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人格权立法

㈠ 吴汉东的学术观点

综述
经过二十多年的学术探索与追求，吴汉东教授在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领域均作了诸多开拓性的研究，在不少问题上为后来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开拓了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无形财产权理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学术前沿。
知识产权基础理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识产权理论范畴，对知识产权基础理论进行体系化研究，其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一）知识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
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财产所有权的最根本的区别。对于这一新型权利，在理论上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学说加以阐释，在立法上，也不能简单搬用有形财产的权利保护方法。基于平等精神，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在原始取得、继受取得及国民待遇方面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制度。此外，吴汉东教授倡导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建立知识产品范畴，以概括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各类权利客体。同时，他对前苏联法学家将此类客体统称为“创作活动的成果”与我国法学家关于“智力成果”的传统说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以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的学说为基础，对知识产品的概念、特征与分类进行了描述、说明与概括，认为其种类主要有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与经营性资信。
（二）知识产权的法律定位
吴汉东教授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了细致的定位分析，探讨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认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结果，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通过对各国立法体例的考察，他认为在立法史上，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没有知识产权编，凡是规定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他指出，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考虑到现代知识产权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规范内容以及其权利范畴不断变动、发展的状况，因此该类制度可单行立法，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而不必整体纳入民法典。吴教授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
（三）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
关于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及相关著述，多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一体两权，即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属性；90年代的知识产权学说，一般从民事权利体系出发，将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对其作出无形财产权的定性分析。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这种认知仍是不完整的。吴汉东教授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宣言》为依据，以经典学说观点为参照，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这种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次是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活动所带来利益的权利。吴教授认为这一规定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均衡保护思想，即知识财产独占权的保护与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它们构成了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完整内容。
吴教授主张，私权与人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就人权体系而言，私人财产权即是人权的基础性权利；就知识产权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权属性，同时又直接构成基本人权的内容。在私权与人权的统一范畴中理性把握与认知知识产权，有助于全面考察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
无形财产权理论
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下，非物质财富成为社会重要的财产类型，非物质财产的法律制度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撰文提出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在《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 无形财产权基础理论
财产是民事权利的重要客体，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基础，吴汉东教授认真考察了财产制度从古罗马到现代的萌生及发展变革的过程，着重探讨了当代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四大发展和变化：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新型知识财产陆续出现；经营标记的财产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纳入知识产权体系。
物、财产以至无形财产在我国法学及经济学著述中被经常使用,且多在转换意义中使用,因此,学者们多存歧义。吴汉东教授就财产与物这对术语作了仔细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内涵上（即权利的对象性），财产与物具有客体的同样意义；而在外延上（即客体的指向范围），财产与物所包容的要素并不是等同的；物为一切财产关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之客体，因此对物的概念不宜作过于狭义的解释。吴汉东教授并不赞同将智力创造性成果概称为无体物，剖析了作为客体的财产权利是一种制度产品，而作为客体的智力成果是一种精神产品。在对知识财产、无形财产与知识产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品不仅概括了知识形态产品的本质涵义，明显地表现出客体的非物质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属性和财产性质，因而应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表述为知识产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
作为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无形财产权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的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因而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理论加以阐释。吴汉东教授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对无形财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体的非物质是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传统意义的所有权的最根本区别。他概括了无形财产主体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征：一是无形产权的原始取得，从创造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无形财产权的继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无形财产权制度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主要奉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以有别于一般财产权法所采取的“有限制国民待遇原则”。
