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145

❶ 合同法所有权转移和风险承担！

（2006年）甲、乙来签订货物源买卖合同，约定由甲代办托运。甲遂与丙签订运输合同，合同中载明乙为收货人。运输途中，因丙的驾驶员丁的重大过失发生交通事故，致货物受损，无法向乙按约交货。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乙有权请求甲承担违约责任

B．乙应当向丙要求赔偿损失

C．乙尚未取得货物所有权

D．丁应对甲承担责任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合同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甲不能向乙按约履行义务是由于丙的原因，但是甲仍应承担违约责任。乙和丙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乙不能要求丙承担赔偿责任。甲在向乙承担违约责任后，可向丙要求赔偿，由于丁是丙的工作人员，因此丁不对甲承担责任，而应由甲直接向丙主张。此外，标的物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在代办托运的情况下，货物交承运人即为交付，所以乙已经取得货物所有权。综上所述，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

❷ 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冲突有哪些

一、关于监护，取消了诉前指定及否定“按顺序”指定

民法总则第31条规定：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本条第一款取消了《民法通则》第16条和《民通意见》第16条规定的诉前指定程序。同时，《民通意见》第17条规定，“有关组织依照民法通则规定指定监护人，以书面或者口头通知了被指定人的，应当认定指定成立。被指定人不服的，应当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起诉的，按变更监护关系处理。”而本款规定有关当事人对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指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指定监护人。注意这里将起诉改变成了申请。

本法第28条明确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具有监护资格的人，都愿意担任监护人，也可以按照该条规定的顺序确定监护人，或者依照本法第30条规定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按照本条规定的监护争议解决程序处理，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监护人，不受本法第28条规定的“顺序”的限制，但仍可作为依据。

而《民通意见》第14条，规定了“将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视为指定监护人的顺序”，我们认为民法总则的规定是对其的否定。

二、实际上否定了宣告死亡的“顺序”限制

民法总则第46条规定：第四十六条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

（一）下落不明满四年；

（二）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二年。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申请宣告死亡不受二年时间的限制。

《民通意见》第25条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四）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对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要不要有顺序上的限制，历来存在争议。

三、违法是否导致行为无效

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本条第三项规定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违法与行为效力的关系，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不尽一致。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与民法通则将一切违法行为均认定无效的规定相比，合同法将违反任意性规范的合同排除在无效范围之外，且将民法通则中的“法律”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合同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强制性规定”作了限定，其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与不生效

民法总则第145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民通意见》第67条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无效。本条规定与其不同，规定为不生效，更加保护交易安全。

五、诉讼时效期间3年，特别规定以及保证期间

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本条第一款将原来的诉讼时效2年调整为3年，同时“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是允许特别法对诉讼时效作出不同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如海商法第260条规定，有关海上拖航合同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保险法第26条第2款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另外，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的保证期间2年，因是参考诉讼时效2年的规定，以后应该也会随着民法总则的精神相应修改，但是在修改之前，仍应按照2年适用。

六、个人合伙的依据哪里寻

民法总则第二章删除了“个人合伙”。

本章删除了民法通则的“个人合伙”一节。在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删除这一节，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个人合伙纠纷在实践中大量存在，民法总则应当保留民法通则有关个人合伙的规定，以规范其入伙、退伙、债务承担等问题。

另一种意见认为，普通的民事合伙是合同关系，应当由合同法调整，商事合伙如合伙企业可以归为“非法人组织”，民法总则不应当再规定个人合伙。

经立法工作的同志研究，认为，民法通则对个人合伙作出规定，是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实践中存在的合伙行为予以规范。民法通则将个人合伙分为起字号的与不起字号的个人合伙，二者区别在于起字号的个人合伙从事经营活动需经登记。

随着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对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已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基本取代了民法通则关于这类合伙的规定，合同法也可以对民事合伙合同作出规范。

从境外立法例看，多将民事合伙作为合同关系放在债编中加以规定。基于此，民法总则不再专门规定个人合伙。

对现有的合伙，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处理：一是对于民事合伙，可以考虑在民法典合同编专门规定“合伙合同”，对相关问题作出规范；二是对于商事合伙企业，民法总则已将其纳入“非法人组织”一章予以规范，具体规则仍由合伙企业法等相关单行法规定。

❸ 在法律上使用合同法还是使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现在还没有正式实施，到2021年1月1日起立案的才按照民法典规定。

❹ 签订涉外合同如何约定适用的法律

涉外合同，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为例，在签订时应主要包括如下条款：标的物条款、价格条款、运输条款、商检条款、保险条款、支付条款、免责条款或不可抗力条款、法律适用条款、争议解决条款。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合同当事人往往会忽略了“法律适用条款”的签订。

