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法社会学思想
⑴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法律社会学是以研究法律的实行和效果等作为主要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在西方国家兴起。但对我国来说，它还是一个正在创建的新学科。我们在一个新学科的创建时期应该讨论有关这一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或基本设想，例如这一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与原有的相近学科的分工、学科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和研究意义等等，以便在以后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尽可能地避免因缺乏这些基本理论或设想而对学科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本文旨在对法律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或设想作一探讨。
一、法律社会学是我国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本章所指的法律社会学是法学中一个分支学科。按照国际社会科学中的传统，不仅法学，而且社会 学，都有法律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社会学也可以说是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事实上，法律社会 学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法学、社会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因而法律社会学也具有“软科学”的特征。
二、法律社会学是我国法学中的一个横断学科或综合学科
在创建一个新学科时，我们要注意这一学科与原有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分工。一个新学科之所以需要创建，通常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或人们主观认识的提高，使研究者感到新的研究对象难于容纳在原有学科中。
法律社会学和法学中的一些原有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上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之间如何分工？
法律社会学并不是像民法、刑法那样单一的部门法学科，也不像法学理论、法制史那样的基础学科。它是同这些学科既有交错但又不同的横断学科或综合学科。它仿佛是在一个市区中穿越许多直行道的横行道。它所研究的范围中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很多部门法的实际问题。
法律社会学有它自己的理论，但总的来说，它不是理论法学而是应用法学，是通过现实社会问题来研究法律的实行、功能和效果。它不是我国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学派，更不是用来代替原有的法学理论。它能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但它本身是以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的。它与原有的法学理论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主要差别是：法学理论，作为法学的一个基础学科，要研究法律的产生、本质、作用（功能）、形式、发展，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制定和实行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法学，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通过现实社会问题，着重研究各部门法的实行、功能和效果问题。如果法律社会学主要是一般论述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例如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等的相互作用，这就会使它与法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在很大程度上发生重复，就会使人怀疑法律社会学是否有创建的必要。
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学不同，法律社会学要研究各部门法问题，但它通过现实社会问题来研究部门法；它不是一般地研究部门法，而是要着重研究这些法律的实行；在通常情况下，它所研究的课题不是一个部门法而是兼及几个部门法的问题。例如以青少年犯罪问题而论，法律社会学要通过这一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刑法、行政法、家庭婚姻法、劳动法等各部门法的实行，而且还要研究法律以外的经济、政治、伦理、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法律社会学也可以从法律的实行这一角度去研究法制史、外国法、比较法以及国际法等。总之，作为法学中的一个横断、综合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是极为宽广的，其内容也是很生动的。
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1981年初，笔者曾与陈守一合写的《论法学的范围和分科》一文中提出，法律社会学应是我国法学学科之一。“法学还应着重研究法律制定后在社会中的实施，即如何实施，是否实施，怎样得到保证实施，这种法律在社会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在法学中称为法律社会学。”（4）
在当代中国，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对加强法律建设和改进法学教学和法学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社会学着重研究法律的实行，而法律的实行正是当前法制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阻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已制定的许多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不能真正实行，缺乏应有的实效。