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⑴ 谁会写一篇关于生活与法的论文，1500字左右关于婚姻法的

婚姻解除后赠与物是否该归还

摘 要：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我国婚姻法对婚约未作规定，由此带来诸多不便。婚约是一种人身关系的契约，当事人不能基于婚约请求结婚。基于婚约发生的财产赠与关系，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解除婚约后应当返还。一方擅自或因他方过错解除婚约的，受害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关键词：婚约，婚约效力，赠与，民事责任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关于婚约的性质法学界有两种见解：一是契约说。婚约是作为本约的结婚契约的预约，违反婚约的责任的一种契约责任。另一种是非契约说，婚约是结婚的一个事实阶段，但不是必经阶段，不是独立的契约，也不是一种契约之债。因此任何人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也不能约定在不履行婚约时支付违约金。
我赞同契约说。我认为婚约的双方当事人为结婚所作的约定，是一种约定就意味着双方合意。既然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双方都有义务为这一约定的目的积极的作为或消极的不作为。即努力促成结婚，以及等待对方或某一条件成就时结婚，在约定内不与他人订婚或不从事有损于对方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婚姻身份关系的协议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民法意义上的合同。
在我国，尽管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1950年和1980年颁布的两部婚姻法中以及2001年4 月对1980年婚姻法修正后均未涉及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因婚约而引起的问题并不少见。由于缺少了法律对婚约的事前指引和事后调整，导致因婚约解除而产生的纠纷得不到妥善的处。司法实践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这婚约当事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婚约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习惯，法律虽未规制，但其首先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用于约束婚约双方的行为。但是如果婚约仅仅具有道德效力而无任何法律效力，那么婚约就很可能只是约束有道德的守约人，对道德低下的人的任意婚约反而是一种纵容。不道德的人通过婚约约束有道德的人，限制甚或剥夺对方与他人结婚的机会，自己却不受婚约的限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法律听任的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婚约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在古代，婚姻六礼中“纳征”即为男方给女方曾送的彩礼。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这样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件：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为了确立男女双方的关系，半年后，双方父母为王某、李某举行了订婚仪式，王某父母送给李某金手链一条（价值人民币3600元），王某送给李某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800元），订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给李某衣物、化妆品等合计人民币2500元，相处一年后，因彼此之间性格不和，爱好不同，难以继续维持恋爱关系。王某主动提出终止恋爱关系，解除婚约，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约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给李某的订婚礼物。李某则以解除婚约系王某主动提出，自己对解除婚约没有过错为由，拒不返还收受的礼物，王某多次索要没有结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还彩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双方因订婚互相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王某送给李某的财物，系自愿而为，属于无偿赠与行为，由于财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为李某所占有，其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还彩礼（赠与物）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 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从审判实践的作法来看，我国司法界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如果受赠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那么不仅婚约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财物还必须还给受害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财物已实际交付，为受赠人占有，则按无偿赠与行为处理，承认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不予返还。我国法学界对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的处理，也基本赞同上述主张。客观地讲，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受赠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对方信以为真，以为受赠人真会与自己结婚而赠与了财物，因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使赠与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赠与行为，该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据此判令其返还财产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这种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将赠送财物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已构成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却通过判决使本为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婚姻问题的规定存在着疏漏，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约问题及婚约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这是导致人民法院判决不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时常发生纠纷，那么法律上对婚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国法律对婚约的性质，解除婚约的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司法实践中这种违反公平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判决结果便不会发生了。
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婚约是男女结婚的必经程序，我国自古就有婚约成立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作为彩礼的金钱之类的财物的风俗，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已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彩礼是否因为单方或双方解除婚约而应该返还呢？
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因此，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 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因此，彩礼这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物品之所以从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发生赠与行为，乃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换言之，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一经成立，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一方面，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未发生（婚约解除，男女双方未结婚），当事人所期待的亲戚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释为接受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返还的义务。
在双方协议解除婚约的情形下，双方在婚约期间，通过进一步的了解，认为对方不适合作为终生伴侣，双方合意解除，充分体现了我国婚姻自由的原则，双方不应因此承担损害赔偿。而在一方无正当理由而要求解除婚约，或一方有严重违反婚约和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另一方提出解除婚约的，相对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正当理由我们可以参照我过台湾地区民法第976条规定：一是婚约订立后再与他人订立婚约或结婚，二是故意违反结婚期约者，三是生死不明已满1年者，四是有重大不治之病者，五是有花柳病或有其他恶疾者，六是婚约订立后成为残疾人者，七是婚约订定后与人通奸者，八是婚约订定后受徒刑之宣告者，九是有其他重大事由者。
解除婚约是否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我认为基于一方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的，对方可以请求解除方承担违约责任。婚约人虽不得基于婚约强制履行结婚，婚约之真实目的在于最终的结合，婚约也是为了双方有更深入的了解，如不合适也有权解除。但如果双方多认为彼此合适，有结婚之打算，而一方擅自要求解除婚约，违背了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因此有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一方擅自解除婚约或因自身过错而使他方解除婚约的，受害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如严重损害了对方的名誉，使对方人格上蒙受损害时，可以请求损害名誉权的赔偿。名誉是指对特定人的人格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公民的名誉权是“以人在社会上应受与其地位相当之尊敬或评价之利益为内容之权利也。”因婚约解除使受害人人格大减，社会评价明显下降，对方有义务赔偿损失及赔礼道歉。
对于婚约解除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我认为应以严重损害为限：解除行为严重影响了受害方的生活，并且这种行为使受害方精神受到损害，给其造成精神痛苦，使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严重受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其他一般性的心理伤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预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和恋爱关系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根据已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由于婚约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彩礼归属纠纷日益增多，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以及婚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应当明确、具体地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1.婚约是男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成立。
2.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当事人应负努力使婚姻成立的义务，但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
3.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解除。
4.婚姻不成立时，婚约的双方当事人均得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赠与他方之物或作为婚约标志给与之物。
5.婚约人的直系亲属为期待婚约当事人结婚所为的赠与，应当返还。