通过对无形财产权的利用、限制、保护、管理、经济分析以及它与反不正当竞争之间的关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吴教授成功地构筑起无形财产权的基础理论体系。
（二） 无形财产权具体制度
吴汉东教授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副实。从权利本源来看,主要发生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从权利对象来看,则由创造性知识及商业性标记、信誉所构成。因此,“知识产权”一词在众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由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财产越来越多地变为“无形的”和“非物质的”，因而应当对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财产或财产权利的权利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有鉴于此，吴教授主张，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经营标记形态、商业资信形态）所产生的权利。具体包括：
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
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形象权、商誉权、信用权、特许经营权。商业人格利益泛指经营领域中诸如商誉、信用、形象等各种资信。资信类财产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体，其无体性指向的是一种商业人格利益。这种商业人格利益在产权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被赋予无形财产权基本品格。
吴教授对商誉权、信用权和形象权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由此所生之权利当为财产权。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又具有非确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时间性、非恒定的专有性等显著特征，并建议在我国民法中规定商誉权为一项独立的知识产权，并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即直接确认商誉权及其侵权责任；吴教授通过信用制度的历史考察，从经济学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语义，并将其界定为偿债能力的社会评价，他认为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信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信利益，是一种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相区别的无形财产权，并建议在民事立法中确认信用权的独立地位。吴教授关注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知识形象的某些特征具有“第二次开发利用”的价值。这种利用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该形象的知名度与创造性本身，而在于该形象与特定商品的结合而对消费者带来的良好影响，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私权形态，它已不是人格意义上的一般形象权，而是具有财产价值的（商品化）形象权。形象权与知识产权关联性极大，但真实形象不是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虚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专利权、商标权的保护条件，形象权是一项独立的无形财产权。
财产权体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权类型不断涌现，旧的财产权制度渐次嬗变，从而对传统的私法制度带来重大的冲击，也给民法学界如何重新构建财产权体系提供了认真反思的空间。吴汉东教授在总结无形财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主张对当代财产权体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财产权类型扩张与制度变革
财产权、人身权的两分法以及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是传统财产制度体系构建的基本范畴。吴汉东教授精辟地指出，尽管财产权的基本分类与体系构建的一般理论有着其合理意义，但也不能将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应当适应财产权类型扩张的时代需求，对财产权制度进行创新与变革。
他关注到由于所有权各项权能的分离,产生了与所有权迥异的财产权――股权与信托权；考察了在客体物利用途径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他物权制度得以重新规制,出现了环境物权、区分地上权和空间役权等等新型用益物权；把握到债权的“物权化”与“证券化”使得物权与债权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赁权与票据权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属性;分析了知识形态的各种新财产不断涌现,从而导致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充;探讨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业人格利益的逐渐演变,从而在现代法的框架下构建了与传统人格权有别的商事人格权。
（二）财产权体系的理论建构
吴教授认为，在进行财产权的法律构造时，既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注重内在逻辑的联结关系，即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构建财产权体系时可以遵循大陆法系的传统，继续采用物权、债权的称谓，但不必坚执所有权绝对中心的理念，也无须恪守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现代的财产权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多元的权利范畴。
他主张，我国的财产权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形财产权制度、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形财产权制度、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制度。在有形财产权范畴中，除所有权外，还应包括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空间利用权、典权、居住权、相邻权以及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在无形财产权范畴中，除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外，还应包括商誉权、信用权、形象权、特许经营权等非物质性权利。其他财产权包括债权、继承权以及一些具有独立意义的财产权，如股权、信托权、票据权利等。该类权利有些是请求性财产权，有些则是兼具物权、债权属性的特别财产权。
（三）财产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
自罗马法以来，经过众多立法者和法学家的培育，财产权制度已经形成成熟的概念构成，并产生了具有不同风格的制度体系。吴教授认为，我国的财产权立法，必须采取融经验与理论于一体的建构方法，遵循严格的逻辑概念与体系要求，将各类财产权制度整合于民法典的框架中。
大陆法系有两种民法典编撰模式，即法学阶梯式与潘德克吞式，它们关于财产权体系的构建，在19世纪的范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经典的表现，但是，它们各有其弊端。吴教授认为，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可以考虑借鉴20世纪的范式民法典——荷兰新民法典的做法，设置一个财产法或财产权总则。他主张首先应当对财产进行定义，为建构开放的财产权体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构成；其次，规定“物权一般规则”，以抽象、概括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共同适用的总则规范；第三，规定“债权一般规则”，以统领单独设编的合同法和侵权法，并涵盖不能另行归类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四，规定“知识产权一般规则”，既解决知识产权制度“入典”的问题，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别法的单行体例。吴教授认为，到目前为止，民法典不专编系统规定知识产权，已为多数学者为共识。知识产权制度虽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规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后规定其他财产权，以包容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继承权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财产权利。
