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概论论文我国当前法治途中的困境与希望

㈠ 李志平的主要论著

1、《我省城市建设中政府公共资金运作法治化研究》2007年8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交流论文，第二作者，3·2万余字，四川省社会科学项目（2005年11月8日批准，2007年7月5日结项）
2、《论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的法治化运作》，《公安法治研究（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5期，独撰，1·2万余字，全国优秀社科学报
3、《论我国刑事审判管辖的完善》，《江海学刊》核心刊物2005年第4期 第二作者1·0万字，本文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10期全文转载
4、《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谈权威司法误区与司法权威建树》，2005年11月全国副省级城市法学会第十七次法学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独撰，0.9万字，本文（李志平）被成都市法学会推荐在大会发言
5、《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研究》，《政治与法律》核心刊物，2003年2期 独撰，⒈7万余字，本文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目录索引
获得四川教育学院科研一等奖
6、《携带凶器剪断防护栏翻窗入室劫财案的定性问题研究》，《民主与法制建设》省级理论刊物2003年12期，独撰，0.7万字 ，
7、《我省地方性立法应关注的问题》，《民主与法制建设》省级理论刊物2003年3期，第二作者0.7万字
8、《刑事审判独立与公正的保障》，《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省级理论刊物2002年2期，第二作者，⒈1万余字
9、《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公安法治研究（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省级理论刊物2002年4期，第二作者，0.8万字，本文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目录索引
10、《在押被告人立即释放问题研究》，《法学杂志》核心刊物2001年6期 第一作者，0.6万字，本文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目录索引
11、《海峡两岸国家赔偿法之比较》，《海峡两岸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二作者，0.8万字，全国发行
12、《刑事检察审判运作中若干妨碍司法公正问题及对策》，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第二作者，⒈1万余字，全国发行
13、、《刑事检察审判运作问题探析》，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省级理论刊物2001年1期，第二作者，⒈0万余字
14、、《刑事再审制度改进与完善探析》，《中国刑事法杂志》核心刊物2000年4期，第二作者，⒈7万余字，本文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0年9期全文转载15、、《西部大开发与我省教育的发展改革》，2000年9月全国副省级城市法学会第十三次法学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 第一作者，0.7万字，获得全国副省级城市法学会第十三次法学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16、《我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四川法学研究》省级理论刊物1999年1期 第一作者，⒈1万余字
17、、《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1999年4月全国副省级城市法学会第十二次法学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第一作者，1万字，本文（李志平）被成都市法学会推荐大会发言，并获得全国副省级城市法学会第十二次法学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18、《抗诉运作完善机制之法律思考》，《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核心期刊1万余字，独撰，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8年第5期全文转载，末文获四川教育学院科研成果二等奖。
19、《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运用中的问题及对策》，《企事业法律顾问》1996年第1期，（省级理论刊物）4千余字，独撰。
20、《论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学与实践》1995年第1期（省级理论刊物）1万2千余字，独撰。
21、《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控制探析》，《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权威核心期刊），1万余字，独撰。
22、《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企业的法律保护》，《企事业法律顾问》（省级理论刊物）1993年第2期，1万余字，独撰。本文获四川省企事业法律顾问研究会优秀论文奖。
23、《析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核心期刊）1万余字，独撰。
24、《关于行政诉讼法学科地位的思考》，《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省级理论刊物）1万余字，第二作者，本文获四川省诉讼法学研究会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
25、《刑事裁判文书改进探析》，《法学杂志》1993年第3期（核心期刊）7千余字，独撰。
26、《论侦查的法定概念》、《公安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核心期刊）1万余字，第二作者。
27、《以案讲法——一个专横无耻的女支书》、《文明》1986年第4期（省级刊物）1万余字，独撰
28、《近年来反诉制度研究的主要问题与观点》，《法学研究》（权威核心期刊）1986年第5期，1.5万字，第一作者
29、《对盗窃罪“数额较大”问题的看法》《福建司法》1984年第2期，3千余字，《省级理论刊物》，第一作者。
30、〈浅谈我国刑罚的特点〉1983年11月7日《福建法制报》2千余字，独撰
专著：
1，《刑事检察审判运作法治化问题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 独撰，15万字，全国发行
2，《刑事诉讼法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合著，撰写第30章，1·5万余字，全国发行
著作：
3、《行政诉讼法实用指南》，1991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撰写2章，3万余字，全省发行。
4、《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1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撰写“一国两制”专题，6千余字，全省发行。
5、《法学概论导读》，1993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编写4万余字。
6、《行政诉讼法学》，1994年7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撰写5、12、15章共7万余字，全国发行。本书获四川省法学会优秀学术著作三等奖。
7、《教育法规知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合著，撰写第9章3·7万余字全省发行
8、《行政诉讼法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版，合著，撰写第6、7、8章，7·2万余字，全国发行
9、《民事诉讼法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合著，撰写第9、10、15、16、21、22章，13·3万字，全国发行
10、《刑事诉讼法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合著，撰写第12、14、16、22章，8·8万余字，全国发行
11、《民事诉讼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合著，撰写第3、5、8、14章14·9万余字，全国发行 。

㈡ 王继军的学术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主要讲授经济法学、法学经典著作选读等课程。
已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新华文摘》、《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已出版《市场规制法研究》（独著）、《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与汪渊智等合著）、《新编经济法》（主编）等著作；
主持国家、省部级研究项目以及委托研究项目共11项。 1、矿产资源有偿取得法律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
2、论公法与私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3、社会安全与法律安全浅论，《山西政法》，2008年第8期；
4、研究性理念与法学本科教育的模式创新，《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5、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复健与发展，《三晋法学》2008年第3辑；
6、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问题的物权法考察，《三晋法学》2007年第2辑；
7、论中部崛起与竞争法律秩序，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
8、论公法私法的划分与区别，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9、物权法草案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违宪性辨析，《三晋法学》2006年第1辑
