiction）。而马伯里即非外国使节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对他的案子并无初审管辖权。同时，在联邦宪法规定的最高法院的固有权限方面，也没有把向行政官员下达执行令包括在内。显然，马伯里起诉麦迪逊所依据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与宪法存在冲突。据此，马歇尔把问题一下子跳到了国会法律的合法性上。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究竟是应遵从《司法条例》第13条，还是遵从《联邦宪法》来作出裁定？
这一部分的阐述遂成了这个判决的根本和主体，也成为美国宪政史的华彩篇章。马歇尔指出，国会通过的《司法条例》在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状纸时，它实际上把联邦宪法所规定的原始司法权扩大了。如果最高法院执行了《1789年司法条例》，就等于最高法院承认国会可以扩大宪法明确授予它的权力。但事实却是，国会没有这个权力。因为宪法是人民制定的，制宪是人民原始权利的伟大运用，但这种权利的运用不能也不应经常地反复 ，所以，宪法一旦制定，其基本原则也就确立起来，这些原则所产生的权威在制宪时就被认为拥有超越一切的（supreme）和恒久的（permanent）的性质 。
在给出这个前提后，马歇尔便提出，显而易见的问题 是宪法控制任何与其不符的立法还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普通法来改变宪法。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或者是一项至高无上（superior paramount）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变的法律，或者是与普通立法一样，当立法机关愿意改变它他时就可以被改变。如果是前者，那么一项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是后者，那么成文宪法不过是人们的些荒唐的企图，用来限制一种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指立法权） 。
话说到这里，宪法的神圣性已呼之欲出。接着，马歇尔趁热打铁，抛出了他最后的撒手锏，明确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间，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与宪法冲突时，最高法院必须就其中一个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因为判定什么是法律断然属于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 。因此，当宪法和一项普通法同时适用于某个案件，而且两者存在冲突，只能实行其中一个时，最高法院的决定当然已宪法为准。如果法官不承担起维护宪法的责任，就有违他尽职尽责的誓词，这无异于犯罪。出于这一责任，他宣布，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也就是《司法条例》第13条违宪无效。
虽然马伯里的官运没能实现，但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在司法领域中的较量可谓大获全胜。本来，在杰弗逊等民主共和党人已经明确表示即便最高法院下了执行令，他们也不会执行。并且打算以此为由，来弹劾马歇尔和他的四位联邦党人最高法院法官（当时的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组成，清一色联邦党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马歇尔来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为马伯里正名争气的同时，却避开了民主共和党人所设的陷阱，直接指向法律和宪法孰重孰轻这一根本问题，最终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虽然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89年的《司法条例》并没有对司法审查权有明确的阐述，更没有提到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州议会或行政当局的行为违宪无效。但马歇尔的判决也非无源之水，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根据。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美国的宪法之父之一汉密尔顿强调：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和专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也应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有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如果两者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较大之法为准。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在汉密尔顿看来，立法机关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这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来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 。（《文集》，392－93）
在马歇尔的判决中，不难看出汉密尔顿的理论影子。不过，他虽然坚持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但并没有明说在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中最高法院拥有最终和唯一的的宪法解释权，也没有强调最高法院的审查权比国会和总统可能拥有的权力更高。这可能是马歇尔的高明之处。他深知，国会的任何法律最终都会涉及到公民的权利，而只要是权利问题，就有极大可能会演变成为需要由法院来裁决的司法问题，这样一来，最高法院自然就拥有了事实上的最后宪法解释权。在当时，马歇尔的司法审查理论还看不出其深远的影响，因为直到1857年斯科特案时，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宣布另一项国会法律违宪。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美国宪政历程上最有影响的一页，它为美国联邦司法部门配备了强大的永久性法律工具，建立起一道防止各级政府（立法和行政）侵害公民权利的法律屏障。这大概是马伯里、麦迪逊，甚至是马歇尔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尽管如此，马歇尔的判决本身完全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大多数学者甚至认为，马歇尔的判决实际上有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马歇尔的判决的根据之一是最高法院对此案没有最初的管辖权，无权受理。这意味着它根本就不应该作出判决，而是把案子打到有管辖权的联邦地方法院。但他并没有这样作，而是一方面根据《司法条例》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与宪法相冲突为由宣布它违宪。不过，马歇尔似乎可以辩解说，他接受此案时，并不知道它无权受理，无权受理只是在受理过程中获得的新认识的一个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斗争需要的这一判决，终于成为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嘲讽。不过，人类历史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自私的动机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6. 追问中的安娜指的是谁

