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建设中

❶ 党委在法治建设中起到什么作用

好的作抄用没有看到，但是袭破坏法制的事件却不少，比如地方政腐强行拆迁，对侵害国民的事件听之任之，钓鱼执法、以创收为目的事情不亦乐乎，其种种行为导致社会风气发生根本性变化，党政分家天天讲，宪法却从来都是被搁置高楼。在这种状况下还谈法治建设是不是在讲笑话？

❷ 法律意识在法治建设中有什么意义

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孙中山建政学说从理论到实践、从设想到行动的发展，是在中国首次实施民主共和宪政的尝试。

❸ 目前法治建设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的法律建立和执行，社会一直认为存在两种现象：
1，法律不健全专，很多行为没有属法律的约束，
2，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部分政府官员一般只能看到第1种现象，而忽视第2种现象，对此，从上级到下级，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一直以来以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为荣，尤其是地方政府，各种部门规章，红头文件满地飞。很少有人会真正认识到第2种现象的严重性。当然对于第2种现象，更有人说要制定执法法来捍卫法律的执行，可是执法法又由谁来捍卫，这样就不攻自破了，所以这样说的人都是在瞎扯淡。其实以上只是两种现象而已，并非中国社会法律问题的根源。那些对着表观现象下药的从根本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有时反而强化了这两种现象的活跃性。

