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走法治
A. 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崇尚法治
中国古代社会，在本质上属于人治，所谓法治，也是对民不对君。即使有监察体系，也附属于皇权之下。法治就是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来治理国家。不论古代的那一位帝王，为了维护其世袭统治，历来都是嘴上讲的仁义道德，可突际上全是用严刑厉法来治理国家的。就连秦皇、汉武也是如此，也不过是表面讲讲信义道德，这只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而矣。在秦以前，不论是国王治理国家，还是诸侯管理一方领地，都推行的是用“法"来治理。
法制服务于皇权
皇权至上，德法兼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又分两种情况，君主推崇德治，那么身后多数能拿个仁宗、孝宗的庙号，而推崇法治的强势君主就复杂了，如秦始皇、隋炀帝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法治为主，德治为辅。这种情况一般是君主较为弱势，相权或其它权势强于皇权，如曹操时期。
中国古代，虽说儒治、法治方略是基于在人性前提，比如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企图依赖思想教育（德育）或法律惩罚（律法）来进行国家统治，但是最终强化的还是君权为核心的统治结构，君主变化了，治国方略就会有变数。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一般是什么德宗、宁宗时期，皇帝或许儒弱，同样也有权臣。
B. 让中国社会走上人治道路的，是秦汉时期的什么法制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文明传承的文明古国，我们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尤其是自从秦始皇称帝之后，封建帝制便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在这个过程中，这一社会制度也发展到了极高的高度。
周代实行以周天子为首的严格登基制度
而秦国作为诸侯国中的后起之秀，其在周代早期更多地都是被其他国家视为蛮夷一般的存在。这样的状态虽然让秦国在文化发展上稍稍落后于其他国家，但是也让其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需要面对的阻力要小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在秦国统治者听从商鞅的意见进行变法之后，秦国成为了第一个打破周代宗法制的国家。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底层人民的生产和战斗积极性，这也是秦国能够迅速成为最强大诸侯国的原因。
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
而在推行新的社会秩序的时候，秦国政府推出了强力的法治体系，希望以此来限制国内贵族们的权益。不过秦国在推行这一制度的时候依然希望依靠周代的惯例，他们希望从家族方面获得一定的借力。不过之前为了加强君主集权，秦国已经在国内推行小家庭制度，因此他们将之前的家族扩大化了，将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在当时凡是这个地区有人犯罪，那么这个地区的负责人和其余百姓都有可能受到牵连，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十分著名的''连坐''制度。从这一制度的推行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国的统治者依然希望在基层通过自治的方法来进行管理，这和现代法治体系的构建理念十分不同。
C.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政治是人制而不是法制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人治而非法制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治是指国家依靠一套严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模式下，道德被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法律则退居次要地位。
人治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尤为显著，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意志超越了社会之上，国家事务的处理完全基于个人意愿，这种统治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专横性。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皇帝通常集军事、政治、经济和司法大权于一身，所有政务均由其独断专行。为了防止权力旁落，君主往往会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三公九卿的职位形同虚设。
此外，人治还表现为“亲贵合一”的组织原则和推崇“忠孝”思想。皇族和外戚因与皇帝有血缘关系而享有特殊尊荣，而官吏通常享有终身任职的特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党已采取措施解决人治问题，但由于制度尚不完善，人治思想仍有市场。人治是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必须转向法治，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任、权利和利益关系，保护企业间竞争，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誉，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人治与法治不仅是领导制度的区别，更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当前，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人治的危害和法治的意义，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人治与道德、法制与法律相互依存，共同维系社会稳定。西方法制社会虽强调法制，但忽视人治的弊端已显现。相比之下，过分依赖法律可能导致社会僵化和死气沉沉，忽视道德的作用会颠倒黑白，使坏人得不到惩罚。因此，在追求法制的同时，我们应保持道德的引导作用，确保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D.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成功的例子
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首先战国时，韩国国相专申不害教韩昭侯“属术治”，其时的“术治”即“法治”。韩非解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实质为君主个人的集权统治，要求君主们要不择手段，以法律的威严镇压群臣百姓，以达到巩固王权统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目的。其次在秦孝公时，商鞅携《法经》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视，先后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再次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
E. 古代依法治国句子
1.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2. 法不禁止即自由。——法谚
3. 循依法治国之略，展国泰民安之景。
4.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法仪》
5. 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管子·君臣上》
6. 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司马迁
7. 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黑格尔
8.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9. 宣传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10.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11.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诱导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们自己的德行。——阿奎那(意)《神学大全》
12. 维护宪法权威，增强权利义务观念
13. 千年风华，披涛斩浪，道法深重人心在；百年历程，起锚重航，法治悠远国运久。
14.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夏敬渠《野叟曝言》
15. 你知法，我知法，蛮横霸道不足法；我守法，你守法，礼仪之邦依国。
16. 举直错诸枉，xxx服。举枉错诸直，xxx不服。——《论语·为政》
17. 有事不避难，有罪不避刑。——《国语·晋语七》
18.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19. 宪律制度必法道。——《管子·伍法》
20. 知法懂法守法，慎思明辨笃行。
F. 中国古代的法治建设对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哪些启示
