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法治19956号

『壹』 夏勇的主要代表作

一、个人著作
1、《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93年、1994年、1995年、1997年重印，2001年修订版）。
2、《朝夕问道－政治法律学札》*（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4、《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5、《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6、《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二、主编著作
1、《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主编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6年重印，1999年修订版）。
2、《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两人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学社会主义丛书1994年版）。
3、《人权与世界》（主编之一，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
4、《人权网络全书》（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5、《公法》（第一卷，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公法》（第二卷，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7、《如何根除酷刑－中国与丹麦酷刑合作研究》（中英文本，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法治论坛丛书2003年版）。
8、《法治与21世纪－中国与瑞士法治合作研究》（中英文本，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法治论坛丛书2003年版）
9、《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2003年卷》，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民权译丛》（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始出）。
三、学术译作
1、《英国法渊源》（沃克著，两人合译，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印行）。
2、《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伯尔曼著，四人合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3、《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米尔恩著，两人合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4、《民权约法评注－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诺瓦克著，审校，三联书店2003年版）。
四、学术论文
1、《西方新闻自由初探－－兼论自由理想与法律秩序》（1986），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汉穆拉比法典与古东方的法治》（1987），载于《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孔子与柏拉图》（1987），载于《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期。
4、《人权与马克思－－一个道德与逻辑的理解》（1989），载于《民主、法制、权利、义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复载于《人权概念起源》附录。
5、《人权道德基础初论》（1990），载于《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修改版载于《人权概念起源》附录。
6、《人权哲学三题》（1991），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春季号。
7、《权利发展说》（1993），采自《走向权利的时代》绪论，载于《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4期）等。
8、《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1993），载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1994年版。
9、《监督机制》（1993），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第三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廉政建设》（1993），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第四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1、《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1994），载于《走向权利的时代》。
12、《中国法理学的历史发展》（1994），载于研究生院教材《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权利与德性》（1996，英文），载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创刊号。
14、《海南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1997），载于《小政府、大社会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5、《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6、《论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写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载于《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另载于《东方》1999年第5期。
17、《迪庆藏区基层的依法治理与民间法》（2001），载于《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云南藏区案例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全文载于《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8、《深圳的社会阶层结构与政治参与、财产安全》（2001），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哈哈镜前的端详--哲学权利与本土主义》，载于《读书》，2002年第6期。
20、《酷刑与功利主义》（2002），载于《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2003），载于《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2、《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3、《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载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4、《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5、《飘忽的法治－清末民初中国的变法思想与法治》，载于《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
26、《舍法求法与媒体正义－从敬一丹的<声音>说起》,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贰』 关于世纪大盗张子强的故事说的详细点。

张子强，男，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四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张子强的父亲是两手空空随着当时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后既没钱，也无一技之长，为了全家糊口，凭着在家乡对中草药的一点知识，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维持生计。

四五十年代的油麻地远远不是现在那个“寸土寸金”、富有身份象征的繁华地段。当时的油麻地很小，离海滩不远，一些地方只是海边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有点像后来的棚户区。住在这儿的不是穷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辈，常常发生一些黑社会的火并。

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在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黑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萌芽。

张子强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后来张子强进了看守所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打他的情景。

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张子强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张子强至死都说，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张子强很快开始涉入黑社会，并成为小头目，人称“一哥”。贵州在外面混黑社会的白玉山曾经是他的马仔，后来改做正业。

张子强12岁就开始进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

张子强（1955年—1998年），男，绰号“大富豪”，广西玉林人。4岁时随父母去香港定居，是香港一个犯罪集团首脑。

张子强曾策划绑架著名香港富豪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和香港富豪郭炳湘，获得数亿港元赎金，还策划绑架澳门著名富豪何鸿燊（但被警方识破，未遂），他犯罪所得金额之高曾录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电视剧《插翅难逃》就是以他的犯罪团伙为原型的。

人物评价

这个终生以违法犯罪为职业的匪首，应该感谢法治。狱外，律师和香港学者希望香港特区法院引渡他回港受审，他们援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死刑而且可以立即执行的内地，没有给他引渡的机会。

这个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抢劫罪、绑架罪、走私武器、弹药罪。张子强被媒体称为“世纪贼王”。

(2)财法治19956号扩展阅读：

犯罪记录

1991年以叶继欢为首的一伙匪徒，连续抢劫了香港观塘协和街及深水埠大埔道的7间金铺，劫得金饰价值达750多万元。1991年7月12日，抢劫启德机场装甲运钞车1亿6000万港元，张子强后来被捕，但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将他无罪释放。

