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路径选择

① 如何在四个方面全面理解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2014年岁末，“汉语盘点2014”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法”字荣膺中国年度汉字，反映出全社会对法治建设的高度关注。这一年，必将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镌刻下闪光的历史标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贯穿全会精神的一条主线，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美好前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一 为何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法治建设问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此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为什么要把法治建设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如何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呢？
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相反，一些国家陷入这样那样的“陷阱”，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门槛，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少国家没能解决好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没能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从我们自己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既吃过破坏法治的苦头，也尝到了法治昌明的甜头。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这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中国正经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稳定的秩序，在各方竞逐的市场领域维护公平的规则，在意见碰撞的观念世界坚守文明的底线，必须织密法治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只有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这是长远的战略谋划。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时间，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这一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我们还要向着“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行，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还将应对可能更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民族复兴筹、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高高扬起依法治国的旗帜。
二 怎样把握总目标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个总目标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这两句话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哪一句都不行。
如果把建设法治中国看作建设一座恢宏的大厦，我们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丰富内涵，就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三大基石”。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句话，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总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东西。
二是构筑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五大支柱”。这就是形成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4+1”组成的五大体系，涵盖了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法治运行与保障机制、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展开和有力支撑。
三是设计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施工方案”。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执政、行政等问题，涉及党、国家、公民等不同的行为主体，应该如何推进、如何实施呢？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更加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描绘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效果图”。法治建设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转”，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转”。通过法治建设，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从法治建设本身看，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看，就是要着眼于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国大厦的地基夯实了，支柱立起来了，按照施工方案科学操作、加紧推进，美丽的“效果图”就一定能变为现实，这座恢宏大厦必将巍然耸立起来。
三 提出总目标的意义何在
目标犹如一面旗帜，旗帜高高扬起来了，才能凝聚人心、引领方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有总目标明确，才能汇磅礴之力、收长远之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法治建设新征程，到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党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规划，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
它是凝聚思想共识的法治航标。这个总目标鲜明回答了我国法治建设将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向党内外、国内外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这有利于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和历史任务，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法治上的共识，也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各种质疑，澄清各种模糊认识，保障依法治国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它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有一个总抓手来总揽全局、牵引各方，使各项工作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总目标明确了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它既切中时弊，直指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对症下药，体现了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迫切要求。
它体现了国家治理总体战略的完善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两者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共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微评
◆ 法治是指引中国改革这艘航船在风雨中不变航向的灯塔，是守护30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蚕食的卫士。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方位部署，这无疑是依法治国的“升级版”。
◆ 以改革破除利益藩篱，以法治减少社会震荡，是适应新常态、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保障。
声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的完整体系
姜 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体现了法治的整体要求，通过“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使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让全党全国人民“看得见”“可操作”“能感受”“易评价”，可以成为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
四 实现总目标须有哪些遵循
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已经明确，也就是说，目的地在哪儿，已经“定位”完毕，接下来就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正如人们在道路上行走要遵守交通规则，要看红绿灯、走斑马线，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也离不开一些作为遵循的基本“规则”。
为顺利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五个重要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五个重要原则，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法治领域许多重大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遵循。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原则强调的是政治保证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要切实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力量源泉问题。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强调的是价值追求问题。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要以约束和规范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个原则强调的是精神支撑问题。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良法和美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法律强制力来确保道德底线，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个原则强调的是现实选择问题。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实现什么样的法治目标，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为根本遵循，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认真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建设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蓝图已绘就，目标在召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只要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就一定能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开创法治中国的新境界。

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什么，如何理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理解：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包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哪一句都不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只有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基础和前提条件。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决定》给出了精辟的答案，那就是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十六字方针，是对原来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的发展和提升，明确了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环节和主要任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讲，科学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保障，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

③ 《经济生活》中国家如何贯彻落实依法治国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
一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近年来,政府立法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过去五年间,仅国务院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39件法律议案,制定、修订了137件行政法规.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改革和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立法工作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要进一步增强政府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针对性,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认真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按照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产品质量和安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的立法；特别要注意加强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立法.加强立法工作重在提高立法质量.要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在法律法规起草、修改过程中,要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原则上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是推进依法行政,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运行、政府的行为和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必须与宪法和法律保持统一和协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执法观念,形成职责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合格、适用法律有据、问责监督有方的政府工作机制.合理界定和调整行政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加强对行政收费的规范管理,改革和完善司法、执法财政保障机制.健全行政复议体制,完善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制度.认真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诉讼权利,使人人都能享受到平等法律保护.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保持清正廉洁,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是加强执法监督,确保行政权力正确行使.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必然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政府权力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行使.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大力推进执法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改善和加强新闻舆论对行政执法的有效监督.切实强化政府层级监督,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作用.要把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作为重点,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确保监督到位、有力、有效.
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积极探索法制宣传教育的新途径、新形式,善于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传媒,精心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法制教育的科学性、准确性,防止片面性.突出抓好宪法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遵守.加大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牢法治思想基础.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引导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机制实现的.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必须强化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既要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要增强法治意识和义务意识.具体包括：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保护合法的权利；国家提供权利的保障、救济和保护.只有让每个公民都树立了正确的法制观念,自觉在法制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真正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真正落到实处,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④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