知识产权的发展战略
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吴汉东教授就审时度势地指出知识产权战略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实施市场竞争的战略重点，是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战略举措，成为当时最早提出战略的学者之一。新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新技术革命的产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现，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指出知识产权法应当不断修改完善，顺应历史潮流，逐渐步入国际化、现代化与法典化的战略发展道路。
吴汉东教授指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特征表现了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则在全球范围的普适性。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并不等于在保护内容、保护标准、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规范的统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各国立法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得低于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这即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的一般要求。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规定不同的战略措施；既要考虑现实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国际公约规定，保护外国的高新技术，也要推动国际合作，保护本国的传统知识。
他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特征，表现这一制度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互创新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国家间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保持其时代先进性，即通过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去推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还应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基于各国立法例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以及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定位的认识，吴教授认为，无论何时采取何种途径，法典化将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必由之路。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吴汉东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率先对著作权领域的重大难题——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统、具体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学界首位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他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法历史学、法哲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宪法学等研究方法，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兼顾了实践性的应对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得到学界的高度称誉。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学科研究
追求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一直是吴汉东教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学术要求。他从其发展历史的探索、哲学基石的构建、经济品性的透视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论框架，动态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内容，全景地体现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学科研究轨迹。
吴教授认真发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创设的立法动因——平衡精神，探讨了该制度从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创制历史；将价值法学理论首次导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赋予其哲学意义；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价值——“理性的公平正义原则”，指出该原则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诸原则构成，并且得出了结论：“合理使用的价值目标，在于协调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文化、科学事业发展”；将经济分析纳入著作权研究也是吴教授研究方法创新的大胆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领域，效益价值与正义价值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信息——公共产品理论表明，著作权的设定使得信息的产生者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成本补偿；而根据不相容使用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构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于合理划分创作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区域，减少额外交易成本，实现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时，吴教授采用帕累托标准、市场均衡状态、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论，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诸规则即正当使用、公平诚信使用、有限使用规则的经济品格。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学研究
吴教授开拓性地将宪法学探讨导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合理使用与公民宪法权利紧密关联，是公众利用作品进行信息交流与传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实现表现自由权利的基本条件。他发现，西方国家在相关问题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对新闻作品进行有限的权利保护，从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滞；二是赋予合理使用以准宪法权利的意义，对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权益以优先保护。通过探讨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础，也凸现出吴教授对该问题研究的崭新视角。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合理使用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吴教授在内涵上准确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对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断标准的悉心研究，进一步为合理使用制度的确立和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标准，从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这一最为艰深的难题的基本解决途径。此外，吴教授还前瞻性地探讨了现代传播技术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影响，具有理论开拓意义和实用参考价值。

