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信仰见
❶ 法治信仰体现了主体的哪些意识和观念
法治信仰体现了出现的意识和观念，包括很多内容。
❷ 关于"法治,信仰,责任"的名言
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边沁
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定的信仰。——罗曼·罗兰
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托尔斯泰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梁启超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伯尔曼
❸ 法治信仰在党的哪个文件中出现过
如何让法治成为国民信仰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在我国，要使国民信仰法律、法治，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创设起使法律能够顺畅运行、公权力受到严密制约、违法行为受到有力制裁、社会正义得到有效维护、法治文化深入人心的法治国家机制。
伯尔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亚里士多德认为，构成法治要素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且这种“良法”必须被国民所信奉，所遵循。“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依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②“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循法律”?③显然，伯尔曼所主张的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是指对良法的信仰。综上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是良法。而一个国家的国民有良法可依、可循，且国民都信仰良法，遵循良法，这个国家就是法治国家了。既然作为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而国民普遍信仰和遵循良法就构成法治，那么，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法治的信仰。
国民为什么要信仰法治，因为法治优于人治，法治能限制公权力的膨胀、滥用、腐败，为国民提供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平等、安定、可预期的秩序，提供环境、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没有法治，人们就要面临和经受很多苦难、灾难。过去人类在几千年的社会里，受人治之苦、之难已经是够多的了。人类从自己的经历、经验里应该深深感受到法治对自己的意义、价值，人们信仰法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国民，包括一些担任国家公职并不信仰法治：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信访不信法。有些国民，虽然在一些时候、一些场合也依法、守法，遇事通过法律途径、法律方式解决问题，但他们并非相信和信仰法治，他们依法、守法，走法律途径、循法律方式办事，只是在一定时候、一定场合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或仅将之作为一种博弈的策略。只要有非法律途径、非法律方式可选择，并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会首选其办事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国人为什么不信仰法治?我认为，个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现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尚未形成和创设一种使国民对法治产生信仰并不断坚定这种信仰的整体机制。如果我们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创设起这个机制，使法律能够顺畅运行、公权力受到严密制约、违法行为受到有力制裁、社会正义得到有效维护、法治文化深入人心，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对法治的信仰。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保障法律的权威
要建立国民对法治的信仰，首先要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保障法律的权威。法律运行不畅，法律没有权威，人们如何信仰法治?关于法律运行机制，中共十八大报告归纳为四个环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科学立法是产生和形成“良法”的前提与基础。国民信仰法律，是因为法律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是良法。如果法律违反民意，不以人为本，只追求管理秩序而忽视人权，损害人的尊严和自由，如现已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和现在还在实行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如果我们的立法机关(包括行政立法机关)不断生产出这样的“法律”，让国民怎么信仰?为了避免立法机关生产这样的“法律”，保障立法机关科学立法，即有必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各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吸收公众和专家学者参与立法，改进和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科学立法是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严格执法。有了良法并不能自动实现法治，并不能自动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良法只有得到严格执行才能形成法治，国民只有在严格执法中感受到法治的正义和良法之“良”时，才能增强对法治的信仰。严格执法的反面是乱执法、滥执法和不作为，导致了人员的重大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损害了行政执法的公信力，损害了国民对法治的信仰。因此，要增进国民对法治的信仰，必须改进行政执法，尽量消除乱执法，滥执法和执法不作为，真正实现严格依法执法。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三个重要环节是公正司法。司法是保障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司法公正对国民的法治信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政法部门连续推进的司法改革有力、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整体的司法公正，但是局部性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存在,一些地方陆续曝出的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司法冤假错案，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等，更是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召集专家学者和律师专门研讨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问题，与会人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各种防止司法不公，纠正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建议、对策，如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当局的干预，强化司法公开，法院判决书逐步上网，接受社会监督，严格遵守证据规则，坚持疑罪从无，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意见如被法院采纳，对解决当前司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四个重要环节是全民守法。国民守法与国民的法治信仰是密切联系的。一个国民看到周围的国民都守法，特别是看到作为国家官员的国民也守法，他就会增强对法治的信念和信心，久而久之，他看到守法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成了全体国民的一种习惯，他对法治的信仰就会“润物细无声”地生长和增强。反之，如果他看到周围到处是违法之人、违法之事，特别是到处看到、听到政府官员违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他就会逐渐对法律失去信心，对法治失去信仰。因此，要使国民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就不仅要有法可依、可循，有良法可依、可循，还必须逐步建立一种全民守法，特别是政府官员带头守法的氛围。当然，国民对法治的信仰与全民守法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过程：守法的人越多，人们会越相信法律、信仰法治;而人们越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守法的人就会越多。
