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法官

『壹』 厄尔·沃伦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384 U.S. 467(1966)）
1963年3月初的一天，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名白人姑娘被一个带有西班牙语系口音的年轻人绑架并强奸。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察发现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名叫厄尼斯多?米兰达。 米兰达出生于一个墨西哥移民家庭，父亲是一个油漆工。他自幼就不喜欢上学，属于“经常在街头混的男孩”，而且多次被送进少年管教机构。九年级的时候，他终于辍学，后来当过兵，干过杂活。他的工作记录也不太好，他曾经因为在工作时间擅离职守而被解雇。另外，他还曾因为盗窃汽车而被判刑，在联邦监狱关了一年。本案发生的时候，米兰达23岁。
1963年3月13日，警察逮捕米兰达后将其带到警察局，受害人指认了米兰达。然后，警察将米兰达带到审讯室，由两名警察进行讯问。警察没有告知米兰达依法享有的权利。在两个多小时的审讯时间内，两名警察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迫使米兰达供认自己的罪行，包括“一人唱红脸一人唱白脸”的审讯策略，并最终获得了有米兰达签名的书面供词。在那份供词的上方有一段事先统一打印好的文字：“本口供是我自愿作出的，没有威胁也没有豁免的承诺，我完全知晓我的法律权利，明白我所做的任何陈述都可能用来反对我。”陪审团采纳了该口供并做出了有罪判决。米兰达对判决不服，在政府为其指定的律师的帮助下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1966年初，最高法院决定受理该案，并于6月13日以5：4的表决结果作出推翻原判的裁决，裁决中说道：“（a）……(d)在没有其他有效措施下，以下保障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程序必须遵守：在进行任何讯问之前，必须清楚的告知被羁押人：1、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讲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2、你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讯问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3、如果你没有钱委托律师，我们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 (e)在讯问之前或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讯问必须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见律师，讯问必须停止，直到律师到来。(f)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讯问并且取得了供述，那么要由政府来证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弃了律师权。(g) 在被羁押讯问期间，犯罪嫌疑人回答了一些问题，但没放弃他的特权，他还可以在后来的讯问中主张保持沉默。(h)给予警告并且放弃权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无罪辩解具有可采性的先决条件。……”。闻名世界的米兰达规则就这样诞生了。
该判决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起草的，米兰达判例也是沃伦大法官做出的最受争议的判决之一。也有很多人把米兰达规则的产生归咎于这位具有司法改革风格的人物身上。但是，其实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18世纪中叶，普通法特别关注被告人自主决定是否作出供述的权利，布莱克斯通告诫道，依照叛国罪律条，‘匆忙作出，缺少保障的供述……不应当采纳为证据。’” “然而，到1836年，政策又倾向于采纳供述。” 那时采取的做法是，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被控告人做了对自己不利的供述，“一旦有效证实，无需任何补强便可足以判处其有罪”。 到20世纪早期，可能由于犯罪率的攀升及文化混乱，司法部门更倾向于打击犯罪。当时刑讯逼供现象严重，而法院则放之任之。1936年布朗诉密西西比州 （Brown v. Mississippi,297 U.S. 278,56 S.Ct. 461,80 L.Ed. 682）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吊打的方式取得的证言被密西西比州法院作为定罪的依据。到20世纪40年代，警察强制讯问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警察在讯问中，逐渐从折磨、威胁转向用更潜在压力的方式给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使犯罪嫌疑人在强迫氛围中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因此，联邦最高法院表现出要制定一项对供述任意性更明确的检验标准。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最高法院肯定知道大部分关于供述案件的上诉涉及的是黑人被告” ，“似乎联邦最高法院将限制讯问作为其种族平等工作议程的一部分” 。“将潜在强迫拿来做更加有洞察力的检验标准，应当会对贫穷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更有利，因此有助于减轻影响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社会及经济不平等”。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定，因此使很多法官对那些受到不公正讯问的被告抱有更多的同情态度。同时，“美国刑事司法体系总是制造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有问题的结果。” 因此，最高法院认为他们应该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刑事司法活动。1964年在艾斯考波多诉伊利诺斯州(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案件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说明了绝对的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且强调是否给予并且是正确的给予了告知，强调被告是否已经放弃了沉默权。
但是，实践表明，该判例“其裁定意见模棱两可，混乱又受限制的裁定”， 也就是该判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对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护，它需要更弦易张，做出更大的动作。当然，这剂良方就是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判例”。 因此，1966年诞生的米兰达规则，不能说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

『贰』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谁共有9个。

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至今有过17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位。第9位是在上世纪10——20年代在任的，距今已有近一个世纪。
美国最高法院历任首席大法官及任期：

