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法治发展

⑴ 中国法治社会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来的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

⑵ 2013骞翠互鏉ユ垜鍥藉叏闈㈡繁鍖栨敼闈╃殑閲嶅ぇ鎺鏂

1鍏ㄩ潰娣卞寲鏀归潻,蹇呴』楂樹妇涓鍥界壒鑹茬ぞ浼氫富涔変紵澶ф棗甯,浠ラ┈鍏嬫濆垪瀹佷富涔夈佹瘺娉戒笢鎬濇兂銆侀倱灏忓钩鐞嗚恒佲滀笁涓浠ｈ〃鈥濋噸瑕佹濇兂銆佺戝﹀彂灞曡備负鎸囧,鍧氬畾淇″績,鍑濊仛鍏辫瘑,缁熺硅皨鍒,鍗忓悓鎺ㄨ繘,鍧氭寔绀句細涓讳箟甯傚満缁忔祹鏀归潻鏂瑰悜,浠ヤ績杩涚ぞ浼氬叕骞虫ｄ箟銆佸炶繘浜烘皯绂忕変负鍑哄彂鐐瑰拰钀借剼鐐,杩涗竴姝ヨВ鏀炬濇兂銆佽В鏀惧拰鍙戝睍绀句細鐢熶骇鍔涖佽В鏀惧拰澧炲己绀句細娲诲姏,鍧氬喅鐮撮櫎鍚勬柟闈浣撳埗鏈哄埗寮婄,鍔鍔涘紑鎷撲腑鍥界壒鑹茬ぞ浼氫富涔変簨涓氭洿鍔犲箍闃旂殑鍓嶆櫙.
2鍏ㄩ潰娣卞寲鏀归潻,蹇呴』绔嬭冻浜庢垜鍥介暱鏈熷勪簬绀句細涓讳箟鍒濈骇闃舵佃繖涓鏈澶у疄闄,鍧氭寔鍙戝睍浠嶆槸瑙ｅ喅鎴戝浗鎵鏈夐棶棰樼殑鍏抽敭杩欎釜閲嶅ぇ鎴樼暐鍒ゆ柇,浠ョ粡娴庡缓璁句负涓蹇,鍙戞尌缁忔祹浣撳埗鏀归潻鐗靛紩浣滅敤,鎺ㄥ姩鐢熶骇鍏崇郴鍚岀敓浜у姏銆佷笂灞傚缓绛戝悓缁忔祹鍩虹鐩搁傚簲,鎺ㄥ姩缁忔祹绀句細鎸佺画鍋ュ悍鍙戝睍.
3鍧氭寔鍜屽畬鍠勫熀鏈缁忔祹鍒跺害
4鍔犲揩瀹屽杽鐜颁唬甯傚満浣撶郴
5銆佸姞蹇杞鍙樻斂搴滆亴鑳
6銆佹繁鍖栬储绋庝綋鍒舵敼闈
7鍋ュ叏鍩庝埂鍙戝睍涓浣撳寲浣撳埗鏈哄埗
8鏋勫缓寮鏀惧瀷缁忔祹鏂颁綋鍒
9鍔犲己绀句細涓讳箟姘戜富鏀挎不鍒跺害寤鸿
10鎺ㄨ繘娉曟不涓鍥藉缓璁
11寮哄寲鏉冨姏杩愯屽埗绾﹀拰鐩戠潱浣撶郴
12鎺ㄨ繘鏂囧寲浣撳埗鏈哄埗鍒涙柊
13鎺ㄨ繘绀句細浜嬩笟鏀归潻鍒涙柊
14鍒涙柊绀句細娌荤悊浣撳埗
15鍔犲揩鐢熸佹枃鏄庡埗搴﹀缓璁

⑶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有哪些成就

1、开创性地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轿滚祥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政权组织系统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全新的国家制度。

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闭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2、重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任何一场剧烈的社会革命运动，要实现其预定目标，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本质与结构，而且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稳定的社会与法律秩序。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国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实现国家制度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与法律秩序。

这一时期先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以及“一化三改”等以群众运动方式推进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展开较大规模的法律创制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注重运用法律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国家与社会，借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1949年到1956年间，新中国的法律创制工作大致经历了两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法律创制，其特点是运用立法手段，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秩序，保障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

第二个阶段则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加快国家立法进程，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基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立法亦开始启动。

