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概论专治与法治的不同

⑴ 法治和人治哪个好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法治”与民主相容，“人治”与专制相合

“法治”是与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人治”是与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君主专制是人治国家的主要统治形式。在人治国家中，一切人只服从拥有权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敌。现代国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径是采用“法治”。

第二，“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法治强调权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应当具有合法性根据，没有合法性基础便正樱不得行使任何权力，即使人们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关权力，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合法性’这个概念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学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与合理性概念有内在关联；其二是法学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实上，它所讲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强调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君主和统治阶层既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第三，“法治”强调“法大于权”，“人治”强调“权大于法”。

“法治”强调一切公权力都应当服从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根据的一切权力均为非法。即便是紧急状态下政治权力的运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则。[vi]所以，以法律为治的治理活动服从既定的规则，而不取决于统治者头脑的一时聪明或其他什么智慧。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统治者个人的性情及好恶的影响，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和个人独裁的灾难。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主宰国家和民众。在人治国家，官本位观念盛行，人们普遍地崇拜权力，漠视法律。因为掌握政治权力是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正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以后还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罗织了巨大而又严密的权力关系网，法律和道德在权力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其结果是官场政治黑暗腐朽，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国古代历代皇朝始终档尘跳不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人治”强调领袖至上。

“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规则相比较，法律在治理社会活动中，在规范人们交往行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其二是与任何组织和个人相比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vii] 因此，法治国家要求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

“人治”强调的领袖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的意志高于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其二是掌权国家权力的领袖决定举蠢丛国家的重大事务。他依靠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之得以执行。所以，政治领袖个人权威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君主专制的“人治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好君主”，一旦出现弱君或昏君，国家不是衰败就是灭亡。中国古代历代皇朝的灭亡几乎都与皇朝末期的几代皇帝昏庸无能有着直接的关联。唐玄宗刚做皇帝时，励精图治，创立了“开元盛世”，但后来他宠爱杨贵妃，沉溺于后宫游乐，重用奸臣，经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现“安史之乱”，使唐朝走向衰落。

总之，“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权力是否严格依法运作。法治国家要求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创设“法大于权”的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把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逐步清除“人治”和“权治”等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