㈡ 求法学人格权论文

参考：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

姓 名：聂 胜
学 号：
分 校：
年 级：
指导教师：
写作时间：

论 文 摘 要

隐私权与言论自由在构造完整的人格权方面具有某些相同的功能，然而在实践中二者更多地表现为冲突的一面。为了协调好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必须在总结我国现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他国先进做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本文着重探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有关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的立法和实践，并在分析我国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 隐私权 言论自由 人格权

目 录

一、论文摘要………………………………………………………………………1
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2
三、我国现有有关立法和实践……………………………………………………3
四、关于完善我国有关立法的建议………………………………………………3
1、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3
2、把言论自由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4
3、详细界定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4
4、应列举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具体情形……………5
5、应对特殊人员的隐私权作特殊的保护……………………………………6
6、应对特殊职业人群和组织的言论自由权进行详细规定…………………6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

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是人格权密切相关的两种重要的精神权利，在构造完整的人格权方面共同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权利常发生冲突，如何协调这两种权利呢?
—、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则是人们自由发表言论和传递信息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实现人格权这一基本价值，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以人格关系上所体现的与其自身不可分离的利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人格尊严与人格平等是人格权的基本内核。要实现完整的人格权，既要保护人的身体、思想、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又要保护隐私不受侵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何来人格自由?如果个人的隐私不受法律的保护，又何谈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呢?言论自由和隐私权本身是人格权的应有内涵，二者缺一不可。
然而，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之间却存在着固有矛盾。这是因为隐私权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生活的秘密，防止任何入侵犯；而言论自由权的目的则在于维护公民“说”和“知”的权利，依法议论和获取信息，满足其“评说”的需要。公民一方面希望知道和评论更多别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让别人知道。于是，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法律协调其关系。
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公民对政府的知政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二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三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冲突将愈来愈多。
其一，高科技的发展引发隐私权危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播手段日益现代化，世界越来越小，人类收集、挑选、发送和公布个人隐私的手段和效率产生巨大变化。人们可以用多种手段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窥探他人隐私，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广污应用，个人隐私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大大提高。
其二，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与个人保护隐私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是巨大的财富，很多人想方设法取得更多的信息，以便在商业社会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另一方面，人的本性要求自己一些东西不想让他人知道。
二、我国现有有关立法和实践。
关于言论自由权，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商业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部门法中对公民言论自由权也有规定。
关于隐私权，《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在处理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关系问题上，我国一贯坚持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公民个人隐私的利益，使罪犯定罪伏法的社会利益高于被告的个人隐私利益。如公安执法部门在执行任务时可依法对公民人身及住宅进行检查，被检查人不得以保护隐私权为借口而拒绝接受检查。
三、关于完善我国有关立法的建议。
为了协调好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必须在总结我国现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他国先进做法，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
1、把言论自由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
目前我国有关言论自由的立法基本上仅把其作为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加以确认，尚未把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民法中加以规定，而且相关内容十分笼统，缺乏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当公民的言论自由被侵犯时，其不能援引相关的法律进行诉讼，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此，我国立法应在规定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把它作为一项人格权加以保护，还应制定配套的法律对公民的言论自权进行具体的保护。