4、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革的历史新时期。

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型法律秩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法理型法治秩序的历史变革，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持续推进了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5、把依法治国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密切联系的，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的历史性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6、把依法执政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随着这一巨大而深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面临新的重大课题。

7、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五大在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〇一〇年形备腊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性任务。

设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具体时间表，这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性自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的立法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⑷ 2001年至2015年"全国法制宣传日"的主题各是什么

2001年：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

2002年：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2003年：依法治国，执政为民。

2004年：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观念。

2005年：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2006年：落实‘五五’普法规划，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2007年：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2008年：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2009年：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010年：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和谐。

2011年：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2012年：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2013年：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2014年：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教育科学发展

2015年：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4)2013中国法治发展扩展阅读

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中确定： 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律保障，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基础，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依据，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宪法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了解宪法、掌握宪法，增强宪法观念，树立宪法权威。因此，将现行宪法的实施日作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充分体现了宪法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

通过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宪法家喻户晓，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充分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

全国法制宣传日有利于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在这样的作用下，宪法精神会更好地融入国家的肌体,成为托起伟大中国梦的精神之本、力量之源，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

⑸ 为什么说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2014年12月4日，13亿多中国人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这一天，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到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从各大媒体到各个校园，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人们加深了对宪法的认识，普遍增强了宪法意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个重要论断，明确了宪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阐明了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深远。

一 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是什么关系

宪者，法也，宪法就是法上之法、法中之法。为什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这是由宪法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宪法是根本法、是总章程。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我国现行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最重要的也是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从内涵来看，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思想基础和活动准则，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都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依法治国的过程，首先就是贯彻落实宪法中所确立的制度和原则的过程。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基础。从效力上看，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据和基础，所有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宪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依法治国所依之法，首先就是宪法。

依宪治国为依法治国确定了最高准则。从权威上看，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超越宪法，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说，法治的权威，首先体现为宪法的权威；对法律的遵守，首先是对宪法的遵守。

因此，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表明了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中的核心地位。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它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它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南和保障。

二 依宪治国和“宪政”是一回事吗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同时，也存在一些误解误读。比如，有人认为讲依宪治国，实质上讲的就是“宪政”；还有人认为我们搞法治，最终就是要走西方“宪政”道路；等等。要保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弄清依宪治国和“宪政”的关系，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

的确，“宪政”这个词，单从字面意义上看，好像就是依据宪法来施政，与依宪治国差别不大。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宪政，初衷也是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搞清这些观点的是非对错，首先要搞清楚“宪政”的来龙去脉，认清有些人宣扬“宪政”的本质所在。

其实，“宪政”这个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否定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的概括，是西方法学理论对自身经验的理论总结。“宪政”在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阐释和演绎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指向和特定内涵的范畴，主要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基本内容。因此，西方宣扬的所谓“宪政”，是特指西方的法治发展模式，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怎么搞法治，选择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已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根植于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符合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规定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些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历史选择和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我们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是要坚持好、落实好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丢掉了这些根本，盲目地跟着西方所谓“宪政”跑，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自毁长城。

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历程，它们的所谓“宪政”模式也各不相同，而且也问题多多。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宪政民主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局限性。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西式民主正面临深刻危机，民主制衡演变为权力掣肘，党派博弈绑架国家利益。就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

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大打“宪政”牌，极力推行它们的“宪政”模式。但我们从历史和现实都看得很清楚，它们并非真是为其他国家好，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搞乱别国、控制别国，最终维护其霸权地位。有些发展中国家没有看清西方国家兜售所谓“宪政”的本质，盲目照搬照抄，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繁荣发展，反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教训十分惨痛。比如，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特别是完全克隆了“美式民主”模式，被当时的西方舆论一致看好。但时过境迁，菲律宾已落到亚洲很多国家后面，甚至一度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

由此可见，对有些人宣扬的所谓“宪政”，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决不能被其“美丽的外衣”所迷惑。要珍惜好、呵护好我们自己成功走出的法治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使之越走越宽广。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205/c40531-26511273.html

固国安邦之磐石——怎样理解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理论-人民网

⑹ 公民怎样依法治国

问题一：公民怎样以实际行动促进依法治国 我们每个人既是享有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主要表现为：合一性、对等性、制约性。因此，我们要增强权利观念依法行使权利，又要增强义务观念自觉履行义务。树立主人翁意识，珍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政治权利及自由，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行使权利和自由时，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