⑵ 《法理学初阶》的基本内容

【 1 】法学简说 关于法律问题的学问，在我国先秦时期被称为 “ 刑名法术之学”，或者“刑名之学”，中国古代的“法学”一词与来自近现代西方的“法学”概念有着很大区别。 中国古代法学是对中国现行法律的注释，它是在对法的正当性首先加以承认的前提下，从语法结构，逻辑等方面对现行法律中的矛盾、重叠、冲突进行解释，而不究问法律何以有效，为什么有效。它的作用是使法律更有效力。西方近代法学的核心论点是法律的正当性，通过对人和神的认识（神事为人事立标准）对法律何以正当进行论证。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曾给法学下过一个经典定义：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最早由日本输入。日文汉字“法学”一词由日本法学家津田真道翻译英文和德文而来。 【 2 】法学的研究对象 法学，又称法律学或法律科学，是研究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法律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主要是指具有法律意义，并受法律调整的社会现象，包括法律规范、法律条文、法律意识、法律职业、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等） 【 3 】法学的层次 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法学有三个层次：知识之学、智慧之学、精神之学。 【 4 】法理学简说 法理学是以作为整体的法律的共同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法学，着重揭示法律的基本原理。 “法理学”一词是由日本近代法律文化的主要奠基人穗积陈重所创造的。 中国于1949年以后长期使用苏联教科书，特别是维辛斯基的《国家与法的理论》 第一章 法学历史 【 5 】先秦诸子的法哲学思想 1、先秦儒家所要重建的礼制秩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在的规范秩序；一是内在的精神秩序。 墨家“尚同”的秩序观 ，墨子法哲学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称天说鬼，主张法天而遵天法；提出“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和秩序观；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追求普天之下的人类大同，减缓等级差别。 道家的“法自然”论，帝王政治理应效法“至公”之“天道”，观天地之象以行人事，也就是所谓的“法自然”，而“自然”是“无为”的。法家的“刑赏二柄”说，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坚持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强调用明确、公开、客观而苛严的法律规范来治理国家，通过加强君主专制来建立社会秩序。 2、儒家化的古代律学：律学的基本原则是以经释律，即依据儒家学说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和注解，使儒家经义与法律融合为一体，最终完成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形成了法律伦理化和伦理法律化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 【 6 】 古希腊的正义和法治观念 （一）古希腊哲人的思想道路 古希腊法律思想的杰出代表是智者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国家篇》（《理想国》）《法律篇》《政治家篇》，正义问题乃是柏拉图法律思想的主题，他的法哲学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他把正义分为平均的正义和分配正义（矫正正义）。 （二）古希腊的正义理论 智者派—正义实际上是遵循习惯与惯例即遵循自然法则。色拉叙马霍斯（激进的智者派）--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格劳孔—法律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契约，是生活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它根据求利避害的自然法则而定。 （三）古希腊的法治观念 【评析】 亚里士多德放弃了对柏拉图“哲学王”理念的追求，将“哲学王”所蕴涵的理性精神落实在法律之中，将“法律”界定为“不受欲望影响的智慧”，法律成了纯粹理性的载体，而明确提出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 ，视“法治”为最优良的治国方略。 其所理解的法治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法治指向公共或普遍的利益，它不同于为了单一阶级或个人利益的宗派统治或暴君专制；第二，在依据普遍规则而不是依靠专断命令进行统治的意义上，法治意味着守法的统治；第三，法治意味着治理心甘情愿的臣民，它不同于仅仅依靠暴力的支持的专制统治。 【 7 】罗马法学 1、五大法学家：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比尼安、莫蒂斯蒂鲁斯 【记忆】 2、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他接受了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理论，把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发展为系统的自然论，区分了自然法与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神的理性和自然正义，是衡量人定法的正当性标准。 3、查士丁尼--《查士丁尼法则典》《学说江纂》《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新律》。统称“国法大全”，又称“民法大全” 【 8 】欧洲中世纪法学： 中世纪法学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注释法学和教会法学之中。 （一）注释法学 注释法学分注释法学派和注解法学派（或评论法学派），前者着眼于过去，是为了恢复罗马法的本来面目，采用的是机械注释的方法；后者着眼于现在，是为了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解决现实问题并发展罗马法传统，采用的是评论的研究方法。 注释法学派民展了君主权力不受限制的原则，促进了古代罗马法在中世纪的具体运用，为王权的加强和法制统一提供了法学依据，从而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注释法学派从方法论上标志着世俗法学的新生，使法学摆脱了神学的控制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它在法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代表人物：伊纳留、阿佐、阿库修斯--《通用注释》 （二）教会法学 教会法学作为研究教会法的一门学问，是在教权与王权的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教会法学家也主要使用的是注释方法。 对后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是由它兼具作为维护神权统治工具的法学和作为基督教文明组成部分的法学两重属性所决定的。