先看一下我国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

1、涉外合同中若不另做法律选择，将自动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1条规定：“目前已经参加公约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美国、意大利、赞比亚、南斯拉夫、阿根廷、匈牙利、埃及、叙利亚、法国和莱索托等国家。1986年，该10国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92．3亿美元，贸易合同的数量是相当大的。我国政府既已加入公约，也就承担了执行公约的义务，因此，根据公约第一条（1）款的规定，自1988年1月1日起我各公司与上述国家（匈牙利除外）的公司达成的货物买卖合同如不另做法律选择，则合同规定事项将自动适用公约的有关规定，发生纠纷或诉讼亦须依据公约处理。故各公司对一般的货物买卖合同应考虑适用公约，但公司亦可根据交易的性质、产品的特性以及国别等具体因素，与外商达成与公约条文不一致的合同条款，或在合同中明确排除适用公约，转而选择某一国的国内法为合同适用法律。”第3条规定：“公约并未对解决合同纠纷的所有法律都做出规定。我国贸易公司应根据具体交易情况，对公约未予规定的问题，或在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或选择某一国国内法管辖合同。”

2、涉外合同中未做法律选择，公约中也未有相关规定时，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6款中有相关规定。其中，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如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如果合同是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谈判并订立的，或者合同主要是依买方确定的条件并应买方发出的招标订立的，或者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履行交货义务的，则适用合同订立时买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已废止，但《合同法》颁发以来，相关的规定并未出台，故该解答仍具指导意义。

3、关于外国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是承担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的问题，应当根据该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成立地的法律予以确定。它们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还应当根据中国的法律予以确定。

从上述规定看来，涉外合同中包含“法律适用条款”是有必要的。因此，除了签订在中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以外，签订其他涉外合同时，均宜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如此操作，可避免将来发生纠纷时，适用的法律处于不确定状态或适用的法律为当事人所不熟知。