1、约翰·杰伊（John Jay），1789年9月26日 - 1795年6月29日
2、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1795年6月30日—1795年12月28日
3、奥利弗·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4、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5、罗杰·布鲁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6、萨蒙·波特兰·蔡斯（Salmon Portland Chase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7、莫里森·雷米克·韦特（Morrison Remick Waite），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8、梅尔维尔·韦斯顿·富勒（Melville Weston Fuller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9、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Edward Douglass White, Jr.）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10、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11、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Sr.），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7月1日
12、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13、弗雷德里克·摩尔·文森（Frederick Moore Vinson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14、厄尔·沃伦（Earl Warren），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15、沃伦·厄尔·伯格（Warren Earl Burger），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16、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17、约翰·格洛弗·罗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叁』 沃伦·厄尔·伯格的最高法官

他对案件所采取的保守而谨慎的处理方式，使他赢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欣赏，因而在1969年提名他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969年6月23日，伯格宣誓就任第15任首席大法官。然而，与一般预料相反的，最高法院除去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另外3名法官外，伯格并没能负起领导最高法院的行动，虽然他越来越保守，但伯格并不打算推翻实践主义者在公民权问题和刑法方面所作决定的趋势，此种趋势乃是前任者沃伦留传下来的主要作风。伯格在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认为强迫性运载孩童上学是废除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的可行方式，少数民族也应享有联邦政府补助和合约的配额。1973年伯格在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投下赞成票。在其他的法律范围内，法院也表现的相当主动，并就堕胎、死刑、外国人权利、等问题做出重大裁决。最高法院所做的最重大的案件之一是对尼克松行使行政权的问题。审判结果法院一致通过水门事件特别检查官有权取证总统录音磁带。几天后，尼克松宣布辞职。也许伯格本人也关心司法行政方面的功能，致力于改善司法效率。在他任期内，联邦法院的预算和临时员工都有所增加，新的技术设备投入使用，管理和业务能力也有所提高。1986年退休，离任后曾主任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盛大宴会 ，1988年获总统自由奖章。 前任：
厄尔·沃伦 美国首席大法官
1969年－1986年 继任：
威廉·伦奎斯特

『肆』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数量是几位

根据联邦法规，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组成。

法官均是由美国总统提名，并且需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可任命。一旦获参议院确认任命，法官享有终身任期，他们就无需再服从其原先的政党、总统、参议院的意志来审判。法官保留他们的职位直到去世、辞职、退休或弹劾（不过至今未出现法官被罢免的情况）。

每位法官都有一票投票权，一票之差（五比四），判决透露了法官的政治思想信仰及背后的哲学或政治类比。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办公。

(4)沃伦法官扩展阅读：

提名和确认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虽然大法官的判定最终可能与总统的期望相违背，大多数提名总统候选人都会宣扬其意识形态观点。美国《宪法》未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职资格作任何规定，总统可提名任何人担任这一职务，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近代，参议院批准的过程引起了新闻界和宣传组的高度重视，游说参议员批准或拒绝提名候选人取决于其档案是否符合党派观点。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提名是否应以正、负或中立报告提交参议院全体议员提出听证和投票。委员会亲自面试候选人是较新的做法。

在1925年，哈伦·菲斯克·斯通是第一位提名候选人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出现的提名候选人。斯通试图消除关于他与华尔街关联的担忧，而近代的质疑做法在1955年出现始于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

一旦委员会将提名法案提交全院会议并附审查报告，参议院全体议员将进行审查。反对相对来说是不常见的；参议院已明确地反对了十二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最近一次的反对提名是在1987年的罗伯特·博克。

尽管参议院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认可在司法委员会中投反对票来阻止提名，但在2017年之前，一旦参议院全体议员的辩论开始，阻挠议事的议员将可能阻挠提名。

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名担任大法官的亚伯拉罕·亚伯·方特斯于1968年接任厄尔·沃伦为首席大法官，这是阻挠最高法院提名的第一个成功案例。这包括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所关注的方特斯的伦理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名尼尔·戈萨奇填补安东宁·斯卡利亚的空缺席位，这是第二个经阻挠成功提名的案例。

然而，与福塔斯的阻挠者不同，只有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戈萨奇的提名，因为他们对戈萨奇保守的司法哲学表示怀疑。此前共和党多数派曾反对接受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梅域·加兰填补空缺。这导致共和党多数派取消规定以消除对最高法院提名的阻挠。

并非每个最高法院的被提名人都可获得参议院投票。总统可以在任命投票发生之前撤回提名，撤回通常是因为参议院明确反对提名人；最近撤回提名的是在2006年的哈里特·米尔斯。参议院也可能无法按提名行事，届时将在会议结束时终止。

