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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道德或法治建设

发布时间: 2022-01-01 23:54:07

① 我爱家乡道德法治几年级

二年级下册 望楼主采纳

② 思想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有什么关系

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是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保持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手段。思想道德教育是伦理教化,引人向善,是通过学习,宣传和耐心细致的说理工作去启发人们取向正确行为的自觉性;而法制建设则是规矩方圆,惩恶扬善,是通过法律去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手段。

从它们的关系上说,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代替法制建设,法制建设也不能代替思想道德教育。两者比较起来,应当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但是,由于道德与法制的内在联系和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

思想道德修养在生活中的主要任务:

1、积极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

2、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精神。

3、教育和引导高职生正确认识高等职业教育、认识自身、认识环境、认识时代特征。

4、对高职生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公民道德教育。

5、提高高职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道德评价能力,培养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6、引导和帮助高职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观、成才观,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

7、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③ 写一篇关于我国道德建设或法治建设方面的论文,字数要求不少于1500字,论文格式要求完整规范。

这个我可以给你写,你什么时候用告诉我一下,我好尽快给你写

④ 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治的道德基础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较低,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识较差,这是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统一性
法治道德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因为法治本质上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运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应当超越于政治之上。人类政治活动指的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种。从历史发展来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无为而治)、德治、礼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运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须讲道德,法治作为政治的一种方式,同样必须讲道德。但这里讲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将道德置于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为一种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随机物,而是内含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推论:国家政治和法治必须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精神和正义原则,必须在明确的善的道德价值指引下建立正义的法律体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执法与司法过程,从而造就和谐、自由和有序的社会发展局面。也就是说,国家政治和法治只有从其出发点、过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类的道德准则,才能真正体现政治和法治的本来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本是完全统一的人类行为规范和治国方式,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人们对德、法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设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础,道德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世界范围内法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西方现代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新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认为道德和法律分属于两个领域,是两种相互矛盾和作用各异的社会规范,因而现代法治建设不能够容纳道德,而必须以纯粹的法律手段治国,这样才符合现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从的法治理念。哈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强调法律的正义标准和善恶判断性,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力求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富勒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法学界,除了与上述两种法学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外,还有一种中和性的观点,就是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张人们在一般社会事务上应当遵守道德规范,而在法律领域里则应当坚持法律至上,以法为据,从而避免道德对法律的干扰与消解作用。这种观点看似公允,实质上还是把道德与法律作了二重划分,使之形成了难以融合的两张皮,因而它在倾向性上还是接近纯粹法治论的观点的。 我以为,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相对而言是比较正确的观点,与古希腊的正义法理论和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这种观点仍然力图统道德于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导性。
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道德和法律的本质与功能上加以认识。从本质上看,道德是人类正义精神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道)及其在人类社会各种事物中的显现(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证性和自为性,从
而也就成为判断万事万物的第一价值标准。相应地,法律则是人类社会生之于道德、依据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规则,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对道德规范的一种加强和强制实现。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后起的;法不具有自证性,必须依据可以自证自明的人类规则来确立,这个可以自证自明的规则就是人类道德(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事物上即称之为“理”,探讨法律的这种根本依据和实质的学说就称之为“法理学”),非依道德,法就难以解决因何而建立的问题;法也不具有自为性,(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赖于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内在动力就是道德(正义感、利众心和责任意识)与智慧。由此可见,道德的本质是自具的(本来如此),而法的本质是由道德确立的(依理如此)。离开道德,法将失去判断社会万物价值(善恶、是非)的根本依据。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正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一致性,也说明了社会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种认为道德和法律本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是否定了统一国家中社会规范的一致性,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功能上来说,道德和法律则是内外互补的共同规范关系。道德和法律共称为“社会观范”,其目的都在于使社会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觉性为基础,从人的内在意识上建立善恶是非的人生准则,从而起到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的作用。法律则是以人的强制性为基础,从人的外在行为上明确其善恶是非的走向,从而约束、限制和导向人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是只有道德没有法律的,那时人们的心灵纯朴、道德自觉性强,一切社会问题都通过内在自学和由此形成的外在习俗就基本上解决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加强,利益竞争出现,仅靠道德自觉已无法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对于道德自律意识淡薄的人来说,内在的自我约束已很难奏效,这样就不得不适用外在的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来迫使其遵循人类的道德要求。可见,法律是以道德补偿和保障的功能出现于人类社会的。自从有了法律,人类社会就具有了内外一致的双重规范机制。但不论哪个社会,这两重社会规范都力求统一。在一个得到良好治理的社会里,法治总是以人类的道德正义精神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据的,而道德也总是以法律规范作为其保障。所谓“礼法结合”、“出礼则入于刑”正是说明了这两者的互补共治性质。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统一的社会规范的共有一致的两个方面,它们本质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种看似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两种情形造成的:一种是后起的法律背离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不能反过来说是道德规范背离了法律规范,因为先在自证的道德无须以法律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应当以道德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种情形则是由于体现道德、推行法律的主体——人的素质修养不够,因而造成人为的对道德内涵的误解和对法律规范的误解,由此造成了道德与法律的某种矛盾局面。