6.婚约因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时，在对赠与物发生疑问时，应当推定排除上述请求权。
7.基于一方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的，对方可以请求解除方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将会有法可依，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推进作用。既然婚约这一社会现象普遍从在 ，那么法律的规范就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姚琛灵：浅议婚约解除之损害赔偿，金卡工程(经济与法) , 2010年 06期 ；
2、田丽华：婚约纠纷中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知识经济 ，2008年 08期；
3、邱玉梅 ：《婚约问题探析》法商研究， 2000年第5期；
4、刘宝林：婚约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法制与社会， 2008年 24期 ；

⑵ 婚姻法比较可参考文献

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夏吟兰等主编：《回 21 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中国答检察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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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婚姻自由及其婚姻自主与婚姻自由的区别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几个问题，即婚姻自由、婚姻自主与婚姻自由的区别及距离，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作者认为，有了婚姻自主并不意味着就婚姻自由。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运行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终，集中体现了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婚姻从表现上看，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从本质上看，是男女的一种特点的社会结合。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它并不是自始存在、永恒不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体现两性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形式。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为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生活单位，这种亲属关系是其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及至收养关系而发生的。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婚姻是产生家庭之前提，家庭是婚姻缔结之结果。 婚姻家庭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男女性别的差异和人类所固有的性的本能，是婚姻成立的生理基础。种的繁衍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血缘上的联系是家庭的生物学上的功能。所以，婚姻家庭这种社会关系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如果没有这种自然条件，也就无所谓婚姻和家庭。正因为如此，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都不能无视这种自然属性。 婚姻家庭制度，是基于一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由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行为规范构成的制度，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正体现了一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要求。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立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于社会性的安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护及其政权的巩固。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婚姻家庭制度，都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受它的伦理观念、道德习惯所约束的；而且，统治者也总是运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和调整有利于其统治秩序的婚姻家庭制度，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其实现。那些破坏统治阶级制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行为，就会被视为违法，严重的则构成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②婚姻家庭法，又称“婚姻法学”。研究婚姻家庭法和与此相关的法律现象的部门法学。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基地这些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总称。它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我国习惯上称为“婚姻法”。③ 婚姻法（marriagelaw），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别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调整对象的性质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又包括由此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④ 我国的《婚姻法》是调整人们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是人们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动指南。它确定婚姻的原则、结婚的条件、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离婚及离婚后子女抚养等规则。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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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论文内容要求
1．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问题或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状况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2．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能在某方面提出独立见解；
3．论文工作应有明确的背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或理论深度；
4．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学年的论文工作时间；
5．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版式规范；

二、撰写学位论文应体现的三个规范
学位论文的形式与格式虽然不能直接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但可体现出论文作者的学术修养和文化修养。合格的学位论文在形式与格式上体现如下三方面规范：
1．国家学位条例和学校对学位论文管理的各项具体规范；
2．学术著述的一般规范；
3．所有正式出版物共同遵循的文字印刷规范。
这些规范，不仅是一些通行的习惯做法，而且许多形式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的，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在当代最正式的表达形式。因此，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和读者会很自然地把学位论文的形式与格式看作评价学位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接受学位教育的研究生应当在自己的论文中自觉地遵守这些规范，向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和读者展现自己的学术修养和文化修养。

