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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发布时间: 2022-01-02 14:57:35

⑴ 谈一下加入WTO我国行政执法面临的问题(需要个人观点,拒绝抄袭他人的观点,)

一,加入WTO后我国的依法行政(旧稿)

WTO规则作为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其规范的对象乃是缔约方政府的行政行为。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所宣示的:WTO规则“是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通过谈判签署的,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其本质是契约,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制在议定的范围内”。我国加入WTO后,首先受到影响将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我国的依法行政将不再完全属于国内行政管理问题,而要受到国际协议更多的制约,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以积极姿态应对WTO规则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提出的新的课题。本文拟就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行政行为方式以及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就加入WTO与我国依法行政的关系作一论述。

一、WTO规则与我国政府行政行为的依据
加入WTO意味着WTO法律规则将成为我国行政法的重要渊源,所谓“依法行政”在依据上将发生重要变化。
众所周知,WTO使世界唯一处理国家(单独关税区)与国家(单独关税区)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贸易尽可能自由地流动,消除贸易壁垒,鼓励各缔约方政府严格地遵守WTO的规则和纪律,并履行其承诺,保持其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WTO的法律基础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宣言》以及附件中的一系列适用协定。世贸组织协定是经各成员立法机构以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承担了使国内立法与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
这一系列协定确定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对缔约方政府的对外贸易管制提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建立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关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解释谅解》在原第24条规定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成员放应对遵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全面负责。缔约(国)方应该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合理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内的政府和当局及地方政府和当局能遵守本规定的各项规定”,如果地方政府没有遵守有关规定,成员甚至有可能被要求提供赔偿。
因此,无论从WTO性质、法律地位还是从WTO规则看,WTO约束的是缔约方政府的外贸行政管制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国内经济的管理行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之19条规则详细规定了中国国内的行政管理问题,没有一条涉及企业行为。个人或者企业,虽然是外贸活动的主体,他们要与本国和其他各国的法律打交道,但他们并不是WTO协定的当事方,不是WTO权利义务的直接承受者。因为,WTO规则规范的主要对象不是作为单个的经济交往主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比如,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所实施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令、条例司法判决、行政决定都必须予以公布,甚至某成员方政府与另一成员方政府多缔结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协定,也必须公布——这一切显然是针对所有WTO成员方政府所言的。中国加入WTO后,无论是采取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还是将其直接纳入国内法,WTO规则将成为我国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履行WTO协定的法律依据之一,也即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行政管制的重要法律依据。
事实上,即使根据我国现行法律,WTO规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1987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指出:“当国内法以及某些内部规定同我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发生冲突时,应适用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我国不能以国内法规定为由,拒绝履行所承担的国际条约的义务”。无疑,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上条约优于国内法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规则。
中国加入WTO后,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果国内法与WTO规则不相一致,应该优先适用WTO规则。WTO规则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效力高于国内的一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因此,我国加入WTO后,一个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随之大大扩张,除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等以外,作为国际条约的WTO规则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二、WTO与行政行为模式的转变
我国传统的行政行为模式,比较强调行政的纵向管理职能,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服从关系;强调行政行为的“权力”要素,比较忽视对权力的制约,忽视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强调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即行政主体只要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即可自行决定和直接实施行政行为,不受行政相对人意志的影响或者左右;强调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对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制约比较忽视。与此相对应,传统的行政救济方式和程序单一、范围狭窄。
加入WTO后,我国依法行政的法律环境将发生重要变化,传统的行政法律理论以及在此指导下的行政模式都将面临巨大冲击,强制性、单方性 、不透明性、程序欠缺的传统行政行为将被注重服务和引导的、透明的、程序法定的、救济周全的行政行为所代替。
具体而言,加入WTO后,我国的行政行为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重要转变:
(1)行政行为理念由传统的管理理念转为管理与服务并重
中国入世,意味着政府将承担更多的服务职能,要“以服务导向代替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王世雄《规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新华文摘》2000年10)这种服务导向要求政府能够为境内企业提供公开的、多方面的帮助,这是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要带来的挑战。从而行政法将更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行政将不仅仅是纵向的管理,行政将更多地意味着“服务”。尤其是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与国内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关系将日显重要。因为,作为政府,一方面要对本国制定的法律法规与WTO规则的一致性负责,还要对本国企业界的行为负责,如果政府或者企业的行为违反了WTO规则,中央政府首先要对外承担责任。但是政府难以直接监控国内每一个企业的情况,更难以比较直接了解其他缔约方和企业违反WTO规则的情况,于是企业和政府为了保证充分利用WTO规则并从中获得利益,必须充分地协作与沟通,企业应该将了解的情况及时报告政府,以便政府根据WTO规则,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护本国企业的合法利益。政府也应该积极与企业合作,了解情况,收集证据,只有这样才能在提起WTO争端解决程序时处于有利地位。这一切有赖于行政主体的服务意识的真正确立及其与企业之间的有效的沟通和充分的合作。
根据WTO规则,政府的服务功能还体现在,政府有义务设立咨询点,方便本国或者其他成员方的企业了解本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技术信息,政府负有答复和提供相应资料的义务。GATS第三条规定,在该领域每个成员必须设立咨询点,依其他成员的请求,提供与GATS适用相关的或者影响其适用的普遍性的所有相关措施的特别资料。《动植物检疫协议》则规定,政府设立的动植物检疫咨询点,负责提供涉及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咨询的处理答复以及处理相关文件。