10、 公用企业改革与市场规制法，《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2、对新《对外贸易法》中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条款基本问题的思考《美中法律评论》2005年6期
13、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制环境建设，《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3期
14、新《对外贸易法》中关于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条款的规定，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规则解析，2004年8月
15、电信业反行政垄断的反思——从国际长途话费提高谈起，《生产力研究》，2004年1期。
16、高等法学教育现代化的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3期。
17、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3期。
18、锻造警察法学教育的学术界石——评陈晋胜教授的《警察法学概论》《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2期。
19、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5期。
20、试论地方大学法学教育模式，《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首届全国JM教育论坛论文汇编》，2002年4月。
21、晋商诚实信用法律文化特点研究，《理论探索》，2002年第4期
22、传统法律文化与山西票号的兴衰， 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2年11期（全文转载），《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3、试论商业秘密交存制度，《经济问题》，2002年第3期。
24、关于我国反垄断法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
25、对加入WTO后中国大陆经济法功能的再认识—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5期（全文转载），《法学家》，2001年第6期。
26、 公司董事表见代表制度之我见，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1年11期（全文转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3期。
27、对加入WTO后中国大陆经济法功能的再认识—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第7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2001.5.14
28、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 促进法学研究创新，《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9、论特别取回权—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新创设研究，《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
30、反经济垄断中的豁免问题研究—中国垄断性企业集团立法的合理性分析,《经济问题》,2000年第8期
31、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3期（全文转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32、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33、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1期（全文转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
34、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若干法律问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35、市场经济应是民主与法制经济，《新华文摘》，1998年6期（全文转载），《经济问题》1998年第1期。
36、邓小平法制思想论纲，《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7、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累积投票制度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8、不动产、企业集合财产转移占有担保债权研究，《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39、解决我国若干经济问题的法律对策，《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40、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反思，《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1、对我国刑法修改和解释的思考，《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6期（全文转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42、未构成犯罪的人在被关押期间逃跑是否构成逃脱罪，《中国法制报》，1984.9.21 1、《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 主编
2、《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 主编
3、《市场规制法研究》（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商法与经济法》（合著，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成果），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5、《新编经济法》（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1、市场规制法理论问题研究 高等学校校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O509030 2005.04
2、反行政垄断研究 山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53203 2005.06
3、市场规制法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01JA820022 2001.05-2005.07
4、山西法制环境建设研究 山西省教育厅A0401 2004.08-2005.12
5、山西企业竞争力培养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问题研究 山西省科技厅 031032-1 2003.07-2005.06
6、公用企业与市场规制法研究 山西省电力公司 0306025 2003.06-2005.06
7、民法、商法、经济法的功能、作用与相互关系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0bfx011 2000
8、山西地方经济立法及民主政治问题研究——山西企业竞争力培育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问题研究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03056 2003
9、太原市地方法规与城市竞争培育法律问题研究 太原市科技局 031108 2003
10、法学理论教学队伍建设问题与实践 山西省21世纪初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项目0205726 2002
11、山西市场经济法治环境研究 省市自治区教委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 99003 1999
12、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研究 山西省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9409 1994
13、山西市场经济法治对策研究 山西省社科规划项目 93051 1993
14、市场经济行政管理法律规范问题 山西省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9309 1993
15、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研究 山西省社科规划项目 93051 1993
16、市场规制法理论问题研究 高等学校校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0509030 2005
17、市场规制法研究 山西大学社科研究项目 0109031 2001
18、强化预算监督的有关法律问题 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0108059 2001
19、国有企业财产权制度研究 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9908026 1999
20、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 9808020 1998
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行政管理研究 山西大学社科研究项目9711002 1997
22、我国经济法若干理论问题探讨及对策 山西大学社科研究项目9109 1991 1、2006年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2004——2005年度先进社科工作者
2、2006年《市场规制法研究》一书荣获二00五年度“百部（篇）工程”一等奖
3、2005年山西省首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4、2005年“光荣从事律师工作二十周年”“光荣从事律师工作二十周年”荣誉称号
5、2005年山西省高校法学师资理论队伍建设问题与实践 山西省2005年优秀高教研究成果三等奖
6、2005年 尊老敬老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7、2005年为政之道 山西省社科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高峰论坛优秀论文奖
8、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优秀共产党员
9、2005年社会安全与法律安全—公安机关执法目标研究山西省公安机关执法能力建设理论研讨会特别奖