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11月第一次提名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时，没有参议员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1月重新提名哈兰，参议院在2个月后批准了其提名。

最近，如前所述，参议院未对在2016年3月提名梅域·加兰的提名有任何动作；该提名于2017年1月份到期，而该空缺后来由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尼尔·戈萨奇填补。

一旦参议院确认大法官提名，总统必须在新法官任职前签署一份带有司法部印章的委任状。大法官的资历是基于任命日期而不是确认或宣誓日期。

1981年以前，大法官的审批程序通常很快。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政府，大法官的任命通常在一个月内得到批准。

然而，从里根政府到现在，这个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国会认为法官比过去更具政治色彩的作用。根据国会研究机构统计，自1975年以来提名至参议院投票的平均天数为67天（2.2个月），而其中值为71天（或2.3个月）。

『伍』 厄尔·沃伦的沃伦法院

1968年6月30日，最高法院新任首席大法官就职，沃伦法院宣告结束。此时的美国嫣然已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歧视黑人的法律纷纷落马；黑人的公民权得到了渐进式的保护；学校祈祷违宪；按照“一人一票”原则重新划分了选区、国会议席分配不再不公；旨在限制共产主义者的国内安全计划落幕；确定淫秽不在第一修正案框架之内，不予以管制；对公共问题的辩论不受限制、生气勃勃并大开方便之门；米兰达警告诞生；穷人获得了律师协助权；权利法案适用于各州… …
这一切属于那个“从华盛顿发话的全能上帝”——沃伦法院。沃伦法院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宪政革命，推动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种种社会运动。因此，后世称沃伦法院秉持“司法主动主义”、“积极有为的自由派司法”，较为否定的看法认为它有违司法审查制约多数的原则，实乃“司法专制”。其实，后者并不新鲜，沃伦法院判决的许多里程碑式的案件大多在当时就受到这样的指责。这一点，《沃伦法院和美国政治》一书的作者鲍威看得很清楚：当然，会有不利的评价，沃伦法院在解释这些上并不成功。因为，沃伦法院并不想在这方面成功。
沃伦法院旨在维护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崇敬它的一代人着迷于它也正在于此。但是，沃伦法院在摧毁旧社会上一点也不超前于整个美国、超前于美国人民。相反，它与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人的社会准则相一致。就精英们喜欢讲的主义而言，它是肯尼迪-约翰逊自由主义的逻辑延伸。就现代民主社会的芸芸众生而言，每个普通美国人都明白，依据钱多钱少决定其权利和自由的多寡实为谬误、依据肤色种族黑白相隔也有违良心；每个普通美国人都能说出陪审团审判与军事长官审判的不同；每个普通美国人也都能理解沃伦法院面对刑讯逼供时那种“浑身不自在”，理解沃伦法院不选择以确实有罪但有失保护的罪犯、而选择被错误定罪的无辜者作为刑事程序领域革命的突破口。而且，1950年代的美国观念也不再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英国观念。美国人与沃伦法院这个宪法阐释者的息息相通表露无遗。
布朗案就是这种息息相通的一个完美例证，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赞成废除种族隔离：美国人相信宪法在关键问题上包含并要求道德正确的结果。美国是好的，宪法是好的；因此，重要宪法案件的结果也应该是好的。人们显然与沃伦法院一样，不再假装相信种族隔离有利于黑人的谎言。
这种息息相通还有更完美的阐释，那就是沃伦法院影响最为深远的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沃伦法院确定：多数原则乃民主制度不可或缺之物，必须确立一人一票原则予以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政府中得到公平代表之权，乃一切民主政体之最基本公民权利”。
为了彻底确立一人一票原则，沃伦法院在雷诺兹案中继续强调这一点。多数原则是民主制的基石：“就逻辑而言，在形式上以代议制政府为基础的社会中，一州人民之多数可以选择该州立法者的多数，这合情合理。”一人一票将确保“每个公民在选举其议会成员时均有同样有效的发言权。”同样有效的发言权进而将促进产生作为整体的选民的“公平且有效的代表”的进程。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不公平的歧视，正如布朗案或者格里芬诉伊利诺斯州案所谴责的那样。而“平等保护条款所要求的正是所有地方、所有种族的所有公民的实质上平等的州议会代表权。” 说到底，“立法者代表人，而非树木或者土地。立法者由选举人，而非农场、城市或者经济利益选举。”
当时即有人指责沃伦法院把一人一票这个强调精确度的数学理想作为宪法原则，然而，正是这个数学理想完美地与多数主义民主契合，它也说明水平不在马歇尔之下的沃伦所领导的沃伦法院深刻地理解了代议制民主的真谛，并找到了这个制宪者们的伟大设想与美国人最基本权利严实合缝的恰切联结点。一人一票，显然是每个美国人都能理解的。
这种息息相通也正是制宪者们的追求。1787年制宪会议上，弗吉尼亚代表麦迪逊说，“全国议会至少有一院需由人民选举。否则，人民与治理者及官员之间感情上的息息相通就将荡然无存。”（《美国制宪会议辩论记录》，麦迪逊著 尹宣译，万象书坊 p28）制宪者们相信，没有人民的信心支撑，世界上的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治久安。也正是因此，美国得以一反古典共和的传统理念，在地上创造出了一个人数越多越共和、疆域越大越民主的制度。
这种息息相通恰当地解释了为什么沃伦法院被称为人民的法院（People’s Court）。人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沃伦法院四面出击的积极有为，恰恰是没有真正的理解美国法院的政治作用，恰恰忘了最高法院是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之一。沃伦法院对政治社会的深远影响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托克维尔早就指出，只要大法官们“不否认正义”，“就不能拒不审理”美国的政治问题。“他们履行法官的严肃职责，就是在尽公民的义务”（《论美国的民主》。轻松一点的讲法，沃伦法院的所作所为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克尽职守而已。而且，美国仍然是美国人的美国，“与一切人民治理的国家一样，多数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论美国的民主》，从这一点来看，沃伦法院作为人民的法院，当之无愧。
人民在立国时一次性地行使了立宪权，而将立法权赋予国会。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不被自己的代表僭越，人民授权法官依据宪法不适用违宪的法律，最高法院因此被打造成为制约多数的利器。然而，沃伦法院处理重大的政治问题时，往往也是国会和总统拒不作为的时候。同时，贝克案之后，依据一人一票原则选举产生的新国会，显然已经不再事事阻挠最高法院了。多数在美国构成了决定性的力量，任何团体都不得不仰赖于多数。而这个多数，恰恰正是沃伦法院校正选举政治进程、保障少数权利和自由、执行民权法案的结果。在公众理解了代议制民主的情况下，沃伦法院促使它更为民主。因此，这个时候，司法审查不再是个制约多数的利器，而成为多数的助推器。
甚至，沃伦法院仍然不是一个与历史决裂的最高法院，尽管“历史不是决定性的”，但显然，这个历史意旨贬低黑人、穷人、青少年、精神疾患者，而拔高白人、富人、成年人、正常人的历史。沃伦法院的基调在于保护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而这是由沃伦法院之前休斯法院的美国诉卡罗琳制品案的脚注四所确立的。
脚注四暗示最高法院将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并撤销对经济行为的宪法保护；指示最高法院审查管制投票与政治表达的法律、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分散而孤立的少数、执行权利法案的具体要求确保对言论与宗教的保护。沃伦法院通过脚注四扩展了权利，并保护那些被政治进程排斥的人。黑人、刑事被告、穷人、重新分配国会议席、言论自由以及共产主义案件等领域都适用脚注四。因此，尽管在沃伦法院十六年间判决的1750个案件中仅引用了脚注四两次（一次在卡曾巴赫诉摩根案的法院判决意见中，一次布伦南在布朗费尔德诉布朗案中的独立判决意见中），沃伦法院实质上是在按照这个美国宪法上最著名的脚注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沃伦做出了恰当地定位：沃伦法院是个“连续性的团体”。
这进一步说明了鲍威的意旨，沃伦法院并不是在真空之中运作的，联邦最高法院是与美国政治、文化和知性事件相互影响的政府的三个相互平等的分支之一。沃伦法院没有创造社会运动；它只是对它们做出反应。当然，它做出了正确的反应。