(2)WTO与抽象行政行为
WTO规则的一个重要的规定是透明度要求,主要规定在199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3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63条。根据这些规定,成员方所实施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令、条例、司法判决、行政决定,都必须迅速予以公布,以便各国政府以及企业熟悉之。一方成员与另一方成员所缔结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协定,也必须公布,以防止成员方之间进行不公平的贸易。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这一要求通常称为透明度原则。透明度要求有助于促进成员的法律法规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同时又为判断、监督成员的法律法规是否与世贸规则一致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WTO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强化对成员方贸易政策评审的有效性,WTO规则要求各成员方及时将贸易政策与措施及动态变化情况通报WTO秘书处。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协议中包含有200多项有关通报的要求,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多个方面。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第3条规定:每一成员方应立即或者至少每年一次将采用的对根据本协议已对其承担具体义务的服务贸易有重大影响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命令,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命令所作的任何修改通报给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是各成员方必须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这是贸易政策透明化的一个重要制度。
因此,加入WTO后,为了履行WTO规则,我们的行政立法行为以及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需要进行改革。
目前,我国的行政法规体系还不符合世贸规则的透明度要求。近年来,我国在涉外税收、外汇管制、加工贸易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比较频繁,但是法律政策制定的程序以及法律体系本身和金融制度等缺乏透明度。一些政策的出台,由于缺乏信息沟通渠道,往往是外商投资企业等在经营中遇到了问题,才知道有关的法律法规已经改变。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彻底清理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措施,不符合我国所作的承诺的,该废止的要废止,与WTO规则相悖的则要修改。凡需要实施的都必须在指定的公开出版物或专门出版物上发表。目前,法律法规清理的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措施公开的及时、完整、顺畅也有很大提高。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入世以后如何处理各级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政府实际工作中,规范性文件的作用是很难马上被取代的,它是很多政府行政执法机关实际的执法依据。而规范性文件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透明、效力低,分散混乱;从本位利益出发制定规范性文件,如以地方“红头文件”筑起灰色的围墙,分割封锁垄断本地的消费市场,通过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确定本地利益或者本地当事人利益优先的原则,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为垄断行业张目。在加入WTO后,这种规范性文件处理不当将严重损害我国对外的经济形象和经济利益,并可能被其他成员方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如,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即TRIM)确立了发达国家在3年内,发展中国家在5年内取消如下一些不适当的投资措施:限制投资者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用的原材料的进口量,限制投资者企业在当地生产的出口产品的数量、价值和比例,限制投资企业者的外汇使用权,规定必须使用国内供应的产品等措施……,我国最近修改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当中与这些规定不符的部分。但这些规定很可能因为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而遭到破坏,从而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
基于此,有的学者主张取消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相关措施清理后统一到法规或规章当中。我国现行法对规范性文件的界定是,它不属于立法法所称的立法,并且行政相对人可以经由行政复议途径获得救济。笔者认为,入世以后,必须强调全国法制的统一性,尤其要强调地方政府不能以地方特殊性为由,作出违背WTO规则和在上位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抽象行政行为,否则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麻烦,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我国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此,一律取消规范性文件是不现实的。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是,首先实现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行为的权力明晰化,程序公开化、法定化,监督途径多样、方便、快捷。然后配合政府职能的转变整合政府行政管理的领域,从根本上解决规范性文件满天飞的问题。