由于过去长期不重视法制，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几年中人们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加强立法，迅速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但随着立法的逐步增多，有法不依的问题就成为主要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法制建设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制定法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法律的实行，通过法律的实行才能实现法律的间接目的或主要目的，即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如果很多法律不能真正实行、缺乏实效这种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将有助于法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法律社会学的任务既然是通过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来研究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行、功能和效果，那么它本身的研究必然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必然要“以社会为工厂”。如果一个法学论著，不接触社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不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就很难称为法律社会学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法律社会学，由于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有可能在法学领域中为贯彻这一原则而作出突出成绩，从而推动整个法学学科向这一方面迈进。
在法学领域中，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过去长期以来之所以贯彻得并不理想，其原因相当复杂，既有研究工作者本身主观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包括原有政治体制上的缺陷；统计资料的严重缺乏，难于进行定量分析以及人们对法学研究的错误观念，等等。过去法学研究工作者在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原则上的各种困难因素，对今后志在从事法律社会 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同样是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可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法学领域中注释法学占有优势的局面。欧洲中世纪中期就盛行以注释罗马法而闻名的法学。我国历史上自东汉开始出现的律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注释法学。这里所讲的注释法学主要是指从文字上或逻辑上（就律学讲主要指以儒家经义）对法律条文进行阐释。对传播或实行法律来说，这种注释法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在近几年来的法学中，注释法学或具有注释法学倾向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课堂讲授、法学教材或论著的主要内容一般都围绕制定法的条文进行文字上、逻辑上阐释，而对这种法律实行的具体问题却不加涉及或很少涉及。在阐释法律条文时，也举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甚至介绍某些案例，这样做法当然胜于单纯阐述条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仍在于帮助正确地阐释条文，而不在于研究法律的实行和效果。法学不能仅限于注释法学。就法律的制定到实行而论，法学还应包括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并不否定注释法学的价值，但如果法学仅限于研究条文的注释则显然是不够的，对促进法制建设以及法学本身发展来说，也是不利的。
⑵ 哈贝马斯的《启蒙辩证法》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写的，哈贝马斯写了个《启蒙与神话的纠专缠：霍克海默与阿属多诺》，是专门批判《启蒙辩证法》的，你到底想知道哈贝马斯的观点还是《启蒙辩证法》的观点呢……
启蒙辩证法的主要观点：
1.对启蒙理性进行自我反思，认为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科学性思想最终导致了社会对个人的压迫。指出，在科学的认识世界的同时，启蒙理性也物化了世界。启蒙使人在争取到权力的同时，也使人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
2.顾客也不再是上帝，不是文化工业的主体，而是客体。当文化被批量规格化生产时，文化不再是被人生产或消费的客体，人被强势文化统治而丧失自由。
3.大众媒体等掌握话语权的主体制造文化意识形态，并将之强加于消费者。消费者为了追求自由文化而被动接受文化产品，受到文化资本家宰制而被迫丧失自由。
总之，他们认为启蒙运动是失败的。
⑶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对工匠精神提出什么理论
哈贝马斯对工匠精神提出的理论是：技术统治论。
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回治论和沟通行答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⑷ 涂尔干的核心著作和社会学的思想观点是什么
涂尔干的核心著作：
1、早期形式主义阶段：《社会分工论》（1893年）；
2、早期综合阶段：《社会学方法之规范》（1895年）、《自杀论》（1897年）；
3、过渡阶段：《个人的代表性及集体的代表性》（1899年）、《道德教育》（1902-1903年）、《道德事实之测定》（1907年）；
4、新的总立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
社会的思想观点：
迪尔凯姆坚持社会唯实论和社会整体观的目的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明确划分一条界线，认为二者分属两个不同层次，受不同性质的规律支配，必须由不同学科分别对之进行研究。
在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上，迪尔凯姆坚持高于个人，社会决定个人，而不是相反，即高层次事物对低层次事物具有首要的决定性意义。
迪尔凯姆的社会观是为他争取社会学独立迈出的第一步。由此出发，他为社会学规定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不必也不能涉及个体层次，它只是把社会层次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4)哈贝马斯的法社会学思想扩展阅读：
杜尔凯姆分工论的认识：
杜尔凯姆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由于分工程度较低，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
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成员们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传统，即维护共同意识，维持一致性。
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也日益增大。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古代维系团体的共同意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