⑤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以什么为根本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所选择的路径和模式，它明确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根本要求、制度架构、重点任务等。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和国情决定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否正确，对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具有决定性意义。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应当是符合本国国情和实际、能够团结人民朝着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不断前进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经过长期探索实践逐步开辟和形成的。这一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近现代100多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性巨变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共识。它符合本国国情，反映人民意愿，顺应时代潮流，是唯一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正确道路。其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目的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有利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分工与协同、监督与支持、制约与效率、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保证国家机关依法协调高效运转；有利于组织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地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团结一心，集中力量办大事，有领导、有秩序地朝着国家发展目标前进；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⑥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路径有哪些

感觉答案没找到多少，同学倒是遇见了一大波~
目测这些毛概问题要被内刷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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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答容案在书上的160-162之间
其中162爷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一段~~~我感觉很有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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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以聂树斌案为例

一、聂树斌案改判无罪具有重大意义，堪称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聂树斌案改判无罪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中实现的。案件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不断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听证、决定再审到最终宣判，虽然步履艰难，但始终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冤错案件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严重影响法律尊严。中央政法委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2014年10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要求完善再审制度，解决再审启动难、改判难问题。没有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聂树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彰显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重塑司法公信力、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定决心，以及敢于直面错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负责复查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人多次表示，聂树斌案件的复查、再审要经得起真相与历史的检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改判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司法观念。虽然聂树斌已无法复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对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聂树斌案再一次为“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作了有力的背书。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近三十余件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许多案件是按“疑案从无”的原则改判的。“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聂树斌案案发时间长、证据灭失多，查清事实和证据的难度极大。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意见与观点。从公布的现有证据来看，既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改判无罪，为未来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
第四，聂树斌的复审、改判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坚定立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法院坚守司法中立，树立司法权威。聂树斌案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媒体和法律学术界的关注，舆情复杂多变。无论舆论如何，审判活动关注的核心始终是证据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异地复查、再审过程严谨、审慎，坚持证据裁判，对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聂树斌案改判过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各项制度探索，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是使案件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提审作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一种方式，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已经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为数不多,足见其对提审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本案，是对此案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也是对民声民意、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错自纠和久拖不决。因聂树斌案在河北省一审、二审，被告人家属多年申诉无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历史上非常罕见。聂树斌案被异地复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复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聂树斌案开启了疑案异地复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错案纠偏的示范路径。
再次，复查、再审环节充分保障当事人参与权、阅卷权和公众知情权，召开听证会等有益形式，为处理社会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师阅卷权，确保其能够完整复印、拍摄聂树斌案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王书金案卷宗。举行聂树斌复查工作听证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证会邀请了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妇女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广泛参与，检察院派员监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听证人员填写不记名意见表等做法，都体现了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总结聂树斌无罪案的沉重教训，完善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
刑事误判、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对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特别是对错杀、冤杀的情况，其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聂树斌案无罪案，再一次警示严格规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贯彻落实刑事诉讼制度，消除冤错案件发生的土壤。
聂树斌案的出现，固然有着上世纪90年代办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执法规范化建设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时期发生冤错案件，都同样是一个悲剧。查办该案过程中存在的不当、错误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对聂树斌案定罪主要依据是聂树斌本人口供，凸显了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思路和“笔录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模式。以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和“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标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保障人权、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从严掌握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等原则和制度。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依旧存在着过于重视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不当理念和行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再制订“命案必破”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违反司法规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标，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办案效率而造成冤错案件。
其次，以聂树斌案的平反为契机，推进完善刑事案件纠错机制，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证明标准体系。
聂树斌案虽然平反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书金这个“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网、招供，并进入舆论视野后才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而无论是此案“真凶落网”还是其他案件“死者复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错案的纠正不能依赖“偶然”。要明确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证据标准。从“有错才纠”走向“有疑即纠”。“有错才纠”是目前我国司法在再审程序上的基本观点，其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极高。而“有疑即纠”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显然降低。聂树斌案成为多年的“疑案”，在复审、听证阶段控辩双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应当明确“疑罪从无”的“疑点”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即可作为无罪处理。为确保有错必纠，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查阅聂树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为困扰该案代理律师的最大难题，当事人、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阅卷权等程序性权利要充分保障。对于重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要将听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保障公众知情权。

再次，正视和正确认识冤错案件的存在，特别是疑罪从无案件，要“权责统一”明晰错案责任，完善司法责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完全避免冤错案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国，根据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统计，1989年到2013年之间，至少有1188名曾经被判处有罪者因出现新证据被改判无罪，每年约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无罪，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保留死刑的我国和美国等，都存在着错杀的可能。而凶杀、强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占有相当比例。对于冤错案件，追责程序是督促和预防冤错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时“权责统一”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注。冤假错案的追责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明晰责任。

望采纳我的回答。

⑧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这个总目标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8)依法治国的路径选择扩展阅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内涵：

①奠定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三大基石”。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②构筑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五大支柱”。这就是形成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③设计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施工方案”。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④描绘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效果图”。法治建设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转”，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转”。

参考资料：人民网-法治中国的新航标——怎样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