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法治

Ⅰ 简答：如何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是党科学执政、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只有在立法工作中坚持科学立法，才能够满足人民对法律的需求，立法的目的才能够真正实现。科学立法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我国国情，遵循客观规律，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义务、权力与责任，健全立法程序。

二、民主立法

民主立法要求在立法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体现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确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坚持民主立法，既要体现立法内容的民主，又要体现立法程序的民主。坚持民主立法，必须坚持立法为民。增强立法主体自身的民主性，扩大公众参与立法。

三、法制统一

从立法层面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二是下位阶的法不能与上位阶的法相抵触；三是相同位阶的法相互之间不能抵触。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我国的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一致，从而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坚持法制统-，必须维护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严格执行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保证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的统-，加强立法解释和立法监督。

四、体系完备

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今后立法工作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继续制定和完善起支架作用的法律，更多地修改、完善法律和制定配套法规，适时进行法律清理和法典编纂。

Ⅱ 简答 5、简述法治精神的体现。(10分)

所谓守法，简而言之，也就是法的遵守。守法精神的深刻底蕴在于接受法律。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接受法律不仅仅意味着行为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体在意识上能够对法律予以理解和支持。从狭义上理解，守法是社会主体依照法的规定履行义务的活动。从广义上理解，守法意味着一个国家和社会主体严格依照法律办事的活动和状态。守法的内涵十分丰富，具体应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服从法律。这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主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或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二是运用法律。这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主体根据法律规定行使法定权利，维护或争取正当权益的活动。三是信仰法律。信仰法律是守法精神的最高境界。“信仰法律”，简而言之，是指社会主体发自内心地对法律的敬仰和信守。信仰法律的核心是法律至上。对法律的信仰本质上就是要求生活在法律统治下的民众忠诚和信赖法律，并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外化为自己的守法行为。

Ⅲ 简答题 什么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遵守和执行。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执法必严就是严格执法，它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就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要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给予惩处。

Ⅳ 请问学生们根据所学的知识,简答法治在社会生活的作用,并举出实例

你好，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根据所学的知识，简单的法治，在社会生活的作用下，这个我感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法制社会能够给人们提高一的幸福度，人们的幸福感增加了，所以人们在这个违法犯罪上的这个事情就会减

Ⅳ 简答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是什么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是，依宪治国是核心、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关键、公正司法是防线、全民守法是基础、依法执政是保证，以及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是灵魂。我国的法治建设将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全覆盖的大格局与新气象。

(5)简答法治扩展阅读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覆盖了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方面的工作部署，即突出依宪治国是核心、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关键、公正司法是防线、全民守法是基础、依法执政是保证，以及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是灵魂。

1、科学立法是前提。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

2、严格执法是关键。严格执法主要包括6大方面，即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及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3、公正司法是防线。要完善司法体制、，科学配置司法职权，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健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4、全民守法是基础。要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十八大24字新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资料：人民网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Ⅵ 法律简答题

一、基本框架的概览

在国际学术界，相对于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发展状况和影响力来说，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显得弱许多。直到90年代中后期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仍然被认为处于其发展的幼年期，原因一方面在于宪政主义更倾向于规范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得出有力的经验性结论有其固有的困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将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各个社会实际上是如何选择他们的宪法规则”，二是研究“各种宪法规则不同的经济影响”。[3]（P2）这种分类继承了90年代初布坎南所提出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宪法学家对规则的研究不但包括了对规则选择的研究，还包括了对规则功能（functionality）的研究。[4]借鉴这种区分，可以大致上勾勒出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图）：

以下将结合英美法国家学者对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各部分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从而使这一简单的勾勒逐步丰满。

二、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这一领域中的学者主要借鉴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形成宪法规则的程序进行分析。

（一）静态经济研究

静态经济研究主要是对制宪过程中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这种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将宪法规则视为制宪程序的函数，借鉴经济学中理性自利人的假设，承认不同个体的利益衡量、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都会对制宪程序的运行产生影响，并且注重研究一个社会中特定的经济环境、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以及诸如社会组织、利益集团、供以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宪政制度等对制宪程序产生的影响。