10、2004年《市场经济应是民主与法治经济》获山西省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一等奖
11、2003年《传统法律文化与山西票号的兴衰》获2002年度“百部（篇）工程”一等奖
12、2002年《对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法功能的再认识—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获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3、2002年《市场经济应是民主与法治经济》获第三届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
14、2001年《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法，培育高素质法律人才》获山西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 一等奖
15、2001年《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获山西省第三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16、奖2000年《对新世纪发展律师业的几点思考》获山西律师2000年大会一等奖
17、1999年《市场经济应是民主与法治经济》获1998年度“百部（篇）工程”优秀成果奖
18、1998年《关于中美瑞合资建立长治铝厂项目法律咨询意见书》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奖二等奖
19、1998年《关于中美瑞合资建立长治铝厂的法律咨询意见》（咨询报告）获山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二等奖
20、1997年《不动产、企业集合财产转移与有担保债权研究》获1996年度“百部（篇）工程”优秀成果 优秀成果奖
21、1997年《试论依法治省与山西市场经济法制对策》获山西省依法治省理论研讨会 一等奖
22、1995年《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反思》获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23、1994年《庭审制度改革研究》（研究报告）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推广应用奖二等奖
24、1993年《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反思》获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佳作

㈢ 当代中国为什么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法学概论第五章)

没有法治的国家是混乱的。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公平和公正的法律是必要前提。

㈣ 求!法学概论的论文

中国可否移植沉默权初探内容提要: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沉默权内涵的浅述，并联系我国具体的司法实际，阐述在我国设立沉默权的重要意义。
我们在看香港、欧美警匪片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当警察上前逮捕犯罪嫌疑时，一边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就是我们对沉默权制度最初也是最直观的一个认识。这套说词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即沉默权在西方国家司法实践的重要表现。本文试从中分析沉默权的内涵，论证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探讨在我国建立的问题。
一、沉默权的含义
沉默权有三层含义：1、不被强迫自证其罪；2、有权拒绝陈述；3、不因拒绝陈述而被作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具体来说，就是有关官员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任何强制（包括精神的、物理的）来逼迫其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依法可以对有关官员的提问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并且不会因此而受到追究，司法机关不能把沉默或拒绝回答问题作为其有罪的证据，以此来加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刑；在提问之前有关官员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的权利；如果违反这些规定而实施的一切行为和所获取的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有罪的证据。
二、我国司法实践情况及建立沉默权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目前仍未确立沉默权制度。当然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将当事人的口供摆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侦查技术不够先进，所以需要当事人的口供指引；另一方面，重视当事人的口供确实可以提高办案效率，更好地打击犯罪。但是，在忽视沉默权的中国，文明发展到现在，开始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越来越频繁见诸于报端的刑讯逼供。虽然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罪有明确的规定，但司法机关在其侦查、起诉甚至审判活动中，以刑讯逼供，特别是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对公民的任意传唤、拘传、羁押甚至超期羁押，以及对被限制自由的公民实施的非人道待遇等等现象也是常有所闻。刑讯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有罪推定思想和严重依赖口供的口供主义的影响。而法律规定“应当如实回答”又常常在道德观念上支持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各种压力甚至刑讯。其实，要有效地制止这种现象，要从许多方面入手，比如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在司法上，更要对这些刑讯逼供的证词采取根本的否决方式。因此，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确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经验表明，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刑事追诉的人与拥有特殊权力和专门技术手段的追诉官员相比，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再赋予追诉官员强迫其陈述的权力，被追诉者的其他权利就会因此而毫无保障，也容易助长追诉官员刑讯、威胁等非法行为。而赋予其沉默权，实际上是要增强其在刑事程序中与追诉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抑制追诉权滥用的意图。任何公民（包括无辜的人），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权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免受到国家强制的侵害，就更要在各方面加以有效的保护。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中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位置摆到与追诉机关平等的地位上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确立沉默权能有效防止冤狱的发生。由于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为追诉官员的取证增设了障碍，追诉官员就不得不放弃通过逼取认罪口供来获取有罪证据，他必须充分收集其他证据，这就为查明案件真实，防止冤错提供了保证。这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果冤狱太多，社会就难以长久稳定。
第三，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上的公平。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注重程序的正当与文明，强调尊重和保障受讯问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沉默权就是一个体现。从理论上讲，沉默权是同强调诉讼结构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的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强调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就不得对受追诉的人科以协助追诉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否则，就毫无公平可言。既然承认受追诉的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承认受追诉的人意志的独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辩护的权利，在不愿答辩时也就享有不做答辩、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权利，而不得违背其意志强迫其做出答辩。否则，受追诉的人就会成为不具有独立性的诉讼客体。既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视为无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为证实其有罪，就必须负有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而不能强迫他本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从证据理论上讲，沉默权规则也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在纠问式刑事程序中，自白被称为“证据之王”和“最佳证据”，在证据运用上强调“无供不录案”，自白的证据价值被片面夸大了。为获取作为最佳证据的自白，以便得以定案，导致了刑讯的合法化和。