问题二：公民如何参与到依法治国当中来了 公民参与依法治国首先要做到尊重法律，追求公正，正确行使权力，自觉履行义务，行使自己享有的监督权利；其次，要主动学法、善于用法、自觉守法，要学会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公民依据其自身的法律意识，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法治发展中来，以实际行动为推进法治建设做出贡献。

问题三：落实依法治国 国家和公民个人应该怎么做?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 *** 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力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其实我们每个公民都应认识法治的定义，增强法律知识，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我们国家过去所要强调的一种人治、人的统治的传统，所以2013年要对传统进行这么大的变革的时候，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2012年我们的法治建设中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面临着国情与理想、变革法制和守成法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反对与经济增长、本土化与国际化、普适性和地方性等矛盾。这表明我们的法治建设离成功还有相当的距离，在2013年我们只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过程，离目标还比较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问题四：公民应该怎么积极参与建设法治国家 生活在法治国家里，我们既要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归范自身行为。同时，作为依法治过的主体，我们还应该行使我们的参与、支持和监督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法治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问题五：建设法治中国需要每个公民做出怎样的努力 第一要认真学法。我国的法律有很多种，各种法律的条文更是不计其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学法倒不是一定要把每个法律学得很清楚，或者把所有法律条文理解得多么全面和深透，而是通过学法能知法懂法，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法能够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铭刻在心中，从而对法治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真诚的信仰。
第二要自觉守法。其实我们每个人距离法治都很近，从守法这个层面来说，每个公民都是推进法治的主角。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公民都应事事处处担负起自觉守法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诚信经营不欺诈、不制假售假、不偷税漏税、按法律法规办事等等，都应自觉做到。在自觉守法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做自觉守法的带头人，不贪腐受贿、不以权谋私，把手中的公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应自觉守法，不贪赃枉法，公正司法。只有全社会成员都成为自觉守法的主体，那么法治建设就会一路高歌前行。
第三要敢于护法。每个公民不仅要做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还应当好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在认真学法、自觉守法的同时，应树立法治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敢于同违反法律法规的人和事作斗争，捍卫法律尊严，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贡献力量。

问题六：依法治国对公民的要求 依法治国对公民个人的要求：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问题七：你认为党和 *** 以及公民应该怎样推进依法治国工作? 党和 *** ：（1）加强立法工作，健全法律体系；（2）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信仰；（3）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权威；（4）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5）繁荣法学教育，培养大批人才。
（具体参见全国“五五”普法教材《“五五”普法干部读本》7-11页。）
公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问题八：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说明公民应怎样积极参与建设法治国家 1、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 自觉履行政治性义务，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2、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增强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努力实践，提高参与建设法治国家的能力；
3、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有序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做建设法治国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⑺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下一步研究设想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下一步研究设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法制实践相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伟大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条件的法治发展道路。
1、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的历史性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抉择；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坚持不懈的高度关注和执着努力，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规律性有了更为透彻的科学把握，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了更加清醒的理性自觉。
2、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进程的法权要求
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法律革命的前提。20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以来，伴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呈现出革命性的变化趋势。这一进程中的两次前后相继的法律革命。1949—1956年的当代中国第一次法律革命，是在中国大地上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及其国家治理体系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1978年开启的当代中国第二次法律革命，则是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两次法律革命都是一场法律观念的革命。当代中国的第一次法律革命寄托了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自由、正义、平等和共同体的价值理想。而第二次法律革命则充分体现和确证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专门系统的战略部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自信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的伟大实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把“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目标，强调“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由此，我们要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改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更加完备、更加行之有效，从而更加坚定有力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广阔天地。
4、务实主义的法治改革路径
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确乎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体在从事法治改革的实践中，都受到特定的法治价值理想的支配。他们对法治改革事业的未来和前途以及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过程本身，已经在观念上产生了一种自觉的认识和要求，形成了自己活动的法治理想目标。因此，法治价值理想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体对法治改革所要创设出来的法治模式的一种主观期待或愿望。但是，另一方面，法治价值理想在法治改革事业中的实现过程，又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法治理想与当下的法治现实状况是不相吻合的，甚至是相矛盾的。这种法治理想模式又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地存在的，而是有待社会主体建构的符合法治发展需要的法治理想实体。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运动表明，法治理想模式是以一定的法治进展为前提的，但又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法治发展目标。然而，法治理想模式并不是消极地适应法治现实状况，而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所以才能为社会主体提供追求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只有通过主体的创造性的法治改革实践活动，法治理想模式才能由主观的期待或愿望变为客观的体现法治文明进步主流的法治现实。因此，推进法治改革，是一个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过程。

