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常态刍议

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常态有哪些表现

继续并积极推进“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社区”创建活动等基层工作，将有利于解决基层组织的“四风”问题，全面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让每个人感受到法制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② 结合实例谈谈你对“反腐新常态”的认识以及作为一名大学生你对中国未来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道道禁令严反“四风”，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以强化制度约束严管干部，形成了抑制腐败、惩治腐败的社会氛围和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不放松，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加大治本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凡发现腐败案件，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查办腐败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历来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但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反腐力度不够直接相关，难以遏制腐败势头，标本兼治状况下，治标力
度不够，治本难以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明确提出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治标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
进展之速、效果之巨，营造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拥护。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心存敬畏，不应心存侥幸，谁要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
裂。

坚持惩防并举、
以惩促防。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逻辑是以惩促防，以防
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以惩促防，就是通过执纪执法建议，帮助发案
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廉政措施，通过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及腐败个案的剖析，强化党纪国法的警示教化功能，使有犯罪动机的
人及早刹车，悬崖勒马，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灵受到洗礼，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伸手必被捉”，是党员干部自律防腐的警言，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但是，当道德防线被私利的欲望冲破之后，“伸手必被
捉”，就必须靠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职能部门的有力查处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腐败问题和
有关情况提供给职能部门，极大提高了腐败的发现机率。群众监督和及时查处所产生的冲击效应，释放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能量，营造着“伸手必被捉”
的反腐氛围。提高腐败发现机率的人民监督和职能部门的有效查处，必须持之以恒、常态发力。

二、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理性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法律精神和民主的法制模式。实践证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应具有以下特征：

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只有通过正义程序的演绎，才能有效实现实体公正。要强化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并通过改进执纪执法办案评价标准，完善执纪执法人
员行为规范，强化违反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的惩戒等措施，坚决杜绝乱作为，有效防止不作为，切实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确保查办腐败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
完善查办腐败违纪违法案件的程序措施和工作机制，转变调查、侦查、审判理念，坚持办案工作重心前移，强化案件初查工作；完善初查措施，规范初查程序，
遵循调查、侦查工作规律，准确把握立案条件；完善调查、侦查手段，提高调查、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完善侦查指挥体制，规范侦查指挥机构设置，实现线索统一管
理、侦查统一指挥、资源统一调配。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协助，明晰各自的法定职责，构建纪检监察与职务犯罪侦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法
反腐运行机制。

以实体公正为核心。实体公正强调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纪律法律，都要受到纪律法律追究和惩处。要坚持
查办贪污贿赂与查办渎职犯罪并重，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要案与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并重，查办受贿案件与行贿案件并重，查办
贪贿数额大的案件与贪贿数额虽然较小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并重；办案活动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尊重
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证人和普通群众的界限，不能把证人和普通群众当作犯罪嫌疑人来对待；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
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
与非罪的界限。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腐败案件，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和知情权，在与律师的良性互动中提高案件侦查质量，增强办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确保案件经
得起历史检验。

以执法效能为关键。我国反腐败查办案件包括党内执纪、行政执纪、检察执法、审判司法等职能活动。其中，党内执纪和行政执纪，是党和政府对腐败的
非刑罚惩治；检察与审判的执法司法，是依照国家刑事法律对腐败的刑罚惩治。提高反腐败执法效能，就是要提高反腐败非刑罚惩治和刑罚惩治的能力和水平。增强
执法效能，必须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专业化执纪执法队伍，健全完善反腐败执纪执法体制机制，提高发现和证实腐败行为机率，提高惩治和防控腐败违纪违法效
率。为此，要增强初核初查能力，为立案调查、立案侦查工作启动打下坚实基础；增强询问、讯问能力，注重法理情并用，注重教育感化；增强运用信息化平台全面
取证能力，推进侦查信息、执法信息共享和公共信息快速查询机制建设；增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在境外取证、追逃、追赃、遣返、引渡以及预防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以强化监督为保障。要切实加强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执法办案不文明、不规范问题，严肃查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切实做到自身正、
自身硬、自身净，确保执纪执法权依法规范行使，违纪必惩，违法必究，权益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健全民意收集、研
究与转化机制，探索建立群众投诉及时受理与查究反馈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举报，及时发现和解决执纪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满
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增强执法透明度，借助互联网搭建沟通、互动和监督平台，实现办案人员网上交流、网上对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
对办案工作的监督，让群众从办案中沐浴到法律公正的阳光。

三、以“零容忍”态度彻底反腐败

彻底反腐败，必须立足于查办案件，着眼于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反腐败新常态的基本走向。