法外刑讯的广泛适用。沉默权的诉讼理念却恰恰相反。承认沉默权，就表明了这种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获取认罪口供上面。正是基于这一点，并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在确认沉默权的程序中，均严厉禁止并在出现时坚决予以制裁一切违背供述人意志的强迫取证的方法。
三、在我国移植沉默权制度的一些探讨
（一）目前我国有无沉默权
沉默权在许多国家得到确立，那么正在走向法治化的我国是否确立了沉默权或者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的某些内容了呢？有人认为，我国法律规定了沉默权，理由是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所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也有人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制度，但已经蕴含在立法精神中，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辩解、辩护的权利，对某些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沉默权的身影。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还未确立沉默权制度，上述两种看法是对沉默权制度的误解。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沉默权内涵包括：1、不被强迫自证其罪；2、有权拒绝陈述；3、不因拒绝陈述而被作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再来看看我国的立法规定，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同时刑诉法第九十三条也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这与沉默权的第二层含义“有权拒绝陈述”相违背。
由此可见，我国立法并未确立沉默权制度，相反，我国实行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如实地交代了问题，就有可能得到从宽处理；相反，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拒不交代问题，对审讯人员的提问置之不理或进行翻供，那么在公诉人提起公诉时，必然会将这些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向法官一道阐述，法官也会根据“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予以判决，这就极有可能加重对犯罪嫌疑人的刑罚。这与沉默权的第三层含义“不因拒绝陈述而被作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相违背。综上所述，我国虽然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行法律也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广泛的权利，如自我辩解和辩护的权利，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自己作无罪、罪轻辩护的权利，这些规定符合沉默权的第一层含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但这些规定还是与沉默权制度有很大的距离。应该说，虽然我国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但隐约可以看到沉默权制度的一些身影。
（二）我国是否需确立沉默权
始于300多年前的沉默权制度，如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与沉默权制度本身符合人类保障人权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沉默权制度设立的合理性在于：
1、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是违反人性的，在封建社会，刑讯逼供是合法的，自证其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其最大的进步就在注重保护人权，提出“自由、平等、博爱? 、”三大口号，并用合理的法律制度否定了刑讯逼供等残暴、野蛮的方法，而沉默权制度正是由于其具有保护人权的本质特性而被立法者所采纳。
2、从诉讼结构上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实际上是赋予他们一个与司法机关相抗衡的权利，因为在诉讼中，被告人本身就处于劣势地位，个人是很难与整个侦查机关、整个国家相抗衡的，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许多个人所没有的职权，为了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同时也尽可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以便使诉讼结构更合理化。
3、从防范、抑制侦查中非法行为的角度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有着积极的预防作用。由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直接证据，而且它最有可能真实、全面、具体地展现案件事实，特别是在受贿案中，尤为突出。审讯人员为了获得口供，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常常遭受刑讯，甚至出现对犯罪嫌疑人逼供的现象。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就可以免除其回答的义务，刑讯逼供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4、从保护个人隐私的角度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那么对于司法人员提出的有关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就可以不予回答，可以更为有利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也规定了对于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往往侦查人员会以所提问题与案件有密切联系为由，来窥探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所以为了彻底保护个人隐私，有必要设立沉默权。
沉默权制度在理论上具有上述合理性，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许多国家确立了此制度。我国已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有义务在国内法上规定沉默权制度。我国目前推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建立类似英美国家的辩论式诉讼模式，而这种诉讼模式就需要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因此有学者提出沉默权也应该在我国找到其栖身之地。
当然，沉默权也不可避免的有其本身的弊端。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对沉默权的一系列制约措施。美国在刑法上首先规定，如实供述的被告人可以得到从轻处理；其次，陪审团强迫证人作证的权利和检察官强行搜查的权利给被告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上两点的结合是对沉默权最有力的制约。而英国也于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是否适用西方的沉默权制度，一直是中国法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能更好地认识这一制度的优劣，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沉默权的优势，有效地抑制它的缺点也成为了法学家探讨的问题。沉默权是文明发展、人权保障的重要标志，它可以更好地保护刑事诉讼被追诉人的利益，维护程序的合法。但同时，它也为侦查人员的办案设置了不少障碍，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规避处罚的方法。总之，当我们确立了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刑事诉讼理念后，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种理念能够在客观上贯穿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为了能够在刑事诉讼中，充分而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仅仅确认一些法治的理念是不够的，没有一些充分有效的程序性监督制约机制，即使法律明文规定沉默权，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也难以不开尊口。沉默权仍会像许多其他规定一样而流于形式。
四、结语
可以说，确立沉默权是司法制度进步的标志。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制度，“沉默权”在司法和审判的实践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也已日益完善，不少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实行这项制度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因为修改后的新刑诉法不但吸收了西方法律“无罪推定”的原则，而且规定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可提前介入。也许不久之后，沉默权作为证据立法中的重要内容会积极加入我国的刑事诉讼中。

㈤ 法学概论的作者简介

