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历程与改革实践

① 什么叫法治实践

是以中国法治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目标，以创新中国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为具体任务，以实践、实证、实验为研究方法，注重实际、实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流派。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个性的法治实验场域，中国法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实验特色，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司法改革“试点”就是典型的实验模式。“实验主义法治”这个词汇可以概括、描述当前中国法治改革的一个特征。

学界和政府协同实验创新是一种有效模式。各种法治实验场域需要政府提供。各种法治实验需要学界和政府协力。一切实验都要讲究实验效果，而法治评估就是检验实验效果的方法。我们应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和运用法治评估方法。

法治评估不能局限于法治指数、司法透明指数等测评机制的运用，而是应该检验评估各种法治实验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评估是中国法治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主动融入实践，学者才能创造出切实有效的法治理论；只有主动融入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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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使命

1、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民族，中国历来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中国下定了决心、坚定了信心要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法治道路。因此，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义不容辞地以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使命。

2、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创新中国法律制度。

法治首先意味着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中国已经有一套法律制度体系，但并不完善，存在种种缺陷，与法治需要的良法还有很大距离。公权力腐败、私权得不到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种种弊端等都与法律制度缺陷密切相关。

3、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创新法治中国理论。

法治中国理论是法治中国的重要内涵，有什么样的法治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法治中国。法治理论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就是要担当起为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提供理论指导、提供学理支撑的重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毫不隐晦地宣称，它的一切理论就是直接服务于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

4、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弘扬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一切制度的实施、一切思想理论的实践都有赖于法治精神的弘扬。法治精神是法治观念、法治素养、法治信仰等内容的综合形态，它渗透于法律制度，表现于人们的行为，沉淀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之中。

② 中国近现代的法治发展历程怎么样

近代各国走上法治抄之路，首当其冲的便是制定一部宪法抑或宪法性的制度，从而从根本上确保资本主义革命的成果——虎互港就蕃脚歌协攻茅遏制封建专制、维护人权。启蒙学者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推演出一套完整的近代法治理论体系，认定由人民制定的宪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义的法...

③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主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1、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完善全面依法治国领导体制：当前，全面依法治国进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需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整体谋划、衔接配套。

同时，法治领域改革进入深水区，会遇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

2、坚持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合宪性审查是保证宪法有效实施的关键制度。要严格落实宪法规定，健全中国特色合宪性审查机制，确保违宪行为及时得到纠正和追究。

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坚决纠正和撤销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3、坚持以良法善治为基本取向，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只有依据反映客观规律、体现人民意志、解决实际问题的良法治理国家，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和谐、生态美丽。善治是法治的目标。

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实现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违法必追责、正义可预期、公平看得见的善治状态，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坚持把抓住“关键少数”作为重要方法，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既要坚持高标准，更要守住底线，在厉行法治上当模范、作表率，带头强化对法治的追求、信仰和执守，真正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变成想问题、办事情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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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国记者如何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时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④ 从2018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中,谈谈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1、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2、深入推进依专法行政属，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3、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4、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5、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6、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⑤ 如何认识我国的法治进程及全面推进法治改革意义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专家治理体系和治属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⑥ 谁能为我描述一下中国法治的现状，发展进程，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供你参考：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与不足：
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⑦ 法治实践怎么写

教育部日前印发的《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指出，在中、高考中适当增加法治知识内容，不断改进教学评价方式，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素养和法治实践纳入学生考核评价中。

《规划》要求，切实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在中小学开设道德与法治课，发挥法治教育的课堂主渠道作用。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使青少年理解法治的道德底蕴，尊崇公序良俗，牢固树立规则意识、平等意识、诚信观念和契约精神。积极探索法育的规律与特点，以宪法教育和权利义务教育为重点，将规则教育、习惯养成与法治实践相结合，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科学安排教育内容、教育重点和方法途径，坚持落细落小落实，更多采取实践式、体验式、参与式等方式，切实提高法治教育的质量和实效。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注重发挥课外活动、社会实践和网络文化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部门协调机制，充分利用整合各部门和社会的法治教育资源，建立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和家庭协调配合开展法治教育的机制，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新格局。

《规划》提出，统筹推进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坚持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中小学设立道德与法治课，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可开设法治教育相关的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依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在有关学科课程、学校活动和文化建设中有机融入法育理念和法治教育内容。在小学普及宪法基本常识，逐步使青少年树立宪法意识、巩固国家观念。在中、高考中适当增加法治知识内容，不断改进教学评价方式，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素养和法治实践纳入学生考核评价中。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法治教育，重点加强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不断增强学生法治观念和参与法治实践的能力。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教育活动。加强对学校法治教育的评价与考核。

《规划》指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到2020年，在各地统筹建设60所左右的国家级实践基地，各地争取在中等以上城市建立至少1 所符合标准的省级实践基地。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利用实践基地的资源，在中小学设立具备一定实践性、互动性教学功能的“法治教育教室”。

⑧ 法治实践1怎么写

例文：

法制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常见，比如说交通规则就是一种法制的规定，没有法治的社会将是混乱的。中国成为法治国家，这样就会拥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社会。每个人都知法懂法，不违法法律，这样大家都会很安定和谐。

就拿交通法来说，如果遵守交通规则，那每年死于车祸的人就能够大大减少，不仅能够让大家的生命安全得以保障，而且也塑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红灯停绿灯行，但是事实上总会有一些人为了“争分夺秒”闯红灯，抱着侥幸的心理的做违规的事情，多等一秒钟又何妨?