最后，针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笔者提供几个题目供其参考：《论夫妻日常家事代表权 》、《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限制》、《日常家事代理权中交易安全保护的问题研究 》等等

⑹ 有关于《婚姻法》的论文！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

1 试论我国的同性恋立法 沈赵 理论观察 2007/02
2 同性恋者如何维护权益——访婚姻法专家杨大文教授 江淮法治 2006/10
3 中国对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立法的必要性和思路 何东平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6/02
4 各国(地区)同性恋立法与司法概况 刘国生 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04
5 同性恋：在伦理与法律边缘游荡 水木 政府法制 2005/22
6 施瓦辛格再否同性恋婚姻法 法律与生活 2005/20
7 妻子向同性恋丈夫索赔 文健 法律与生活 2004/05
8 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 M·克斯特尔 比较法研究 2004/02
9 宣扬同性恋是媒体的失职 严平 新闻三昧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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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的同性恋立法
沈 赵
( )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在国外, 伴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展, 不少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用法律明确了
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地位。针对我国同性恋者权益受侵害, 同时又带来社会危害的现状, 笔者主
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来论证为同性恋者立法, 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权利对我国社会的
稳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同性恋; 必要性; 可行性
( )
[中图分类号] 920. 0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 2234 2007 02- 0079- 02
D A