陈业宏，1963年生，湖北省武穴市人，法学博士、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法学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理事，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武汉市WTO事务委员会专家委员，湖北省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民商法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在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出版《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利用外资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及法律防范研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问题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高科技创业投资的促进与法律保障问题研究》等十多部学术专著，主编《新编国际经济法学》、《国际金融法》、《经济法学》等多部教材。获得“首届中国优秀法律图书奖”、中南六省区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三等奖、武汉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种奖项。另外，在《法学评论》、《法律科学》、《经济法制》、《法学杂志》、《江海学刊》、《江汉论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武汉大学学报》、《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科学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等20多种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其中有十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检察日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投资与证券》、《科技管理》等转载或复印。

㈥ 学习《法学概论》的现实意义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

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各族人民的目标是回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答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行法治，繁荣法学。概括地说，学习法学概论的意义有：

首先，有利于法制观念的树立。
其次，学好法学概论对确认和保护公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防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再次，学好法学概论对增强管理经济的自觉性、预见性和决定的科学性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法学中凝结了人们运用国家权力管理经济的经验和措施。
最后，法与政治、道德密切相连。学好法学概论对提高公民的政治觉悟、公民意识，培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和道德观念，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成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㈦ 陈光中的学术思想和理论

陈光中治学严谨，崇尚科学，倡导创新，注重务实。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密切注视国际研究动向和趋势，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著作35部、教材19本、论文220多篇），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诉讼价值观
陈光中认为诉讼法的价值可分为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在现代法治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相辅相成，不能有主次之分；应当承认，诉讼法的第一价值是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不能忽视其自身重要的独立价值。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机械的并重而是动态的并重。
（2）刑事诉讼目的观
陈光中主张法的权利本位观，刑事诉讼在总体上也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打击犯罪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权。但刑事诉讼直接的目的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内涵，狭义上应指诉讼参与人，特别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应当是保障的重点。我国传统上重打击轻保障，因此既要讲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又要重点突出保障人权。应当将“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条文。同时，他认为强调人权保障并不意味着放弃惩罚犯罪的价值追求，而是主张在加强人权保障的同时防止削弱打击犯罪，在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强化被害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
（3）刑事诉讼结构观
陈光中认为，科学而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才能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现代法治的刑事诉讼结构应贯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审判方居中裁判的原则。他主张，中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包括两个三角结构：一个是在审判阶段中，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大三角结构。另一个是审前阶段由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以及审批逮捕、审查起诉的中立裁决者组成的三方结构。
此外，他还认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这两种诉讼结构各有长短，两者适当结合最有利于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吸收西方两大诉讼结构的长处来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近似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应适当吸收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同时又不能完全照搬，应保持法官在庭审中有限的主动性。
（4）刑事诉讼效率观
在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上，陈光中主张“公正第一，兼顾效率”。他认为，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公正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查清案情，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以一种和平和非自助的方式解决国家与被告人、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当然，公正的优先地位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效率，不得不对公正的价值作出适当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不能过分，否则就会违反司法的基本要求。 （1）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真实观
陈光中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他不同意否定认识论对证据制度起指导作用的观点。他认为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达到诉讼客观真实，即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力求符合案件客观事实。他主张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由于诉讼证明的复杂性，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刑事证明不能只适用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而是要有层次性，如适用推定等，这样就必须适用法律真实原理。但是如果法律真实不与客观真实相结合，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主观主义。
（2）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事实时必须遵循的原则。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史，不应以欧洲大陆为中心，而应扩展至世界范围,将其分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证据裁判原则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根据。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可采性。定罪证明标准是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其中“事实清楚”是主观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是客观标准。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关键条件。但不能照搬西方对排除合理怀疑关于“接近确定性”或“95%”的解释。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应达到结论唯一性，以严防冤案的发生。
（3）刑事证明理论
陈光中主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在广义上，应当指公安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以及他们所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收集、运用证据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活动。对于证明责任问题，他主张对举证责任和职务证明责任进行区分，举证责任是指在法庭审理阶段，控辩双方对法庭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而职务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基于职责，在诉讼证明中所应达到的要求，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的处理性决定时必须具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它要解决的是国家专门机关在追究犯罪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系问题。