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威慑力。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将现行党委、政府、国家多元化惩治腐败制度整合为一元化反腐败国家立法，建立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非刑事处罚与刑事处罚结合、与世界反腐败公约接
轨的反腐败基本法律，切实做到让“制度的笼子”通上“高压电”。增强惩治腐败的必然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
受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增强惩治腐败的及时性，对“出笼”行为露头就打，快速处理，及时纠正。增强惩治腐败的
严厉性，综合运用法律、组织、经济等处罚措施，加大惩治力度，特别是对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滥用权力行为，要予以重罚，以有力的惩治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健全防腐制度体系，强化“不能腐”的防范力。一方面，优化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
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三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
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另一方面，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笼子”。从实
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当前要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界限、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等建
立健全制度，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
制，特别要围绕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时对现有制度查漏补缺，把行使权力的漏洞彻底堵死。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强化“不想腐”的自律力。坚持警示教育与法纪监督相结合。通过“抓大”、“严小”，出重拳、下猛药，使“抓大”形成威慑，同
时从小问题抓起，使“严小”成为习惯。坚持制度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每项制度规定都要明确具体，把“大力提倡”变为“硬性规定”，将“自由裁量”化为
“具体标准”，不仅有要求，还要有罚则，压缩弹性空间，增强刚性制约；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
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注重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从公务人员日常的细微行为出发，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明确违反行为准则的严重后果，从“前端”杜绝腐
败发生的可能。坚持作风教育与行权公开相结合。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司法等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关注
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领域和环节的事项，都要做到及时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等重大
事项决策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民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作用，使权力运行
“出笼”行为及时暴露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