⑻ 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对加强我国法制建设提出了哪些要求

1.“法治”精神新要求
今年1月7日，他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法治”精神，综合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立了新的法治建设目标。
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合体；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之日，便是法治中国建成之时。
他于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2013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都反复强调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针。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本标准。科学立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公正司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防线，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四者缺一不可。
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新“十六字”方针有了三大发展。一是，立法从解决“有无”问题，转变为解决“科学”问题。30多年前，中国面临的是“无法可依”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的今天，其主要问题已是“立法是否科学”。二是，将“司法”列入“法治元素”，将“公正”明确为司法的价值目标。三是，提出和强调了“全民守法”的要求，没有全民守法的基础，法治是空中楼阁。 新“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我们党对30多年来法治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体现，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从基础打造到系统建构的演进。从重点突破向全面展开的战略推进，是实现“中国梦”“法治梦”的重要步骤。2.科学立法——法治中国的前提
他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到落实。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抓紧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
。 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体现了对立法结果与立法过程的双重要求。
科学立法，首先要求继续立法。虽然中国于2010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立法任务已全部完成。有许多重点领域还需加强立法，个别领域尚有“立法真空”。当前，特别要重点加强在深化体制改革、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及网络监管等重点领域的立法。
科学立法，还要求所立之法必须符合“科学性”，追求“立法结果”的科学性，即所立之法必须符合正义性、规律性和可行性。同时，科学立法，要求我们追求“立法过程”的科学性。为了提高立法质量，我国立法法对立法程序作了严格规范，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立法的公众参与。为了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立法，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和途径，广泛听取各种利益群体的意见，建立起事先和事后的立法评估机制。要学会“立法先行”，只要有条件的，都要“先立法、再行为”，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可以预期，让各种社会主体在有序的轨道内各行其道，和谐相处。3.严格执法——法治中国的关键
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的关键。他指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这是针对当前执法不严导致法律形同虚设等情况，所提出的新要求。执法不严，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弱作为。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执法者的腐败，执法者的执法手段不足，执法者人身安全保障不力，都是导致执法不严的重要原因。
针对中国的现状，重点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建立交叉执法制度。对于一些重要领域，如食品、药品、环境等问题严重的领域，可以实施异地交叉执法，由外地执法部门来本地执法，本地执法部门到外地执法，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 第二，为执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要提高对执法者及其家属的有效保护，对于报复执法者及其家属的违法者要予以严惩，使其不敢想不敢为。
第三，正确对待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民的权利，要做到尊重、保护、规范、限制并举。而有的地方还存在“两手软”：对于公民的权利尊重、保护不够，规范、限制也不够；或者“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第四，要树立政府的权威。法治政府必须是个严格执法的政府，是有效执法的政府。应该看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不力，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放任，都会导致社会成员安全感的丧失，导致对公民的合法权利乃至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同时执法者无视公民的合法权利违法执法、粗暴执法，与执法者自身人身安全保障不力，都不是法治状态。
4.公正司法——法治中国的防线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的防线。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首次提出“确保”司法“依法独立公正”，体现了党中央的决心。
他多次强调，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实现司法公正，应当让司法成为真正的司法，让司法回归司法，既不能让司法机关变成立法机关以司法解释代替国家法律，更不能让司法机关成为行政机关。让司法机关真正地从事司法工作，实现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时，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建立起社会监督机制。要实现司法公正，还要建立司法权威，不让一份判决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5.全民守法——法治中国的基础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的基础。他指出，“我们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高度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
中国的法治建设，与公民的守法意识、守法程度有关。中国是在13亿人口中搞法治，任务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重。况且，中国人长期以来重礼轻法，法治意识相对薄弱，各种违法犯罪案件、各类不信法不守法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全民守法，要继续抓好法治宣传和教育，扎实推进“六五普法”活动。要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氛围。严格规范公民自身行为，引导公民学会在享受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尊重别人的权利和自由。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使每一个普通群众都真正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更为关键的是，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切实尊崇宪法和法律，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唯有加快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进程，才能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⑼ 我国法律发展史