在静态经济研究中，20世纪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对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制定过程背后隐藏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参加制定宪法的代表们背后隐藏的经济驱动力——的卓越研究，就属于其中典型的例子。虽然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代表詹姆斯•布坎南不认为比尔德的研究属于对宪法的经济分析[②]，但是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家们则通常将比尔德的研究纳入自身的领域中。[5]比尔德将美国联邦宪法视为“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而且直接地、正确地诉诸全国的一般利害与共的集团。”[6]（P130）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比尔德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当时美国的经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制宪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地方议会，导致地方议会权力过大并不断的侵犯不动产利益集团和动产利益集团的利益，由此引发了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强烈诉求。[6]（P41-42）在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中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人与制宪的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会由于宪法的通过或多或少的获得经济利益。这一研究令人信服的论证了美国宪法的制定并非出于公益或爱国主义，而是出于个体利益的诉求。

继比尔德之后，麦克吉尔（R. McGuire）和欧斯菲尔德特（R. Ohsfeldt）在20世纪80年代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费城制宪会议中代表的投票行为以及13个州召开的批准宪法会议中的代表的投票行为进行了分析。计量经济学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时美国的商人、西部地区地主、金融家、大量的公债持有者等都支持新宪法，而债务人、奴隶主等都反对新宪法。另外，他们还将两种会议代表的行为置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模式（the principal-agent model）中进行分析，区分了会议代表的利益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指出在费城制宪会议中代表的意见很好的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而在各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情况则恰恰相反。两位学者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因为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顾虑到宪法最终必须得到9个州的批准才能生效，而在各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的代表们则没有这个顾虑。进而他们提出在美国制宪活动过程中并不存在布坎南在其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中所提出的“不确定之幕”，[7]（P35）相反将其归于“日常政治”层面反到更合适。[5]

以上的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研究都表明是制宪过程中参与者的理性自利行为决定了宪法的成型，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制宪过程并不只受个体理性自利的影响，这一研究来自琼•埃尔斯特（J. Elster）对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和1789年—1791年法国巴黎制宪会议所进行的比较制度分析。埃尔斯特从制宪会议的召集、代表选任、委任权限的确认、代表资格的审核、议事的程序和宪法通过的模式六个方面分别对两个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虽然承认理性自利假设的重要意义，但却认为在这两个制宪会议中，一部分与会者仍然是从维护公益（common good）的角度发表意见，并且更重要的是当时危急的环境决定了那些即使真的只是理性自利的主体们，也不得不暂时放弃纯粹的理性自利，而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协商讨论，他称之为“伪善的教化力量”（the 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埃尔斯特核心的观点在于是“辩论”（arguing）而不是“交易”（bargaining）促成了两部宪法的诞生。[8]

（二）动态经济研究

如果说上述对宪法制定程序的静态经济研究关注宪法的整体型塑，那么对宪法制定程序的动态经济研究则关注宪法的部分变迁，这种变迁可分为显形宪法变迁（ex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和隐性宪法变迁（im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两种类型。

1. 对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

对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宪法文本本身产生变动”。[2]亚瑟•丹泽（Arthur Denzau）所作的努力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研究了显形宪法变迁中宪法变迁和议程控制（agenda control）之间的关系，将传统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宪法变迁领域，指出宪政领域内的事项只不过是运用另一种方法从事普通政治领域内的事项而已，宪法修正案（constitutional amendment）或者制宪大会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同样反映了普通立法领域内的政治动机和利益驱动。[9]丹泽重点研究了议程启动控制（agenda access）与宪法变迁之间的关系。所谓的议程启动控制是指“提议对现状（status quo）进行改变的能力，这种提议将得到有权做出这种改变的主体的认真考虑”，[9]而政治制度则可以被视为一个议程启动控制的体系，不同的主体在立法程序的不同阶段拥有各自的议程启动控制权。议程启动控制的重要性在于当不存在明确的多数票胜者（a clear majority-rule winner）的情况下，它决定了政治的均衡状态的产生。因此，不同的议程启动控制的制度设置将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的一般特征是有利于掌握议程控制启动权的主体。丹泽通过比较四种不同的制度设置——公民表决（popular referenm）、两院制立法议会（bicameral legislature）、公民提议立法（popular initiative）和行政否决制（executive veto）——得出结论认为对议程启动控制强度越高的主体从议程中获取的利益也越多，特别是制宪大会比普通立法机关更有可能启动诸如重新分配议会席位、否决立法等与普通立法机关本身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事项。[9]