(3) WTO与具体行政行为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政府的职能已经集中于对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的管制以及公共服务方面。近二十年来,包括欧美、日本在内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松政府管制,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将一些政府垄断的项目转移到市场竞争领域,利用社会力量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责,把市场竞争引入到一些公共管理领域。比如日本就建立了大量的“第三部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非政府中介组织),将传统由政府承担的许多事务通过招标等方式转由非政府组织完成。我国目前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包括类似的内容,即政府职能下卸、管制放松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将从很多传统的行政行为中退出,行业协会及会计、律师等社会中介组织将得到发展。这也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世贸组织的宗旨是促进经济贸易自由化,这就要求经济市场化,放松政府管制,改变管制方法;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规范行业行为,协调企业关系,沟通政府与企业,对付国际跨国集团,进军国际市场。
不仅如此,WTO规则赋予了传统行政行为以新的含义,这些传统行政行为的适用条件、方式、范围、程度等等都无可避免地受到WTO规则的影响。尤其是行政调查、行政处罚(尤其是海关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尤其是进出口的许可)、行政征收(尤其是关于税收的制度)、行政给付(如政府补贴行为等)。而一些原来不为人们重视的行政行为方式将日益重要,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规划、行政补助。行政行为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规范化、程序化。可以认为,WTO规则直接涉及我国各种具体行政行为,需要行政机关按照WTO规则重新审视每一种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比如就行政给付行为而言,政府的资助、补贴行为不当就会引起其他成员国根据WTO规则给予报复等。
值得注意的是,WTO规则约束的对象不仅仅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行政行为问题,而且将深入影响地方政府的各种行政行为。例如,服务贸易协定就涉及国内诸多法律和广泛涉及国内地方行政行为。上个世纪的最后30年可以说是国际贸易发生重要转折的的时期,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出口增长速度,年均增长超过了10个百分点,预计到2030年,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将与货物贸易持平,甚至有可能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对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对成员国法律的影响范围是有区别的。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边境措施对货物贸易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调整,而服务贸易涉及政府的国内每一个行业的政策问题,也即涉及各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问题。再例如国民待遇要求货物一旦进入一国市场就必须得到与境内生产的同类货物相同的待遇,这些待遇包括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在征收国内税和在有关国内销售、购买、运输、分配所适用的法令法规方面的一视同仁,以避免进口国利用国内税收和相应的销售制度来抵消关税减让的效果。因此,WTO绝不是仅仅涉及国家作为整体意义上的行政行为问题,而且广泛涉及国内法和地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涉及国内行政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问题。