（4）刑事证据原则和规则的完善
陈光中主张为了实现证据制度上科学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根据国际人权的有关规定并参考外国的证据法，应当确立以下原则、规则：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作证特权，传闻证据规则等等。他力主疑罪从无，认为疑罪从轻实质上是有罪推定并且是产生冤假错案的重要成因。1996年刑诉法修改，增加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的重要规定，这与陈光中的努力有关。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陈光中主张建立相对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刑讯获取的口供一律排除，不具有证据效力；实物证据则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应采取裁量排除原则，即根据违法程度、案件的性质、公益的保护等因素综合加以酌量考虑，具有一定的弹性。在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上，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认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为非法取得并提出相关线索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合法取得，其证明标准为确实充分，至少要达到证据明显优势。 （1）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
陈光中认为，在当前，刑讯逼供是最大的程序不公，冤枉无辜是最大的实体不公。为了遏制刑讯逼供，陈光中主张，扩大刑讯手段的解释范围，即刑讯不仅指对肉体上的施加暴力，而且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实现看守所中立，并由其进行全程录像或者录音；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相对的沉默权。
（2）完善辩护制度
陈光中始终认为，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1955年他在《政法研究》上发表的处女作论文中就通过介绍苏联辩护制度主张在新中国建立辩护制度。后又在两次主编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以及发表的文章中，力主不断完善辩护制度。如主张律师在侦查阶段应当以辩护人的身份参加，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有权收集证据等。他是最早主张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应当全程实行法律援助制度。
（3）强化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陈光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应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在上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他主张在加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扩大被害人的权利。经立法部门和学者的共同努力，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列为当事人之一，赋予了他申请回避权和要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从而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当前他又主张制定新法，创建被害人救助制度。
（4）腐败犯罪案件侦查手段的完善
陈光中认为，在我国的腐败犯罪案件侦查中，检察机关取证能力较为有限，难以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在腐败犯罪案件侦查中可以使用控制下交付、特工行动和电子或者其他监听形式等特殊侦查手段。但我国1996年刑诉法对这些手段均没有作任何规定。因此他建议，修改刑诉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反腐败侦查部门有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2012年刑诉法再次修改时吸收了此建议，将特殊侦查手段纳入刑事诉讼法规制范围之内。同时，他特别强调，在强化犯罪侦查能力的同时，加强对检察机关权力的制约也非常必要。
（5）二审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陈光中认为，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权利救济和保障公正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1996年刑诉法修改对二审审判改革力度明显不够。为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功能，刑诉法再修改应当坚持全面审查原则、扩大开庭审理的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改革发回重审制度、创建当事人和解制度。惟有如此,刑事二审程序才能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
（6）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陈光中认为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死刑复核程序是最后一道把关的程序，应当向诉讼化方向进一步完善：第一，法官应当讯问被告人；第二，必须有辩护人参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聘请辩护律师的，应当指派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参加。第三，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重要证据要认真细致地核实，必要时可以到当地召开不公开的听审会，通知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到场，对证人、鉴定人等言词证据来源加以质证，以便更有效地判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以上部分主张被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采纳。
（7）再审程序的改造
陈光中认为，我国传统观念上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单纯追求实体公正，具有片面性。现代化的再审程序必须把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一事不再理）规则、程序安定性与纠正错判结合起来，区别有利于被判决人和不利于被判决人两种情况做不同处理。他认为在再审理念上不能只强调程序终局性而不注意纠正生效裁判实体错误，特别是对无罪错判有罪的已生效裁判任何时候都应当允许申诉，在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后，必须加以改判平反，还无辜者以清白。
（8）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
陈光中认为原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被追诉人的特点关注和权利保障很不够，主张再修改时应专章设立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规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确立全面调查、分案处理和办案人员专业化的制度；实行指定辩护制度，提高逮捕标准，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并率先提出增设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以上主张大多被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9）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陈光中认为，近些年来，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理念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实务部门通过开展试点，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能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有利于提升被害人的程序性主体地位并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和解应当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同时还应加以规范，使其发挥最大功能，将弊端减少到最低限度。如防止被害人漫天要价以及放纵犯罪或者处罚过轻现象。
（10）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光中教授就率先关注和倡导建立中国的刑事赔偿制度。他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尽快建立刑事赔偿制度，以使宪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具体化，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他建议，享有刑事赔偿请求权的条件，应当包括错误羁押和错判，错判以无罪枉判为限。关于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他认为，我国确立刑事赔偿制度时应当以赔偿经济损失为主，赔偿金应当由国库支付。他还建议，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挟嫌报复、玩忽职守，造成错误羁押，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除了应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些建议，后来大多被1994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所吸收。十多年后，根据法治建设发展，立法机关启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陈光中积极参加修改座谈会，还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对如何改革刑事赔偿制度提出系统建议，其中不少主张为2010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所吸收。 （1）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