❺ 合同法144与145的区别

标的物是否是运输在途的。是重点

❻ 合同法第47条是民法典多少条

合同法第47条是民法典145条。

《合同法》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❼ 英美合同法和我国合同法的区别有哪些

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的比较
1、通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与国际私法协会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有一定关联性，通则的有些规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可以适用的。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该条规定与通则前言第2款规定一致，即在当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适用通则。因此，我国当事人在与涉外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约定适用通则。该通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更宽泛得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除国际商事合同外，该通则也可替代国内法适用。如前言第4条规定，“当无法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的，通则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该条规定旨在说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国内法管辖，但对案件解决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通则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往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案件遇到困难时，一般求助司法解释、学理解释，还有专家论证。现在通则关于交易纠纷的一些规定又给我们开辟了解决纠纷的途径。通则不是国际公约，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与否完全可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但是要明确的是，通则是由近20个国家的法律专家对国际交易的规则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较之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参照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与适用拾遗补缺。通则的宽容之处在于，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理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1.4条）；除通则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可以排除通则的适用，或者减损或改变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因通则所具有的这种非强制性，当事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该原则适用，使之更适合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属于通则范围之内但又未被通则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尽可能地根据通则确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1.6），这就给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法律障碍的时候提供了有益的鉴镜。
2、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共有三个条款，从表面上看对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非但起不到保护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为出具格式合同免责的武器。《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亦称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对于同一种类、性质并且重复交易的行为，采用标准文本，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洽谈时间、条款的争议，也有平等待人的“镜像”。这是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交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此应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二是绝大多数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都对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奸民意。而缔约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对某些条款即使不同意，但迫于急需无奈，也只有违心签字；三是有些专业术语，作为缔约的另一方难以理解，糊里糊涂签了字；四是这类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办，但这些人为了急于收取代理费或中介费的功利目的，常常会对另一方作虚假承诺。对于格式合同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保险合同。无论是人寿保险还是财产保险，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门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险”，而在于“圈钱”。所以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出现，投保人屡受拒赔之苦。笔者经常承办这类案件，对于法律上的障碍困惑费解。
首先，所谓通常理解，可以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无任何标准，这又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谁送礼多，谁就获胜。投保人是弱势群体，纵然满身是嘴，也难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一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完全可以各执一词。投保人称心率过速是心脏病的一种，保险人抗辩说，按通常的语法理解，这里的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从字面上看，保险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语法习惯的心脏病，只是特指括号里的“心肌梗塞”，这本身就会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在实务中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认为通则对于确认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倒是切中时弊：第2.20条（1）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2）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第3.10条：（1）如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可修改该合同或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该通知行事以前及时告知发送通知一方当事人。本章第13条（2）款的规定相应适用。” 我们认为，《通则》这些条款胜过《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所有条款，为此，我们建议关于在将来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应将《通则》条款纳入国内法，这对于格式合同的纠纷处理将大有裨益。
3、关于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合同规定无效，非但不能保护另一方（守约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恰恰减轻了对不法民事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对此应借鉴通则第3.3条：（1）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通则规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当事人已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另一方并已过户，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判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一方当事人将无权处置他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是对擅自签订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予以惩罚，对于欺诈、胁迫等致合同无效的条款，通则的规定也有利于受害人一方。请看通则第3.11条：（1）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一方当事人错误归因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而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宣告合同无效，其条件与由另一方当事人本身签订的合同宣告无效的条件相同。（2）如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归因于第三人，而其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还未本着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这两条较优于合同法的地方在于：第一，对于合同的有效与否的决定权由守约一方决定。可以承认有效，也可以宣告无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规定。第二，守约方宣告无效是对另一方的严厉惩罚。因为该条所谓的欺诈，其原因并不在于缔约的一方，而在于第三方的原因，这与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法律规范也属法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根据国情合理继受、过滤和消化对我们有益的立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关于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则》可资借鉴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也可参考。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将“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公平标准合而为一：（1）合同履行和相对履行之间“明显地不相称”，（2） 并且一方当事人“通过利用另一方当事人的困境、缺乏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无重大的决断力”而达成的合同，则合同无效。 [2]以色列对格式合同（标准合同）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就契约文句之全部参酌其他情事检讨后确信限制文句对顾客不利，或给予供给等以有危害顾客之虞之利益等，证明该文句之全部或一部为无效”。[3]世界各国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有的称为“灰色条款”，有的称“黑色条款”，对此效力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符合20世纪以来的照顾弱者的立法潮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修正，为此有学者将当前的时代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的时代，颇有几分合理之处。 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将格式合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免责条款，规定法院可以直接认定无效，这比所谓通常“理解”更为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二、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部分是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部分，即第1条—31条、34条，共计20条之多。这部分条款涵盖要约、要约邀请、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承诺及承诺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则关于要约和承诺计有12条，即2.1—2.12。两者内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异是值得重视的。《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通则第2.1条规定，合同可通过要约的承诺或通过当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但《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方式只采用要约、承诺方式似乎绝对，也不大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而《通则》在要约和承诺之外加上“可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则宽容和豁达，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为。仅此一点，合同法就稍逊一筹。市场交易的实践表明，所有的合同并不都是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关于通则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订立合同方式局限于要约和承诺的错误已被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所发现。这位德国民法学家尖锐地指出各国立法的偏颇，“近来很多民法典规定，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约的惟一方式”，这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他认为，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基本上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但是，近年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5条“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约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约束力的除外” ；第147条“（1）向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立即承诺之……（2）向不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到要约人在通常情况下可预期收到答复时为止承诺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条，“向不在场当事人发出的，没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在要约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的承诺之前，要约有效。要约人可以推定其要约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在合理时间内发出的承诺，但到达要约人时迟到的，要约人应当立即将比情况通知对方。否则承诺产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页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条、第522条也有此规定。