(4)WTO与行政程序的法定化
WTO规则与行政程序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事实上。WTO规则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规定,如,行政行为的透明和公开就属于行政程序的要求。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将是加入WTO后,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之当务之急。
根据WTO规则,通过行政程序法制化,将合理的、简明的、有效率的行政程序制度化、法律化,促使行政机关选择效率最优化的手段,克服人们往往为之心怵繁文缛节,提高行政效率,使得国内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实施成为可能;行政程序将行政机关置于法律控制之下,它要求行政行为既符合行政实体法,又符合行政程序法(包括WTO规定的行政程序规则);行政程序能够大大促进行政公开性,增加行政活动的透明度,使之易为利害关系方和外界了解和预测;可以为一般公民参与行政活动,在公共管理领域依法行使主权,支持依法行政工作,减少不不要的行政纠纷,乃至创造社会安定局面,具有重要作用。
应该说,在我国,作为规制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1989年4月通过的《行政诉讼法》,走出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重大一步。在我国,它第一次以法律方式宣告:违反法定程序,行政行为无效。严格地说,行政诉讼法与其他诉讼法一样,只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程序制度,属于事后监督范畴,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行政实体法并符合法定程序。我国199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处罚法》以及1999年3月颁布的《行政复议法》是我国当代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两个最重要的成果。《行政处罚法》,较好地体现了现代行政程序制度对于行政权的制约;它借鉴了西方的听证制度——尽管这种借鉴是十分有限的,仅限于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处罚行为的一部分处罚,但其对于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实现了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错程序的法律化,同时它亦强调政府复议机构对行政行为的程序审查,因而,对于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建设意义重大。
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现有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缺陷仍然是明显的,无法适应我国加入WTO的需要。
第一,行政程序多授权部门立法而成,过于简单,偏重于方便执法而不是保证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具有鲜明的管理色彩。我们感到,行政程序的授权立法严重削弱了行政程序本有的对行政执法机关的制约作用。在许多西方国家,有专门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结合一般性规定和特殊性规定规范行政程序行为。比如荷兰的行政法通则和美国的行政程序法。在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呼声也很高,但从立法现实来看,不同行政行为分别立法的倾向很明显,如《行政处罚法》和正在起草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行为法》等。
第二、行政程序的公开性低,而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是行政机关接受公众监督的前提,程序不公开,监督便无从谈起。行政程序的公开性需要得到的法律的保证和确认。其中包括行政公开以及诸如告知、听证、申请、异议等方式。它们是保障公民了解有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参与行政管理、体现民主原则的重要方式和程序,必须以法律形式确认和设定,使之成为法定的行政程序。行政公开是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也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加入WTO后,尤其是与利害关系人有直接关联的行政决定,其过程和结果必须公开。这一点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已经有很好的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开,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该法还规定,对行政处罚举行听证的,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行政复议法》也强调“公开”,如规定了复议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但是现有规定仍然十分不够。另外,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机关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程序公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镇务、村务公开在各地得到推广,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是,同时应该看到,所有的一切似乎还属于“政府道德”的范畴,做了报章表扬、媒体宣传,不做则也无妨,没有法律责任加以制约。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积极而不盲目地学习西方法治建设的经验,是构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也不例外。
第三、 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在法定行政程序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如程序缺陷,滥用程序,顺序倒置等,应该有严格的行政和司法途径予以挽回和补救。行政途径包括通过行政机关自身监督机制确定,或者通过行政复议制度确定,但是在法律上,目前还没有十分明确、严厉的规定追究违反法定程序者的责任,来惩戒违法者,从而牢固确立和维护法定行政程序的尊严。 目前较多的是通过司法审查,来确定程序违法,即由行政相对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提起诉讼而引起,它不仅具有确定行政行为是否违反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也有认定违反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无效并予以撤消的功能。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审查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并依法予以撤消。问题是我们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认定了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确认无效后,往往只能做出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实际上还是为程序违法开了绿灯。这表明我们目前的行政程序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观念上都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存在相当的距离。

三、WTO与我国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加入WTO,客观上要求我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以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注意到,几乎所有WTO小协议都有关于司法审查的条款。GATT第10条规定,缔约方应该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该条规定的应当公布的法律性规定、司法裁决和行政决定,同时,缔约方应保留或者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判庭或者程序,以便能够特别对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检查和纠正。这种法庭或者程序应该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它们的裁判构成判例,可以成为以后同类事项的准则。《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23条、《政府采购协议》第20条等,也有一些关于行政救济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基本要求是:凡是有关对外经贸的政策措施,包括行政决定和行政裁决都必须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机会和司法救济程序;如果从程序上没有给当事人一个司法救济程序,当事人就可以将该争端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些都给我们传统的行政救济模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
首先,关于“行政终局性裁决”行为给予司法救济机会和司法救济程序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凡是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是,《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反倾销案件的有关当事人如对处理该案件的国家主管机构所作的最终裁决或行政复审结果不服,各成员方应允许其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没有规定对倾销裁决的司法审查程序。TRIPS第41条第四条规定了对于行政部门的终局决定或者裁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给予当事人司法审查的机会。我国于2000年修改专利法,给予专利申请人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决定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但商标法还有待修改。尽管2000年3月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已经把原来一些由行政终局裁决的行为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注),但是还很有限。
另外,根据WTO规则,司法审查的范围将涵盖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要求:“在不违背一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每个成员应维持或尽快地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在这些程序不独立于受委托作出有关行政决定的机构时,该成员应确保这些程序实际作出客观和公正的审议”。因此,尽管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但是,在GATS中,涉及行政相对人利益的行政机关的政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将被逐渐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
第三,我国行政审判的公正性将在世界范围内接受评判。因此,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行政审判人员法治观念尤其是行政审判人员必须迅速掌握WTO的协议和规则内容,学习涉外诉讼有关知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必须树立依法办事意识,积极支持法院依法审判,共同塑造我国司法审查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如果说,“入世”以前我国的行政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动力,主要是源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的话,那么,“入世”便意味着我国的行政法治化进程将更多地在“外力”的影响和作用下得到发展。入世对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认真务实地关注两种法律观念和法律文化、两种法律体系之间的冲击与回应,对于推进新世纪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对有关法律尤其是国际经贸规则、惯例、WTO规则体系的了解和掌握十分有限。必须提高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经营者对WTO规则知识的运用水平和国际法意识,来应对入世的冲击,这也是我们理论工作真的任务。