在联合国司法准则问题的研究上，陈光中率先敏锐地认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其研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1998年，陈光中与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国际中心合作推出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一书，是国内最早专门探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在中国的实施问题的专著。他认为，联合国人权准则是从人类社会共同的要求中概括出来的准则，我们应当予以尊重。对于我国已经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则应当认真、严格地予以遵守，不宜与之发生明显的不协调的现象。他认为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在保护人权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条件，努力使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内容在我国能真正得以实现，必要时还要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与国际条约相接轨。
2002年，陈光中主持起草了《关于我国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建议书》，并公开发表在《政法论坛》杂志上，他希望通过该建议书促进我国早日批准和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促使我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改善，促进我国的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对于我国批准和实施该公约的条件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基本具备批准和实施公约的条件。对于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协调问题，他认为，我国宪法没有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将来应当对该问题在法律上加以明确，确立优先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对于该公约条款的保留问题，陈光中建议，在批准公约时尽量不保留，把保留和声明的条款减少到最低限度。关于该公约的批准时间问题，他建议，我们应当积极创制条件，认真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以争取尽快批准公约。
（2）对外国法制经验的借鉴
早在1988年，陈光中主编了《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一书，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外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专著。在对待外国法治的态度上，陈光中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法治的一些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性予以否定，应当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特别是从“二战”结束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和发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向。这些规律和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2004年，陈光中教授又主编出版了《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立法的最新变革动向以及联合国有关刑事诉讼的条约，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及探讨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提供重要资讯。但是，陈光中教授从来不盲目相信西方的制度，认为，对外国法的移植和吸收，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 1. 《刑事证据制度理论》（合著），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2.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第一作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
3. 《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4. 《律师学教程》（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中国法律教程》（主编），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6. 《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华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第一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9年再版。
9. 《联合国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第一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
11.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3. 《审判公正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 《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8. 《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修订版）》（副主编，并任其中的“刑事诉讼法”、“司法组织”学科主编），中国网络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
19. 《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路径》（第一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 《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第一作者），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 《陈光中法学文选外文卷“Chen Guangzhong：Selected Works on Law”》，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 《陈光中法学文选》（三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 《中国刑事二审程序改革之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6. 《刑事诉讼法》（第五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7. 《法学概论》（第五版）（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103年版。
28. 《证据法学（修订版）》（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9. 《论检察》（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
3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 《苏联的辩护制度》，载《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
2. 《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分类与间接证据的几个问题》（合作），载《政法研究》1956年第2期。
3. 《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简述》，载《政法研究》1963年第4期。
4. 《略论封建法制》，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1期。
5. 《试论我国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6. 《应当批判地继承无罪推定原则》，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
7. 《中国古代的上诉、复审和复核制度》，载《法学评论》1983年第3、4期合刊。
8. 《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赴日本考察报告》（合作），载《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
9.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刍议》（合作），载《中国法学》1987年第1期。
10. 《关于检察制度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几个问题》，载《浙江法学》1987年第3期。
11. 《外国刑事诉讼法程序的近期发展趋势》，载《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12.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形成和特征》，载《中国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1卷），日本成文堂1989年 版。
13. 《关于中国的判例制度研究》，载《立命馆法律评论》（日本）1989年第4期。