❹ 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治的道德基础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较低，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识较差，这是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统一性
法治道德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因为法治本质上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运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应当超越于政治之上。人类政治活动指的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种。从历史发展来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无为而治）、德治、礼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运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须讲道德，法治作为政治的一种方式，同样必须讲道德。但这里讲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将道德置于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为一种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随机物，而是内含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推论：国家政治和法治必须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精神和正义原则，必须在明确的善的道德价值指引下建立正义的法律体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执法与司法过程，从而造就和谐、自由和有序的社会发展局面。也就是说，国家政治和法治只有从其出发点、过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类的道德准则，才能真正体现政治和法治的本来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本是完全统一的人类行为规范和治国方式，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人们对德、法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设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础，道德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世界范围内法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西方现代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新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认为道德和法律分属于两个领域，是两种相互矛盾和作用各异的社会规范，因而现代法治建设不能够容纳道德，而必须以纯粹的法律手段治国，这样才符合现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从的法治理念。哈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强调法律的正义标准和善恶判断性，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力求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富勒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法学界，除了与上述两种法学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外，还有一种中和性的观点，就是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张人们在一般社会事务上应当遵守道德规范，而在法律领域里则应当坚持法律至上，以法为据，从而避免道德对法律的干扰与消解作用。这种观点看似公允，实质上还是把道德与法律作了二重划分，使之形成了难以融合的两张皮，因而它在倾向性上还是接近纯粹法治论的观点的。 我以为，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相对而言是比较正确的观点，与古希腊的正义法理论和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这种观点仍然力图统道德于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导性。
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道德和法律的本质与功能上加以认识。从本质上看，道德是人类正义精神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道）及其在人类社会各种事物中的显现（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证性和自为性，从
而也就成为判断万事万物的第一价值标准。相应地，法律则是人类社会生之于道德、依据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规则，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对道德规范的一种加强和强制实现。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后起的；法不具有自证性，必须依据可以自证自明的人类规则来确立，这个可以自证自明的规则就是人类道德（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事物上即称之为“理”，探讨法律的这种根本依据和实质的学说就称之为“法理学”），非依道德，法就难以解决因何而建立的问题；法也不具有自为性，（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赖于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内在动力就是道德（正义感、利众心和责任意识）与智慧。由此可见，道德的本质是自具的（本来如此），而法的本质是由道德确立的（依理如此）。离开道德，法将失去判断社会万物价值（善恶、是非）的根本依据。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正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一致性，也说明了社会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种认为道德和法律本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是否定了统一国家中社会规范的一致性，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功能上来说，道德和法律则是内外互补的共同规范关系。道德和法律共称为“社会观范”，其目的都在于使社会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觉性为基础，从人的内在意识上建立善恶是非的人生准则，从而起到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的作用。法律则是以人的强制性为基础，从人的外在行为上明确其善恶是非的走向，从而约束、限制和导向人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是只有道德没有法律的，那时人们的心灵纯朴、道德自觉性强，一切社会问题都通过内在自学和由此形成的外在习俗就基本上解决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加强，利益竞争出现，仅靠道德自觉已无法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对于道德自律意识淡薄的人来说，内在的自我约束已很难奏效，这样就不得不适用外在的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来迫使其遵循人类的道德要求。可见，法律是以道德补偿和保障的功能出现于人类社会的。自从有了法律，人类社会就具有了内外一致的双重规范机制。但不论哪个社会，这两重社会规范都力求统一。在一个得到良好治理的社会里，法治总是以人类的道德正义精神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据的，而道德也总是以法律规范作为其保障。所谓“礼法结合”、“出礼则入于刑”正是说明了这两者的互补共治性质。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统一的社会规范的共有一致的两个方面，它们本质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种看似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两种情形造成的：一种是后起的法律背离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不能反过来说是道德规范背离了法律规范，因为先在自证的道德无须以法律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应当以道德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种情形则是由于体现道德、推行法律的主体——人的素质修养不够，因而造成人为的对道德内涵的误解和对法律规范的误解，由此造成了道德与法律的某种矛盾局面。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则是人类正义精神。德、法两种规范共同指向的目标是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构成一定的关系。所以，德、法两种社会规范的本质内容是社会关系，表现方式则是情和事。有人认为，法律是无情的，所以法律与情相冲突，不能讲情。这种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类社会客观的存在现象，正由于情（如血缘之亲情、性爱之感情以及广义的人类慈悲心、仁爱心、侧隐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织运行，人类才产生了各种各样难以理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过理而对情和事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梳理，从而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从人心和人的行为两个方面合理地建构理、情、事的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而德治（以德治国）和法治（依法治国）则是对理、情、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把握与建构过程。法治社会虽然以法律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主导规范，但同样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才能完善有效地确立起来。否则，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内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视人的内在自觉修养而求外在行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混乱