除了丹泽以外，布得里克斯（Donald J. Boudreaux）和比特查尔德（A.C. Pritchard）也曾进行过一项关于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学研究，建构了一个解释美国宪法修正案形成过程的经济学框架，他们对利益集团选择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促进自身利益的条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10]秉承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两位学者假设了人们总是理性自利的主体，这种本性在进入政治领域内也并没有发生改变，政府的各个部门就是各种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谋求自利的一系列制度设置，“寻租”（rent – seeking）现象无处不在。因此，“人们寻求宪法变动就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10]立法机关同样是利益集团寻求自利的媒介，利益集团通过立法机关寻求促进自身利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促使立法机关颁布一项新的法律，另一种则是促使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现实情况表明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前一种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那么为什么后一种方式运用的很少呢？这“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经济学的回答：宪法修正案成本更高”。[10]他们的研究指出利益集团做出选择时主要有两种需要考虑的因素：一种是“持续成本”（maintenance cost）；另一种是“预期的反对力量的强度及其在时间纬度上的变化”（strength and timing of expected opposition）。“持续成本”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利益集团为了能够持续的、有效的获取政府赋予的特权而付出的成本。” [10]经过极为细致的经济学分析，两位学者指出“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理论预测认为一项提案的鼓吹者在具有较高的‘持续成本’或反对力量目前很弱但将来会变强时，他们选择通过宪法修正案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10]

2. 对隐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

隐性宪法变迁指“宪法文本没有产生变动，也就是说通过对固定不变宪法规则进行不同的解释所导致宪法变动。”[2]它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宪法部分变动方式，这种变动与显形宪法变迁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造成宪法文本本身的改变，而主要是通过外在主体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的方式实现。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隐形宪法变迁构成了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隐形宪法变迁存在的客观原因在于宪法文本内容一般具有抽象性，它一般不对政府[③]的行为做具体的规定，因此任何一个代表政府的主体的行为都会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政府的代表都在解释宪法并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隐性宪法变迁。正因为此，瓦格特（Stefan Voigt）教授才将三权分立的理论作为他对隐形宪法变迁研究的起点，认为政府的三个分支都可以引起宪法的隐形变迁。

瓦格特通过经济学模型的建构和分析将隐性宪法变迁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主要由司法部门的行为所产生。特别是存在司法审查的国家中，法院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比如美国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通过解释过程表达出自身对宪法含义的理解，而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之下，其他政府部门（比如立法机关）由于集体行动成本的存在，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对力量来推翻法院做出的解释，由此而形成的隐性宪法变迁。这种变迁也可以称之为“由于权力分立的交易成本而导致的隐性宪法变迁”；[11]第二种隐形宪法变迁是由于政府的三分支在不同时间段上对宪法做出不同解释而引起的。如果说第一种类型的隐性宪法变迁是由于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政府三个分支对宪法解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偏好导致的，那么第二种类型的隐性宪法变迁就是由于政府在不同时间点上表现出来的不同解释偏好所导致的，这种变迁也可以称之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着的解释所导致的隐性宪法变迁”。[11]同时经济学的分析显示，在隐性宪法变迁发生时，宪法文本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重要，相反比起其他制约因素来说，宪法文本本身扮演了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11]