荷兰1892年新修改的债法总则第217条，“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 [6] 也只能通过要约和承诺才能订立合同。意大利、蒙古等国也都未忽视要约和承诺这个20世纪最新的合同法范畴。除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之外，英美国家大都把要约作为合同订立的一个要素，尽管各国合同法理论或实务中对要约称谓有所不同，诸如投价、发盘、建议等，对承诺的称谓在各国贸易实务中称为“还盘”等。[7]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也是在关于订立合同须有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方面。笔者上引的德民、瑞债均指要约和承诺是指“不在场”的情景下才适用。我国《合同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这是我国《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违反人们交易习惯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合同义务原本是以订立契约为目的确立的。订约时双方当事人都需要亲自到场，即使这种手段被放弃，一般来说合同的订立仍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因此，罗马法学家从未认为有必要将“同意”用要约和承诺这两种陈述方式单独地表示出来。这种需要中介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阅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可能，这就是德民和瑞债指的双方当事人不是面对面的“不在场”的情况下才适用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约和承诺的一种方式上，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许多业已订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要约而把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承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以土地买卖为例，其文件已起草并已公证，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签字，因此，很难说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了要约，且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诺” ；再如，一位消费者用现金买一包香烟时，显然，双方当事人是在订立协议。但是，将整个程序分解为“要约”和“承诺”，并讨论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和“承诺” ，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或买方在收款处交付了现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诺”，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许对新任律师有些用处。在强行将合同订分立为“要约”和“承诺”时，另一难以处理的情形是，相对方向的建议和反建议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谈判后才达成协议，在合同成立时，很难作出明确决定，但是那种认为合同应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的思想对于完成任务毫无意义。[8]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订立合同从理论上讲，有要约和承诺是成立的。但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哪一方是要约，哪一方是承诺。如律师与当事人谈代理费的数额时，通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的代理协议。比如就某一收费标准，律师提议按标的额的5%收费，委托人说太高能否按3%，律师说不行，最少也得按4.5%，双方最后达成按财产比例的3.5%收费。这种讨价还价中有要约，有反要约（新的要约）；有承诺，有否定承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互有要约和承诺，两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当然，在人对机器或物发生交易的场合，如自动售货机、投币买地铁票、在宾馆使用备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开封，就可视为承诺。物品上标明的价款是要约，投币或开封视为承诺，这是简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远非如此简单。再如，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则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建筑施工单位前去投标是要约，招标人接受投标是承诺，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笔者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在司法实践中，招投标仅是建设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建设施工合同中的一个链条，就投标人前去投标而言，因投标人数众多，在未开标之前，尚未涉及建设项目实体内容，即未涉及项目、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情况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无内容的。按照我国《招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如下环节：招标（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发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建设部标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上述组成部分均为建设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连串的民事行为，最后归纳在一个总的合同之中。若按高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只要前去竞标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标，按此逻辑可以告投标人违约了，然而这岂不荒唐？笔者用此案例证明，何为要约、何为承诺并非楚河汉界一目了然。至此，我们认为，通则第2.1条的“或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合同即成立的规定更加符合交易习惯。德民和瑞民将要约、承诺限缩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均有理论的、立法的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代理具体案件的实务操作时不妨借鉴一下通行的相关规定，以解除法律解释上的困惑和障碍。
三、缔约过失：先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目的主义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创立的，被誉为法学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法学上的盲区，其基本内容是指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1994年通则第2.15条（恶意谈判）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欧洲合同法通则》称之为磋商过程中的责任。该通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缔约过失关于恶意谈判中的第2.301条1——3项，第2.3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商事游戏规则的趋同化乃大势所趋，人类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纳互为消长。[11] 诚如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在《欧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方面必然要形成统一的单一市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私法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势必要统一起来，那一天终会来临，鸿沟将会被填平。[12]这是智者之识。笔者认为何止欧洲，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统一于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乐观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合同法》不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而且在借鉴了通则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
缔约过失的前合同义务的体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2）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未尽协力义务；（4）未尽先义务，以及未尽保密义务。
缔约过失后合同义务体现在第58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讲的“合同关系虽然消灭了，法律仍要求当事人负某种义务，违反了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违约责任，类似合同义务。” [13]
除此之外，还有后合同义务，即附随义务。该义务在缔约前存在，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也存在，合同法第9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办、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遗憾的是，有的论文在2006年还引用明显过时的观点，[14] 仍局限在缔约前的过失责任范围内，这就落后于我国《合同法》何止十万八千里！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法称为先合同责任，它摇摆于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在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之初，关于应当将其置于何种责任之下的争议便开始了。迄今为止依然争论未休。据笔者归纳，在大陆法系之间关于缔约责任有三种归属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先合同义务，德国自2002年起将缔约过失纳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内（见《德国民法典》第311条第2款和第3款），其可归纳有如下原则：注意义务、信赖责任、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如一方违反上述义务，则承担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类型有缔约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损义务导致合同终止等。 缔约过失理论付诸于司法实践始于德国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国法院在该案中将适用于合同责任的规则延伸到了与侵权责任更为相关的事实上。一位女士走进一家商店，在购买了许多商品后，向店员说明要买一卷油毯。店员从货架上抽出她要买的一卷油毯时，不小心让另外两卷油毯从货价上滚落下来，砸伤了这位顾客和她的儿子。帝国法院将合同原则适用于这一案件，并论证说：原告是带着购买油毯的意愿走进这家商店的。因此在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导致销售者应当保护消费者的特定关系。违反此义务，便应当承担合同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是，合同责任原则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侵权事实领域？德国法官的论证表明，假如人们走进一家商店在收银台前等候过程中却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责任应当包括这种侵权行为。依据油毯一案，若第三人与意在缔结合同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则注意义务则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国近年也多有这种判例，如上海一家书店一学生从电梯掉下摔伤；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饭店门前滑倒摔伤等，都是按缔约过失对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举过一个商场因工作人员疏忽未盖地下室盖板，将一顾客脊骨损伤的案例，也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值得商榷（下文将涉及该问题）。第二种方式为侵权行为。如2002年9月17日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根据国际管辖法，恶意终止合同磋商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布鲁塞尔条约》第5条第3款调整。该款的调整对象是侵权行为或类似行为。将违反诚信原则、恶意终止合同磋商归属于侵权法，法国、比利时及卢森堡等多国持此观点。法国主流观点认为先合同责任属于侵权性质。1988年法典对此法律观点予以确认。比利时法学界的立法观点同样倾向于合同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之中，卢森堡法律体系主流观点也将先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责任之中。第三种方式为将缔约过失与侵权责任相区别，其代表性的国家是希腊。其民法典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将所有先缔约出现的损失或侵害都往缔约过失篮子里装。《希腊民法典》第197-198条依据缔约的目的来界定何为缔约过失、何为侵权行为。该法典首先承认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确认，并创造健康的商业交易关系。对此，法学家们举例说，假使某人走进一家商店打量陈列的商品，或走进一家餐馆找位子，并不属于希腊所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因为他们与合同标的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对学者们经常引述的德国法院判决的缔约过失案例，如“亚麻油地毡案”、“顾客香蕉皮滑倒案”、“菜叶案”，[16]希腊法学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法，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说缔约过失应为缔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或违反保密义务等才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素。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赏。现略陈述浅见如下：
首先，要认定是否属缔约过失责任，应按缔约过失理论和通则、合同法的观点和规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恶意磋商、隐瞒真相、协力义务、告知义务、附随义务等。如违反这些原则性规范可以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要依照当事人是否有缔约之目的认定是否确属缔约过失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逛商店习以为常，有购物的，也有以消遣为目的的（不在少数）。第三，要把握缔约过失法律概念的含义。缔约过失责任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缔约是前提，无缔约的明确目的，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能往缔约上靠。二是须有过失。过失有两种含义，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备前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存在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才构成民事行为的缔约过失责任。