西娌 发表于 2006-4-7 12:01:41

二,加入WTO与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之刍议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 2007-1-8 22:40:5
(自查一下)

⑵ 加入WTO对中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奉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以及加入,必将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规范如何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相整合的问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中国自身法律体系与国际的接轨,不仅仅发生于有关国际贸易与投资等领域。事实上,中国国内的公法制度,即宪法和行政法制度,不仅构成法治之实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WTO自由贸易理念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落实具有关键性意义。特别是作为国内公法的行政法制度,更涉及到世界贸易组织管理规范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法治和WTO的背景之下探讨中国公法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WTO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改革的若干突出问题
(1)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相关问题
从行政法角度来说,地方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的规定,制定特殊的保护性规则。
第二,为保护本地区利益而进行的行政干预。
第三,在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中,还存在着民族自治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使用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相关的法律与管制政策,例如许可制度、价格、税收优惠制度等等,都与其他地区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
第四,司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2)法律与政策的统一实施问题
(3)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
(4)规章制定和法律实施中的透明度问题
(5)行政管制机构的中立性问题
(6)对行政行为的复议和司法审查

⑶ 如何理解中国推动wto框架下的全球合作努力

面对wto发展的新挑战,中国的对贸易应做好三件事。

第一,积极推动wto发展,构建和谐国际经贸新秩序。

“多哈”终止,使wto的发展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新的选择,中国应当以此为契机,积极倡导和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wto体制是发达国家倡导的,对发展中国家带有很多歧视性,尤其我国在加入wto时的三大不利条款”就是证明。我们应当团结和依托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核心,构建新的对话机制。拿出诚意,做出表率,展大国风范,与发达国家积极进行沟通和对话,化解矛盾,共同构建平等、公平、和谐和互利的国际经贸新秩序,推动wto在世纪之初焕发出昂然生机。

自gatt成立60年来,世界经贸的繁荣,印证了多边贸易体制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加入wto使中国受惠,更使整个世界受惠,因为中国加入wto,极大的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实力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在构建和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担当“领路人”角色。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只有形成适当而匀称的互动,发展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形成。

和谐的含义,从理论上讲,是指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和合”的概念除了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外,还有向内、聚拢的意思,它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和谐。在中国最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和谐的思想。《书》中就有“协和万邦”的词句。对中国人来说,不论就自我修养还是就一般世事而言,和谐都是关键。所以,和谐反映了中国的一种文化,一种思维传统。这种传统作为中国的一种战略文化,对中国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一直有着深刻影响。

因此,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发扬。

所谓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如能够形成适当而匀称的互动,发展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其一方面是通过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多边的法制体系,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安全和可预见的环境,促进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确保规则的公正,并在规则制定过程中,确保公平和广泛的参与,解决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也能够从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利益,最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当前,发展问题仍是建立和谐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障碍。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从全球发展趋势看,最不发达国家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最贫困人口与最富有人口的差距也在扩大。一个贫富严重两极分化的世界,是谈不上和谐的。因此,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就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对反映旧国际经济秩序的现行国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变。

第二,积极利用fta方式,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

通过双边安排、或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发展迅速。对于这种区域经济合作,是wto协定所允许的,但其对wto本身发展所带来的利弊,是一直存在争议的。近期wto官员指出: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使wto谈判的进程延缓。

目前,美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寻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合作,是在投资、贸易和对外承包等领域的优先安排,事实上排挤了其他wto成员的权利。这对我国来说,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重要挑战,增加了对我国的非关税壁垒,使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面临严峻形势。

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战略。

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一是可以充分利用wto协定所允许的区域合作,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减少我国“入世”三大不利条款带来的歧视性待遇;二是可以减少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及政治效应;三是可以大大减少我国遭遇各种贸易摩擦。

我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时,应考虑或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设立专门机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区域合作工作。如日本2002年底成立了自由贸易贸易区总部,并在经济司内,增设了自由贸易区及经济伙伴关系处,具体负责双边fta或epa的谈判和规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设有专门的双边谈判机构。我国也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商务部设立专门负责区域经济合作工作的机构,这样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工作展开。