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则是人类正义精神。德、法两种规范共同指向的目标是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构成一定的关系。所以,德、法两种社会规范的本质内容是社会关系,表现方式则是情和事。有人认为,法律是无情的,所以法律与情相冲突,不能讲情。这种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类社会客观的存在现象,正由于情(如血缘之亲情、性爱之感情以及广义的人类慈悲心、仁爱心、侧隐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织运行,人类才产生了各种各样难以理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过理而对情和事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梳理,从而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从人心和人的行为两个方面合理地建构理、情、事的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而德治(以德治国)和法治(依法治国)则是对理、情、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把握与建构过程。法治社会虽然以法律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主导规范,但同样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才能完善有效地确立起来。否则,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内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视人的内在自觉修养而求外在行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混乱
无序状态。因此,现代法治必须在社会层面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并以道德为处理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为主导的裁决手段;公正执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责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础,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并行不悖,共同为治,真正的法治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来。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将道德规范贯穿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就是要求社会建立一种道德化的法治,体现一种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设中强调道德并不意味着道德仅仅被看作为法治过程的一种口号,而是要求法治建设必须以人类道德正义精神为指导,执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具备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公正执法的能力素质,整个社会体现出正气流行和和谐有序的风貌。也就是说,道德必须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规范融化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应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正义,即立法活动要从人类正义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到人类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质,使普遍确立的法律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恶法之治”。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点。衡量立法正义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和福利而创制法律,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权化、阶层化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与行政廉洁。廉洁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张。廉者不贪,洁者不染。廉洁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价(小而精干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费社会财富)。官员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权力视作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工具和尽职尽责的手段,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政权运作简单有效(政治与行政行为简明单纯,不扰民,不搞排场,不搞虚夸,而政府权威很高,推行政务的效率很高)。 第三,执法与司法公正。政府的执法行为与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平等地对待一切法律关系主体,避免权力关系(权权庇护)、亲属关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钱关系(利害勾结,贿赂公行)、乡友关系(近者庇护,远者欺瞒)等社会关系对法律事务的扭曲和影响。
第四,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赖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质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处于“公共权力边缘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质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响的还是那些处于“公共权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质。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之治的思想和科举取士的制度,古希腊柏拉图的“贤人政治”的主张,都力图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值得借鉴。
表现在上述诸环节中的人类道德对于法治建设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质上不再是外在于法治过程的游离物,而是构成法治建设的血肉和灵魂。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作用,即在法治建设中构成推动法治运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础,为创立“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提供基本的动力保障。第二,风尚化作用。社会道德具有通过社会舆论迅速传播、渗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对社会起到一种风尚化的作用,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向往,同时也就造成了对一切社会成员的强大的心理压力,从总体上制约法治建设朝良性发展。第三,内在规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从人的内在自觉性入手解决社会规范问题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养”为基础,通过社会成员的自我评价和内心羞愧建立自律机制,实现“道德自律”,由此引导人的外在行为的合理发展。可见,道德规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业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对确立法治建设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义人格和公正作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范化作用。社会道德虽然不如法律规范那样具有明确的外在强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响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道德高尚、正直、诚实、公正的人们的行为,为社会提供一种可借鉴和学习的“模范体系”,从而引导人们走上道德正义之路。道德修养好的人对于一般的人会形成一
同时是一个法治建设的过程,而法治建设的过程则必须同时是一个道德建设的过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在我国现阶段,改变道德缺失状况的任务很繁重,需要从各方面综合努力才行。这里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入手,简单讨论一下道德建设之路:第一,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应当把弘扬道德正义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统一起来,引导人们按照道德标准判断是非,衡量行为,由此养成全社会诚、信、公、正的道德风尚,为法治建设提供良性的社会道德环境。第二,从法律体系本身来看,必须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决法律和道德两张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异现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为本质相同、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两大社会规范,为法治建设提供内在的道德动力和依据。第三,从社会成员尤其是公职人员的个体素质入手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社会成员道德信念的建立来自于不断深入、勇猛精进的个体修养。因而,从教育、学习、政治宣传等方面入手强调和激励个体道德修养行为,建立稳固持久、代代相传的个体道德素质,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党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活动,本质上就是要解决为政者的政治道德问题。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优秀的道德理论、德法共治理论和个体修养理论,因此,扬弃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是改变道德缺失状况,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道德,它曾在历史上对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起到过无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宝贵财富。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切实的行动,才可能发掘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资源和精神动力,也才会找到法治建设的真正基础。