追问一书中的安娜是书中“正部级领导”8位典型之一的影视明星情人。

书中所称的上述“正部级领导”就是8位典型之一，“他是一名犯罪分子，一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几个北方大市，作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反腐倡廉的典型案例的主人公。”

在书中，正部级领导以口述的形式，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学习、修养，以及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中国金融高官的过程。在书中，影视明星情人名叫“安娜”。

《追问》的创作背景

《追问》作为一部反腐纪实文学作品，在上级纪检部门的安排下，丁捷调阅了633个腐败案例卷宗，从挑选出了部分干部违纪违法典型。

为了做到还原落马官员的真实心态，丁捷花了足足两年的时间，从中纪委和省纪委公开的几百例典型违纪违法案件中寻找创作灵感，并与一些落马官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最终将收集到的素材进行文学加工创作，形成了《追问》中8个典型案例故事。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追问

7. 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案例，简短点的

官员权力寻租行为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腐败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康慧军受贿590万余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

康慧军非法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低价购房，再抛售挣取差价。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达14处。

炒房官员，康慧军不是第一个，相信也绝非最后一个。但大多数官员炒房事实败露，是因为别的腐败行为而拔出萝卜带出泥。康慧军的落马，却源自上海市纪委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的一次普查。康慧军一处住宅的申报价格明显偏低，成了纪委查处康腐败案的重要突破口。提起受贿罪的认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当事人一定拿了不该拿的钱。但对于官员的炒房行为，很多人包括官员本人在认识上还存在着盲点。他们认为，只要没有收受贿赂,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炒房获利，就无可厚非。

其实，领导干部炒房与普通百姓炒房相比，除了有违公务员禁止经商的规定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房子，这明显属于权力寻租行为。这种权力干预下的反市场行为，也是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腐败问题”、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2007年7月“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对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行为界定为“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可见，领导干部利用权力炒房的行为本身就是腐败。

分析官员的贪腐个案，不难发现大都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监督官员财产状况，就成为查处腐败现象的突破口和关键所在之一。上海纪委一次例行的住房普查，就发现了“炒房区长”。看来不管房地产黑洞有多大，有多深不可测，只要坚持既定制度，就可能有效监督官员财产状况。

康慧军的落马让我们看到反腐的有效途径。但对官员住房普查的做法虽然有效，毕竟属于事后监督。在当前难以完全杜绝公权力进入市场的情况下，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事前防范，把官员财产置于有效监督之下，有助从源头上有效反腐。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申报和公布个人财产对预防和遏制腐败不失为有效的机制。近年来，我国对此也进行了有益尝试。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相信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必将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发生。

8.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组织调查 后会怎样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指的是，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党和国家的调查和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原则上先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并按照规定给予政务处分后，再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浪费国家资财等违反法律涉嫌犯罪行为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八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8)西畴违纪违法官员典型案例扩展阅读：

案例：4名党员干部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张家界市农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彭国武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彭国武，男，土家族，1956年1月出生，湖南桑植县人。1974年12月参加工作，197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科文化，本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历任桑植县细沙坪乡党委副书记、书记，凉水口镇党委书记，新街乡党委书记，九天洞管理所所长兼九天洞旅游开发服务公司经理，瑞塔铺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张家界市国土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慈利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

永定区委副书记、区委党校第一校长、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家界市委副秘书长，张家界市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2013年2月至今，任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2016年2月退休。

澧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邓杰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邓杰，男，汉族，1971年6月出生，湖南省澧县人，大学文化。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3月参加工作。曾任澧县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澧县人民法院副科级干部、第二巡回法庭庭长等职；2013年2月至今担任澧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武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丁浩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丁浩，男，汉族，1975年1月出生，常德人，本科文化，199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9月参加工作，先后任武陵区人民法院民一庭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等职。2014年4月至今任武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查澧县人民法院副科级审判员刘爱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刘爱民，男，汉族，1962年12月出生，湖南省澧县人，大学文化。

199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澧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澧县码头铺法庭庭长，澧县人民法院副科级干部、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等职；2012年12月至今担任澧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