2、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通常用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方式对公民的隐私权实行间接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缺乏独立性，当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而尚不构成名誉侵害时，受害方便无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隐私，致使隐私权在我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成为“纸上的权利”。另外，我国隐私权的立法十分散乱，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都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都缺乏操作性。以上情况的存在，使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既觉得无法可依，又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我们认为，要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民法中加以规定，使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起到主心骨的作用。
3、详细界定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
要明确划分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界限，就必须正确处理两个方面的问题，即隐私的概念，范围和言论自由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标准是什么?
一般认为，隐私是涉及到公民个人生活秘密，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又与社会公众生活或公共利益无关的那部分个人信息。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隐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隐私应该是合法的。犯罪分子的违法活动不属于隐私范围，他们不能以保护隐私权为由而拒绝提供有关犯罪的证据，新闻机构、新闻记者对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报道不属于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范畴。第二，隐私应与社会公众生活、公共利益无关。如果公民的个人生活涉及到公众利益时，就应该让位于公共利益。第三，隐私权的客体包括：(1)身体秘密，指身体隐秘部位即生殖器官和性感器官、身高、体重、健康状况、身体缺陷等；(2)私人空间，即个人住宅及周围居住环境、私人专用箱包、日记等；(3)个人事实，指个人生活经历、生活习惯、性格爱好、社会关系、学历、婚姻状况、家庭住址、电话、收入情况等；(4)私人生活，指一切与社会无关的个人生活，如日常生活、社交和性生活等。
关于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个意见书中关于言论自由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以口头、书面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第二，这种行为要造成一定影响。这种规定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未穷尽以言论自由为名侵百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因为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并不一定要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也可以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如某人获取他人的隐私后并未公开，也可能导致相关人心灵的不安，从而造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而对于以不公开的方式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何处置，我国法律缺乏相应的规定。二是“造成一定影响”这句话的词义十分模糊，难以判断，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才算侵权呢?因此，在我国今后的立法中，对侵犯隐私权的标准应作一定的修改，这个标准应着眼于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否使公民产生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是否使个人的心灵安宁受到破坏，而不是着眼于“以口头、书面形式宣扬他人隐私”并造成一定影响。
4、应列举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具体情形。
隐私权有时也应让位于他人的言论自由权，但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呢?我们认为，应包含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这种同意包括是否公开自己的隐私及在什么范围内公开自己的隐私。如病人到医院看病，就是同意看病医生知道自己的隐私，医生可以对患者的病史、病状、生活习惯进行询问，可以对患者进行必要的人身检查，包括隐私部位的检查，对患者唾液、血液、胆汁、排泄物等体液进行常规检验等，可以就这些隐私问题在医生内部讨论，但不得将此隐私泄露传播出去；新闻记者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采访、报道当事人的隐私情况；律师经当事人的同意，也可以调查、翻阅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的私人材料。第二，在一些特殊的工作中，当事人应配合工作人员的工作，工作人员在工作范围内也有权对当事人的私人材料进行询问与调查。因国家安全、集体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律程序对公民的通信、住宅、人身等进行检查。
我国法律虽然对这些内容有所涉及，但规定得不够详细，且比较零乱。我们建议， 相关法律应详细列举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除此之外， 还应对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隐私的界线或范围作明确的规定。
5、应对特殊人员的隐私权作特殊的保护
政府工作人员、知名人士、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一般 人不一样，因此他们个人生活的公开程度比一般人要高，在隐私权的保护方面应采取有别于一般人的标准，适当地放宽他们隐私的公开程度。某些特定的事情对普通人来说是私事，而对我们所说的公众人物来说则不是。如年龄、学历、经历、健康状况、财务来源对于普通人来说纯属个人私事，但对国家公务员来说，则是公事，因为这些是公众对之能否履行职责进行评价的依据，也是在政府官员被选举时选民应知悉的重要信息，并且政府官员所丧失的隐私利益可以从其特殊身份、地位、政绩及公众的信任中获得补偿，而这是一个普通人所不能享有或获得的利益。但这种限制应是合理的、有限度的，对于官员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粹的个人生活，应根据隐私权加以保护，同时，对其他社会公众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等)的隐私权也应予以限制，因为他 们作为知名人士，能从社会获得普通人无法获得的物质利益与精神满足感，但由于标准把握不好，明星告记者，明星告新闻机构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在这一领域里，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对社会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明确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公开到什幺程度，公开到什么范围。
与此相反，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的保护应更为严格，我国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42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也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规定不具体，司法力度不够。
6、应对特殊职业人群和组织的言论自由权进行详细规定。
特殊职业人群，如医生、律师、公证人、注册会计师、新闻工作者等；特殊组织，如商业银行、证券机构、网络经营者、超市等，这些主体比普通公民更容易获得或收集他人隐私材料，对所接触、收集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因此，我国法律应详细规定这些主体什么情况下可以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或不能获取、传播、宣扬议论他人的隐私。