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故谓之“有机团结”。
迪尔凯姆认为，民族越进化，其成员间的差异越大。这种趋势甚至反映在体质上。从大脑容量上看，同一种动物的脑量相互差别小，而人与人的脑量差别大。
就人类而言，土人与土人相比，其脑量较之文明人更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装、思想）的内部差异也很显著。因此，近代社会是差异的社会，又是有机团结的社会。
⑸ 评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社会学思想方法论。
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布迪厄社会学方法论及其“惯习”概念
摘要：本文对布迪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并实现其统一，他从认识论的层面对此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可以同时弥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不足的重要概念——惯习。他的社会学认识论，以及奠定其方法论基础并以独特方式融合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优点的“惯习”概念，为我们打破社会学领域内所存在的各种对立，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布迪厄、惯习、认识论
作者：日本名古屋大学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当代思想、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社会学为超越存在于其自身领域内各种二元对立（个人与社会、主体与结构以及微观与宏观等）所做的种种有益尝试等，都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反思。总之，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其统一成为当代思想界、当代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
社会学对主客观二元论的反思主要由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们，如A.吉登斯（Giddens）、J.哈贝马斯和P.布迪厄(Bourdieu)等所展开的。吉登斯指出，现代主义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与理解主要建立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之上。主观主义将“人”这一行为主体视为社会分析的核心命题，而另一方面，客观主义则由于将“社会”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所以社会制度就成为其分析社会的中心主题。但是，由于主客观双方都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因此我们很难用它们来理解社会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了克服这一对立，吉登斯提出了以结构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为认识对象的著名的“结构化理论”。
另一方面，布迪厄则将主客观二元对立视为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他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存在的任何对立都是围绕着主客观二元对立而展开的。而且这一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因此，如何克服主客观二元对立并实现它们的统一就成为布迪厄社会学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为超越这一对立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社会行动或称惯习行动）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社会行动并非直接取决于结构，结构通常都是通过惯习“这一被身体化的分类图式”间接地支配着社会行动的，而且惯习这一“主体的契机”反过来又对结构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对结构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显然，“惯习”成了一个可以同时把握主体与结构的重要概念。
吉登斯，尤其是布迪厄的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理论性探索，为社会学开辟了新的境界。对于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社会学来说，如何克服主观主义，使从“个人”立场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将“社会”列入其考察范围，反之，如何摆脱客观主义的束缚，使从“社会”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够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而这两位社会学家，特别是布迪厄从关系主义立场出发的社会学思考，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并最终实现社会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⑹ 哈贝马斯的社会学基本理论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和在各个生内活领域的全面容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试图通过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其理论因而被称为“沟通行动理论”。
⑺ 谁能帮我介绍一下从中古时期至18世纪期间的法社会学思想
古代社会
（一）古希腊时期
关于人、国家和法的联系的的思想，最早可以见诸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一批哲学家的理论中。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主张人们应当遵守法律、守护法律，用法律武装与巩固自己的城邦。为此他曾经表示“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 表达了法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德谟克利特认为法律为控制国家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颁布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某些威胁社会和谐的人。