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法制历史传承四千余年，其总体的发展脉络、相互间渊源继承关系是异常清晰的。

不过，四千多年间，朝代不断更替，政权屡经变更。

所以从宏观上观察，各个时期法制的内容、特色也各有不同。

按照发展的阶段及风格特色等粗略的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法制、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和近现代法制三个大的部分。

一、中国早期法制(奴隶制法制时代)

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

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这一历史阶段。

中国早期法制的突出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是不公开的。

在中国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时期。

自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立夏代开始，夏王朝前后存在约五百年时间。

在此期间，中国早期的刑罚制度、监狱制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商取代夏以后也维持了将近五百年。

在继承夏代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商代在罪名、刑罚以及司法体制诉讼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20世纪初出土的甲骨文资料证明，商代的刑法及诉讼制度已经比较完备。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五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

从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

在西周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以，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国法制史学习的重点之一。

春秋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的前期，此时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

在法制方面，做拦以反对“罪刑擅断”、要求“法布于众”为内容的公布成文法运动勃然兴起。

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都是这一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

二、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时代)

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一般是指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这两干余年的法制历史。

自春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由原来的不公开的状态，过渡到以成文法为主体的状态。

在从战国到清代后期这两千多年中，无论是法律理论、立法技术、法制规模，还是法律内容、司法体制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其主体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

根据法制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法制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战国时期。

这是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的重要阶如轮段。

战国时期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后半期。

而社会变革的许多重要成果，中国的许多思想文化精华都出自这个时期。

与春秋渣胡信时期相比较，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立”。

在法制方面，

“立”主要表现为以成文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来。

其中，战国初年魏国李悝(音亏)制定的《法经》，就是战国时期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2．秦汉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

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这段历史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统一的专制王朝，确立了以后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

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和秦代是法家学派最活跃的时期，而法家理论得到完整的实践，也仅仅是在秦代。

所以，从整个中国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极为鲜明的。

自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现于世。

从这些珍贵文物资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观念极深，法律制度也很严密。

在两汉(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法律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汉代法律体制，从风格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使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的政治理论，从此，汉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论、制度上开始“儒家化”。

经过“儒家化”以后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秦代及汉初的法家化的法律。

而且，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法律，都是沿着汉代儒家化的方向逐步发展的。

所以，汉代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传统法制迅速发展的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动荡的时代，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221年曹魏立国到公元581年隋文帝结束南北分裂、重新统一中国这段历史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政权快速变更，局势持续动荡，但法律制度仍然在动荡的年代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首先，立法技术不断提高，法律理论也有明显发展。

其次，具体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得到加强。

一些重要的制度，比如“八议”、“官当”、“重罪十条”等已经成为成熟的制度。

这一时期法制的发展与进步，为隋唐之际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4．隋唐时期。

这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定型阶段。

在时间上包括从公元581年隋代建立到公元960年宋代建立以前。

隋唐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

从夏代以后，经过近三千年的积累，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已经成熟，各种社会体制也进入了比较和谐的阶段。

所以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

这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由于有几千年的立法、司法经验作基础，隋唐的立法技术得以进一步提高，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优秀法典相继问世。

在法律内容上，汉代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过程，持续了八百余年，到隋唐时期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的融合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法结合”的过程基本完成，儒家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特征，在隋唐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同时，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古代的司法体制、诉讼制度也在此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制，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

《唐律疏议》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法制、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中国法制史和世界法制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所以，唐代法制、《唐律疏议》自然是学习中国法制史的一个重点。

5．未元明清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极端专制的时期。

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这段历史时期。

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包括法律制度，在隋唐时期所确立的基本框架内，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宋、明、清时期，基本法典仍是国家法制的基础。

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主体框架，仍然由《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等基本法典确定，但是敕、条例等法律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却发挥着实际而具体的调节作用。

在封建社会后期，“律”规定着大原则，而“效”、“例”则从各方面进行补充和小幅度的修正。

作为大原则的“律”相对稳定，较少修改，而起实际作用的附属立法，则因时因地频繁修订，此所谓“律垂邦法为不易之常经，例准民情在制宜以善用”(清朝祝松《刑案汇览·序》)。

这种立法上的变化说明，在经过了几千年的积累以后，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已经能够更加娴熟地运用各种法律手段来调节社会。

同时，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盛而衰，一些封建社会体制所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整个社会体制开始扭曲。