⑤ 求大学生思想教育实践手册上,家乡道德或法治建设调查 3000字左右,最后要有基本结论

从党章看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那么,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其科学内涵的准确、完整、规范、权威表述是什么?这种表述到哪里去找?笔者以为,要到《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里去找。党的十八大修正后的党章指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两个一切”、“一来一去”。可以说,这个表述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的最准确、最完整、最规范、最权威的表述。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个表述,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表述的由来。 “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路线问题的最早提出 翻阅党的一大的纲领和党的二大至六大的党章可以发关于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的明确表述。但从现,其中都没有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来看,党对群众工作在1922年就有要求。群众路线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初创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并开始孕育和产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较为完整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时,根据地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其中就涉及到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8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首先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紧接着,毛泽东、周恩来也使用了这个概念。由于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工作,所以他使用了这个概念以后,更多地是在一系列文章、指示、报告和讲话中阐述和强调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问题。当时,关于红军是否要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在党和红军工作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等问题,在党内和红军中有不同的认识,思想并不统一。而这方面问题又直接涉及到红军的性质,涉及到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如何处理,以及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重要问题。毛泽东正是在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和阐发了党的群众观点的思想。他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他认为,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他批评了红四军中一些同志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就这样历史地、不可回避地提出来了。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群众路线的初步阐述 党的群众路线实现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怎样实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1943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初步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论述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即党对群众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基本工作方法进行的总结和概括。虽然这时还没有在表述中明确强调党的群众观点,但是党的群众工作如何去做,怎样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已经科学地阐述清楚了。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大以来与“左”倾错误进行斗争的历史,总结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讲话,都着重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这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和体现在党的七大的党章中,其中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党的七大党章虽然没有正式使用党的“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却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并概括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用了一个专题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把群众路线放在这样的高度予以定位,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还重点阐述了什么是党的群众观点的问题,并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观点系统地进行了梳理,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强调:“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这里,他把党的群众观点的重要性,群众观点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和深刻。 把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统领起来: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我们党对党的群众路线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党章和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 党的八大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写入了“群众路线”,并对党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但是,对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八大党章没有给出定义,也没有进行概括和提炼。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八大党章根据党执政后的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并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邓小平还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提出要通过建立制度和加强监督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使党不脱离群众。他所作的一个重要理论工作,就是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他指出:“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样进行表述,就用群众路线这个大的范畴和总的概念,把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都统领了起来,使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更加明确了,内容更加丰富了,表述上也更加完整了。

⑥ 道德与法治家乡无产知多少教案

案例是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包括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同时也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教学案例描述的教学实践,它以丰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师和学生的典型行为、思想、情感在内的故事;教育案例是一个教育情境的故事,在叙述一个故事的同时人们常常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就是点评。所以一个好的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加上精彩的点评。

⑦ 怎样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

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当中,应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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