智者学派提出社会秩序盖由人为而非神创，“国家……是个人意志直接表示，是人们互相缔结的契约的产物……国家和法是人们用来保障自己权利的人为的设施”。 智者的这一观点可说是思想史上最早提出的社会契约论。 智者学派的普罗塔哥拉则从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出发，把政治、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归结为人的自保的要求和技术、功能的目的。
在方法论上，柏拉图开创了整体主义社会分析模式的先河，他把政治社会看作是一个由分工而组成的功能互补的系统。他认为城邦起源于分工，分工又是基于人们相互需要及内在能力的差异，人们只能做适合自己天性的工作而不相互僭越才是正义的，而“立法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 柏拉图提出立法应遵循整体美德原则，也就是正义。正义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在国家中执行最 职务， 也就是使人按本性特点从事职务，从而达到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受干扰，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都认为国家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但亚里斯多德又被称为网络全书式的思想家，所以在论及法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亚里斯多德所探索的领域较前人更为丰富。首先，他把正义分为“平均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平均的正义”指的是所有权思想，“分配的正义”指的是赏罚思想，而他的法律观就是基于这种正义论的基础上，这样他就为民刑法的划分和以后的公私法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亚里斯多德推崇建立共和政体。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政体中，由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执政，统治权才不会由个人所把持，而只能寄望于法律的统治。在这里，亚里斯多德表述了他的法治优于人治的观点，为法治学说做了开创性的贡献。再有，亚里斯多德也论说了一系列影响法律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他认为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所制定的，只有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定的法律才是正义的。 他还论述了了地理和人口因素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律就是某种秩序，而如果疆域过大，人口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 这种把地理因素可以影响政治生活的观点，对后来的孟德斯鸠有很大的影响。
伊壁鸠鲁也提出了他的法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契约论和个人主义基础的政治哲学之上。区别于智者学派的契约论的设想，伊壁鸠鲁第一次从理论体系上系统阐述了社会契约思想，打开了此后西方政治思想中契约论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家与法乃是作为有利于人际交往的的一种契约而产生， 社会上自私个人为防止彼此的损害而妥协的产物。 他还把法的公正与人的利益权衡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法的公正与否只以人们相互交往的利益为转移，一旦法的制定和实施被证明是不利于人们交往的利益，那它就不再是公正的了。
（二）古罗马时期
尽管罗马法学家普遍秉承的是自然法学说，但他们中许多人以此为前提推导出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平等观。在古罗马的政治思想家中，西赛罗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确立了“真正的法律是和自然一致的正确的理性”的思想。以此自然法思想为出发点，他认为，不论人的社会地位是如何的不同，却都是与上帝共享理性的公民，所有人都服从同一个普遍的、人神具有的法，因而在自然法之下，人类必然一律平等，这就突破了亚里斯多德认为只有在同等人之间才才存在平等的观点。乌尔比安也认为，奴隶制度违反自然，提出在理性上解放奴隶的主张。罗马法学家还认为，政治权力根源于人民，法律之所以有效力也是由于人民参政的结果；现实的罗马帝国皇帝集大权于一身是由于人民已经将权力让渡给皇帝。
（三）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的法律思想是一种基督教神权政治的法律思想，同时神法与人法的划分又说明了它是一种自然法思想。奥古斯丁从原罪论的人性论出发，把人类行动盲目性与自然欲望的力量联系起来，认为法律（人法）是为了对付人性堕落的情况而依据神意惩治和救济罪犯的手段。 人法的产生是人类原罪的产物。奥古斯丁还指出，人法是维护和平和秩序的一种手段，它通过对犯罪的惩罚来维护和平和秩序。 阿奎那则把从公共利益为目的视为人法和法与否的根据 ，尽管这只是阿奎那为其等级秩序的法律观辩护的论据。
文艺复兴时期通常是指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三个多世纪。这时期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最终摧毁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反对神学的旗帜下，一些思想家对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以写作《君主论》而著名的马基雅维利，以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现实，注重人的心理活动。他认为现世的人都只是自私的动物，他们只注重符合符合自身的功利，人性都侧重于恶，所以在世人面前谈道德尊严丝毫没有意义。以此为据，他推导出法治对国家生存的重要性，他认为完善的法律是公民爱国美德的源泉，“政府保持稳定的首要条件也在于法治”；君主在日常政务中也必须以法为处事依据，“君主如不受法律的约束，那会比同样情况下的人民更不文雅，反复无常和轻率”。
以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同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也反对中世纪的禁欲观念和神权主义。莫尔认为，理想国家的法因为简单才显得公正，“一切法律的颁布，仅仅是为了使每个人记住自己的职责”， 只有简明，才能为每个人掌握，而只有人人精通法律的情况下，才不会有人可以利用法律欺压其他人的现象发生。
⑻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对工匠精神提出什么理论
哈贝马斯对工匠精神提出的理论是：技术统治论。
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专说、技术统治论和属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⑼ 哈贝马斯的代表作
主要代表作：《来公共领源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以及《真理与论证》等.