随着皇权不断强化，中国传统法制的重心也开始向维护皇权、加强专制的方向倾斜。

宋代的编效、明代的廷杖和宦官特务统治、明清之际盛行的“文字狱”等，都是这方面的具体反映。

此外，元代和清代带有民族歧视性的和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也是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特点。

三、近现代法制

中国法制史的第三大部分，是近现代法制。

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一连串的侵略和欺凌。

在内忧外患之中，中国社会也开始了艰难的转变。

从法律上看，这种转变的突出特征是，存在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体制、法律观念开始瓦解，而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开始在中国土地上艰难地生长。

一般来说，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清末变法修律。

在中国，习惯上把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代灭亡这段时间称为“清末”。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 *** 独立的国家，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虽然清代 *** 表面上继续维持着对中国大部分地域的统治，但在一些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实际上丧失了国家领土 *** (如在香港)，或是丧失司法管辖权(如在华领事裁判权)。

西方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就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个法律表现。

同时，在1840年以后，特别是在清 *** 存在的最后十年(即1901至1911年)中，清 *** 被迫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律改革，大量引进了西方近代法律学说与法律制度，对清代原有法律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造。

从此，中国的法制踏上了近代化之路。

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这时开始，中国由古代法律体制向近代法律体制过渡。

所以，清末变法这一部分也应该是学习、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重点之一。

2．南京临时 *** 时期。

1911年10月，中国爆发了著名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 *** 宣告成立。

在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南京临时 *** 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动，初步奠定了民国时期法制的基础。

3．北洋 *** 时期。

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政权，在北京建立了由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华民国北京 *** ，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北洋 *** ”。

北洋 *** 是军阀政权。

为应付各种需要，北洋 *** 也曾进行了立法活动。

这些立法，在客观上为以后南京国民 *** 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4．南京国民 *** 时期。

从1927年到1949年，是 *** 建立的南京国民 *** 统治时期。

南京国民 *** 建立以后，也曾进行了广泛的立法，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令以及判例、解释例，形成了“六法体系”。

但 *** 政权的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双重性特点，即便在立法上比较完善，在普通法领域比较规范，但在司法上极为黑暗，特别是在特别法领域，采用的是 *** 裸的暴政。

在通常的中国法制史体系中，1921年以后中国 *** 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所创建的法律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制发展，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中国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立法建制的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法制成果，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

⑽ 中国向近代法制转型的阻碍因素

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阻碍
（一）传统思想的羁绊
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主张”礼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 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演进，学者指出，“法治中国”经历了”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再到“宪法命题”的变化，参见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非是进行修补，并未对其根本产生动摇，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独霸两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甚至影响法律等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即为专制。
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国家。君主集权在中国具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由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集权统治，使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使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尊君思想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大批的绝对尊君论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主意识很难形成，即使是在公众心目中有所萌动，也会遭到传统力量的无情扼杀，根本无法形成规模，更不用说成为“正统”思想。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遗留的专制思想过于浓厚，抑制了广大民众现代民主意识的产生和传播，致使中国民众现有的民主和民主参与能力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制约因素。
（二）发展水平的限制
法治国家建立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识的科学化。而在我国城乡经济差距大，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使得某些群体、地区法治化的进程缓慢，影响了全国的法治化进程。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小康建设的全面启动，经济问题已大有好转，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围内阻碍着法治的建设。
法是伴随经济的市场化而产生的，法治则是伴随着高度的市场化而逐步产生形成的，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市场化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动力。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法治的生长受到了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三）与国情缺乏磨合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化被认为是属于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缺少本土文化资源的导向，甚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方面相矛盾。也就是说，公民思想一开始就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润泽，且法治文化的培养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与中国的现有国情缺乏必要的磨合，因此不能直接全面的实现中国法治化，导致公民缺乏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要求包含的法律权力意识、法律权利与义务意识在中国公民的思想中也无法完整的找到。
（四 ）乡镇法治化发展不足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其作为一级执法组织，在实际生活中仍表现出“无限政府”的特征。对乡村社会民众依法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过程及其结果，乡镇政府缺乏执法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常常是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权法不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有法不依的现状。这往往又影响了乡村农民守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乡镇政权组织并没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适时地转变职能的观念，其权力和职能无限扩张，使得农民的权利、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和控制；这样，他们在运用和执行法律时，难免出现偏离和误解，形似而质变，从而使得法律越接近基层越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