三、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构成了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代宪法主要包括了统治结构（Frame of Government）和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两个部分，前者主要规定国家统治结构的组织与授权，后者主要规定人、人民、国民或公民在宪法上基本权利。[12]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对“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和对“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一）对“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宪法权利主要表现为两种自由[④]：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和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将这两种自由进行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两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很大的不同。经济自由是指个体在经济活动中进行自由交易的权利的多少，它关注的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质量”（quality）问题，需要一个保护产权和促进契约经济的有限政府。而政治自由可以区分为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市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两种类型。前者指社会个体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以及自身被统治的方式的权利，比如普选权等，主要表现为通常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后者是指在不侵犯其他个体权利的前提下，社会个体可以自由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比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⑤]。政治权利是一种“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而市民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学术探讨。

1. 政治自由（权利）的经济影响

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何？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许多经济宪法学者对此都做过实证的研究，而答案则相差甚殊，不但有正面的结论，也有反面的结论。但目前的研究结果更趋向于认为政治自由并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原因。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者最常使用的对政治自由的评价数据体系有两个：一是Freedom House出版的年度报告[⑥]，另一个是普利泽瓦斯基（A. Prezeworski）等人编写的《民主和发展：世界政治制度和福利，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通过对这些实证数据的运用，学者们对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比如凡塞（De.X.Vanssay ）和斯宾德勒（A.Z.Spindler）的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政治权利（包括政治结构和各种以宪法规定保障的积极自由）对经济发展并没有显著的影响[⑦]。巴罗（Brro）的实证研究发现民主的程度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影。[13]他在另一篇研究文章中还指出如果将民主从广义上理解包含了法治，那么勉强可以认为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定义民主，那么民主即使对促进法治的发展也没有显著的作用，更不用说通过促进法治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了。[14]更有学者通过研究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财富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民主（政治自由）是由财富决定的，而财富是由经济自由决定的，并且这个过程无法反向推导。[15]

2. 经济自由（权利）的经济影响

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经济自由是宪法中规定的一种制度体系，而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也就是正数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促进生产经济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通过对个体财产的有效保护确保经济活动主体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取高回报；使社会的精英力量集中在最有价值的领域；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实验性的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可以容纳各种经济活动的尝试性实验和错误，并且不同的经济主体由于政府干涉的退位而可以展开有益的自由竞争；通过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确保可预期的、理性的决策行为的形成；促进贸易繁荣以及资本投向可以满足人们偏好并且有高回报率的领域。[16]

从这种理论基调出发，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家们运用两个经济自由评价数据体系——即《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⑧]和《世界经济自由》（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⑨]——对经济自由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有时却是相反的结论。比如许多经济宪法学者利用《世界经济自由》的评价体系深入研究了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某段确定的时期内，在这一时期起点上经济自由的水平一般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一旦经济自由度发生正向的变化是，就可以明显的发现经济自由对经济发展正面的影响[⑩]，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起点位置的经济自由水平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意义[11]，但是总体来说经济自由度正向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大于起点位置经济自由水平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权利得到很好保护的国家比经济权利保护不利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并且拥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富裕。[17]还有学者研究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经济自由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高度的收入水平则可以促进政治自由的发展。[18]

经济宪法学者的研究还发现，《世界经济自由》中不同的经济自由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并不相同。[19]具体到某一特定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各学者之间经验研究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对于“政府规模”这一因素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研究认为政府规模大小与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反比例的联系，也就是政府规模越大，对经济发展就越有负面影响[12]，可另外一些学者却发现两者之间没有关系，[20]甚至还有学者发现政府规模越小，经济发展速度就越低。[19]因此，事实上有可能是某些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具有阻碍作用，并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存在某种政府对经济干预强度的特定标准，高于或低于这个标准的政府行为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也就是说“政府规模”这一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非线形”（nonlinear）的。

（二）对“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宪法中规定的统治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的实证研究为数还不多，已有的学术成果大都集中在对“分权制度的经济影响”和“财政预算规则的经济影响”两个方面。