⑶ 陈光中的学术思想和理论

陈光中治学严谨，崇尚科学，倡导创新，注重务实。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密切注视国际研究动向和趋势，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著作35部、教材19本、论文220多篇），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诉讼价值观
陈光中认为诉讼法的价值可分为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在现代法治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相辅相成，不能有主次之分；应当承认，诉讼法的第一价值是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不能忽视其自身重要的独立价值。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机械的并重而是动态的并重。
（2）刑事诉讼目的观
陈光中主张法的权利本位观，刑事诉讼在总体上也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打击犯罪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权。但刑事诉讼直接的目的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内涵，狭义上应指诉讼参与人，特别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应当是保障的重点。我国传统上重打击轻保障，因此既要讲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又要重点突出保障人权。应当将“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条文。同时，他认为强调人权保障并不意味着放弃惩罚犯罪的价值追求，而是主张在加强人权保障的同时防止削弱打击犯罪，在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强化被害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
（3）刑事诉讼结构观
陈光中认为，科学而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才能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现代法治的刑事诉讼结构应贯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审判方居中裁判的原则。他主张，中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包括两个三角结构：一个是在审判阶段中，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大三角结构。另一个是审前阶段由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以及审批逮捕、审查起诉的中立裁决者组成的三方结构。
此外，他还认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这两种诉讼结构各有长短，两者适当结合最有利于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吸收西方两大诉讼结构的长处来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近似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应适当吸收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同时又不能完全照搬，应保持法官在庭审中有限的主动性。
（4）刑事诉讼效率观
在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上，陈光中主张“公正第一，兼顾效率”。他认为，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公正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查清案情，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以一种和平和非自助的方式解决国家与被告人、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当然，公正的优先地位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效率，不得不对公正的价值作出适当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不能过分，否则就会违反司法的基本要求。 （1）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真实观
陈光中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他不同意否定认识论对证据制度起指导作用的观点。他认为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达到诉讼客观真实，即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力求符合案件客观事实。他主张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由于诉讼证明的复杂性，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刑事证明不能只适用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而是要有层次性，如适用推定等，这样就必须适用法律真实原理。但是如果法律真实不与客观真实相结合，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主观主义。
（2）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事实时必须遵循的原则。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史，不应以欧洲大陆为中心，而应扩展至世界范围,将其分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证据裁判原则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根据。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可采性。定罪证明标准是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其中“事实清楚”是主观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是客观标准。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关键条件。但不能照搬西方对排除合理怀疑关于“接近确定性”或“95%”的解释。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应达到结论唯一性，以严防冤案的发生。
（3）刑事证明理论
陈光中主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在广义上，应当指公安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以及他们所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收集、运用证据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活动。对于证明责任问题，他主张对举证责任和职务证明责任进行区分，举证责任是指在法庭审理阶段，控辩双方对法庭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而职务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基于职责，在诉讼证明中所应达到的要求，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的处理性决定时必须具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它要解决的是国家专门机关在追究犯罪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系问题。
（4）刑事证据原则和规则的完善
陈光中主张为了实现证据制度上科学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根据国际人权的有关规定并参考外国的证据法，应当确立以下原则、规则：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作证特权，传闻证据规则等等。他力主疑罪从无，认为疑罪从轻实质上是有罪推定并且是产生冤假错案的重要成因。1996年刑诉法修改，增加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的重要规定，这与陈光中的努力有关。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陈光中主张建立相对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刑讯获取的口供一律排除，不具有证据效力；实物证据则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应采取裁量排除原则，即根据违法程度、案件的性质、公益的保护等因素综合加以酌量考虑，具有一定的弹性。在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上，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认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为非法取得并提出相关线索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合法取得，其证明标准为确实充分，至少要达到证据明显优势。 （1）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
陈光中认为，在当前，刑讯逼供是最大的程序不公，冤枉无辜是最大的实体不公。为了遏制刑讯逼供，陈光中主张，扩大刑讯手段的解释范围，即刑讯不仅指对肉体上的施加暴力，而且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实现看守所中立，并由其进行全程录像或者录音；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相对的沉默权。
（2）完善辩护制度
陈光中始终认为，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1955年他在《政法研究》上发表的处女作论文中就通过介绍苏联辩护制度主张在新中国建立辩护制度。后又在两次主编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以及发表的文章中，力主不断完善辩护制度。如主张律师在侦查阶段应当以辩护人的身份参加，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有权收集证据等。他是最早主张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应当全程实行法律援助制度。
（3）强化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陈光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应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在上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他主张在加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扩大被害人的权利。经立法部门和学者的共同努力，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列为当事人之一，赋予了他申请回避权和要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从而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当前他又主张制定新法，创建被害人救助制度。
（4）腐败犯罪案件侦查手段的完善
陈光中认为，在我国的腐败犯罪案件侦查中，检察机关取证能力较为有限，难以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在腐败犯罪案件侦查中可以使用控制下交付、特工行动和电子或者其他监听形式等特殊侦查手段。但我国1996年刑诉法对这些手段均没有作任何规定。因此他建议，修改刑诉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反腐败侦查部门有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2012年刑诉法再次修改时吸收了此建议，将特殊侦查手段纳入刑事诉讼法规制范围之内。同时，他特别强调，在强化犯罪侦查能力的同时，加强对检察机关权力的制约也非常必要。
（5）二审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陈光中认为，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权利救济和保障公正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1996年刑诉法修改对二审审判改革力度明显不够。为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功能，刑诉法再修改应当坚持全面审查原则、扩大开庭审理的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改革发回重审制度、创建当事人和解制度。惟有如此,刑事二审程序才能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