『陆』 美国哪个总统是法院判决老不什还是小不什

是老布什。
影响美国25大案(24):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2008-03-28 14:11:29网友评论 8 条 点击查看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演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式的悲喜剧。经过36天的总统难产之后，最后一锤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与法治的平衡 一个永恒的难题
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的裁决受到了自由派的广泛批评和质疑。有人嘲笑说，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了小布什两次票：一次在11月大选中，一次在12月的裁决中。批评主要集中在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和对民主原则的违反。
在美国，选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据美国“伟大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留下的宪政遗产，法院一般不应介入政治问题。但人民的选举权乃是人民的一项根本的宪法权利，当整个问题涉及人民的选举权时，法院是否应该介入？如果按照沃伦法院在著名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中确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应当。（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各州议员选区划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公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的法律问题，因此法院有权干预。）但问题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称，奉行司法克制哲学，它的介入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次大选“开创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大选争议的先例，打破了美国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神话”。
这个评论可能过于绝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抛开党派政治因素不谈，如果认为60年代沃伦法院对贝克案的判决是正当的司法干预，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完善，那么同样道理，也很难说大选案不是正当的司法干预、不有助于美国大选政治的稳定，因为按传统的标准，两者分别涉及州议员的选区和总统选举的地方选票问题，都是不适合联邦司法解决的地方政治问题，因此不能因为是开明派的干预就说是正当，保守派的干预就是越权。（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包括小布什和戈尔阵营的人]认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作出公平判决。最高法院判决后第二天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0%的民众准备接受小布什为他们的总统。）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两，因为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人工计票决定在先，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后。一位美国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过是对佛罗里达高院“非法”的反击。如果在原则上认可佛罗里达高院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就很难不赞成联邦最高法院干预的合理性，因为总统选举人的产生显然与宪法及联邦法律密切相关。（国内知名美国宪政学者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应该干预，而是究竟哪个法院应该干预，并且其决定应被作为最终决定而获得尊重。”他认为佛罗里达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适合。摘自《论美国总统大选的宪政问题》，原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唯一可以指责的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强调限制平等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突出保护各州的权力，而它在大选案上的态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这次选举纠纷处理过程中，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州务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时还是共和党在佛罗里达竞选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因为这次选票争议，她一时成为全国性人物，在200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棕榈滩等县选举委员会之间的选举法权限之争，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对哈里斯决定的两次否定，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的泾渭分明，都显示出党派意志的较量。为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尔先生（Mr.Gore）为美国人民挨了一枪子儿。这打在美国人民胸口的一枪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们出于政治的动机裁定布什为总统。”不过，所有这些政治较量都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没有背离法律本身。讨论这一司法大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法律之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丘吉尔的看法，承认民主只是与独裁之间选择中的一种“两害之间取其轻”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同样也应该接受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见解：“就所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独立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独立，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党派而存在，理解为对法律的忠诚而非党派政治的顺从。法官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于书生的法律王国之中。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决定”呢？似乎很难十分肯定，这从判决书中五花八门的意见中可窥一斑。这个判决书一共分成六个部门，一个多数意见，一个附合意见，四个不同意见，其中只有一个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个不同意见都是双重异议。
裁定佛罗里达高院的做法违宪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两位开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苏特。他们认为，佛罗里达人工重新计票一案的确涉及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问题，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议会制定产生总统选举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给予选民的投票权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未能提供一个“符合联邦宪法最低要求的”统一的计票标准，同样的选票会得到“不平等的衡量”。这里的问题不是人工计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计票的不同标准是否损害宪法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但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评家看来非常荒唐可笑，因为佛罗里达一共有67个县，有着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着统一的计票标准，只能是根据各县不同的选票形式和投票方式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决本身并没有下令停止人工计票。像美国任何一个上诉法院一样，最高法院只专注于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联邦宪法和法律，从而保证审判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它只是将案件发回，要求佛罗里达高院重审，并作出与最高法院法院意见相符合的决定。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作出判决的时间（12日晚上10点）离它认为合法的选票统计截至时间（12日）只剩下两个小时，这实际上断绝了佛罗里达高院采取任何补救行动的可能性，也断绝了戈尔的最终希望。这种做法似有“不诚实”（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却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可以辩称，它只是对法律程序而非总统选举问题作出了其权限范围内的判决。此外，确认12月12日为截止日期的并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罗里达议会根据联邦有关法律制订的选举法确定的。
布雷耶和苏特两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在人工计票案具有宪法性的问题上与多数派站在一起，但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时间，而应该允许佛罗里达建立统一的计票标准，并在12月18日选举团投票前完成人工计票即可。他们的这一异议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两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异议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针对多数派大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改写了佛罗里达的法律，史蒂文斯认为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不过是解读州立法机构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政实践的传统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义时州最高法院的有关决定是最终裁决，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应介入。在结论中，他甚至上纲上线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对执法者的信心。时间会有一天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心所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才是今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但确定输家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无私的守护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党人福特总统任命的，一向被认为是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但这次却成为坚决反对最高法院决定的异议者。显然，保守派和开明派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说明指责最高法院这一决定完全受党派利益支配，根据并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异议主要强调不应该质疑佛罗里达高院对州法的解释，它并没有改写法律。