1. 分权制度的经济影响

宪法中的分权可以分为横向分权（the horizontal separation）和纵向分权（the vertical separation）两种，前者分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后者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雷（Lane）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国家进行了实证性的比较分析，他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实行联邦制、总统制和两院制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公共开支更少并且人均GDP值更高。[21]他和另一位研究者爱尔森（Ersson）的工作则发现实行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将导致低的公共支出和高的财政盈余。[22]弗伯（Vaubel）对65个国家从1989年到199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考察，他发现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中公共支出比不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分散，并且中央政府的支出在总的公共支出中比例较小，因此联邦制通过对政府开支的数量的影响进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23]

2. 财政预算规则的经济影响

有许多研究表明财政预算规则与政府支出规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哈根（Hagen）教授对美国各州的财政预算规则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财政预算规则越严格，政府的预算赤字（budget deficit）和政府债务（public debt）就越小。[24]西兰尼（Lopez-de-Silane）等学者实证研究了美国各州“私营化”（privatization）的问题，所谓的“私营化”是指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将一些公共服务委托给私人公司经营，比如委托私人公司清扫垃圾、保持城市公园的卫生、提供救护车、经营学校和飞机场，甚至提供警察和消防队员等，学者发现在那些具有严格的财政预算规则限制的州更倾向于“私营化”。[25]因此可以发现财政预算规则越严格，则政府支出就越受到限制。

也有诸多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发展速度有着负面的影响，比如雷（J.E.Lane）对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发现那些政府赋予权利（比如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十分广泛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那些政府仅就个别的必须的权利进行赋予的国家要慢许多，从1965年到1991年两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的比例为2.3% ：1.8%，他认为在宪政框架内包含过多的“政府赋予的权利”——也就是政府支出过多——就长期来看对经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21]（P209-211）由此可以推导出严格的财政预算规则对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值得一体的是国内的宪法学者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财政预算规则的宪政意义，并对财政宪法进行了专题研究。[26]

四、结 语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研究是经济宪法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方面研究的薄弱已经影响了经济宪法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这一点在我国宪法学界体现的尤为明显。我国的宪法学者们大都习惯于宪法的规范性（normative）分析，偏好从应然价值的角度对宪法进行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术传统的影响，使大多数学者并不习惯对宪法进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也因为宪法领域中经验数据的统计以及获取有着其固有的困难，使学者们缺乏这方面的学术资料。不过，要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宪法学的发展完善，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却不能被忽视。这一方面要求经济宪法学者们了解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进行总结、吸收，以便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的更远，另一方面也要求经济宪法学者们开阔视野，勇于突破旧有的学术研究框架，充分利用现有的经验数据资料（比如两种经济自由评价体系的经验数据都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取），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丰富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本文所做的工作属于前者，但后者或许更重要。

注释:
[①]本文所分析的主要是英美法传统的经济宪法学，而非大陆法传统的经济宪法学。前者侧重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宪法，而后者主要研究成文宪法中的经济性条款。大陆法传统的经济宪法学兴盛于德国，一个基础的介绍参见[德]乌茨·施利斯基：《经济公法》，喻文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09页。目前国内对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大陆法传统，而关于英美法传统经济宪法学的研究为数甚少。笔者将另行撰文论述大陆法传统的经济宪法学。

Ⅶ （法理）简答：法制与德治的区别有哪些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
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
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
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
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
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
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
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
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
法”。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
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
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
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
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
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
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
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
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
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
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
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
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
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
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
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
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
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
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
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
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
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
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
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
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
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
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
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
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
“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
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
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
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
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
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
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
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
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
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
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
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
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
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
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
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
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
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
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
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
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
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
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
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
者良好意愿的人治。而一旦形成了一套能为每一个理性的人所接受的基本游戏规则，法治也就将通过德治而进入宪政。

Ⅷ 简答依法治国的含义及意义

依法治国的含义：

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而依法治国的意义有以下六点：

1、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3、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4、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6、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8)简答法治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Ⅸ 简答题：法治社会的特征

法治社会的特征: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内，指的是不容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与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