港英当局当时还赔偿给张子强一大笔钱，使张子强愈发张狂。张子强于此时在狱中结识叶继欢，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合作。1995年11月，在深圳枪杀香港居民蔡志雄。1996年5月，与叶继欢集团合谋绑架香港第一富豪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勒索港币10亿3千8百万元。

张子强分得4亿3千8百万。叶继欢在作案前10天携带军火返港，意外与警方交火，重伤被捕，但叶的部下仍参与了绑架案。1997年9月，绑架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勒索港币6亿元。张子强独得3亿元。

1997年10月，又策划绑架澳门第一富豪何鸿燊，被警方识破，未遂。1997年底，从内地非法购买800公斤烈性炸药，2000多枚雷管，并偷运到香港，图谋制造更大的恐怖事件。据炸药专家说，800公斤烈性炸药如果集中爆炸，足以炸平一座十几层的大厦。

正是这800公斤炸药，敲响了大富豪犯罪集团的丧钟。

『叁』 谁能给我讲讲传销的历史背景和来胧去脉，从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到为什么要进入中国，以及为什么要取缔（

1、传销最早产生于战后的美国。传销一词，在不同的中文地区有着不同的含义。在香港和台湾，泛指所有合法直销，不论其是单层次直销还是多层次直销，而在中国大陆，传销一词的官方定义目前是多层次直销和层压式推销的合称，属于一种经济犯罪行为。

多层次直销是一种透过人传人的方式来达至销售的市场策略。这在幅员广阔而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尤其有效。因此，传销在北美及大洋洲十分盛行。公司一般以会员制的方式，通过推介新用户成为会员，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报酬。

传销作为一种营销方式，经常都被人把它与“层压式推销”（俗称“老鼠会”）混淆，因此在中国成为了翻版或层压式推销对应的中文词汇；境外最有名的案例为庞兹骗局。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的解释，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传销不是国家行为，也不可能是国家行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政府支持传销，导致垮台和社会动荡，甚至差点发生内战。

2、1990年美国“雅芳”传销公司第一速度正式进军中国后中国领土上开始有了“传销”。1992年美“安利”以第2 速度正式进军中国。从此“传销业”雨后春笋的速度在中国蔓延。

3、在中国大陆，传销于1980年代出现，最开始出现于南方和沿海大中城市，进入1990年代经过几年的发展，遍及全境，声势浩大。中国大陆对传销态度，官方开始并未禁止。

4、由于传销在中国大陆并未合法化，更未出现各种规范，但官方并未禁止。除了少数几家著名公司以外，由于受暴利的诱惑和投机取巧，民间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传销单位，多以高回报、多层次提留为诱饵，以低价值的单一系列流行产品为幌子，通过高会费聚集钱财为目标。

自传销进入狂热以后，儿子对老子、妻子对丈夫、亲属之间、同学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均为主要的会员动员和发展对象，被争取的会员通过付出2000元以上至近万元的入会会费（多为3500元左右）以后，所获为仅为价值数百元的产品，其中多为劣质产品。

1997年底和1998年初，一时间，中国大陆境内尤其是开展异地炒作的公司集中地区，诸如在武汉、长沙、北海等地，到处是卷款潜逃的传销公司和大批流动闹事的传销难民，社会治安显示出极不稳定因素。至此，开始出现混乱局面。

『肆』 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回顾和前瞻

我国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历史比较考察

吴天

发布时间：200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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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法的选择关键在于与社会演进、观念转变相暗合，超出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和民众观念相脱离的法律，只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法律文本，不能作为融入现实社会的规范，难以发挥实效。本文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总结法、德立法经验，考察我国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取舍。

[关键词]物权变动 意思主义 形式主义 法律继受

一、概说
物权变动模式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整的具体方式。当今大陆法系主要存在法国意思主义和德国形式主义两大物权变动模式立法例。

（一）大陆法系两大物权变动模式

法国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否定物权行为的独立存在。其民法典并未明文意思主义，但从如下法条可判断其主旨是交付义务的产生使债权人成为所有人：①第938条：“适法的承诺赠与，仅以当事人的合意完成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无需任何交付而转移给受赠人” ；②第1138条“交付物的债务仅以契约当事人的单纯合意而履行，即使标的物未交付，自应交付时起，债权人为所有权人，风险随之转移，但债务人迟延交付者不在此限” ；③第1583条“即使标的物未交付、价金未支付，只要就物及价金成立合意，买卖在当事人间即告完成，所有权为买方取得” ；④第1703条：“交换以和买卖相同的方式仅以合意而完成” 。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在物权变动立法上的方针，即物权变动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既不需有物权行为，也不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动产的交付、不动产的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即使标的物尚未现实交付，只要合意形成，债权人即被视为所有人，就承担标的物意外受损的风险。依债权合同设立、转让物权时，物权变动是债权效力的当然结果，不承认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合同，赋予契约具有债权发生和所有权转移的双重效果。