在所有的异议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最为突出，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来，除了布雷耶外，其余的大法官都认为佛罗里达选票争议是可以由司法管辖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还是由联邦司法管辖。
尽管最高法院最终进行了干预，但实际上这一干预相当勉强。在法院意见书的结尾部份多数派大法官不得不这样表白：“没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员更明了司法权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宪法的设计——通过他们的立法机关让人民并由政治来选择总统——方面没有人比本院更坚定。但是，当诉讼双方启用诉讼程序后，我们就必须处理诉讼中的联邦以及宪法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很难说保守派大法官因为党派利益改变了他们司法克制观念。因为，正是通常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强调，应由佛罗里达议会而不是州最高法院处理整个选举事宜。他们还指责州最高法院在审理整个案子时不是在解释州法，而是在重新创制州法。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亚和汤马斯3人在支持裁决的附加意见中指出：按照佛罗里达法律，只有那些标记清楚的选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算标记不清选票的作法违反了佛罗里达的立法。本来。这虽然只涉及到佛罗里达内部的分权问题，但本案涉及的却是总统选举这一事关联邦的大事，属于宪法第2条规定的内容。因此，他们才不厌其烦地从法理上说明，在选票汇总上报的截至日期和所谓“合法选票”（legal voter）问题上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如何违反了佛罗里达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宪法第2条。其次，从技术可行性上说，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计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决意见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通过对总统选举问题的宪法史考察，他强调，布什诉戈尔案涉及的是一个不可司法的政治问题，因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和（制订1887《总统选举人条例》的）1886年国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尽可能地减少最高法院在解决总统选举难题上的作用，这既明确又明智。对国会来说，解决选举纠纷难题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比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更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在结论中布雷耶写道：“我担心，为使这一久拖不决的、令人烦恼的选举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没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们自身权力的行使’，‘我们自我约束意识’”。他还援引著名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关于司法克制的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认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实并不应该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应当进行自我约束，驳回案件而不触及其实质问题。应该说，布雷耶的观点有相当强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冲突是否应该回避的问题。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几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将退休，这意味着不论谁上台，新任总统都会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选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论是开明派还是保守派，当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这样一来，他们在大选案中就与自己的这一利益搅和在一起，这很可能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如此泾渭分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利益回避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应该接这个案子。（自由派批评家还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儿子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恰好是替小布什在最高法院辩护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马斯的太太则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负责为小布什政府特色合适的官员人选。）
可是，为什么这些观点曲高和寡、无人喝彩呢？这就是现实政治在起作用。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如果让民选的州议会或国会来决定总统人选，如果每一张选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确统计，这样的话要折腾到何年何月？在宪政危机的压力面前，民主的逻辑难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人评论说：“从宪政秩序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可能帮了国家的大忙；从法律推理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很糟。一句话，最高法院的决定产生了秩序，却没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说布什诉戈尔案的裁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司法判例，极大地损害了司法部门公正独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说最高法院果断介入计票争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因总统难产导致的宪政危机；你可以说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停止重新计票实际上等于忽视了民主原则；你也可以说遵循宪政法治的规则和程序比“顺从民意”更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为根本。对此，主要看评论者的个人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司法大战着实让世人看到了美国民主的成就与局限、美国法治的成功与遗憾。
此外，在这场世纪大案的裁决过程中，大法官之间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激烈交锋，让人们领略了美国法治的华彩篇章。一位中国学者虽然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略有微辞，但仍然赞扬道：“我们看到一个独立与公正的司法机构对于保证民主选举的完整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公开的说理过程，其中每个法官（不论是几“品”，有没有官衔）都可以不受压制、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宪法与法律的观点，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见——无论是多么智慧或荒谬——也都将受到法学界同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无情检验。”
经历了36天的诉讼大战后，戈尔在承认败选的演说中所表现的君子风度和对宪法法治的尊重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美国法治的精彩和无奈。他说：“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这句话充份显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作出的判决可能会出错，可能会不被失败者内心认可，但却会被无条件地接受。
针对戈尔的认输讲话，《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评论。尽管他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带有政治倾向，但他却深信，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因为“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时，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份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
弗里德曼的评论赞扬了美国法治的精彩，但却回避了美国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这次大选使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几个不够民主的问题暴露无遗：正是选举人制和赢家通知的原则，致使戈尔在领先对手50多万张选民票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而正是由于非民选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选的国会的干预，戈尔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一在200多年前因为妥协而形成的总统选举人（选举院）制度是否仍然适合今天的美国社会？很显然，如果没有选举人制，就不会有这场惊天动地的选举诉讼大战。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来自小州的选举人的代表性远远不及来自大州的选举人）显然与今天很多美国人所信奉的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而赢家通吃的选举原则也远非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那样公平。但因为选举人制有利于小州，赢家通吃则有利于两大党轮流执政，不让第三党在全国范围内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来，有关废除或修改选举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无一例外胎死腹中。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却依然充满活力，长盛不衰，就如同参加一场极具魅力的体育比赛一样。显然，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经久耐用，符合国情民意。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不相信民主万能、也没有对其选举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美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导和推动民主！
另就程序问题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国，选举完全是地方的事务，富裕的县可以不断更新其投票设备，尽可能减少误差，贫穷的县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投票设备陈旧，容易出错。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贫富差别所带来的政治表达权益的差别。以打孔机和光学扫描仪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错而无效的机率比后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则要求所有合格的选民应该有平等的投票条件和环境，他们的选票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准确统计。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程序而言，当美国人连自己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没有办法民主化时，它还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的榜样和民主价值的倡导者吗？ ( 作者：任东来)