❽ 合同法第142条和144条如何理解标的物风险转移

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和风险承担是买卖合同中两项最重要的内容。风险承担是指买卖的标的物在合同生效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发生毁损、灭失时，应由哪方当事人承担。其关键问题是风险转移的问题，风险转移的时间确定了，风险由谁来承担也就清楚了。
我国合同法对标的物风险转移采取交付主义原则，即以标的物的交付时间来确定风险转移的时间，具体有以下几点：
（1）《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合同法》第143条规定：“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3）《合同法》第144条规定：“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
（4）《合同法》第145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5）《合同法》第146条规定：“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
（6）《合同法》第148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对标的物风险转移的规则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交付时转移，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动产买卖，也适用于不动产买卖。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使用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使用后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接到出卖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无 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标的物风险转移不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相挂钩，而是自标的物交付时转移。动产自交付时所有权与风险均发生转移，并不是所有权转移导致风险转移，而是交 付行为带来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后果。不动产所有权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时转移，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但不论不动产过户登记是否完成，只要 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了不动产，该不动产的毁损、灭失风险自交付时发生转移。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尽管特定条件满足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仍归出卖人所有， 但只要完成了标的物交付，风险即转由买受人承担。同样，车辆、船舶、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的风险也自交付时发生转移。
（3）如果买卖双方对标的物风险转移有约定的，依其约定。

❾ 买卖合同中转移风险与承担责任的问题

在需要运来输的买卖合同自中，卖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之后，风险就发生转移，是指假如在运输途中，货物发生了毁损或者灭失，那么卖方依旧有权利请求买方付款，买方不能以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损失为理由拒绝支付货款。由于买方支付货款之后，仍可以依照与承运人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货物毁损的责任，但是要注意承运人免责的情况，例如因货物的自然属性导致的损失，等等。

❿ 合同中的四种交付方式风险什么时候转移

风险转移
合同法第142条确立了风险转移的基本原则：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风险负担，是指非可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原因，标的物发生的毁损灭失的损失承担。
注意：风险转移采取交付主义，不仅适用于动产，而且也适用不动产。
（一）交付主义：不同交付方式下的风险负担：
1、现实交付情形下，若为送货上门，自货交买受人处时转移风险给买受人；若为上门提货，自货出出卖人处时转移风险给买受人；若为代办托运，自货交承运人时转移风险给买受人。
2、指示交付情形下，自物权凭证交付给买受人时转移风险给买受人。
3、简易交付情形下，自合同生效时转移风险给买受人。
（二）例外
1、第143条，因买受人原因交货迟延的；
2、第148条，出卖人瑕疵履行的；
3、第144条，路货买卖；
4、第145条，交货地点不明确的；
5、第146条，买受人受领迟延的。
另外，注意两个问题：出卖人未交付物权凭证以外的标的物单证、资料的，不影响风险负担转移（第147条）。买受人承担风险负担的，不影响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第149条）。
（三）不能混淆
1、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可能会出现风险负担人与物的所有权人并不一致的情形，这正体现了交付主义与所有权人主义立法规则的差别。比如，甲卖牛一头给乙，6月1日交货，牛款1800元，约定乙半年内每月付款300元，付清最后一笔款项后，牛的所有权归乙。结果7月1日这天牛被雷击而死。此时风险负担归乙，但牛的真正所有权人却是甲。
2、试用买卖中的风险负担规则也值得重视
如，甲于5月20日交付一辆奔驰车供乙试用，试用期2周，下面以次为例分析如下：
（1）在试用期间，发生风险，应由甲负担；
（2）试用期届满，乙表示买下，其后发生风险，应由乙负担；
（3）试用期届满，乙未作任何表示，其后发生风险，应由乙负担；
（4）试用期届满，乙表示不购买，甲未当即取回，其后发生风险，应归甲承担
提示：试用期届满，乙表示购买（或不作任何表示），二人之间的买卖即告成立，此时发生简易交付，故以此时间点来确定风险负担规则。
3、在简易交付场合下，往往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交付的完成，所有权的转移，风险负担的转移等四个法律现象，是一并发生的。

买卖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在合同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买卖合同是转移所有权的合同，而所有权是物权的一种，是民事主体的一项重要权利。因此买卖合同中所有权从何时以何种方式从卖方转移到买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风险的转移亦有重大影响，而风险转移同样也是买卖合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涉及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义务与合法权益。当今的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对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下面就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与风险负担的转移及其之间相互关系作如下论述：

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一）各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转移问题的规定不尽一致。法国主张买卖合同成立时转移所有权。《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末交付，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依法由卖方转移于买方”。《英国货物买卖法》对所有权的转移区分特定物、非特定物、卖方保留所有权等不同情形作不同规定。在特定物或已经特定化的货物买卖中，所有权转移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从双方当事人意图转移时，所有权转移。