与法国式意思主义相对立的是，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德国形式主义，它肯定债权行为之外有物权行为的存在，物权的变动须符合法定形式。其民法典接受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区分说，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定、让与和内容的变更，以物权合意和土地登记簿登记为原则。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规定：“为转让一项地产所有权，为在地产上设立一项物权以及转让该项物权或者在其上再设立他物权，如法律未另行规定，必须有权利人和因该权利变更而涉及的其他人的合意，以及权利变更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第875条第1款：“为放弃一项地产的权利，如法律未另行规定，必须有权利人放弃其权利的意思表示，以及该权利在不动产登记簿的注销登记”。第929条：“为转让动产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其交付给取得人，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转移的合意。取得人已占有该物的，只需所有权合意即可。”从法律条文可见，依债权合同设定、转让物权时，债权行为是物权行为的原因行为，原因行为不发生物权变动，只在另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时，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物权行为是债权行为的履行行为。故不动产物权变动依登记而生效，动产物权变动依交付而生效。

（二）物权变动模式问题的研究方法

过去中国学者对物权变动模式研究，大多集中在介绍和评价一国的法律制度，且着重对德国物权行为理论进行探讨，分析其利弊，并在理论上建议立法对此理论的取舍。但是法学研究不能代替法律，法律制度的选择不能轻易地因主观判断而做出。每一项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逐渐适应现实社会的完善过程，对他国法律制度的研究不能流于表面化，要深入其法律制度的内部，全面了解其历史发展概况，动态把握物权变动制度在该国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只有全面把握才能做出恰当的评价，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选择。

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抽象，都以其特定的法律传统为前提和基础。因此，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业已形成的法律传统，通常会构成特定时代法律规范据以形成的前见。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有选择的亲和性”。（1）在此点上，无论是作为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代表的《法国民法典》，还是作为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代表的《德国民法典》都不例外。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法德两国物权变动立法背景、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进行解析，对其做出确切评价，以期对我国的物权变动制度选择提供参考。

二、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意思对抗主义

（一）法国的意思主义的立法历史背景

1804年《法国民法典》展现给人们的社会景观更多的是农村风景，而非都市风景。（2）法典起草者们几乎未考虑即将诞生的工业社会，所以里珀特才把《法国民法典》称为18世纪规范农业经营的法。（3）法典制定时，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手工业者，雇佣少数工匠的小业主和小作坊主。此时的商品生产，生产规模和社会化程度水平较低。该法典就物权变动所确立的意思主义模式，就着眼于此时与特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依然盛行的特定物交易。

就时代精神而言，法国大革命前夕，批判封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法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伏尔泰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好政府应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平等权和私有财产权，国家任务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平等权和私有财产权”；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说，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不仅要分离，而且还要使三权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以权力约束权力”；（4）卢梭认为，按照自然法原则，人们要在完全平等基础上，自愿联合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以保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自由、生命和财产。启蒙运动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好了思想和舆论准备。大革命时代，自由精神高于一切，契约被作为当事人自己立法的主要手段，是实现自由和摆脱等级身份制的手段，因此当时法国出现了民法典立法与高涨的革命热情相结合的情形。（5）《法国民法典》在自由精神的渲染下颁布并实施，以自由思想为基础，主张个人意思及自由的绝对权威，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从而实现了市民阶层追求自由、平等的要求。

（二）法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1．法国意思主义的确立

继受罗马法的法国古法承认各种假装交付，以书面交付和占有改定代替交付，同时在契约公证书中加入已交付条款（实际上未交付），到16、17世纪已成为法国的交易习惯，即罗马法上交付的观念化。在物的二重转让时，第一买主是假装交付，第二买主是现实交付，时间在先的假装交付优先，在事实上承认以意思表示转移所有权。

法国古法法系的重要部分之一的教会法也间接影响了意思主义的形成。随着商业发展，法国法原则上坚持契约要式性，但在一定范围内也承认诺成契约。自17世纪起单纯合意产生诉权已成为教会法的原则，同时合意必须遵守的法谚也逐步渗透到法国法基础中。虽教会法推动了契约诺成主义形成，但所有权仅以合意而转移的理论仍未完全确立，其形成还得到了自然法学派的进步完善。