（6）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陈光中认为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死刑复核程序是最后一道把关的程序，应当向诉讼化方向进一步完善：第一，法官应当讯问被告人；第二，必须有辩护人参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聘请辩护律师的，应当指派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参加。第三，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重要证据要认真细致地核实，必要时可以到当地召开不公开的听审会，通知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到场，对证人、鉴定人等言词证据来源加以质证，以便更有效地判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以上部分主张被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采纳。
（7）再审程序的改造
陈光中认为，我国传统观念上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单纯追求实体公正，具有片面性。现代化的再审程序必须把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一事不再理）规则、程序安定性与纠正错判结合起来，区别有利于被判决人和不利于被判决人两种情况做不同处理。他认为在再审理念上不能只强调程序终局性而不注意纠正生效裁判实体错误，特别是对无罪错判有罪的已生效裁判任何时候都应当允许申诉，在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后，必须加以改判平反，还无辜者以清白。
（8）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
陈光中认为原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被追诉人的特点关注和权利保障很不够，主张再修改时应专章设立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规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确立全面调查、分案处理和办案人员专业化的制度；实行指定辩护制度，提高逮捕标准，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并率先提出增设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以上主张大多被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9）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陈光中认为，近些年来，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理念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实务部门通过开展试点，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能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有利于提升被害人的程序性主体地位并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和解应当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同时还应加以规范，使其发挥最大功能，将弊端减少到最低限度。如防止被害人漫天要价以及放纵犯罪或者处罚过轻现象。
（10）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光中教授就率先关注和倡导建立中国的刑事赔偿制度。他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尽快建立刑事赔偿制度，以使宪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具体化，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他建议，享有刑事赔偿请求权的条件，应当包括错误羁押和错判，错判以无罪枉判为限。关于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他认为，我国确立刑事赔偿制度时应当以赔偿经济损失为主，赔偿金应当由国库支付。他还建议，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挟嫌报复、玩忽职守，造成错误羁押，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除了应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些建议，后来大多被1994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所吸收。十多年后，根据法治建设发展，立法机关启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陈光中积极参加修改座谈会，还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对如何改革刑事赔偿制度提出系统建议，其中不少主张为2010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所吸收。 （1）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
在联合国司法准则问题的研究上，陈光中率先敏锐地认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其研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1998年，陈光中与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国际中心合作推出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一书，是国内最早专门探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在中国的实施问题的专著。他认为，联合国人权准则是从人类社会共同的要求中概括出来的准则，我们应当予以尊重。对于我国已经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则应当认真、严格地予以遵守，不宜与之发生明显的不协调的现象。他认为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在保护人权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条件，努力使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内容在我国能真正得以实现，必要时还要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与国际条约相接轨。
2002年，陈光中主持起草了《关于我国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建议书》，并公开发表在《政法论坛》杂志上，他希望通过该建议书促进我国早日批准和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促使我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改善，促进我国的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对于我国批准和实施该公约的条件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基本具备批准和实施公约的条件。对于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协调问题，他认为，我国宪法没有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将来应当对该问题在法律上加以明确，确立优先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对于该公约条款的保留问题，陈光中建议，在批准公约时尽量不保留，把保留和声明的条款减少到最低限度。关于该公约的批准时间问题，他建议，我们应当积极创制条件，认真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以争取尽快批准公约。
（2）对外国法制经验的借鉴
早在1988年，陈光中主编了《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一书，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外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专著。在对待外国法治的态度上，陈光中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法治的一些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性予以否定，应当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特别是从“二战”结束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和发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向。这些规律和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2004年，陈光中教授又主编出版了《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立法的最新变革动向以及联合国有关刑事诉讼的条约，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及探讨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提供重要资讯。但是，陈光中教授从来不盲目相信西方的制度，认为，对外国法的移植和吸收，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 1. 《刑事证据制度理论》（合著），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2.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第一作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
3. 《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4. 《律师学教程》（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中国法律教程》（主编），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6. 《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华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第一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9年再版。
9. 《联合国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第一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
11.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3. 《审判公正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 《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8. 《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修订版）》（副主编，并任其中的“刑事诉讼法”、“司法组织”学科主编），中国网络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
19. 《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路径》（第一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 《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第一作者），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 《陈光中法学文选外文卷“Chen Guangzhong：Selected Works on Law”》，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 《陈光中法学文选》（三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 《中国刑事二审程序改革之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6. 《刑事诉讼法》（第五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7. 《法学概论》（第五版）（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103年版。