（二）我国过去的民法理论将所有权转移区分为特定物和种类物。特定物买卖的所有权自合同订立时转移，而种类物则是在交付时转移所有权，前者从形式上看似有利于保护第一买受人的利益，因为如果出卖人随后又将标的物卖给第三人并为交付时，第一买受人可基于其所有权行使标的物返还清求权，请求第三人返还标的物，而且可以主张第二个买卖合同无效。[1]这种做法不够合理，因为在接受交付之前买方只能获得对标的物的债权，而不能取得事实上的所有权，否则容易把债权与物权混淆。

（三）《民法通则》第72条和《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时间规则是买卖合同所有权转移的灵魂。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1、《合同法》中的“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中的“标的物”应作狭义理解，指动产[2]。即动产的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

2、“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指法律规定不动产和部分动产的所有权自办理完产权变更登记时转移[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如下几种情况：

a、不动产所有权自登记之日起转移。如：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虽已将房屋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根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5条和第59条之规定并不能由此而产生转移房屋产权的效力。只有在办理登记过户手续后，房屋产权才能转移给买受人。换言之，产权登记即物权登记是房屋所有权转移的生效要件。

因赠与和其他方式转移房屋所有权的亦同样适用这一规定。

b、部分动产的所有权转移也有存在特殊情况的。如我国《海商法》第9条和《民用航空法》第14条对船舶和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都规定应当向主管部门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看出只要合同成立生效，即使未完成物权登记，在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形成，标的物的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在外部法律关系上一旦不知情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同时该所有权转让的买卖合同未经登记，则该买卖合同不会受到保护。

c、在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自买受人交清最后一笔款项时转移给买受人。在此之前虽然出卖人早已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但所有权仍为出卖人所享有，这一点从《合同法》第134条和167条的规定可以说明。

3、《合同法》第133条中“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即买卖合同当事人可自行特别约定标的物所有权自合同成立时转移，或约定标的物所有权在买受人付清全部或一定价款时转移等条件。此类情况多发生在特定物买卖中。如收藏家甲在画家乙家中看到一幅画，与乙达成买卖协议，协议中特别约定合同成立时该画所有权即转移于甲，即属比例。该案中若甲第三天来取画，发现乙已于前一天将画卖给了第三人丙且丙已取得了该画。则甲可对丙行使物上追及权收回该画，并有权请求乙承担侵权责任。因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乙的行为并非一物二卖，而是无权处分行为。当然在此案中丙若是善意有偿取得该画的第三人，可以以善意取得来对抗甲的请求。

4、从《民法通则》第72条和《合同法》第133条可以看出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规则顺序：法定—约定—交付，即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优先，其次是当事人可以另外约定，若无前两者，则以标的物的交付时间为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

（四）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方式

1、从民法理论上讲人们相互之间设定义务的目的是为了履行，而交付作为履行的一种方式是买卖合同当事实现合同目的的必经环节，亦是买卖合同的核心问题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交付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a、交付主义是所有权转移的规则

b、交付主义是风险转移的规则

c、交付主义是孳息归属的规则

以上三点意义在本文中将逐一进行论述

2、既然标的物在一般情况下（动产）自交付时转移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交付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交付是指物品占有与控制的移转，也可以说是由出卖人将标的物交给买受人占有，即占有的转移。[4]从总体上说交付可分为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两种方式。

a、现实交付，即出卖人将标的物置于买受人的实际控制之下，即标的物直接占有的移转，此为交付的常态。现实交付依交付方式的不同可再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种送货上门。即由出卖人运送货物到买受人处。此时货交买受人处才算完成交付。

第二种上门提货。即由买受到出卖人处取走货物，此时货物运出出卖人处即算完成交付。

第三种代办托运。即由出卖人代理买受人与承运人订立运送合同，买受人承担运费的交付方式。此时出卖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即算完成交付。

与简单直接的现实交付相对应的则是观念交付，又称为拟制交付。在这种情形下出卖人无须通过直接方式转移标的物的占有与控制即可完成交付。它是标的物占有在观念上的转移而非现实转移。观念交付方式使特殊情形下的交易更加方便、快捷。观念交付又分为三种：

第一种指示交付。即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以代替标的物的现实交付的交付方式。标的物的单证即具有物权性质的凭证，包括仓单、提单等。《合同法》第135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交付标的物或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即为指示交付方式。

第二种简易交付。即买卖合同订立前，买受人已经通过租赁、借用、保管等合同关系实际占有标的物。合同生效的时间即为交付时间。《合同法》第140条规定的即属此种交付方式。

第三种占有改定。即由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使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间接占有以代替标的物直接占有的移转方式。如：出卖人甲与买受人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甲将房屋所有权登记过户于乙之后，甲再以承租人的身份租用该房屋两年，在该案中甲为房屋的直接占有人，乙为房屋的间接占有人，此种交付方式即为占有改定。目前我国合同法尚未明文确认这种交付方式。

（五）标的物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需要注意和区别的几个问题。

1、应当看到，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在转移的同时，还涉及到一个主物与从物的关系及交付前后产生的孳息归属问题。

主物是指由同一人所有的，需共同使用才能更好发挥效用的两物中起主要作用的物；从物则是指辅助主物发挥效用的物。孳息则是由原物产生的收益。又分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5]