⑽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有那些内容那些
韦伯社会理论的核心术语不是“社会结构”，而是“社会行动”。韦伯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实证主义方法，重社会事实，主张把社会学当成自然科学范式；二是历史学派，是主张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情感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当时德国狂飙运动、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以及随后开始流行的生命哲学即属此列）。韦伯主张的是解释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他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是：“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44页）
解释的（或理解的）社会研究方法：
（1）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呈现其目标合理性。四种社会行动类型：目标上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上合理的行动、符合传统习惯的行动。韦伯认为，西方社会越来越受目标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会则受其它三种合理性的支持。
（2）谨慎的价值中立立场，把研究者有关社会的价值判断与研究活动的价值中立立场区分开来，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有人可能会提问：如果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左右研究结果，怎么办？在韦伯看来，个人的研究结果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社会行动最后的目标合理性。
（3）直觉性解释与因果性解释的统一。德罗伊森与狄尔泰都重视直觉，但在韦伯看来，任何直觉性解释如要成为科学的判断，都必须首先变成因果性解释。
（4）理想类型。这是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开历史学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对抽象与概括方法的理论承认。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对象时，都会提出一定的理想结构，但这一结构常常被批评为不符合现实。对此，韦伯指出，理想结构对于研究社会现实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型：第一种是历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东方社会”、“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种是社会现实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义”。第三种是“某种具体行动的合理化设想”，如统治类型的分析。
韦伯分为三种统治类型：第一种是法理型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统治。第三种是个人魅力型统治。三种统治类型并不只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而毋宁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因为任何一种统治类型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承认的结果。这种分析法较很多方法优越，甚至于比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提统治型分区为领袖与群众的分析方法要优越。——三种统治类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讲。
关于韦伯理想型的讨论。哲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分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美德就是知识”，《理想国》理念，观念主义与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的二分。启蒙哲学试图希望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同一。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黑格尔的统一辩证法。黑格尔与马克思开始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向社会实践领域贯彻，社会主义实践过程。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转型。到韦伯为社会科学这种理想主义立法。（1）涉及到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此，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思想中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实证主义与历史学派实际上也是两种路径，韦伯则给理想类型予以确认。（2）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说法。如社会转型理论，再如对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分析，问题也在于容易类型化。（3）韦伯强调所有的社会学概念都带有理想型的特征，这容易导致这些概念游离于社会事实层面，从而失去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引导意义，从而使人们对这种研究的效果产生怀疑。（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哲学基础：反对唯物主义（马克思与实证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黑格尔及历史学派），希望对社会系统提供一种较复杂的解释，并特别从文化层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解释，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希望对西方资本主义提供一种宗教文化层面的解释——当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释，除此之外，他还从技术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业精神等方面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集中解释了何以清教即加尔文（以及更广泛的基督教传统的可能性问题），并且只有清教传统才积极地促进了欧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变革。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如果资本主义仅仅只是个人对利益的追求，那么很多文化传统都可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在这里，关键的问题似乎在于个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那便是无神论的，是物质主义的，而这不是西方文化传统所鼓励的，韦伯倾向于认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是这种类型（但儒教与道教其实不是）；如果追求个人利益会成为对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种来自于宗教的原罪意识给予说明，因此韦伯认为旧教的原罪观念其社会后果是限制个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闲暇成为提倡的东西。
但是，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即以上帝的名义并且为了上帝而努力劳动赚钱，追求利益是正当的。韦伯认为这种新教伦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由此肯定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正是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文化起点。旧教：原罪、限制个人的物欲、闲暇，封建等级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当的神性原因、劳动、“工作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实际上还带有一种方法论的意味，此后他即以此为据展开了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研究，对世界上的诸多宗教，如印度教、犹太正教以及中国宗教进行专门分析，以此强化和巩固其新教伦理理论。
韦伯是在与新教对比的意义上讨论中国宗教的，事实上涉及到货币制度、城市、行会、家产专制国家、氏族等各个社会政治领域，因此不仅只是一部宗教社会学著作。
关于古代中国的城市，韦伯认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城市是一样的，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但中国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权，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没有特权，依然是基于血缘关于并且是祖先崇拜关系的转化形式，同行公会依然是以向政治权力的争宠为中心，缺乏市民意识，由此商贾阶层无法得到发展。按照韦伯的分析，腐败是中国政治结构无法克服的痼疾。对中国国教与民间信仰（相对空间被缩减）的关系，韦伯的判断是与欧洲中世纪可对比。
