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治谁

Ⅰ “法治”的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Ⅱ 法治这个词是谁提出的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只是知道在近代我国第一个提出 依法治国（法治）的是李步云。 而我国最早提出 法治的 一定是 诸子百家 法家的代表人物 韩非子。 关于 李步云 的简介： 李步云，男，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入朝参战，1952年6月负伤回国，1955年1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部队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县人民政府科员等职。1957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62年本科毕业，1965年研究生毕业。1967年2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该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杂志主编，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00年10月起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宣部、司法部“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等十余所大学的教授 [1] 。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貌似 不是 法律人士。

Ⅲ 简述法治和人治的区别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法治”与民主相容，“人治”与专制相合

“法治”是与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人治”是与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君主专制是人治国家的主要统治形式。在人治国家中，一切人只服从拥有权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敌。现代国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径是采用“法治”。

第二，“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法治强调权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应当具有合法性根据，没有合法性基础便不得行使任何权力，即使人们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关权力，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合法性’这个概念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学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与合理性概念有内在关联；其二是法学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实上，它所讲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强调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君主和统治阶层既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第三，“法治”强调“法大于权”，“人治”强调“权大于法”。

“法治”强调一切公权力都应当服从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根据的一切权力均为非法。即便是紧急状态下政治权力的运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则。[vi]所以，以法律为治的治理活动服从既定的规则，而不取决于统治者头脑的一时聪明或其他什么智慧。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统治者个人的性情及好恶的影响，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和个人独裁的灾难。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主宰国家和民众。在人治国家，官本位观念盛行，人们普遍地崇拜权力，漠视法律。因为掌握政治权力是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正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以后还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罗织了巨大而又严密的权力关系网，法律和道德在权力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其结果是官场政治黑暗腐朽，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国古代历代皇朝始终跳不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人治”强调领袖至上。

“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规则相比较，法律在治理社会活动中，在规范人们交往行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其二是与任何组织和个人相比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vii] 因此，法治国家要求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

“人治”强调的领袖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的意志高于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其二是掌权国家权力的领袖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他依靠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之得以执行。所以，政治领袖个人权威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君主专制的“人治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好君主”，一旦出现弱君或昏君，国家不是衰败就是灭亡。中国古代历代皇朝的灭亡几乎都与皇朝末期的几代皇帝昏庸无能有着直接的关联。唐玄宗刚做皇帝时，励精图治，创立了“开元盛世”，但后来他宠爱杨贵妃，沉溺于后宫游乐，重用奸臣，经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现“安史之乱”，使唐朝走向衰落。

总之，“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权力是否严格依法运作。法治国家要求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创设“法大于权”的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把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逐步清除“人治”和“权治”等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

Ⅳ 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

总的来说，还是人治。

原因在于，老百姓会背八荣八耻，包括大量网民会背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法治理念，却鲜有人明白何谓法治。

这与老百姓是否认可、是否有反对党没有半毛钱关系。日本、新加坡、台湾都数十年一党把持政权，新加坡的严刑与肉刑一直饱受争议，并不影响三地形成法治氛围。很多时候，“没有反对党”能回答很多政治问题，并且在网上可以避免被问专业问题，的确是个很巧妙的高大上答案。

最关键的是大家都肤浅的背诵文字，以为有法律，按法律做就是法治，法律高于一切就是法制。

举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刚刚我下楼散步，回到小区门口。一个搬家公司的卡车司机和门卫在争执。
小区大门挂着“禁止大型货车进入”。那究竟什么算是“大型货车”呢？还是有保安大叔来“目测”一下。

很明显，小区有“区规”，但“法律条文”的模糊，导致形式上已经达到“依法办事”，但实际上还是“人来判定”。保安大叔拥有判定权，而不是法律或者条文有判定权，仍然是“人治”

另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国法治真正起步还是在八十年代之后。而判案的过程中，会有许多空白，需要人为填补。例如郭敬明与庄羽的抄袭官司，之前都是没有相似案例的。需要人为认定。但认定之后，就能给后面的相似案例做参考。这就是法治的完善。

所以，我国的法治道路还有相当长要走。一方面是因为起步晚。一方面是因为法治精神并未深入人心。

Ⅳ 谁的法治才是真法治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是主张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原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综上，建议用法治。

Ⅵ 法治首先是守法之治是谁说的

是立法者说给守法者听的。有守法者在，他们好犯法。这是你一生该牢记的话。

Ⅶ "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

法治社会是和人治社会相对而言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以及亲疏关系来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简约而言，法治的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和坚决的支持，养成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且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民事等方面的纠纷的习惯和意识。在法治民主的社会中，法律和行政法规等由规范的民主程序产生和制订出来，并且其司法和执行过程通过规范的秩序受到全社会的公开监督。

Ⅷ 法治是什么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家提倡的“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相对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无论在理论上如何高瞻远瞩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可以表诉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应当说，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并不少见。行政机关往往借助手中的“立法权”，纷纷行使行政权力扩张法律化，也借助于手中执法权力及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古代法家“垂法而治”的再版。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5]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因此，“依法治国”成为仅仅理解为依据大量出自有据的规章、政策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人民，这种“叶公好龙”式的法治观是法治非理性的表现形式，是传统专制主义、人治主义和宗法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典型特征。

Ⅸ 法治还是人治

要看对什么文化，就中国目前的文化，法制几乎行不通，两者能够有机结合是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