『柒』 美国最高法院有几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有9大法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最高审判机构，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的9名终身法官组成，其判例对全国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权，即有权通过具体案例宣布联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违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一个开始不受人重视的小角色跃升为如今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可以说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1、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框架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三条对国家的司法权进行了规定。虽然起初三权之中司法权处于较弱的地位，但开国先贤们始终坚持权力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力图通过三权之间的相互牵制使得各个部门安守本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种特殊的分权体制内逐渐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2、判例传统
美国承继了英国普通法的判例法思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大量判例的积淀，不断刷新原有的宪政原则，在宪政结构各个层面不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使得美国宪法获得了长久不衰的生命力，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每个判例都折射出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主题、基本社会现实和主导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因此，美国宪法的发展史主要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联邦最高法院是宪法的现行发言人，在程序所规定的界限和对宪法基本理念加以尊重的基础上，联邦最高法院成为进行冷静再思考的场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塑造着美国。
3、富有开拓精神的大法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之初，三权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如宪法的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的归属并无定论，联邦最高法院杰出的大法官们在案件审理中巧妙地将这些权力收入囊中，为联邦最高法院日后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在废除种族隔离和保护人权上，以沃伦为首的大法官们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胸怀。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头衔都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可见其地位之崇高，美国人把他们看作是宪法所赋予的广泛个人自由的监护者和解决全国性重大争论的仲裁人，大法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法律贵族和政治精英，他们总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审时度势，用手中的法之金剑，指引美国宪法的行进方向，美国宪法中即使是最微小的进步与变革都深深地渗透着大法官们的缜密智慧与穿透现实、洞察未来的力量。
4、妥协的精神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民众之间，适应不同的社会背景，为各个时期社会重大问题的交锋提供了公开的场合，以公开的方式将社会问题肢解、剖析；以判决的形式对各种利益做出价值判断，并对利益之间的冲突做出权衡，弱化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捌』 美国首席大法官的历任情况