法国的自然法学派学者戈罗乌斯从自然法则出发，认为所有权是与客体占有完全不同的观念存在，所有权转让无需交付，自契约成立时所有权转移乃是最单纯的形式，从只以当事人间的合意发生所有权转移的观念出发，批判罗马法交付主义，并在自然法中为不要交付观点寻找理论依据。
可见法国古法传统、教会法的影响以及私法学者的理论贡献都为法国意思主义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法国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意思主义原则与法国民法典总体精神相一致，是大革命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产物。法国民法典首次确立契约自由原则，尊重个人意思自由，个人取得权利、负担义务，完全取决于个人自由意思。契约之内容、方式、成立以及契约当事人之选择，听凭当事人自由，国家不作干预。（6）法国民法典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至，将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契约视为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法律，那么自当事人就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发生转移便成为自然之理。

2．法国意思主义的发展与完善

1848年法国第二帝国开始时，法国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大工业生产已占主导地位，机械化飞跃发展，商业发展促成借贷业发展，到1850年法国已有长期借贷银行，但借贷机构无法在不动产秘密转让情况下保证抵押权的安全，故公示制度的呼声开始高涨。于是1855年对民法典进行补充，规定所有权、抵押权要公示，将不为抵押权标的的权利如不动产质权、地役权、使用权、居住权、18年以上租赁权等纳入公示权利范围，但法定抵押权仍不以登记为必要。这次修订在保持意思主义原则不变的基础上，确立了大多数所有权及其他不动产物权设定、移转，以登记为第三人对抗要件，扩大登记范围，为公示制度在法国最终确立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其后法国对登记制度进一步完善。如1935年对登记事项作出很大修正，首次规定了几乎所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都应登记，扩大了登记事项。1955年1月4日《土地公示制度改革统令》及同年10月14日《关于土地公示制度改革之1955年1月4日适用的统令》在以往公示制度原则下进行整体重编，规定法律行为及判决产生的权利，登记以前不能对抗依法律规定保有不动产上权利的第三人，登记成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从而构成法国现行公示制度。

（三）法国物权变动模式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法国物权变动的发展过程是意思主义形成流程和公示主义相互影响与排斥的互动过程，并最终妥协与调和，合流为意思对抗主义。总体而言，法国法对物权变动发生依据的规定还是较完备，通过法律自身的解释和补充使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交易安全的要求，因此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意思对抗主义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争议的地方。

虽当今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同法国意思对抗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并提出各种批评，许多国家的物权变动模式立法也不主张选择法国模式，但法国采用的意思对抗主义历时二百多年漫长历程，其市场经济发展良好，不动产交易秩序也并未因此陷入混乱，这就足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法国启蒙思想对自由主义的过分渲染，因此《法国民法典》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推向极端。这种物权变动模式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在关于第三人保护上却显得较苍白，但通过强制公示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最终还是在总体上实现了当事人间的利益平衡，基本维护了第三人交易安全。

三、德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形式要件主义

（一）德国形式主义的立法历史背景

19世纪末期，德国工业化生产规模和社会化程度都有很高水平，经济活动重点从农业向商业、工业转移，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市民阶层。故《德国民法典》起草者心中的民事主体形象是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和农场主。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着眼对信用型契约的规制。它明显与《法国民法典》将特定物买卖作为规范的一般对象不同，是将种类物及未来物的买卖作为规范的一般对象。（7）这反映出《德国民法典》制定时，信用交易的发展使债权与物权在成立时间和职能上发生分离，并由此引发物权和债权在近代的对立，从而使交易界出现了对于形式主义的要求。（8）

就时代精神而言，《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新社会经济思想，即国家义务在于有规律地干预各种力量的自由放任，保护经济弱者。遗憾的是新经济思想仍未深入私法观念之中。受新社会经济思想或多或少的影响，《德国民法典》确立的物权形式主义兼具罗马个人主义法律思想和新社会经济思想。一方面，物权变动的基础仍建立在当事人物权合意之上，体现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求物权变动具备一定外部形式，以响应保护交易安全的社会政策要求。立法将观念所有权通过交付和登记公示有形化。《德国民法典》将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转换成对第三者的公示手段，统一了物权变动中当事人的对内对外关系。

（二）德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1．德国形式要件主义的确立

1872 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对德国近现代民法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该法率先规定物权契约及其无因性，借以摒弃登记实质审查主义。这直接成为1896年德国民法典物权契约及其无因性的立法基础。为排除土地（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实质审查主义，1872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采物权契约无因性。此前，登记官既审查当事人申请书的法律形式，又审查申请书背后的事实关系。使得交易时间延长，成本增加，效率降低。故除旧立新，改采形式主义登记制度成为众望所归。依物权契约无因性，物权变动效力应与基础关系的债权行为相分离，使登记审查仅限于物权契约本身。此后约霍夫起草的德国民法典物权编及1896年德国民法典均继承了1872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