无序状态。因此，现代法治必须在社会层面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并以道德为处理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为主导的裁决手段；公正执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责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础，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并行不悖，共同为治，真正的法治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来。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将道德规范贯穿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就是要求社会建立一种道德化的法治，体现一种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设中强调道德并不意味着道德仅仅被看作为法治过程的一种口号，而是要求法治建设必须以人类道德正义精神为指导，执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具备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公正执法的能力素质，整个社会体现出正气流行和和谐有序的风貌。也就是说，道德必须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规范融化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应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正义，即立法活动要从人类正义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到人类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质，使普遍确立的法律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恶法之治”。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点。衡量立法正义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和福利而创制法律，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权化、阶层化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与行政廉洁。廉洁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张。廉者不贪，洁者不染。廉洁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价（小而精干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费社会财富）。官员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权力视作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工具和尽职尽责的手段，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政权运作简单有效（政治与行政行为简明单纯，不扰民，不搞排场，不搞虚夸，而政府权威很高，推行政务的效率很高）。 第三，执法与司法公正。政府的执法行为与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平等地对待一切法律关系主体，避免权力关系（权权庇护）、亲属关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钱关系（利害勾结，贿赂公行）、乡友关系（近者庇护，远者欺瞒）等社会关系对法律事务的扭曲和影响。
第四，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赖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质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处于“公共权力边缘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质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响的还是那些处于“公共权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质。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之治的思想和科举取士的制度，古希腊柏拉图的“贤人政治”的主张，都力图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值得借鉴。
表现在上述诸环节中的人类道德对于法治建设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质上不再是外在于法治过程的游离物，而是构成法治建设的血肉和灵魂。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作用，即在法治建设中构成推动法治运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础，为创立“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提供基本的动力保障。第二，风尚化作用。社会道德具有通过社会舆论迅速传播、渗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对社会起到一种风尚化的作用，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向往，同时也就造成了对一切社会成员的强大的心理压力，从总体上制约法治建设朝良性发展。第三，内在规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从人的内在自觉性入手解决社会规范问题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养”为基础，通过社会成员的自我评价和内心羞愧建立自律机制，实现“道德自律”，由此引导人的外在行为的合理发展。可见，道德规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业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对确立法治建设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义人格和公正作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范化作用。社会道德虽然不如法律规范那样具有明确的外在强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响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道德高尚、正直、诚实、公正的人们的行为，为社会提供一种可借鉴和学习的“模范体系”，从而引导人们走上道德正义之路。道德修养好的人对于一般的人会形成一
同时是一个法治建设的过程，而法治建设的过程则必须同时是一个道德建设的过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在我国现阶段，改变道德缺失状况的任务很繁重，需要从各方面综合努力才行。这里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入手，简单讨论一下道德建设之路：第一，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应当把弘扬道德正义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统一起来，引导人们按照道德标准判断是非，衡量行为，由此养成全社会诚、信、公、正的道德风尚，为法治建设提供良性的社会道德环境。第二，从法律体系本身来看，必须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决法律和道德两张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异现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为本质相同、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两大社会规范，为法治建设提供内在的道德动力和依据。第三，从社会成员尤其是公职人员的个体素质入手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社会成员道德信念的建立来自于不断深入、勇猛精进的个体修养。因而，从教育、学习、政治宣传等方面入手强调和激励个体道德修养行为，建立稳固持久、代代相传的个体道德素质，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党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活动，本质上就是要解决为政者的政治道德问题。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优秀的道德理论、德法共治理论和个体修养理论，因此，扬弃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是改变道德缺失状况，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道德，它曾在历史上对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起到过无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宝贵财富。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切实的行动，才可能发掘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资源和精神动力，也才会找到法治建设的真正基础。