③ 刍议行政诉讼中几种特殊情况被告之确定求解

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由原告指控其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并经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据此，关于行政诉讼被告的形式要件即只要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未经复议、批准、等而被直接诉诸于法院的行政机关，该行政机关就是被告。但也有些复杂形式或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的被告资格问题则表现较为复杂。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问题直接关系到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否顺利地行使诉权并及时有效的获得相关救济。简单的说，所谓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其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作为原告的个人或者组织指控侵犯其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主体。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被告。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仅仅依靠这一概括的法律条文是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具体情况的。因而，随着我国行政法治理论的不断深入，对特定情形下被告资格的重新确认问题已浮出水面。为此，笔者就如下几点浅谈个人之见：
一、内设机构的被告资格之确定
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许多临时性机构或临时性综合机构，这些机构或者是一个行政职能机关设立的，或者是由几个行政职能机关共同组建的，或者是由同级政府牵头由几个职能部门组建的。我们认为，这些机构都属于政府或职能机关体系内的内设机构。在实践中，这种内设机构比较复杂、形式多样，有些属于事业性质，有些属于行政机否性质，有些有一定的行政经典，有些没有行政经费，有些不能以自己名义对外，有些则以己名义对外，等等。例如，“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民用煤市场整顿领导小组，等等。这些内设机构有这样一些特征；（1）它不是政府的常设职能部门，而是职能部门以外的临时性质的管理机构；（2）它是行政机关自己设立的机构或者是政府牵头由若干行政机关共同设立的机构，属于内设机构；（3）它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或者是专司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或者是行政民事职能兼具的机构。
对于这种内设机构不能做被告，人们的认识不完全一致。如果法律、法规、规章对内设机构有行政授权，他能在法律上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该内设机构实际上已经外化，取得了独立主体的资格，应以该机构为被告。如果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授权，无论事实上内设机构是否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他仍不具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他的行为则应当由组建或设立他的政府或行政机关复杂，即被告应当是设立或组建他的政府或行政机关。因为《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实施行政行为应当视为委托。依委托的原理，当然是委托机关而不是被委托机构做被告。
二、派出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情况下的被告资格之确定
首先应当明确，在法律上，派出机关是指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而由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而派出机构则是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根据法律与需要而设立的派出机构。派出机构能否成为被告，取决于是否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被告资格，否则一律视为委托。
关于派出机构的被告资格问题，是以是否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作为区分标准的。如果法律、法规、规章对派出机构有一定的授权，该派出机构就取得了诉讼主体的地位，无论它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超越了授权范围，它仍然是该行政行为的法律上的主体和法律后果的承担者，即应以该派出机构为被告。但是，如果法律、法规、规章没有给派出机构授权，无论该派出机构事实上是否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它在法律上仍然不是该行政行为的主体和责任人，即不能以该派出机构为被告，而应以所派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因为，在原则上法律不承认派出机构有独立的主体资格，除非有特别的授权。
三、不作为行政行为情况下的被告资格之确定
行政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之分，在不作为时，由于行为主体是消极地不履行法定职责，当然并没有什么行政决定文书，此时被告适格问题显得似更复杂。科学的标准应该是：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申请对象与该被告申请机关是否有不作为的行为结合起来确定。因此：（1）原告是否曾经要求行政机关作为过。如申请履行保护职责，要求颁发有关证照，要求行政复议，等等。（2）被告是否针对原告的要求有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只有在被告确有不作为行政行为情况下，才会有确定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被告资格问题。当然，这种不作为有两种形式：（1）不予答复，即被申请机关没有作出任何作为的行政行为；（2）拒绝，即被申请机关虽然作出有行政决定，但其内容则是否定了申请的要求。这其中可以是全部拒绝，如申请复议却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的决定。也可以是部分拒绝，如申请复议行政行为并要求行政赔偿，复议机关撤销了原具体行政行为，但对行政赔偿部分却不予处理，或者干脆不予答复。法理上也有把拒绝行为当作作为行政行为看待的，认为拒绝本身是一种作为行为形态，因此对拒绝行为如有不服应按作为行为提起诉讼。其实，拒绝行为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性质，形式上是作为行为，内容却是不作为行为。以作为行为诉讼还是以不作为行为诉讼，应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如工商居拒绝给某人核发执照，宜以拒绝作为行为诉讼标的，就此审查拒绝理由是否成立。如果申请人有3项不符合核发执照的条件，工商局只以其中之一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当然不能判令工商局给申请人核发执照。但是，如果公民报案被公安机关拒绝了，则可以以公安居不作为为行为诉讼标的，法院可以判令公安居立案查处，保护申请人的权利。如果法院再以拒绝立案的不作为行为为诉讼标的，撤销公案机关的拒绝行为，对申请人实际上起不到保护权益的作为，这样的诉讼实在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四、经复议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确定
对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是由原决定机关还是由复议机关作为被告的问题，目前普遍认为应以实际作出裁决的机关为被告，即按照"谁行为谁被告"的原则，在复议机关维持原处理机关的决定时，以原处理机关为被告；当复议机关撤销或变更原处理机关决定时，则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即行政复议制度是依托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监督关系之中建立的，上级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复议机关变更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相对人不服，那么，应以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然而，仔细探究一下即会发现，这种理论认识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首先，它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复议本质上是解决行政纠纷的基本宗旨。按照解决纠纷的一般原理来讲，作为裁决的机关或个人应当与案件本身没有利害关系，即应遵循"自己不作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古老的规则。但是，在行政复议中，如果行政机关变更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就要以其为被告而提起行政诉讼，这就意味着复议机关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某种利害关系。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于是，实践中就往往出现复议机关为减少诉累，不愿轻易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即使发现其存在一定合法或合理性的缺陷），带来的后果便是无法彻底贯彻行政复议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适当行为从而救济受害者的宗旨。其次，这种理论本身也不能自圆其说，既然把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视为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意味着原来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为复议决定所取代，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进一步的结论就是，不论是维持，还是变更、撤销，只要相对人不服，都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以复议决定为审查对象，但这又违反了上述“自己不作自己案件法官”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对于以上情况应当作出如下规定，相对人如果对复议决定不服，无论是维持、撤销、变更或者复议机关不作为，一律以原行政机关与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即只要经过了复议这一程序，复议机关就当然的与原行政机关负有同等的责任，成为共同被告。(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④ 如何适应新常态 建设法治政府

首先，什么是新常态。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新的环境下发生的以前总是发生的状态，这不是废话吗？

政府拿新名词绕藤老百姓，就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一样，中国根子不改变，结出的果

子还是以前那样的。

你说新常态和以前有区别吗？

新常态告诉你，在新的环境下，涛声依旧。

以前怎么样现在依旧怎么样就行

⑤ 新常态下提出依法治国的依据是什么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建设呈现出新常态。其实施的步骤是依法治国。

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人类有意识地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约束限制自己的权力，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通过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从而建立廉洁、高效、自律、法治和民主政府。

如何给权力划界？最好的方法还是“立字为据”，即用宪法的形式把国家应该享有的权力明确列举出来，形成“权力清单”。让官员上任时向全民宣誓，遵守宪法确定的权力界限，不得越雷池一步。依法治国主要是依宪治国，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要实现经济社会“新常态”，必须用制度理性遏制“权力任性”，这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真正内核与意蕴。当我们对“任性”有了进一步解读的时候，法治社会对各种非法治行为“任性”的限制与遏制就是中国当今乃至今后的时段里必须采取的理性思维与行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我国全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其目标明确、任务明晰、实施要求确定。这种与“新常态”社会要求相一致的法治理念，反映出我国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宏愿大图，其意义之深远、理念之先进、愿景之宏大，彰显了我国当今政府全面建设法治经济、法治社会的气魄。在要求上，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职责权限，推动简政放权，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职能体系和权力监督、制约和协调机制，达到依法行政的目标。所以，在“新常态”远大目标下的政府要成为阳光政府，公众会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到底在哪里。通过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来亮相权力的运行程序、环节、期限等，通过各级政府“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环节接受社会监督，让权力有用、使用和管用。这样，事皆出于法、依于法、治于法，使“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理念深入人心。