其次,区域经济合作应优先选择周边国家。

从经济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达到我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投资,达我国外资利用的70%以上;

从政治上看,我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政治和经济是相互促进的,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优先发展周边经贸关系,可更好地促进政治关系,有利于我国周边稳定和安全。

首先,应当进一步全面推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我国和东盟已达成《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就货物贸易中的降税模式、敏感产品、争端解决机制等重大问题,达成一致。但在投资和服务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还没有展开。我们应利用现有合作平台,加强全面合作。

其次,大力推进中日韩区域一体化合作,力争在近中期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努力不断提升合作水平,促进“10+3”自由贸易区乃至关税同盟的形成。

再次,推动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双边或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形成。

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近年发展很快,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印度也想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同时,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巴基斯坦,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是完全有可能的。

最后,推动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

在中国与东盟签订的10+1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框架中,澜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东盟的5个国家相关,而且实现这一地区的发展,也可以使中国实现西南大通道的构想。

再次,除亚洲外,应当在多个地区确定重点合作伙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

我国正在与美洲、太平洋地区、中东和非洲等国家谈判fta,但应当目标明确,优先考虑对我国有重要意义的国家。

在中东可优先考虑阿联酋。

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且阿联酋具有把中国商品,出口到中东地区其它国家中转站的转口贸易功能。

在南美洲可优先考虑智利。

我国与智利在2005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中智两国将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全面启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进程。中智建立自贸区,将给两国带来双赢结果,为两国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新契机,智利可能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桥梁。

在大洋洲优可先考虑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近年来多次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区域合作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曾多次提出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重点双边合作。

在非洲可优先考虑南非。

非洲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但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非洲的区域经济发展也较快。因此,我们应首先着手与非洲最发达的南非,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为未来占有更大的市场做好准备。

上述国家一般是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我国传统的贸易摩擦,已达到贸易摩擦总数的60%以上,通过与这些国家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

最后,通过apec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apec主要是政治合作和对话,我国应当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并积极联合其他国家,推动在apec内部的经济合作。

具体来说,即我国可进一步参与apec的活动,争取在制定有关规则中有更多发言权,以充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

我国还应继续推动上海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贸合作,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降低商品、资本和服务流动成本的目的,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创造条件。

第三,积极发展国内贸易,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事实证明,一个完全外向型的国家,经济上发展是不稳定的,政治上也将受制于人。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保持经济上的适当独立性,才能在政治上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应当首先把国内经贸发展好,这样才能增强经济安全和减少贸易摩擦。

首先,对于国内贸易发展的促进,应作好如下工作:

一是国内投资政策调整。

应当继续严格控制土地和信贷,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对于投资的产业应加强政策引导。

我国的国内投资,应当紧密配合我国的工业化调整。我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而工业化的实质是推进结构调整。目前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比较粗放和落后,各类产业整体素质较低,技术落后,设备老化,产业趋同性、产品雷同性、功能单一性问题非常突出,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程度越来越大,一般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但高水平加工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严重不足。我国的国内投资,应当把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一项重大使命,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对投资和产业变革的要求。

二是产业政策调整。

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核心,就是要在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有所突破的基础上,以产业合理化为政策内涵,营造公平竞争的产业发展环境,建立符合gaatt/wto规则的产业保护机制,实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发挥调节作用:努力创造一个供求平衡的市场环境;深化体制改革,努力创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主要包括完善市场体系、消除垄断、培养独立的市场主体等;科学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应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将产业政策具体化,即按照一定标准,科学地选择战略产业、确定“瓶颈”产业,在此基础上安排好产业发展序列,进而合理确定产业发展重点。

就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实际看,应把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等作为战略产业,把农业、能源、第三产业作为“瓶颈”产业,将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加快其发展。

三是通过建立更加具有弹性的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建立更加完善的 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制度。