❹ 法治是如何成为信仰的
法治何时成为公众的信仰
法治原则已经写进我国宪法，但是，公众真地信赖法治吗？执法者心中对法律有执著的信仰吗？上访者为何放弃法律程序而寻求上级机关的干预？如此等等，即使没有回答，我们也可以从各种社会现象、法律现象、政治现象中观察出人们是如何对待法治的。
人民法院职司审判，法律是准绳，而作为裁判根据的事实也是依照法定程序认定的。可见，法院是一个浸融于法律之中的机制，因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法治的公信度。
”中国古语所言“公生明，廉生威”也是在阐述公信与权威的问题。公信力的获得，看上去是依靠公众的理解和接受，但司法裁判言之成理，才是公众理解和接受的基础。苏轼诗言“成事在理不在势”也即此意。
裁判如此，法治整体亦如此。只有把法治当作一种信仰对待，“理”才会涌现出来。尽管法律职业人士都从学术、专业的角度对法治、司法撰文立论，但它们无处不与社会生活和人生哲理相关联。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法院的职责是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所以信仰法治便能包容万理。
有研究认为，程序公平才是公信力的根本来源。程序公平包括四个因素：
一是人际尊重，即当事人在诉讼中得到司法官员的尊重和礼遇，其权利能得到保障，保持人格尊严；
二是中立地位，即法官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只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不受其他干扰；
三是参与性，即当事人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向裁判者表述自己的观点；
四是值得信任，即裁判者充满仁爱之心，公允处事，真诚关注你的需求，考虑你的理由。
中国的司法公信状况如何？至今尚未见到权威的评估，但总体感觉是：司法公信不容乐观。这种不容乐观的公信状况从一些现象中也可以判断出来。例如，法官常常抱怨“婆婆”多、案子没法办，而法院外的公众则抱着不论找谁，只要解决问题就行的态度到处“投医”，其他国家机关和党政领导也是理直气壮，说当你的“婆婆”自然“事出有因”。
这种扯不清的连环关系看起来是追求一个积极的目标即公正司法、依法办事，但由于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缺乏对法治的信任，结果是为追求积极目标而采取的行动驶向了积极目标的相反方向，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
另外一个最能反映法治信仰缺失的问题是当前热门的“涉法信访”。不容否认，通过信访来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建立法治的公信。但是，信访如此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恰恰是缺乏对法治的信任。那是一个持续的、绵延的原因，也是信访机制的最大教训之一。
关于如何将法治培养成为公众的信仰问题，一篇小文难以承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树立权威可以主动为之，而获得公信只能靠采取法治措施后的缓慢转化。公信无法靠命令和强制获得，而是依靠“综合治理”之后去“赢得”，靠法律过程中各种主体的努力赢得人心。
信仰法治，是对公众的教育。但如果公众不信任法治，亦不可归咎于公众。决策者和执法者只能做好所有“前提性”工作，才能期盼法治成为公众信仰的一天早日到来。
❺ 法治信仰的本质是什么
法治信仰是社会主体对法律治理现象的一种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版依法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经权验凝结，是社会主体在对法治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一种认同感、皈依感和神圣体验，是调整社会关系进行社会秩序安排的主流意识形态。
首先，法治信仰是一种思想情感和精神寄托。信仰法治意味着法律不是与自己无关的外在强制力量，而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法律不仅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模式，而且是人们进行价值评价和思想情感交流的载体。
其次，法治信仰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信仰处于社会意识的最高层次，统摄其他意识形态。法律不仅是一套行为规则，而且还是自由、民主、正义、安全的制度化价值体系。法治信仰的本质是对法律价值和法治功能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任，是对法律所确立的价值目标和法治所蕴涵的功用效能的始终不渝的追求。
再次，法治信仰是社会治理的经验凝结和理性选择。法治信仰建立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经验基础上，在人类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历史活动中逐渐地转化成一种法治文化传统。人们对法治的信服和尊重，是人类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经验凝结和理性选择。
❻ 什么是法治信仰
坚定守法，守护公正
❼ 法律能否被信仰，是否应该被信仰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它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经过共同努力和不断摸索所取得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法治国家要求国民对法律具有虔诚的信仰。当苏格拉底被指控违反城邦宗教、渎神和腐化青年等罪被判处死刑时，他虽然有机会逃脱，但仍然坚持一个公民必须遵守法律的信念，最终以身殉法。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含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着一种理想信念。法律是公平、正义、道德、伦理的化身，是人类对理想境界和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法律虽然是生硬死板的文字条文，它生杀予夺、冷酷无情；但它冰冷之中包含着温情，严厉背后充满着仁慈；它惩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限制是为了更多的自由。法律像阳光一样普照着大地，像春雨一样滋润着万物，它是人类真正的守望者和保护神，人类应当崇尚它，景仰它。我们需要对法律有信仰，法律才能给人们以正义、秩序、自由和福利。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首先要有法律信仰，用法律赋予自己的职权为社会输送公平和正义，化解社会的矛盾和纠纷。当公共权力受到法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公民权利受到法律父爱般的呵护、人们合理的诉求得到充分的考虑和解决，法律的信仰将深入人心。
❽ 如何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是两个内容互相衔接的科学命题。前者的关键在于强调法治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基本原则，诸如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后者的关键在于强调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法治的普适精神。
实行法治，没有完全相同的模式，在中国实行法治，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完全照搬。在遵循法治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迫切需要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我国封建社会历史较长，“人治”等封建思想有一定影响，注重纲常伦理使中国社会具有“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色彩，这都成为了法治建设的历史和文化障碍。要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继续寻找建设法治的可行途径和方式，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唯有如此，在中国厉行法治，才能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才能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所说的弘扬法治精神，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公民行为和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协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制社会建设，全面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