“新常态”的经济社会，就是要依法限制权力，依法保障权利，依法保护自由，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给市场和企业松绑、减负，使中国的经济提质增效，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于是，我们的政府也将从全能全管政府向着有限政府转变，简政确权和放权的实质就是在明确权力清单的同时，也在明确责任清单，政府把该管的该做的事管好、做好，从源头上限制或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切断腐败链条，用制度规范权力，用法律确定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新常态下权力清单的实施，在《指导意见》中很明确，主要通过五个方面加以实施：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因地制宜和统筹协调推进。换言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充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达到权力来源于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必须依法依规，监督权力依法依规，让“权力清单”真正地落实在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增强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当“权力清单”公诸于众时，它所跟进的“责任清单”使权责一致时才能真正用权。“责任清单”也就需要明确的“权力清单”所包括的主要责任、实施细则、承办部门和追究机制等内容必须公之于众，晒在阳光下。

⑥ 浅谈如何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培养

一、从“思想品德”到“道德与法治”，课堂正在从“学科本位”转向“素养培育”

1、将价值引领与实践导行放在首要位置，从“学科教学”转向“学科教育”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价值引领与实践导行是初中“道德与法治”最核心的理念，也是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的本质追求。正如顾润生教授在活动总结时所说，法治教育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法律知识的教育，而是价值观的引领。难能可贵的是，此次参赛教师普遍都能够寓价值引领和实践导行于知识教学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价值认同、强烈的法治意识、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积极的公共参与意识，实现德育教学目标的入耳、入脑、践行。

2、注重“真实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从“碎片式”情境教学转向“主题情境探究”

活动、探究是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也契合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特点。而活动和探究离不开一定的情境、问题和案例的选择和设置，这是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体验感悟学习的载体。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从最本质上讲就是真实情境下的问题解决，强调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下，将所学知识迁移到新情境中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时知识才能转变为素养。此次参赛课堂教学中，不仅情境案例式教学成为一种常态，而且不少教师试图改变过去那种随意、零碎、杂乱、无序的情境设计，通过“主题情境探究”这种以主题为中心、情境为载体、问题为桥梁、探究为途径的集约式教学，将情境预设成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一个主题系列。通过一系列问题设计，将情境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在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中探究，从而使教学的主题性、整体性、逻辑性更强，并实现情境由小到大、由远到近、由国家社会到自身的有机连接。

⑦ 法治中国新常态下的大国法治试题答案

⑧ 结合材料说明党和国家为什么要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新常态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绘就了建设“法治中国”的路线图，提出了依法治国“升级版”方案。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意味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高度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为基础建构的，更加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和依法制约，把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治理。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始终坚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逻辑和理念，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关键是要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克服将改革与法治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树立“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依法改革观念，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推进改革。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切实加强立法工作，确保改革事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用立法及时巩固改革的成果。

提高立法质量是关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法治的基本含义是“良法善治”，“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基本前提。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以市场经济法治建设为例，完善与市场交易有关的民商事法律，尤其是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可谓势在必行。新时期的立法工作将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升级版，提高立法质量、实现科学立法将是打造升级版的关键所在。“科学立法”成为立法工作的首要标准和核心理念，提高立法质量、维护立法公正，是科学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民意，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条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扩大公众对立法的有序参与，除了扩大一般群众对立法的参与，也要适当扩大专家学者、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囊团对立法的参与，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立法工作，确保实现科学立法。不仅让相对利益超脱的中立的第三方作为立法后评估主体，也要让第三方提前介入作为立法起草主体、立法论证主体。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勘定司法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运行。期待司法改革试点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沿着法治的轨道遵循司法规律顺利推进、依法推进。

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建设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营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氛围。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应当养成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就会蔚然成风。

⑨ 如何看待依法治国依法治军新常态

他们刚出来抄几百里而已，就遇上了这样的大块头，慢一步的话就会被生吞活剥，死无葬身之地。

“这有什么，小哥哥护着我回来时，还看到一只跟巨山一样大的猛兽呢，一爪子下去直接踩崩了一座山峰。”清风说道。

孩子们咋舌，佩服不已。

“不行，我要苦修，一定要将骨文练的出神入化，也早点成为大高手。”皮猴发誓道。

大壮、二猛、虎子、鼻涕娃等都点头，短暂的惊险，让他们意识到了实力强大的重要性，平日需要奋发与拼搏。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距离村落多半有六七百里了吧。咦，山那边有炊烟。”二猛指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