一、同性恋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
同性恋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存在过: 古埃及人曾把喜
好男色看得很正常; 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与武德、理智、审
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质相联系, 因而特别推崇; 我
( )
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 还有“分桃而食”春秋 、
“龙阳君”战国 、“断袖”汉 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
虽然同性恋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 但在人类数
千年的历史上, 其社会地位却经过了复杂的变迁。总体说
来, 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三次转变 :
第一次转变使得同性恋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
的罪犯转变为病人。根据《圣经》中的“原罪说”: 同性恋是一
种罪恶, 它违反了婚姻是两性的结合、违反了生育和繁衍的
原则, 因而它应当受到歧视和惩处。早在公元4 世纪, 罗马
成文法就明确规定同姓恋是违法行为, 有些国家还规定同
性恋者要受到长期监禁和苦役, 甚至要用火刑、绞刑等方法
处死。著名的神学、法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同性
恋是“违反天性”的行为, 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
裁。至此之后, 随着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国教, 同性恋行
为便被普遍地列为犯罪。直到19 世纪,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
神病研究人员才把“同性恋”归类为疾病, 认为它其实是一
种性心理障碍。“同性恋” 这一术语也是在
Homosexuality
这个时期 1869 由德国医生 正式提出。
Benkert
第二次转变是从认为同性恋是身体或心灵的病态, 转
变为认为它不是病, 只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
为规范的个人倾向。早在1948 年, 美国金赛博士的《男性性
行为研究》报告中, 他就对同性恋病理化的观点提出了质
疑; 50 年代初, 人类学家克利夫兰·福特和弗兰克·比齐
在通过对跨文化人类行为的研究后, 得出结论:“同性恋和
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 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
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能力……将它视为与异性恋
并行的正常的行为方式” ; 1973 年, 美国精神病学会率先
作出了将同性恋剔除疾病分类的决定; 1994 年, 世界卫生
组织也将同性恋从“ - 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
ICD
删除; 2001 年4 月, 在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中, 我国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至此,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都完成了“同性恋非病理化”最为关键的一步。
第三次转变即是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在许多
国家合法地位的获得, 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生活方式而已。遗憾的是: 这一转变在我国还未实现。
二、为“同性恋者”立法的必要性
一 社会现状
根据1991 年至1992 年上海中医院和一些香港学者在
上海对2190 例大学生的调查发现, 男女大学生有过同性恋
行为的分别占男女大学生总数的8. 3%、9. 2%。 李银河博
士也曾根据国内外的权威调查推测出: 在中国, 同性恋者有
3900 万至5200 万左右。 2004 年12 月, 中国卫生部门的一
项研究调查显示: 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 约占
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 以此估算, 中国约有五百万至一
千万男性同性恋者。这些数据表明: 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
一定比例的同性恋者, 而且,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个比例已
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般认为, 同性恋者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现为: 1 同
性恋者的性行为通常较为混乱, 性对象多变, 容易感染各种
性传播疾病 包括艾滋病 ; 2 在现有主流文化下, 同性恋
者大多具有道德罪感, 其心理压力大, 承受能力不佳, 一旦
遇到一些情感问题, 容易表现出一些失控行为, 如自杀、自
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 3 一些同性恋者为了满足自身
欲望, 会采取欺骗、利诱乃至暴力、胁迫等手段, 严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4 一些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 包括监动教养场所等 公然进行同性恋行为, 同性恋者卖淫活动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 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5 同
性恋本身给自己及其家属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 同性恋者
所缔结的婚姻则更为不幸。
因而, 从法律上关注这类特殊群体, 不仅对其本人, 对
其家庭, 而且对全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法理依据
1. 平等地关怀与尊重
德沃金在其名著《认真地对待权利》一书中写道:“政府
不仅要关怀和尊重人民, 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这就意
味着政府绝不能以某些公民更值得关心而有权获得更多的
理由来分配各种利益或机会; 绝不能以某团体中某些公民
〔6〕
的美好生活概念比他人优越或高贵而限制自由。” 据此,
针对社会上同性恋者受侵害、受歧视的现象, 政府应当通过
( )
权力行为 尤其是立法行为 来赋予同性恋者与普通人同样
( )
的权利, 不能因为同性恋者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 性取向
不符合一般人的评判标准就去限制其权利。
然而, 个人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一般利益
并非总是一致的, 一般利益的强大, 足以使个人权利的要求
落空。因此, 在判断个人究竟是否有权利的问题上, 德沃金
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表述:“在对个人希望有或希望做的事
情上, 集体目标已不足以成为否认的理由时, 或对个人所加
的损失或伤害上, 集体目标也不足以成为支持的理由时, 个
〔7〕
人就有权利。” 根据李银河教授的调查, 人们不接受“同性
恋”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恶心, 觉得这种现象不符合普遍的
( )
道德标准 虽然同性恋与道德无关 。然而, 我们也不得不承
认, 同性恋爱、结婚并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也没有扰
乱公共秩序, 更不会造成社会风气的道德沦丧。所以,“集体
( )
目标”所谓的不符合道德标准 也不足以成为否认同性恋
者权利的理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一个人的所
作所为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 那么他便享有这个权利。大多
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否认个人权利的唯一立法依据……要
认真看待少数人的权利; 只要少数人的同性恋行为不有伤
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 就应予以宽容与保护, 不诉诸刑法,
〔8〕
舆论上也不予谴责, 生活上不加歧视。”
2. 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是在古希腊的政治准则中最早
得以表达。古希腊人把“法律之下的自由”视为城邦的基本
要素, 并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奉扬。所谓“法律之下的自由”就
蕴含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要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
为, 某些自由是依法律无明文规定而存在的, 人们可自酌而
行之; 英国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也规定了人类自由的
( ) ( )