❺ 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有哪几面

序是社会存在的条件，和谐是社会的价值目标。对于和谐的追求和秩序的安排不同的内文化做出了不同的容设计。法治(而非法制)源于西方，在全球化过程中被世人接受，成为设计社会秩序进而追求社会和谐的最优方式，也因此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法治自近代以来再次成为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法治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法治理论的指导，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法治观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法治观就有着重要的理... 展开 秩序是社会存在的条件，和谐是社会的价值目标。对于和谐的追求和秩序的安排不同的文化做出了不同的设计。法治(而非法制)源于西方，在全球化过程中被世人接受，成为设计社会秩序进而追求社会和谐的最优方式，也因此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

❻ 简述法律原则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来看，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以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为基本政治特征，与资本主义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有本质的区别；它应当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中国优良传统和文化特色的法治国家，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或者前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它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国家，并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体现并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原则

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且属于人民。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也是我们国家民主性质的体现及其合法性的依据。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当家作主，行使主权权力；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制定宪法和法律，并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和途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我国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至上，实际上是人民利益和意志至上，是人民至上。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由于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无任何自己私利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党所代表的利益与人民所要求的利益是同一的，党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在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汇集和反映人民意志的同时，也体现和反映了党的意志。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就是坚持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和至上，就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必然要求，是"三个代表"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应有之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法律至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观点，表面上是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却在法治领域把宪法、法律权威与党的权威对立起来，把法律化的党的方针政策与党的整个领导对立起来，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立起来，最终是把人民与党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利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败俱伤。
宪法和法律至上与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是一致的。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规范化和法律化。因此，坚持和维护宪法、法律的至高权威和至上地位，实际上是确认党的领导权威、执政地位及其政策的至上性，是用法治的方式维护党的权威，坚持党的领导，推行党的政策，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从制度上、法治上保证党章规定的"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的进一步落实。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在我国，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主要是采用"代表制"的方式，通过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人民代表，由他们在各级人大代为行使国家权力。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宪法、法律和法规并且依法监督其实施，这是人民行使主权权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立法上，人民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他们依法平等地享有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权，以保证法律（广义的概念，包括宪法、基本法律、法规等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始终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在立法上是不能与敌对阶级、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讲平等的，所以，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在法律实施和遵守上的人人平等，在立法上只能讲"人民平等"。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得到实施和遵守，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实施和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法律对其实施机关和每一个公民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1）公民的法律身份和法律人格平等，任何公民不得因为性别、年龄、民族、种族、肤色、语言、宗教、社会出身、财产状况、职业、职务等而被区别对待；（2）所有公民平等地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承担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3）公民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4）任何组织和公民个人不得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于反对特权，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宪法和法律集中反映了党和人民的意志，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权威，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因此保证它们得以平等地执行、适用、应用和遵守，既有利于确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维护法治的权威，又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果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难以实现法律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如果允许法外特权的存在，法律权利和权力就会失去保障；如果法律可以恣意妄为的实施，共和国就将没有规矩和方圆；如果法律不能公正有效的实施，成为一纸空文，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无从建设。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当依法给予诸如犯罪嫌疑人、囚犯甚至触犯国家刑律的敌对分子以法律上的平等待遇。有人认为这样做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阶级性。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立法时的不平等体现了它的阶级性，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已经根据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对待各种社会主体，并用法律规范分别规定了民事、经济、行政、社会和刑事等各类法律的不同对象、范围、方式和结果，因此，在法律实施和遵守的时候，只要我们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平等保障一切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利，依法追究一切违法犯罪人的法律责任，就是在坚持法律的阶级性和人民意志性。

三、依法行政原则

"徒法不足以自行"。行政权是为了执行法律而设立的，它的主要职能是快捷准确地执行体现为法律的人民意志。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绝大多数（80％以上）的法律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的，因此法律在现实生活中能否发挥应有作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能否依法行政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管理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管理财政、民政、公安、安全、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工作，行政管理涉及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社会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行政管理实际上就是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民族与民族等各种社会关系。在立法已对各种社会关系有恰当定位并对行政机关的职责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就不仅可以防止行政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且可以有效实现立法目的，保证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为了保证行政机关既有权，又有责；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它必须依法行政。一方面，宪法和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充分而必要的行政权力，以确保其能够有效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又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责任和对行政权力的规制与监督，以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这就是依法行政原则所蕴涵的授权与控权相统一的精神。
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心环节，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依法行政原则主要包括以下要求：行政机关只能行使法律授予的与其职能相当的权力，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凡是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行政权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没有法律依据，不得使人民承担义务或免除特定人应负的义务，不得侵害人民的权利或为特定人设定权利；在法律允许行政机关作出自由裁量的情况下，其决定应当合理，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界限。行政机关有违法或不当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法定程序纠正其违法或不当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害予以行政赔偿。

四、司法独立公正原则

由社会关系的冲突和矛盾所引发的纠纷，是任何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法治对此的功能在于，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并在纠纷发生以后给予公正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解决。司法权就是国家用于解决纠纷的制度设计，是一种以追求公正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权力。
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其直接目的在于使出现的纠纷得以调处，失控的权力得以驾驭，侵害的权利得以救济，紊乱的秩序得以恢复；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利益、党的领导和法律秩序，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就像体育比赛中裁判对竞技双方作出裁决一样：法官（裁判）站在中立的立场，对纠纷涉及的事实进行调查，进而依据既定的规则（法律）作出公正裁断。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立与公正是司法的主要特征。其中，公正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实现其社会调节器和稳定器功能的价值追求。公正司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有的治国理念。司法公正，对于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个人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结果；对于社会来说，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由公道和正义所维系的民心。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国家就要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但无论如何，司法独立必须有利于维护并实现司法公正，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司法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获得独立的底线。如果由于人员素质、法治环境、物质条件等因素，司法独立过多而有损于司法公正，或者由于司法缺乏应有的独立及其保障，而毁及司法公正，都需要从体制予以重新审视和调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司法独立并不是排斥党的领导，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司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司法机关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相反，如果各方面的"婆婆"都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发指示、批条子，随意干预，使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不能独立地、公正地依法作出裁判，则势必损害党的威信和领导。