法律是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熟悉、了解和遵守法律，这样才能够让法律在我们的生活中保护我们，同时也让社会更加和谐。

(8)法治历程与改革实践扩展阅读

知识要点：

1、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

2，、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发生之时，通过调解、诉讼、仲裁等方式化解的矛盾，能够让双方都受到公平的判决。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我们也应该多学习法律，让法治深入人心。

⑨ 论述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

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国（法治）；另一种是专横非法、为所欲为的方法，即以人治国（人治）。要法治还是人治，这是任何政治体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历史证明，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体现。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治国家最初是相对于“警察国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政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国家类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正义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和谐配置的国家类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治与人治的比较

法治与人治的差异是巨大的：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规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国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国强调法的一般性规则对每一个人的平等适用，以人治国主张国家政策因人而异；依法治国推崇法律的权威，以人治国推崇个人权威。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居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1. 多数人的意见不会是最好的，但绝不是最坏的；圣人的意见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因为在作出决策时，群众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较好的裁断”。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无法去除，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实现；法治考虑的是法的规定而非个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决。“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3. 依法治国，必然对公权力有完善的监督体系，能有效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4.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产权明晰、交换自由、私权神圣，只有依法治国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5.依法治国是社会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国，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国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依法治国。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法者，国之权衡”。

二、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法治国虽然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要求，但不同的国家受不同的国情与历史传统的制约，其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不可能完全一样。针对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行政权历来为中国政治的中心等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的进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依法治国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核心。《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也就成为空谈。
2.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统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实现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权严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权的范围内，才能使人权被推崇、被保护。

三、我国依法治国的进步表现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后，我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步。
1. 依法治国入宪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国家也不多。这充分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决心与信心，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
2 .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规则，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严禁刑讯逼供，拆迁中保障民众利益，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公开举行听证等，无不体现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类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使我国刑事法律在注重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从而确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规则，反映了我国司法机关司法理念的进步，体现了1993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保护人权的司法思想。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无罪推定’被视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逻辑起点。”
“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检察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确凿、不足以形成对指控犯罪的确证，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从而推定被告人无罪，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疑罪从无’的核心实则是‘疑证从无’，有了‘疑证’才会有‘疑罪’。因此，对于刑事证据来说，‘疑证’就一定要‘从无’，这样才能避免错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疑罪从无”是从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规则，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开处理大会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头套，让人看不到他们的面孔。据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长李运宪解释：所用头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专门订制的棉质头套，在透气性和舒适性方面都非常讲究。为犯罪嫌疑人戴上头套，是一种人性化执法的表现，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
拆迁关系着千家万户，在拆迁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建设部2003年12月3日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规定：“拆迁估价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拆迁估价活动和估价结果。”2005年8月1日，为了动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蛮拆迁损害民众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规定被拆迁者不服拆迁裁决可提起行政诉讼。
听证一词始于普通法系，原为西方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议制度，开创我国听证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从此，“听证”一词在我国由一个学术名词成为了法治实践。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价格法，把听证程序引入我国行政决策领域。发展到今天，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相关行政机关都会举行听证会，以广大民众的意见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众主张有条件地开禁，为此，北京市于2005年8月14日举行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并将听证报告向社会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国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发展，如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官员问责制度的确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等。
舆论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衡量依法治国的进程。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在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败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赖于新闻媒体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
官员问责制度是一个国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从2004年4月起，“引咎辞职”、“官员问责”已成为中国社会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仅2004年一年，从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员丢官于“官员问责”，其中既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如吉林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长张文、浙江海宁市长张仁贵、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又有大型国企负责人，如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成都公交集团董事长李祥生。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官员问责制度，从逻辑关系上说，包含了三个概念：权利；责任；问责。而权利，是指“老百姓拥有的问责政府的权利”。官员问责制度表明一个官员不仅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公众负责。公众越能更多地影响官员的去留，民主之风越盛，依法治国越有成效。
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刚解放时就已出现，如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进入21世纪，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全国人大继承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光荣传统，对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法律，将草稿公之于众，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见，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讨论，今年的物权法大讨论。全民参与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取得的成就。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会的必然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

⑩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