参考资料：
(1) 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 王小能、赵英敏：《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载《中外法学》。
(3) 郭卫华等：《网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 戴学正等编：中外宪法选编(下册)，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
(5) 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和编：《人格权与新闻自由权》，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㈢ 百度提问制定我国侵权行为是否可以鉴定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是侵权行为法在民法体系中是有相对独立性

权行为法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亦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侵权行为发展趋势可以折射出民众权利理念的勃兴。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利明教授提出——

■趋势一：侵权行为法保护对象扩大——从主要保护物权向保护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扩张。

侵权法最早的形态是同态复仇，此后随着人类文明的逐渐进步，变为对物权、财产权的损害赔偿。但是随着知识产权、人格权的发展，侵权法保障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物权，还包括知识产权和人格权。由于知识产权多是通过专门的知识产权法进行调整，因而在民法典中对侵权行为直接调整涉及比较多的是人格权的问题。

王利明提出，人格权和侵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人格权最初的发展是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以后才逐渐发展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具体人格权，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许多学者认为《民法通则》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当出现新的人格利益时，没有办法保护。例如，《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我国又没有一般人格权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对侵犯隐私权类推适用名誉权的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人格权的内容比较复杂，对于民法典中究竟要列举式规定具体人格权，还是同时规定一般人格权，也存有争议。王利明认为，一般人格权主要是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方面的权利。如果民法典中规定了一般人格权，则对司法实践中的许多争议，如性骚扰案件是否应适用侵犯贞操权的争议，就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的规则得到解决。

王利明主张，在具体人格权中，首先，生命健康权应作为第一位进行规定。有人认为生命健康权是刑法保护的利益，民法不能保护，因为生命健康权受到损害，生命不再存在，则当事人就不能主张权利了，因而这样规定没有意义。王利明认为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在民法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在民法上宣示生命的利益就是最高的利益，就是最高法益，任何利益与生命利益冲突，首要保护生命利益。例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可以规定行人违章撞了白撞，这在经济学家看来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在法律上却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对生命权利的漠视。同样，在交通肇事造成行人死亡的赔偿上，也应按照生命是最高的法律保护价值，实行严格责任，甚至比严格责任更进一步，即不管受害人有没有过错，都要赔偿。当然，可以按照受害人过错的程度减轻责任人的责任，但是不能免除责任。

此外，还应规定在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允许其近亲属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对近亲属有没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权的问题，因《民法通则》没有规定而存有争议。王利明认为，精神损害主要是精神的痛苦，应该包括不安和焦躁。没有什么痛苦能比父母失去子女的痛苦更为痛苦，既然对名誉的损害能够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生命健康权的损害更应该可以。

其次，具体人格权中应规定隐私权。有学者将现代社会的特点概括为对政府越来越要求公开透明，对个人隐私越来越要求保护。高科技发展的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对个人隐私的侵害，如互联网上对隐私的侵害是最大的问题。

对此王利明认为，隐私权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民法典不仅要规定，而且要扩张规定的范围。隐私权的内容一是保护个人秘密，这是其基本含义；二是自然人生活安宁的要求，如垃圾邮件、电话骚扰、侦探跟踪等，都对个人生活安宁造成侵害，其他国家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三是自然人住宅空间的自由。英美法中规定侵害住宅安宁，任何人可以行使驱逐的权利，但是如何补救是非常困难的。假如屋主因行为人非法侵入感到害怕，按照财产权的损害赔偿是比较困难的。由此产生了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如果行使驱逐权，对财产权的保护是实现了，但是对人身权的保护还需要通过隐私权的方式来实现。

此外，还要规定自然人通讯秘密不受侵害，包括禁止非法进入私人电子信箱，禁止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等等。

最后，民法典还应规定信用权等商事人格权。人格权的商品化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格权可以基于商业目的使用，使人格权和财产权结合，英美法国家也称为商事人格权，在人格权遭到侵害后用财产利益来计算损害。

人格权作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纳入侵权行为法后在人格权遭受侵害时，如果与物权的保护发生冲突时，法律上应该如何解决，这也是民法学面临的重大课题。王利明认为，一言以概之，人格权比财产权更为重要，应受到首要保护。

■趋势二：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传统上认为债的发生原因多样，侵权之债只是其中一种。传统民法将侵权之债规定在债法中，这是罗马法以来的惯例。但是随着人格权的发展，对这种规定模式造成了冲击。王利明认为，在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单纯地适用损害赔偿制度是不够的，必须要采用多种救济方式。特别是在某些人格权受到损害的时候，损害赔偿并不是最重要的救济方式。如名誉权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最需要的是恢复名誉，而不是损害赔偿，只有恢复名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侵权影响。除此之外，受害人可能不一定要求损害赔偿，而要求赔礼道歉。此外，还有停止侵害等责任形式，都应当由受害人选择。