中国古代的法治建设对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完善法律体系：中国古代强调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系统性，如秦朝实行“以法治国”方略，制定详尽法律条文。这启示现代法治建设需不断完善法律体系，确保法律的全面性和适用性，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法律与道德结合：中国古代法治注重法律与道德的结合，儒家思想强调“德治”。这启示现代法治建设应注重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让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能引导人们向上向善，体现道德精神。
贯彻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法治中的民本思想，强调在制定法律时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和需求。这启示现代法治建设应以人民为中心，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追求司法公正：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不懈追求司法公正，历史上许多清官廉吏的司法实践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这启示现代法治建设应重视司法公正，通过改革司法制度、提高司法透明度等措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G. 中国古代历史表现严明法治的事例
明朝君主主张严刑峻法，对贪污受贿、坐下犯乱处以严刑。尤其是在明朝开国初年版表现的最突出，朱元璋十分厌权恶贪污受贿，一旦贪污超过50两被发现就会被杀头。同时，朱元璋对任何威胁其统治者绝不姑息，仅胡惟庸案，朱元璋就下令杀掉了一半的开国元勋。这些是明朝严刑立法的表现
H.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律不能引导中国走向法治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围绕着“家族”以及“阶级”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所以它散发着浓重的“血缘”和“特权”的味道，因此就决定了它自身具有难以融入当代法制建设的局限性，与当代法制建设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徇私情”等原则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肯定国家的绝对合理性，有国家、民众而无个体、有君权无人权，缺乏普遍正义和人民民主思想，国家、家族、男性至上；社会人际关系自家族开始，以血缘纽带贯穿始终，国家自然化，一切立足于治理国家，法律、国家一体，仁义礼法道，人性善恶无不如此；法律决定于国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国家也工具化，成为君主实行统治的手段。
中国自然法的法律观始终是法制、道德合一。如仁法、道法、博爱互利法，都十分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所谓以家国天下为先，舍生取义，自我牺牲。
一、周公制礼
1、[1]西周初期，相传“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2]｛1｝它始终贯穿着这样几个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也。”｛2｝“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做到不许犯上，不许违抗。
2、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推行德政。
二、仁论
1、[1]｛1｝孔丘提出，治国执法必须从“修身”开始：“修己以安人”。统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则，他的政令便可通行无阻；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令便无法贯彻。｛2｝孟轲也认为法律关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关系，君主的道德维系天下的纲带，“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2]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赞扬周公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复礼“为己任。[3]孔丘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1｝君子时时刻刻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任何场合都要坚持”仁“。｛2｝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将”爱人“用之于处理家庭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于处理政治关系，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用之于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即使”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会则足以使人“。｛3｝”爱人“必须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
2、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忠恕”为手段，以恢复和完善礼治为目的，这就是孔丘“仁”论的实质内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结构。
三、兼相爱，交相利
1、墨子说：“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他认为，天（自然或上帝）最公正无私，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没有丝毫偏向，它给人们吩咐的恩泽却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权威普及四方经久不衰，所以圣王治理国家应该效法这种“天志”来制定法令和政策。
2、用“天志”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作为衡量人们言行的最高标准，是因为，1）“天志”爱人，“天”是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万物得。2）“天”具有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君主也必须按照“天志”办事。3）“天”兼有万物，一视同仁，“天志”的公正无私是普遍和永恒的。4）“天”是人类的良知和正确认识的总根源。
3、1）“兼爱”和“交利”是墨家用来消除混乱，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总纲领。2）[1]墨家强调谋求公利、众利，即“百姓之利”、“万民之利”，坚决反对之为一己一身而损害他人的私利，即“亏人自利”。[2]墨子说：“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四、无为之法，道法自然
1、1）老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有道”的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关键在于是否合乎“自然”。2）[1]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是效法，遵从的意思。“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听任万物自由发展，没有任何人为或者强迫的成分。[2]老子把“自然”当作一切事物的起点和归宿，作为支配和决定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
2、老子的自然法观念主要表现：1）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正是这无所不生、无所不有的道，化生和主宰着宇宙和人类社会。2）[1]道充满与天地，普遍而且公正无私。[2]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久”，“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3）道“独立而不改，周兴而不殆”。“反者，道之动”。“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认为“道”是客观的。4）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只有道菜是最高的准则。5）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燀然而善谋”。因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3、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处无为之是，行不言之教”，“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即人类最高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道”行事。总之，人定法要服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