根据民法原理，从物与主物关系密切，对主物处分的效力及于从物。一般情况下出卖人交付标的物，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应随交从物于买受人。如：甲将自行车卖于乙同时也应当将自行车之从物即自行车车锁一并交付于乙。当然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也可以不移交从物。这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但《合同法》第163条规定“标的物在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如：在甲将其母狗卖给于乙的一份附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中，甲将母狗交付给乙后对母狗仍具有所有权，乙在交清最后一笔款项后才能得到母狗的所有权。那么在母狗交付后至交清最后一笔款项前的这一段期间内，母狗所生的小狗应归买受人所有，而不是归出卖人甲（即所有权人）所有。所以说对孳息归属权采用交付主义与所有权主义的差别，典型地体现在附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中。在这里首先要注意区别从物与孳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淆。其次在主物交付买受人后从物随从移转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也可以另外特别约定不移交从物，但若是原物产生的孳息则不存在当事人另外约定的情况，一律以交付为标准来确定其归属。

2、标的物交付还涉及到对方当事人的接收问题，但接收标的物涉及到风险负担问题，因此留待下面的风险一段来论述。

3、试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与买受人试用的行为不是交付行为，因而试用买卖期间的标的物风险应由所有权人即出卖人负担，而非由买受人负担。试用期满后买受人表示购买的，合同此时生效，则交付完成，其交付方式应适应《合同法》第140条的简易交付规则，但一定要明白在此之前没有法律意义上交付概念的存在。

4、《合同法》等137条规定“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这是一项保护性措施，它说明了3个方面的问题：

a、买受人可以取得该知识产权的使用权而无版权等著作权，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的只是以有形体表现出来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这一载体，买受人取得的也只是该标的物（即载体）的所有权。

b、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在一定情况下对于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的归属当事人还是可以约定的。

c、知识产权不是一种有形体，不应成为物权中所有权的一种，所以也就谈不上所有权的转移了。

5、买卖合同中标的物交付的转移与赠与合同中财产的权利转移是有区别的。《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以“权利转移”而不以“交付”作为撤销赠与的要件，可见赠与合同中“权利转移”的含义，也即是所有权的转移，而交付只是所有权转移的方式之一，这说明赠与合同中标的物的转移也是遵循法定—约定—交付这一规则的。

二、风险负担的转移

（一）风险是指标的物的可能遭受的各种意外损失，如盗窃、火灾、沉船、损坏、霉烂、破碎、查封等。这种风险来自意外事故，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风险负担的转移涉及买卖双方的基本义务，关系到是由卖方还是由买方承担损失的问题。如果风险已由卖方转移到买方，即使货物遭受损失或灭失，买方仍有义务支付价款；反之，如果风险尚未转移给买方，一旦货物发生损坏，不仅买方无支付价金的义务，而且卖方还要对不交货承担责任。

(二)风险从何时转移至买方，各国立法不—

标的物风险负担的核心问题是何时标的物风险由出卖人负担转为买受人负担，即风险转移的时间问题。对此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是标的物风险自合同成立时由出卖人转移至买受人承担，罗马法及现代瑞士法采用此种理论。二是标的物风险自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时转移，法国法和普通法国家采纳此种理论。三是标的物风险自标的物交付时转移。德国民法、奥地利民法及美国和现代斯堪的纳维亚法采纳此种理论。[6]但各国法律大多要求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时，始能发生风险转移。—般来说在种类物的买卖中都要以货物的特定化或将货物划拔于合同项下，风险才转移。《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其引言中作了此样规定。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67-69条亦作了规定。

(三)我国《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掘，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它有2层含义：

1、法律和合同可直接对风险转移作出规定或约定，并且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2、在上述情况之外，以“交付’’作为临界点来划分风险，而不是以所有权转移为标准来划分。即有可能标的物已交付，风险已转移，但所有权尚未转移，如房屋买卖合同中，房屋已交付用户使用，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此时风险已经转移，而所有权并未转移。因此“交付转移风险”与“所有人负担风险”是不—致的。

合同法这样规定有其积极的效果：

a、以交付作为风险转移的标准便于风险承担者在风险损失发生后估价损失，向保险人求偿以及救助或处置受损的货物。

b、交付标准较所有权转移标准更清楚明确，容易划清风险责任的界限。

c、交付标准使对保管货物中的过失的诉讼减少到最少，且有利于迅速解决因风险承担而发生的争议，保护交易安全，促进商品流转。[7]

(四)在途货物的风险转移

1、在途货物的风险转移也即路货买卖的风险转移，所谓路货买卖是指货物已在运输途中出卖人寻找买受人、出卖运输途中的货物。

2、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8条对路货买卖规定：“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合同订立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但是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尽管如此，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知买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3、对于在途货物的风险确有其特殊性，因此不适用风险自标的物的交付时转移的一般规则。我国《合同法》第144条对路货买卖的风险转移作了专门规定：“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

a、路货买卖实际上是单据的买卖，货物一旦运输，便脱离了出卖人的控制，货物危险的发生很难判断是在路货买卖合同成立之前还是成立之后出现，因此有必要将风险转移时间定为合同成立的时间。

b、这样规定对于买受人而言也并非不公平。因为单证买卖性质的路货买卖，单据与保险单同时转让，即货物所有权与保险利益同时转让，一旦货物发生危险，买受人也可凭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

c、规定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是从契约自由原则来考虑的，而不必一味地以法律规定为准。