五、人权保障原则

共产党领导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终目的之一是为了通过解放全人类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人民、人民利益和人民主权为合理性、合法性存在的前提，而宪法和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和司法独立公正等，都是从这个前提衍生出来的。相对于人民这个主体和人民利益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上述四项原则都可以视为手段、过程和方法，都是为了实现人――人民的主体价值及其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权主要是人民主体价值和人民利益的法律化，是人民主权的具体化。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必然成为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之奋斗的一个崇高目标。
人权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始终把实现和保障人权作为己任。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就是从根本上维护了人民主权，保障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当家作主的其他权利。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民主，实行法治，坚持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和司法独立公正等，也都是为了保障和充分实现各项人权。
人权是人作为人，基于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权既包括公民个人的权利，也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消费者等群体的权利，还包括民族和国家的权利；人权的内容既包括生存权、生命权、人格权、自由权等公民权利，也包括参政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等政治权利；既包括经济、社会权利，也包括文化、发展权利。我国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制度保障，体现了人权保障的平等性、普遍性和广泛性。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们将不断实现更加充分的人权。

法律原则的作用
在法制实践中，法律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和不可代替的作用。
从法律制定的角度看，法律原则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1．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因而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2．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
3．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
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也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2．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
3．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

❼ 什么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在法治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在法治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书记指出：“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

❽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

❾ 公民在法治建设中的责任

要真正建立起法治社会，公民的参与对社会法律信仰的建立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其包含着人民主权的价值理念。一个社会法治水平的高低有赖于广大公民对法的信仰和介入其中的程度。因此，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公民无疑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重要主体。

⒈公民参与法治建设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法治建设作为一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广大人民群众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管理某些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法制建设事业。对公民而言，参与法治建设更多的蕴涵着一种责任和担当。

⒉公民参与可以促进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

良好的公民法治意识是法制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法律的真正活力不在于被知晓，而在于被使用。可以说，法治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公民参与的态度发挥着公民法治意识内源性基础的作用。

⒊公民参与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

如果没有法治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培养，很容易导致公民产生消极的法律意识。相当多的违法行为，比如违反交通规则、违反市场秩序等之所以屡见不鲜，并不是行为人不懂法，不知道这些行为的违法性，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端正自己的法治意识，没有真正地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信仰是指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信任、信服乃至敬畏，并自觉将其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情感。公民参与有利于法律制度得到公民的认知、认同和信仰，从而在内心真正树立起法的权威，只有让公民充分参与立法，法律才能切实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

⒋公民参与可以推动国家法律的建立与完善。

从世界范围来看，公民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已是相当普遍的国家立法方式。近几年，我国在保证公民参与国家立法活动上也做出了切实的努力，我国《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立法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建议或法律法规草案稿、立法调研、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论证会、列席和旁听以及立法听证等8种形式。

当前，受封建等级思想影响，我国公民仍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并未完全摆脱对国家和政府的依附意识，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公共活动中具有独立、平等、自由的主体地位。公民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一方面表现为对公权力的盲目崇拜，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寄托在国家机关和“清官”身上，而不是依法对其行为进行监督和投诉；另一方面，缺乏应有的参与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对法律制定中应有的权益不敢或不愿去主动争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人治型和专制型政治文化的顽固不化。

法治建设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公民参与法治建设已是必然的选择，关键就是把公民有有序参与纳入到良性互动的轨道中。公民参与应该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公民宪法权利的体现，更是一个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途径。建设社会法治国家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创造条件，从培养文化意识、塑造法律信仰、构建体制机制入手，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机会和权利，只有这样，法治国家的愿景才能早一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