NO。 首席大法官 任期 任命人 1 约翰·杰伊 1789年10月19日 - 1795年6月29日 乔治·华盛顿 2 约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 - 1795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3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4 约翰·马歇尔 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约翰·亚当斯 5 罗杰·布鲁克·托尼 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鲁·杰克逊 6 萨蒙·波特兰·蔡斯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亚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韦特 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兰特 8 梅尔维尔·富勒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格罗弗·克利夫兰 9 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 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0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沃伦·G·哈定 11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伦·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3 弗雷德里克·摩尔·文森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鲁门 14 厄尔·沃伦 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15 沃伦·厄尔·伯格 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伦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罗纳德·里根 17 约翰·罗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乔治·W·布什 注：* 国会休会期被任命，后被参议院否定 ** 在最高法院大法官职位上被任命 *** 曾担任过美国总统 § 曾担任过最高法院大法官 † 在任上逝世

『玖』 （美国最高法院）厄尔.沃伦和沃伦法院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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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父亲是挪威移民，母亲是瑞典移民。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了本科学位（1912年）和法学学位（1914年）。从法学院毕业之后，沃伦在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了5年。

1942年，沃伦以共和党的身份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并在1946年和1950年连任两届。在担任州长时，他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扣留在美日本人和日裔，在经济方面工作出色，为二战后直到1960年代中期的近20年繁荣打下了基础，并为加州建设了声望卓著的公立大学系统，为两代加州人提供了质高价廉的高等教育。沃伦在1948年曾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托马斯·杜威搭档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但以微弱之差败给了杜鲁门。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沃伦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令很多人意外的是，沃伦比预料的更加倾向于自由派，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提名沃伦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在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包括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1962年到1964年期间的“一人一票”各案（极大改变了很多州农村地区的投票权重）、Hernandez 诉德克萨斯州案（裁定墨西哥裔美国人有权参加陪审团）、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要求警方羁押当事人必须告知其拥有某些权利，包括请律师的权利，常被称为米兰达警告。

肯尼迪遇刺案发生后，沃伦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又被称为沃伦委员会。在调查之后，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沃伦报告），行刺纯属个人所为。

1969年，沃伦从最高法院退休。

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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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伯特·奥尔森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1943年-1953年 继任：
古德温·奈特
前任：
弗雷德·M·文森 美国首席大法官
1953年-1969年 继任：
沃伦·E·伯格