4、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合同法对路货买卖中的标的物并未加以严格区分为种类物和特定物，似乎有些不足之处。因为如在路货买卖中，买方只向卖方购买运输中的部分货物，在此情况下发生一部分货物的风险，则风险如何负担就是一个疑问了。

(五)违约情况下的风险负担

1、一般而言，风险在哪一方，就由该方承担由此所引起的损失。但是如果出现一方或双方违约的情况，对风险转移及其分担是否产生影响呢?对此我国合同法在总结世界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区分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规定。

2、根据下利于违约方的原则，《合同法》第143条规定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同时《合同法》第146条规定，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但《合同法》第148条则相对应的规定当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就转为出卖人承担了。

3、根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则有必要讨论一下买卖合同中交付与接收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交付要涉及到对方当事人的接收问题，而标的物所有权乃至风险的转移是一个双方行为，既要有卖方的交付行为，也要有买方的接收行为，但接收并不等于接受，因而买受人在该标的物之后，若发现标的物质质量并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继而可以拒绝接受该标的物，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再转移于出卖人承担。这是我国由于理论界一般认为交付标的物是出卖人的义务、接收标的物对买受人而言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由于买受人有义务接收标的物，因此就应正确履约，依合同及时、恰当地接收卖方交付的标的物。然而有些买受人因各种过错原因而迟延收取标的物，这就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迟延期间标的物的保管费，而且赔偿出卖人因之遭受的损失。如果这期间标的物因某种因素而毁损、灭失，那么本着过错责任原则，应当由买受人承担风险损失。承担风险的期限应自合同约定交付时至实际交付前，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买受人占了标的物，因此就应由其承担风险责任而不能由出卖人承担这段时间的风险责任。

4、合同法第147条规定了在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出卖人按约定未交有关标的物的单证或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转移。这说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转移与标的物有关单证和资料的交付之间不具有牵连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标的物风险的转移，不影响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违约责任的承担。即在风险责任由买方承担的情况下，不会影响买方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标的物风险的特点是不可归责性，即任何一方对损失都没有责任，也就是说买卖双方都没有过错责任。然而由于损失的发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必须有人对此承担后果，这样风险责任就不因买卖双方是否违约而实际存在。当买受人依法或依合同约定承担风险责任时，极有可能是卖方履行合同时违约，即交付标的物的时间、地点、标的物的质量、数量等有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况。对于买受人而言尽管他承担着标的物风险责任，但这也丝毫不能影响他向出卖人请求赔偿的权利。换言之，风险责任的承担与违约索赔是两种性质的行为，互相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使出卖方不承担风险责任，但因此违约也必须依法律或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后果。这既是对买受人的经济赔偿，也是对出卖人违约的经济惩罚，我国《合同法》第149条为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三、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与风险转移的关系

(一) 联系：

总结《合同法》第133条和第142条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买卖合同中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规则与风险负担的转移规则具有以下共同之处：

1、财产所有权与风险负担的转移都实行交付主义，至于交付的意义前文已有交待。

2、财产所有权与风险负担的转移都以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的另有约定为优先适用。

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交付会同时导致财产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即财产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同时适用：法定一约定—交付这样的顺序规则。

（二）区别：

所有权的转移与风险负担的转移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应看到它们之间亦有诸多不同之处：

1、如前所述在标的物交付的情况下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所有权的转移，但风险此时已转移。如：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当交付房屋于买受人使用的时候，若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则房屋所有权并未转移，但此时风险负担已于房屋交付买受人时转移到买方。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此时风险负担不转移，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 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使用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使用后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接到出卖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在房地产买卖过程中业主朋友们要注意在合同约定风险的转移时间，以避免不可预测风险承担的产生。

2、反之，还存在交付标的物时，财产所有权转移，但风险并未随交付而转移的情形。如：甲与乙订立买卖合同，由甲将怀孕母羊一只卖于乙，合同中约定在甲将羊交付之后，风险并不发生转移，只有待母羊产下小羊后风险才转移于乙承担即属此例。再如：甲向乙出卖处于运输途中的货物，合同中约定只有将货物运到乙的住处才算交付，则在该案中标的物的风险在合同成立之时即在货物交付之前即已转移。因为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标的物的所有权在货物运到乙处才算交付转移而未约定风险的转移，因此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亦不是同步的。

从以上所举事例可以看出财产所有权与风险负担的转移并非必然是同步进行的，它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不同而不同，即当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时，有可能出现财产所有权转移而风险负担未转移或财产所有权未转移但风险负担已经转移的情形。

综上所述，在买卖合同中财产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问题上，以交付主义和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为共同适用规则，但同时交付主义以外的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这一优先适用规则又往往导致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与风险的转移不在同一时间或地点进行。因此买卖合同中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与风险的转移这两者的关系是密切而又不分的，同时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而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