28. 《证据法学（修订版）》（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9. 《论检察》（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
3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 《苏联的辩护制度》，载《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
2. 《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分类与间接证据的几个问题》（合作），载《政法研究》1956年第2期。
3. 《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简述》，载《政法研究》1963年第4期。
4. 《略论封建法制》，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1期。
5. 《试论我国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6. 《应当批判地继承无罪推定原则》，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
7. 《中国古代的上诉、复审和复核制度》，载《法学评论》1983年第3、4期合刊。
8. 《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赴日本考察报告》（合作），载《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
9.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刍议》（合作），载《中国法学》1987年第1期。
10. 《关于检察制度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几个问题》，载《浙江法学》1987年第3期。
11. 《外国刑事诉讼法程序的近期发展趋势》，载《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12.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形成和特征》，载《中国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1卷），日本成文堂1989年 版。
13. 《关于中国的判例制度研究》，载《立命馆法律评论》（日本）1989年第4期。
14. 《处理两岸间刑事法律之我见》，载曾宪义等：《大陆法律学者论“海峡两岸关系暂行条例”》，台湾蔚里 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问题新探》（合作），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6. 《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起诉制度》，载《中国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2卷），日本成文堂1991年 版。
17. 《中国大陆的法学教育》，载《中国法制比较研究论文集》（台北）1992年。
18. 《关于反贪污贿赂立法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合作），载《立命馆法律评论》（日本）1993年第8 期。
19.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与审判结构之探讨》，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20. 《世界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展望（要点）》，载《93’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1994年1月。
21.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展望》（合作），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法国·法文）1995年。
22. 《孙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法制思想》，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23.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24. 《刑事诉讼法修改刍议》（合作），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5期。
25.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现况及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律》（香港）1996年第1期。
26. 《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
27. 《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体会》，载 《政法论坛》1996年第6期。
28. 《中国刑事诉讼法之改革》，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法国·法文）1998年。
29. 《刑事法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30. 《刑事诉讼法学二十年》，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31.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
32. 《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并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合作），载《中国法学》 2001年第1期。
33. 《论刑事诉讼中的“中立”理念》（合作），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34. 《追求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评》（合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 第1期。
35. 《中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合作），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36. 《关于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合作），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12期。
37. 《刑诉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理之修改》，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3期。
38. 《改革、完善刑事证据法若干问题之思考》，载《证据法论丛》（第8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 版。
39.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澳门检察》2004年第5期。
40. 《试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合作），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41.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合作），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42.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43. 《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4. 《附条件不起诉：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合作），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
45. 《司法、司法机关的中国式解读》（合作），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
46. 《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合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7.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之展望》，载《法学》2008年第6期。
48.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诉讼法学》（合作），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
49. 《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改革》（合作），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50. 《刑事诉讼立法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51. 《建国初期司法改革运动评说》（合作），载《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论文集》2009年4月。
5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合作），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5期。
53.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合作），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54. 《再谈刑事和解》，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55. 《中国语境下的证明责任问题探讨》（合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56. 《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之探讨——以两院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之公布为视角》，载 《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57. 《关于司法权威问题之探讨》（合作），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
58.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视野下的二审程序改革》（合作），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59. 《我国公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合作），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60.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合作），载《法学》2011 年第9期。
61. 《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思考》（合作），载《法学》2012年第11期。 62.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63.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载《澳门研究》2013年第1期。
64. 《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合作），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65.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作），载《诉讼法学研究》（第十八卷）2013年9月。
66.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
67.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之探讨》（合作），载《中国法律》2013年第5期。
68. 《严防冤案若干问题思考》（合作），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
69. 《应当如何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期。
70.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