韦伯诠释儒家的学说：对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体人的共同事情。在这个前提下，民间的信仰（包括巫术、迷信、气功等神秘主义）可被容忍，如果民间信仰动摇主体，当然会被镇压。这种状况除非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进入市场买卖、社会关系的亲戚化（裙带化）都阻止了理性化进程。在韦伯看来，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致力于文化上的中干地位以及政教合一传统，但新教则通过超验的上帝设定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儒家与道教是导致资本主义迟迟不能进入中国的原因。在韦伯看来，中国宗教因过于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伦理的超越维度，因而尽管在物质以及制度（他讲的制度，涉及到对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韦伯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一定是融为一体的）层面有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却缺乏精神层面，他又讲，印度教有超越的层面，但却太缺乏世俗化的层面，因而也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如此等等。
联系到梁漱溟的讲法：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韦伯的理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或各民族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颇有意义。甚至于一度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定律。但是，上一世纪东亚的崛起却从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韦伯的理论（韦伯关于其它宗教传统尤其是中国宗教的研究甚至于由此被称之为“伟大的外行”），在他们的实践模式中，突显出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路线，诸如列维森的《儒家传统及其近代中国》，也对韦伯理论提出了种种挑战与质疑。（四）官僚制度研究
韦伯有关阶级、地位与权力的论述：
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重视阶级，一种不同于阶层但易于描述社会冲突的社会结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方面区分阶级（劳动者——被压迫者，不劳而获者——统治者），但韦伯认为，应当从消费以及生活方式层面来看待阶级，于是提出了“地位群体”的概念。这是一个很有贡献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大体可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以及第三等级向资产阶级过渡的状况，但不能说明此后的阶级状况。合着中国现实，人们也发现暴发户逻辑毕竟不是长效的逻辑，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于是建设者，如此等等。关于权力，马克思是立足于经济关系的，而韦伯则强调，一、除了经济权力外，还有非经济的权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马克思往往把社会权力还原为经济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赋予社会权力以合法性，但在韦伯看来，社会权力自身赋予合法性，并且当其表现为荣誉与地位时，它本身就实现为价值。这一点揭示至关重要，如面子，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虚假的意识形态，“温情默默的面纱”之类描写，然而，韦伯的观点则认为，社会权力关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严。
接下来看其官僚制研究。韦伯区分了三种统治类型：一种是传统型，建立在习惯与古老传统之上，诸如族长制、世袭制与封建制都是这种类型，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的家产官僚制也是这各类型。二是个人魅力型，统治建立在某个英雄人物、某种具有天赋的人物的个人魅力之上，先知、圣徒以及革命领袖即是如此（不过个人觉得传统型中依然有个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陈胜、吴广之托天意起事、刘备所谓汉正室、宋江的魅力之类，可见这种划分依然是理想型），个人魅力型的实质是克利玛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权威模式是指以领袖个人的品质和魅力来吸引大众并施加影响的权威形式。这种权威模式，按照韦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时期。而其突出作用则表现于社会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原有价值产生怀疑，合法性的信仰丧失，这就为魅力型领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个人才能和影响力的机会。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支持来源于人们对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崇拜，这种政治合法性的输入可以通过领袖人物过渡而被转移到新建立的政治体制上来，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往往依赖于大众情感的输入和领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输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历史地看，魅力型权威终究是一种过渡性的统治模式，因此为了长治久安，政治系统就必须借助魅力型权威所获得的合法性支持，将现有统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权威模式迟早要发生转换，转换的方向，一般取决于魅力型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因素对当前社会统治方式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同社会在后权威时代统治方式的不同特点。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出现过的魅力型权威人物如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等等，无不是通过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新的权威模式合法化，并进一步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
三是法理型统治。依靠法律和契约行事，统治是非人的和集团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层制（Bureaucracy）源于法理型。
其构成要素：（1）大量并且高效的行政事务，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义，公事公办，组织的技术优越性；（3）货币经济及其财政支持；（4）社会差异的齐平化；（5）人们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权限，不得越权；（6）顶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层人员的素养及其培养。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构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现代性社会的组织化与合理化。
“合理化”：
关于官僚制的产生，韦伯不同意马克思从异化看待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区分，韦伯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会生产体系都可能出现的，而且区分并不只是发生在生产者身上，而且也发生在管理者、组织者以及政治家身上，这就确定了，为什么会有一个与财产者脱离的现代管理者阶层的独立——这是韦伯对现代管理学的独特贡献。
关于官僚制的结果，韦伯实际上并不认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现实的，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却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导致无法处理个别情况；二、制度的物化与空心化，科层制是“铁笼子”，抹煞个性与创造性；三、尤其是对精神信仰问题无能为力；科层制导致资本主义的万劫不复的结局。韦伯研究专家施卢赫特曾对韦伯有如下评价：“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理性化与官僚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而苏国勋则从另一个角度——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冲突来解读韦伯的意义。他说：“在韦伯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相互关系和张力中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理性化造成现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受赐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设的‘铁笼’，饱受丧失目的追求(价值)、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韦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这也许是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对他共同感兴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