三个领域:“ 1 良心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2 生活方式的选
择自由, 它‘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 要求有自由订自己生
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 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
( )
做, 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3 个人相互间联合的自
〔9〕
由。” 目前,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同性恋行为加
以禁止, 从法理的角度来说, 既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 同性
恋爱、结婚又属于公民私权利的范畴, 那么法律就应当对此
给予宽容、国家权力也不应当不当干涉。
诚然, 法律不禁止的行为, 并非都具有积极的功利意
义; 有些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还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但是,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 有利必有弊, 当利弊发生抗衡时,
立法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针对其中的
弊端, 法律也只能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避免。
三、立法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 同性恋者的法制环
境会越来越好:
首先, 2001 年4 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颁布了《中国
( )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称《标准》, 其中的
同性恋者已不再归类为精神病人, 这虽然比美国晚了 28
年, 但毕竟是一种进步。《标准》的颁布不仅显示了我国对同
性恋有了更为科学的认知, 而且也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
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其次, 中国的立法通常会比较、考察国外法学界的做
法。目前,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同性婚姻等问题做出了规
定: 荷兰《家庭伴侣法》规定, 登记的同性伴侣将会和婚姻中
的夫妻双方一样, 在退休金、社会安全保障、继承和扶养方
面享有同样的权利; 德国的《生活伴侣登记法》规定, 同性伴
侣也可以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结为“生活伴侣”, 其社会和法
律地位与传统的异性婚姻类似; 芬兰的法律规定, 登记注册
的同性伴侣可获得部分同合法异性夫妻同等的权利义务关
系。
从严格意义上讲, 目前只有在荷兰和比利时承认同性
婚姻, 其他很多国家只是赋予同性伴侣不同程度的权利, 虽
然有些国家的规定已与异性婚姻伴侣的权利十分接近, 但
并没有使用“婚姻”这一概念。李银河教授针对同性婚姻的
这一问题曾提出过两个方案: 一是修改婚姻法的个别字句。
凡是出现“夫妻”两个字的时候就改成“配偶”, 第一次出现
( )
配偶这个词的时候加一个括弧 性别不论 。另一个方案是
搞专门的同性婚姻法案。相比较而言, 笔者认为, 第二个方
案更具有合理性:
首先,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 都是在男女结合的婚姻制度
下繁衍,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了
宗教色彩, 但是, 世界各国无论信仰如何, 都没有改变一男
一女结合的婚姻定义。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思想根深蒂
固的国家而言,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同性婚姻这
一现象, 如果国家强制用一部《婚姻法》来同时调整同性婚
姻与异性婚姻, 势必导致绝大多数人的抵制。所以, 从我国
的文化土壤出发, 在大多数人还未接受同性恋现象之前, 不
宜用婚姻法来调整同性伴侣之间的关系。
其次,《婚姻法》中的某些权利义务也是不宜赋予同性
伴侣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有关“收养子女”的规定。笔者
认为, 同性家庭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曾有研究结果表
明: 同性恋者主要受童年环境、青春期经历、环境因素等方
面的影响而造成性取向出现偏差。长期与同性恋者亲密相
处的子女, 其身体、情绪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子女甚至
会认为同性恋是很正常的现象, 久而久之, 这些本不该具有
同性恋倾向的人便成为又一批同性恋者。此外, 在目前的社
会背景下, 由于主流文化对同性恋仍然持排斥态度, 而这种
排斥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子女, 使这些子女在受教育、就业
等方面受到歧视。这些歧视对子女自身而言, 将会造成其人
生观、价值观的扭曲, 对社会而言, 便造成了犯罪、社会秩序
混乱的根源之一。
综上所述, 国家应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关系, 本着对“同
性恋者的权益”采取“不歧视更不提倡”的态度, 制定专门的
《反歧视法》, 其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第一, 明确《婚姻法》中
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于同性伴侣之间, 除非《反歧视法》有明
确规定; 至于同性婚姻, 该法也应设置专门的“婚姻篇”, 规
定同性伴侣在结婚、离婚、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
二, 设置专门的“人格篇”, 明确规定同性恋者的人格不受歧
视、个人隐私受保护等权利, 具体地来说, 也即同性恋者有
权同普通人一样, 公平地获得学习、劳动就业、参加社会活
动等权利。禁止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以任何方式对同性恋
者进行侮辱; 各类传播媒体不得恶意披露某同性恋者以及
其他可能推断出该同性恋者的资料; 第三, 由于同性恋毕竟
不是婚恋关系的常态, 所以, 从人类繁衍、社会发展的长远
利益出发, 国家应在此法中设置专门的“防治篇”, 明确规定
对于自愿治疗的同性恋者, 有关卫生部门应给予一定的优
惠; 有关单位特别是学校、军队、监管场所等也应加强防治、
宣传措施, 从源头上尽可能减少同性恋者的人数。至于现实
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同性性犯罪无法可依的情况, 立法机关
应出台相应的刑法解释。对于此,《反歧视法》没有必要设置
专门的一篇来调整, 原因在于该法仅是规定同性恋者的民
事权利义务, 并不涉及刑罚领域, 而且如果在该法中规定刑
事责任, 势必削弱刑罚的统一性和威慑性。
[参 考 文 献]
〔1〕李慧波. 国外同性恋者生存状态和法律地位〔〕. 电
J
( )
脑校园, 2001 4 .
〔2〕何东平. 同性婚姻合理性的研究〔〕. 乐山师范学院
J
( )
学报, 2005 8 .
〔3〕刘达临. 中国当代性文化〔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M
出版社, 1995: 113.
〔4〕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
M
司, 2002.
〔5〕王延光. 同性恋与艾滋病预防对策〔〕. 浙江学刊,
J
( )
2001 1 .
〔6〕 . , ,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 1978, 272.
U niversity Press page
〔7〕同上, 298.
page
〔8〕党永辉, 等. 刍议中国同性恋的立法〔〕. 中国性科
J
( )
学, 2005 9 .
〔9〕王人博, 程燎原. 权利及其救济〔 〕. 济南: 山东人
M
民出版社, 1998: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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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用婚姻法写一篇2000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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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⑻ 法学婚姻法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和文献综述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还没动笔开始，最好还是自己先了解下怎么写，看看自己有没有时专间跟精力去写，最主要的属还是时间的问题
。觉得一时也完成不了，再找人帮忙，橡树论文网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其实更改谢谢每天指导我的大王老师，是他耐心让我看到了希望

⑼ 求一篇关于婚姻法的论文.3000字左右.

你可以找度娘，在这里没有人会愿意帮你写论文的。网络里面多的是，自己找下然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就差不多了，注意格式，其他一般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