侵权行为补救形式出现多样化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侵害的责任形式不限于损害赔偿，则侵权之债是否还是一种单纯的债？损害赔偿是一种债，但是赔礼道歉、停止侵害并不是债，这就要求侵权法应该从债法中独立出来。

王利明认为，考察世界各国侵权法立法，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侵权法也逐渐从债法中独立出来，与物权法并列，凸显出侵权法的重要性。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较高的社会，所有危险都需要通过侵权法来救济，这也是侵权法为什么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因此，民法典制定中对侵权法是否独立成编虽然存在争议，但如果突破德国、日本民法典现有体系束缚，把侵权法独立出来，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的实际要求，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制度的进步。侵权法的制定，从保护人权角度来看是重要的。因此，草案中采纳了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体系。

■趋势三：侵权行为法保护范围扩张——从保护权利向保护利益的方向发展

过去一般认为侵权就是侵犯权利，需要受害人证明是否权利受到侵害。这种观念在现代侵权法发展过程中有所突破，因为现代侵权法不仅包含了权利，而且包含很多权利以外的利益。

王利明指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对侵权定义非常富有弹性，当时人们认为比较模糊，但是现在看来比较科学，因为该侵权定义包括侵害财产、人身的权利及利益。

实践中法官根据该条可以保护很多利益。比如说开追悼会时火葬场把骨灰拿错了，死者亲属起诉到法院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又如，装修工人在装修房中自杀，房主起诉装修公司也可获得赔偿。这些案例中，虽然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财产权和人格权没有受到损害，但确实存在当事人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而理应获得赔偿。

但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在学理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侵权法保护范围扩张到利益之后，需要界定受到侵权法保护的利益范围，即是否对任何利益都可以保护？

王利明认为，首先，必须区分宪法上的权利和利益与民法上的权利和利益。宪法上的权利必须要转化为民法上的权利方可进行救济，如劳动权，宪法上规定每个人享有劳动权，但是下岗工人不能到法院起诉劳动权受到损害要求侵权保护。宪法上的权利与其说是公民权利，还不如说是国家的义务，宪法规定受教育权，实际上是规定国家有提供教育的义务�而民法中的权利实际上是对特定公民的特定利益进行规定。因此，不能把民法的权利和宪法的权利相混淆。

其次，合法利益必须在侵权法上具有可补救性，可强制执行性，侵权法不能放得太宽了。实践中出现亲吻权、生育权等案例，这些是否属于侵权法保护的利益，在侵权法中是否需要规定补救措施，都值得进一步研讨。

最后，应协调个人利益保护和个人自由的维护。侵权法的职能是双重的。十九世纪通行的自己行为原则、责任自负的原则是对个人自由行为的维护，也就是在合法范围内个人自由行为造成损害自己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对合法利益保护范围比较宽泛的话，就会造成对个人自由的损害。

王利明指出，权利和利益是不一样的，权利是具有公示性的，权利人和义务人都知道权利的范围，并且由法律界定行为的标准。但是合法利益本身没有一个法律上确定的标准，行为人在从事某种行为的时候并不知道哪种行为受到保护，什么利益是合法的、什么利益不受保护，常常是法官在个案中才能作出的评价。如果合法利益太过于宽泛，则行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因此，在保护个人的合法利益时，也要充分保护个人合法范围内的行为自由。侵害合法利益，在侵权的构成要件上应当有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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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复旦法学理论考题
一、简答题(15%×6)
1.亚理士多德的法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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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德的权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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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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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复旦 法制史
必答：
1.中国20世纪上半叶法制的变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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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答：
1.简述法国行政法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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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硕士学位资格入学考试试卷
一、名词解释（4×10分）
1. 法律事件
2. 行政许可
3. 时效
4. 约因
5. 演绎作品
6. 死缓
7. 重作
8. 陪审制度
9. 公共秩序保留
10. 马锡五审判方式

二、简答（8×10分）
1. 根据中国宪法，试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
2.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联系。
3. 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联系和区别。
4. 相邻关系的分类和处理原则。
5. 试论公民人格权的法律依据及基本内容。
6. 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7. 我国的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的联系和区别。
8. 法定继承的特征和适用条件。