我们所说的法治精神就是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以人为本、人民主体、执政为民、社会和谐；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
总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就是要把作为普适价值的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既要坚持法治的一般原则和观念，又要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和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探索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崭新道路。
❾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在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这的确是个难题。信仰法治，关键是要消除人治。因为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后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传统阻碍了法治。破除封建人治意味着，不仅要破除封建特权的思想，还要触动某些特权者的利益，不仅要建立平等民主的文化制度，还要清除封建等级制的思想基础。应该看到，社会不会自动接受法治，特别是当法治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自然会选择已经习惯了的人治，故而法治之路依然漫长。
虽然法治信仰的形成过程异常艰难，但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我们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全力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努力建设法治国家，营造法治氛围，法治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法治信仰必将形成。具体而言，离不开以下几个前提：
首先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如果执政者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很难形成。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信仰的重要因素。比如上访就是封建人治文化的产物，消除此类现象，就必须使领导者意识到这种人治方式的弊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是媒体要理性传播。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是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的关键一环。媒体的理性和规则意识、自律和责任担当，对整个社会形成法治信仰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媒体的导向很重要，现在有些媒体对明星八卦过度热衷，但对关系民众基本权益，关系社会正义与良知的社会问题无动于衷。只有当媒体展示真相、客观表达、严守规则、维护公义的时候，社会才能恢复理性、尊崇法治，我们期待的法治信仰才会形成。
三是学校要承担起教育责任。文化的养成不可能速成，必须从小灌输、教育、训练。法治信仰涉及三观，只有通过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机构的长期努力，全社会的共同推进，才可能逐渐形成。尤其学校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所有学校都开政治公共课，但是最需要的法治课却迟迟开不起来。学校应该把法治课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
四是民众要理性表达和行动。形成法治信仰的基础在广大民众。当“中国式过马路”、“信访不信法”、“走关系”强于“走程序”大行其道时，我们就必须反思，是什么力量让规则失效，是什么力量让理性缺位?为什么人们不愿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按照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呢?为什么人们遇到热点问题就无视规则竞相从众?如何才能保持理性按规则行事?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也是法治信仰形成过程中每个公民的责任。
五是法治信仰还需制度保障。比如美国的信用体系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是全国统一的公民唯一的证明记录，考试作弊可能就是一个污点，商场偷东西也成为污点，人一生中不断累积的这些污点不仅影响着缴纳保险金额的高低，还影响未来的职业选择，影响政治前途。社会信用制度对人的行为和习惯有明显的规范作用，其后又有强大的威慑力保障。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执法者和相对人都缺乏有效约束，甚至可以说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是执法随意和腐败造成的。社会信用缺失本质上还是制度缺失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法治信仰还有赖健全并落实各项制度。
❿ 如何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带头学法尊法用法
1、要坚持带头学法，不断提高法治素养。把学习宪法和党章作为首要任务，原原本本地学，逐条逐章地看。把学习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法律法规作为关键所在，既要学习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也要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与履行职责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勤学、真学、善学，带着问题学习，联系实际思考，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推动学法常态化、制度化。
2、要坚持带头尊法，发自内心信仰法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切实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自觉性坚定性，牢牢把握人民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带头抓好宪法实施，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坚守法治的思想基础，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行引领社会风尚、培育法治文化。
3、要坚持带头守法，切实做到依法用权。把握权力边界，按照“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对已经明确的权力边界，要严格贯彻执行；对权力边界不清晰的，要抓紧依法界定清楚。坚持秉公用权，处理好情与法、利与法、权与法的关系，切实做到公正用权、公平处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于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充分发挥制度的监督约束作用，有针对性地立制度、建平台、定规矩，带头强化制度执行，主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4、要坚持带头用法，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决策，把合不合法、合不合规作为决策的前置审查条件，最大限度防止决策不当、决策失误。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自觉在法治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确保改革于法有据、蹄疾步稳。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严管党治党，把党章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依据，与时俱进加强党内法规建设，落实主体责任，严守政治规矩，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