14. 《处理两岸间刑事法律之我见》，载曾宪义等：《大陆法律学者论“海峡两岸关系暂行条例”》，台湾蔚里 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问题新探》（合作），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6. 《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起诉制度》，载《中国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2卷），日本成文堂1991年 版。
17. 《中国大陆的法学教育》，载《中国法制比较研究论文集》（台北）1992年。
18. 《关于反贪污贿赂立法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合作），载《立命馆法律评论》（日本）1993年第8 期。
19.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与审判结构之探讨》，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20. 《世界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展望（要点）》，载《93’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1994年1月。
21.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展望》（合作），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法国·法文）1995年。
22. 《孙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法制思想》，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23.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24. 《刑事诉讼法修改刍议》（合作），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5期。
25.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现况及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律》（香港）1996年第1期。
26. 《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
27. 《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体会》，载 《政法论坛》1996年第6期。
28. 《中国刑事诉讼法之改革》，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法国·法文）1998年。
29. 《刑事法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30. 《刑事诉讼法学二十年》，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31.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
32. 《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并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合作），载《中国法学》 2001年第1期。
33. 《论刑事诉讼中的“中立”理念》（合作），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34. 《追求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评》（合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 第1期。
35. 《中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合作），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36. 《关于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合作），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12期。
37. 《刑诉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理之修改》，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3期。
38. 《改革、完善刑事证据法若干问题之思考》，载《证据法论丛》（第8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 版。
39.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澳门检察》2004年第5期。
40. 《试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合作），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41.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合作），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42.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43. 《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4. 《附条件不起诉：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合作），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
45. 《司法、司法机关的中国式解读》（合作），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
46. 《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合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7.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之展望》，载《法学》2008年第6期。
48.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诉讼法学》（合作），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
49. 《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改革》（合作），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50. 《刑事诉讼立法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51. 《建国初期司法改革运动评说》（合作），载《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论文集》2009年4月。
5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合作），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5期。
53.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合作），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54. 《再谈刑事和解》，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55. 《中国语境下的证明责任问题探讨》（合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56. 《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之探讨——以两院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之公布为视角》，载 《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57. 《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合作），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
58.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视野下的二审程序改革》（合作），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59. 《我国公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合作），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60.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合作），载《法学》2011 年第9期。
61. 《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思考》（合作），载《法学》2012年第11期。 62.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63.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载《澳门研究》2013年第1期。
64. 《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合作），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65.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作），载《诉讼法学研究》（第十八卷）2013年9月。
66.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
67.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之探讨》（合作），载《中国法律》2013年第5期。
68. 《严防冤案若干问题思考》（合作），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
69. 《应当如何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期。
70.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期。

㈧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及解决对策，急！论述题，法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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