其次,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国内需求。

⑷ 加入WTO后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为什么会加快

尽管在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的协定、协议中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互惠贸易原则”,但在实践中,只有平等互惠互利的减让安排才可能在成员间达成协议。
世贸组织的互惠原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体现:
第一,通过举行多边贸易谈判进行关税或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对等地向其他成员开放本国市场,以获得本国产品或服务进入其他成员市场的机会,即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第二,当一国或地区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时,由于新成员可以享有所有老成员过去已达成的开放市场的优惠待遇,老成员就会一致地要求新成员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现行协定、协议的规定缴纳“入门费”——开放申请方商品或服务市场。
第三,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一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的历史充分说明,多边贸易自由化给某一成员带来的利益要远大于一个国家自身单方面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因为一国单方面自主决定进行关税、非关税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及服务市场开放时,所获得的利益主要取决于其他贸易伙伴对这种自由化改革的反应,如果反应是良好的,即对等地也给予减让,则获得的利益就大;反之,则较小。相反,在世贸组织体制下,由于一成员的贸易自由化是在获得现有成员开放市场承诺范围内进行的,自然这种贸易自由化改革带来的实际利益有世贸组织机制作保障,而不像单边或双边贸易自由化利益那么不确定。因此,多边贸易自由化要优于单边贸易自由化,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

⑸ 中国加入WTO的过程可分为哪几个阶段

总体上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中国贸易体制的审议阶段,从1986年开始一直持续至1992年。其间,GATT中国工作组共举行10次会议,对中国的外贸体制、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服务贸易和外资管理等进行审议。由于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外贸易国家垄断,中国的外贸体制与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差距甚大。缔约国要求中国尽快改革经贸体制,并以此为中心提出数以千计的口头或书面问题。其间,中国政府由经贸部组团,先后组织外交部、海关总署、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务院特区办、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物价局、国家商检局、国家统计局、国家体改委等部委参加GATT中国工作组会议,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关税制度等专题进行口头答疑。

1989年以后,国际风云突变,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中国的“复关”遭遇不利的国际形势和环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将“复关”当作对中国施压、促变的一张王牌来打。一些西方国家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疑虑,把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视为倒退。在此气候下,中国的“复关”谈判受阻,陷入停滞状态,直至1991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中美双方互作让步达成协议(美国支持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中国同意台澎金马地区以单独关税区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才出现转机。1992年2月,中国问题工作组第10次会议举行,基本结束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审议。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及中共“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也给复关谈判注入新的活力。同年10月,中国工作组第11次会议举行,开始讨论中国复关议定书的框架。至此,复关谈判进入关键性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谈判主要围绕市场准入问题展开,是整个“复关”“入世”谈判的核心阶段,也是最困难的阶段。谈判主要解决开放市场的速度、范围、条件等问题。1994年4月,中国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同年11月,中国提出在年底完成复关的实质性谈判,但在12月份GATT中国工作组第19次会议上,未能就中国成为世贸组织创始成员达成协议。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并在一年的过渡期后完全取代GATT。同年5月中断了近5个月的中国复关谈判在日内瓦恢复进行。7月11日,WTO破例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11月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入世”工作组,中国“复关”谈判变成“入世”谈判。

1997年5月,WTO第4次中国工作组会议就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关于非歧视性原则和司法审议两项主要条款达成协议。同年8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的国家。1998年4月,中国在WTO第7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提出一揽子降低关税的方案,受到普遍欢迎。WTO共有135个成员,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的成员有36个,谈判任务极其艰巨。截止到1999年10月底,中国已同12个国家结束了双边谈判,另有24个尚未结束,其中包括美国和欧盟。

中美之间的双边谈判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程中贯穿始终,每一次谈判的结果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GATT/WTO的主要成员,美国在GATT/WTO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它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长达15年的中美谈判中,美国总是代表缔约国向中国提出苛刻条件,中国政府则本着“有利、有理、有节”的方针,坚持原则,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美方进行艰苦斗争。在历经波折和起落的艰辛之后,两国政府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精神,终于在1999年11月15日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实现了“双赢”的结果。至此,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此后,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大大加速。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定。2001年6月9日和21日,美国和欧盟先后与中国就中国“入世”多边谈判的遗留问题达成全面共识。6月28日至7月4日,WTO第16次中国工作组会议就多边谈判中遗留的12个主要问题达成全面共识。7月16~20日,WTO第17次中国工作组会议对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及其附件和工作组报告书进行了磋商,并最终完成文件的起草工作。2001年9月13日,中国和墨西哥达成双边协议。至此,中国完成了与WTO成员的所有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两个月后的11月10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多哈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加入WTO决定的历史性时刻。在完成必需的程序后,中国在一个月后迈步跨入WTO门槛,成为WTO的一员。