美国宪法以及修正案(中文简体...此公上任之初便在最高法院院务会议上表示,沃伦法院做出的一些司法判决应予推翻,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1966年的米兰达案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384 U.S. 467(1966)） 1963年3月初的一天，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名白人姑娘被一个带有西班牙语系口音的年轻人绑架并强奸。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察发现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名叫厄尼斯多?米兰达。 米兰达出生于一个墨西哥移民家庭，父亲是一个油漆工。他自幼就不喜欢上学，属于“经常在街头混的男孩”，而且多次被送进少年管教机构。九年级的时候，他终于辍学，后来当过兵，干过杂活。他的工作记录也不太好，他曾经因为在工作时间擅离职守而被解雇。另外，他还曾因为盗窃汽车而被判刑，在联邦监狱关了一年。本案发生的时候，米兰达23岁。

1963年3月13日，警察逮捕米兰达后将其带到警察局，受害人指认了米兰达。然后，警察将米兰达带到审讯室，由两名警察进行讯问。警察没有告知米兰达依法享有的权利。在两个多小时的审讯时间内，两名警察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迫使米兰达供认自己的罪行，包括“一人唱红脸一人唱白脸”的审讯策略，并最终获得了有米兰达签名的书面供词。在那份供词的上方有一段事先统一打印好的文字：“本口供是我自愿作出的，没有威胁也没有豁免的承诺，我完全知晓我的法律权利，明白我所做的任何陈述都可能用来反对我。”陪审团采纳了该口供并做出了有罪判决。米兰达对判决不服，在政府为其指定的律师的帮助下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1966年初，最高法院决定受理该案，并于6月13日以5：4的表决结果作出推翻原判的裁决，裁决中说道：“（a）……(d)在没有其他有效措施下，以下保障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程序必须遵守：在进行任何讯问之前，必须清楚的告知被羁押人：1、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讲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2、你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讯问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3、如果你没有钱委托律师，我们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 (e)在讯问之前或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讯问必须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见律师，讯问必须停止，直到律师到来。(f)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讯问并且取得了供述，那么要由政府来证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弃了律师权。(g) 在被羁押讯问期间，犯罪嫌疑人回答了一些问题，但没放弃他的特权，他还可以在后来的讯问中主张保持沉默。(h)给予警告并且放弃权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无罪辩解具有可采性的先决条件。……”。闻名世界的米兰达规则就这样诞生了。

该判决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起草的，米兰达判例也是沃伦大法官做出的最受争议的判决之一。也有很多人把米兰达规则的产生归咎于这位具有司法改革风格的人物身上。但是，其实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18世纪中叶，普通法特别关注被告人自主决定是否作出供述的权利，布莱克斯通告诫道，依照叛国罪律条，‘匆忙作出，缺少保障的供述……不应当采纳为证据。’” “然而，到1836年，政策又倾向于采纳供述。” 那时采取的做法是，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被控告人做了对自己不利的供述，“一旦有效证实，无需任何补强便可足以判处其有罪”。 到20世纪早期，可能由于犯罪率的攀升及文化混乱，司法部门更倾向于打击犯罪。当时刑讯逼供现象严重，而法院则放之任之。1936年布朗诉密西西比州

（Brown v. Mississippi,297 U.S. 278,56 S.Ct. 461,80 L.Ed. 682）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吊打的方式取得的证言被密西西比州法院作为定罪的依据。到20世纪40年代，警察强制讯问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警察在讯问中，逐渐从折磨、威胁转向用更潜在压力的方式给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使犯罪嫌疑人在强迫氛围中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因此，联邦最高法院表现出要制定一项对供述任意性更明确的检验标准。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最高法院肯定知道大部分关于供述案件的上诉涉及的是黑人被告” ，“似乎联邦最高法院将限制讯问作为其种族平等工作议程的一部分” 。“将潜在强迫拿来做更加有洞察力的检验标准，应当会对贫穷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更有利，因此有助于减轻影响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社会及经济不平等”。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定，因此使很多法官对那些受到不公正讯问的被告抱有更多的同情态度。同时，“美国刑事司法体系总是制造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有问题的结果。” 因此，最高法院认为他们应该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刑事司法活动。1964年在艾斯考波多诉伊利诺斯州(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案件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说明了绝对的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且强调是否给予并且是正确的给予了告知，强调被告是否已经放弃了沉默权。

但是，实践表明，该判例“其裁定意见模棱两可，混乱又受限制的裁定”， 也就是该判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对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护，它需要更弦易张，做出更大的动作。当然，这剂良方就是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判例”。 因此，1966年诞生的米兰达规则，不能说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