1874年德国联邦议会成立民法典编纂委员会，起草民法典。民法典第一草案（物权编）第828条规定：“（1）依法律行为移转所有权、设定或移转其他权利及设定担保，如法律未特别规定，依登记权利人与取得人缔结的契约，并在土地登记簿进行登记而发生；（2）第一项所称契约，须由同意在土地登记簿册登记权利变动的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与另一方对该同意的承诺的意思表示构成……”依该条规定，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把物权契约纳入民法典条文中，无庸置疑，是对萨维尼、温德沙特等人的物权契约及其无因性理论的忠实法律条文化。（9）

民法典第一草案于1888年1月31日公布，不久受到许多批判，但对采物权合意及其无因性基本上未有批评意见。此后第二委员会总体上维持了第一草案所规定的物权合意和登记形式审查主义，并用“物权合意”代替“物权契约”。两稿审议后，第三草案经帝国国会讨论通过，德国形式要件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最终确立——不动产权的设定、让与、变更，原则上以物权合意和土地登记簿登记进行；动产物权的设定、让与原则上以物权合意和交付进行。

2．德国对形式要件主义不足的自我完善

每一项制度都有相应的分工、制度界限和内在局限，都不可能或不能完全通过该制度本身解决其自身的缺憾。德国形式要件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也不例外。

德国形式要件主义，使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分离，会出现债权契约无效而物权合意有效，买受人仍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无疑使出卖人遭受不利益。德国立法者在确立形式要件主义时，当然考虑到了其有失交易安全与公平的一面，于是为完善这一缺憾，补救出卖人利益，在编纂法典时确立了不当得利制度。出卖人在丧失标的物所有权时，可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来弥补损失。德国民法典第812条规定：“无合法原因而受领他人的给付，或者以其他方式由他人负担费用而受到利益的人，负有返还义务。虽有合法原因但后来消灭，或者根据法律行为的内容未发生给付目的所预期的结果时，上述义务仍成立。”
正由于德国法中采纳物权行为，使部分债权行为无因化，使因债权行为无效仍发生物权转移的不当得利情形在德国极为普遍，因此不当得利制度成为弥补无因性制度缺陷而存在的必然调整机制。德国法学家Ernbury更是强调不当得利制度乃立法者用来治疗自创的伤痕——物权行为无因性。

（三）德国物权变动模式的总体评价

德国民法典在法国民法典颁布将近100年后公布，其立法社会背景与法国大相径庭——交易频繁化、时空化，信用经济迅速发展，所以德国立法者根据现实需要，从维护交易安全角度出发，侧重保护第三人利益，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最终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形式要件主义。
从萨维尼创设物权行为理论到德国民法采纳此理论至今，物权行为理论的存废问题一直都有较大争议，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赞同物权行为理论的观念在德国最终成为主流。我们可从当代德国最著名的民法学者集体编纂、并被认为是德国最权威的法典注译《慕尼黑人〈德国民法典〉注译·物权编》（第六卷）中看出来：“物权行为原则的产生并被立法所采纳，根本上不是纯粹的想象和典型的法学思维的结果，这一点不但表现在该原则所提出的一般要求和根据该原则建立的无可指责的法律技术上，而且也表现在它深刻的法理智慧上。尤其重要是，该原则建立的法律制度产生后的历史表明，它一直能顺利地实现法律功能目的。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相分离的法律结构从来没有给法律交易制造困难。”

民法各项制度在追求自身特定制度价值时，不免存在价值上的失衡和冲突，这是“合理”的。只要通过承载相应价值的制度来解决，实现价值与制度的融合，也不失为“善”的民法制度。物权形式要件主义虽非尽善尽美，但通过不当得利制度完善了价值上的失衡，最终保护了交易安全，维护了交易公平，为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四、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当前的立法背景

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但社会化大生产仍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流通领域内，信用经济高度发展。事实表明，种类物、未来物的交易等信用交易是经济交往中的主流形式。其次，纯粹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从未在中国大陆土地上真正生根、发芽、成长。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指导下，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要求的各种社会政策，构成了民法自由原则的界线。在法律传统上，清末改制以来，取法欧陆的法律继受思想一直占据的主导地位，即使1949年以后对苏联法制的学习，也未偏离这一主线。继受过程中，中国大陆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