三、分析（15分）
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进行"行风评议"，并就结果进行处理，请用你学
过的法律原理加以分析。

四、论述（15分）
试论认真对待权利。

2005民商法
民法部分：
一、名词解释：
1、物
2、观念通知
3、先履行义务
4、指示交付
5、转质

二、简述
1、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区别
2、占有的效力
3、我国合同法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制
4、附义务遗嘱及其限制
5、商业秘密与专利权的异同及其关系

三、论述
1、试述物权变动模式及我国的立法选择
2、试述安全保障义务理论

商法部分
一、简述
1、商事人格权的特点
2、仓储商行为的凭证形式及其性质
3、破产撤销权的性质
4、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拒绝证书的种类及效力
5、美国“337调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
6、《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的适用范围及代理权的设定及适用
7、《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对于商业发票的规定

二、论述
1、“郎顾之争”以及国有企业法制建设述评
2、信托的本质、功能及其信托制度的发展方向

㈤ 中南财大现任校长

吴汉东教授，江西人哦！

㈥ 民商合一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至今没有颁布民法典，更谈不上商法典。但我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民法法典化之路，本着制定一部完整、完善的民法典的目标，并且该目标已经被坚持了几十年，目前为止民法典仍在积极的起草过程中。在80年代的时候，国家经济性质还不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实行民法法典化的确是困难重重，因此将制作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计划作了改变，改为分别制定民法典中的各个部分，那时将这种做法称为“批发零售”，因此1986年只是制定了民法通则。到目前为止我国不仅颁布有民法通则，还颁布有继承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维护交易安全特点的单行法。这是我国民法和商法获得发展的重要事实。我国的民法和商法虽然均是以单行的形式出现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早已融通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法典，已经成为我国民法理论和实务界的共同呼声。
对于我国要不要单独制定商法，现有几种意见：有人主张制定一个独立专门的商法典；有人则主张制定一个类似《民法通则》的《商法通则》，在深圳市便制定了一个《深圳市商事条例》。大多数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单独制定商法典，他们认为，尽管商事活动有其特殊性，但仍无法回避对民法一般规则的适用，而且另外制定商法典或商法总则，即便不出现与民法典内容重复的现象，也无法避免两者间的矛盾冲突。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建立私法制度时起，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是不清楚的(这个时期长期存在的是民法和经济法之争，商法被人们所忽视)。有学者对我国商法制度的状况进行过这样的描述“中国从有大清商律开始，商法的历史至今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对商法的研究却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商法制度支撑的商法研究，由于商法历史在中国的中断，也不得不留下历史的空白。”我国自1980年就开始了所谓的事实交易规则的创制，不过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商法在我国的存在。我国1980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规定有买卖、仓储、保险等多种交易制度，若视其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点也不过分；民法固有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几乎包括了我国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内容。
在我国，商事领域有三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我国立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
商事企业制度
我国在商事企业应如何分类，商事企业种类要不要采取法定主义，以及如何确定有限合伙、无限公司、法人独资公司、连锁店等企业新形态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
商事代理制度
经理的权限问题非常重要，对各类企业组织形式中作为全权代理人的经理的权限的确定；对经理的越权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以及能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等问题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权问题
在我国，商业信用的价值认定及其保护机制、商业秘密的界定与保护商业注册问题等问题，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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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are put forward to emphasize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Since independence to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so the civil relief is bound to have its own way, this article tries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civil relief, classification and relief way, tort liability and so on were discussed.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the subject and the content of the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and from the nature of rights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second chapter expounds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to civil remedies, and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infringement analysis, the importance of civil all kinds of relief for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The third chapter from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before litigation relief, relief and v in the final relief three aspects elaborated the obligee seek relief ways and significance, for commercial paper expounds the special case of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The fourth chapter of civil relief of subject and object and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infringement responsibility, the emphasis is on commercial personality right of tort liability for compensation, including property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the property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the calculate method of intangible assets of compen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