⑹ WTO的制度和法律对中国的法制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法制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也许只有清末“沈家本修律”可与之媲美,因此堪称中国近现代法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影响可用三个词概括“全面、深刻、长远”。
一、涉及中国法律体系的几乎所有部门法。
二、影响不仅仅是立法方面,还有执法和司法层面。
三、加入WTO将中国推上一条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它将深刻影响中国本世纪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⑺ 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加入WTO的正面影响:
(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增加中国在对外贸易双边及多边谈判中的主动权,减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我国出口配额的限制,使我国能够充分享受参与国际分工的好处。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参与者一致基础上的契约安排,是一个拥有多边规则和纪律并且有相应的规则制订能力、争端解决机制与组织机构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民主主体。由于我国在该组织内的缺席,致使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协议谈判中处于劣势,一些有竞争力、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的商品仍受配额的限制,面临退出国际市场的威胁,尽早加入世贸组织,就可以获得参与制定贸易规则的权利,使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同时,在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时能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活动空间与主动权将大大拓宽和提高。
(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长期而言,可以重塑我国企业的竞争意识,增进我国企业在知识创新和应用体系中主导作用的提高。在我国传统模式的企业中,创新精神明显不足,其影响在长期内表现为产业水平普遍低下,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劳动力知识技能低下,高新技术产业化缺乏有效的微观支柱系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世贸组织成员国势必要求我国确保国内法律制度不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抵触。在此外部压力下,我国企业将在更开放的空间实现企业精神和理念的大转换。
(3)加入世贸组织有助于促进我国各级政府更新理念、校正自身行为,规范市场游戏规则,提高行政水平和质量,有效推进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对申请加入国的经济制度属性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我国政府治理框架的有效构建将在加入WTO后的不久全面展开,一方面可以增加中央政府在建立法治国家过程中的权威,有利于社会净化措施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可以明确限定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保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政府治理框架的重构还可以促进政府理念的转变,使之与WTO所要求的市场精神相一致,从而推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思维方式的转变。
二、中国加入WTO在短期内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1)加入WTO可能会改变我国外贸顺差的格局,降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从短期看,加入WTO首先必须削减关税,取消出口退税补贴,开放国内市场,其中关税下调幅度最大的是消费品。同时,由于我国企业目前的劳动力素质较低,技术装备更新缓慢,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企业经营机制落后,在对等开放各自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产品短期内较难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
(2)加入WT0后,在短期内可能加剧我国股市的低迷和国内证券公司的经营困难。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先天不足,在外部力量强烈冲击下,效益会急剧下降。同时,必然影响到股市的走势。我国股市的问题是:
①受政府干预较大,且政策又不连贯,致使股市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运行;
②上市公司运作不规范,且大部分股权不能流通;
③股市规模较小;
④证券公司规模较小并缺乏足够的自有资金;
⑤市场游戏规则不健全,特别是股市的运作体制不健全,如股市没有套期保值功能。这将使我国证券行业在同具有雄厚实力和丰富经验的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3)我国加入WTO,在短期内可能造成相当数量企业的倒闭,失业问题将更为突出。加入WTO,我国政府首先要作出关税减让和取消非关税壁垒的承诺。在整体协调关税方面,要求我国平均进口税从1992年的44.6%降至8.9%,其中,美国对我国4073项工业品提出关税要价,要求把这些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至6.9%,对我国的民族薄弱工业,如汽车工业的保护关税,要求控制在40%以下。同较发达国家比较,我国产业在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技术装备落后,产品成本较高,一旦取消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在制成品市场价格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有可能会有一大批企业在短期内集中破产,因此,失业问题将在加入WTO后的一段时间更加突出。

⑻ 中国加入WTO后十大开放领域和开放进程是怎样的

(1)削减关税。全面削减关税,平均税率由221%减至17%;对于农产品税项5年内减至145—15%;取消所有出口补贴。(2)开放农产品市场。对小麦、粟米、稻米及棉花实施“关税比例配额制”以开放市场;逐渐撤消由国家控制的豆油贸易。(3)限制对美国出口(包括纺织品)急增。控制中国对美出口品在配额取消后急增的特别条款有效期12年;禁止中国向海外其他国家倾销的条款有效期15年。(4)开放零售市场。向美国公司开放更多分销权及售后服务。

⑼ 中国加入WTO一共和多少国谈判过各谈了几轮

谈了好多年,而且好多轮。
具体是什么真还不清楚。如果是简单题,你可以说历经千难万阻。如果是填空题,那你得参考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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