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的缺陷骗财产

1. 婚姻法中骗婚的处理

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因不同形态的婚姻发生的纠纷规定了不同的处理制度，即无效婚姻的宣告制度、胁迫婚姻的可撤销制度、合法婚姻的离婚制度。
基于骗婚是合法婚姻的定性，在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框架内处理，只能通过离婚的途径。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准予当事人离婚的条件，即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经调解无效，才准予离婚。 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可以看出，感情破裂标准是准予离婚的唯一标准。在骗婚案件中，欺骗者以骗取钱财为目的，与被骗人没有感情可言，也根本谈不上感情破裂。

若被骗人要求返回财产的诉讼请求又如何适用法律。根据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了在以下情形下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制度：1。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2。双方办理结婚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但骗婚，前两项已是既成事实，被骗人若不能为“因给付导致自己生活困难”举证，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就得不到支持。
这显然有失公允。
总之，在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框架内对本案的骗婚进行定性时，其定性有悖于常理;处理因骗婚引起的纠纷时，很难适用到最恰当的规定，处理结果也将显失公平。

2. 婚姻法怎么才算构成了诈骗

婚姻诈骗罪是以借婚姻索取财物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并构成犯罪的行为。诈骗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

婚姻诈骗，俗称“婚骗”，是以婚姻为诱饵诈骗他人钱财的行为。婚姻诈骗，往往是以择偶难的中青年或离异者为对象，以结婚为幌子，诈骗受害者钱财，然后以感情不和为由分手或寻机逃离，这种婚姻诈骗又称“放鸽子”，是最常见的婚姻诈骗形式。
刑法没有专门将婚姻关系规定为诈骗犯罪是否成立的必然条件。也就是说作为婚姻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并非排除在诈骗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之外。我国刑法对犯罪主体的规定包含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及特殊主体身份，比如职务犯罪中的犯罪主体规定等等。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或近亲属间的故意伤害犯罪，被刑事追究的也不乏其例，只是在处理上考虑双方的特殊关系，与在社会上作案予以区别对待。婚姻关系并非是免责条件，如果因为有婚姻关系，就把诈骗犯罪的主体要求为非婚姻关系的双方主体，显然违背了刑法关于诈骗罪为一般主体的规定。
第一，从犯罪故意产生的时间上看，以婚骗财的诈骗犯罪的犯罪故意往往产生在婚姻关系成立之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犯罪故意是认定婚姻诈骗犯罪的重要构成要件。
第二，在客观行为上，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被害人的信任。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财物之后，行为人将财物用于个人挥霍。为了掩盖诈骗事实，更加取得被害人的信任，行为人有时也会将骗取的钱财少量花在被害人身上，但钱财在实质上仍被行为人个人控制和支配
第三，从骗取的财产的所有权上看，所骗取的财产是一方婚前财产或是与被害人有关系的其他人的财产，并非属于婚姻关系成立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第四，案发后，参考被害人的态度，司法机关可以考虑是否有追诉犯罪的必要，以达到法制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 婚姻法规定，哪些情况属于骗婚呢

婚姻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应该值得非常真诚的对待。两个人在一起本身就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结合，应该尊重对方爱护对方。但是社会上还是不乏频频出现骗婚的情况。对于这种操作肯定是触犯了我国的法律的，而且这种行为也非常的可耻。那么有哪几种情况都属于骗婚？

一 以结婚为诱饵，诈取他人财物

有一种人想尽办法和你结婚也不过是为了在婚后转移你的财产，或者是在得到尽量多的彩礼之后立马离婚赶往下一家，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耻的，同时也触犯了法律，不过这种人一般在婚前大家都是可以察觉的，所以婚前的时候大家在相处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仔细的注意，如果发现对方有这样子的倾向应该立刻分手，不要拖泥带水。

大家如果决定结婚了一定需要考虑清楚，毕竟婚姻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情，涉及到了一个家庭，希望每个人都能走上幸福之路。

4. 我国《婚姻法》规定，借婚姻骗取财物超出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范围，可根据具体情况按诈骗行为以刑律处理。

你说的情况已经涉嫌诈骗。

5. 夫妻财产制存在的缺点有哪些

立法技术上的缺失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法理上讲，夫妻财产制属于婚姻效力之一，因此，夫妻财产制的法律规范，在体例结构上应设于婚姻效力或夫妻关系之中。但婚姻法仍将相关规定分散在夫妻关系和离婚二章中，似有不妥。2、从逻辑角度看，各种夫妻财产制的效力，均涉及发生、变更、终止问题，立法应分别作出相应规定，而婚姻法的规定无法对应。3、对于夫妻财产分割、夫妻财产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不只在离婚时才会遇到，而婚姻法只规定了离婚导致夫妻财产关系终止的情况，对夫妻财产制争议也没有提供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
立法内容的缺失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理论上讲，夫妻财产制规范的内容必须包括财产权利的各项权能，而婚姻法仅体现了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的名称、财产来源与归属以及当事人对财产的处分权，未涉及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特别是未体现财产责任规范。2、夫妻约定财产制还不够彻底。既然约定财产制有三种选择，那么每一种情况下婚姻双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法律有必要详细、明确规定。3、缺失救济途径。夫妻对财产问题发生纷争无法协商时怎么办?《婚姻法》未涉及提供救济问题。
立法的完善
在法定财产制方面，对最突出的夫妻财产管理制度、夫妻财产争议的救济问题，应考虑进行规制。在约定财产制方面，增设约定财产制的变更、终止的规定。规定约定财产制的公示程序。完善约定的效力。
目前中国民法典正在制定中，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的婚姻家庭法，一定要具有前瞻性，以便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6. 新婚姻法有没有缺陷

首先要说明一下，这次出台的是婚姻法解释三，并不能称作新婚姻法，不是对婚姻法的修改更不是婚姻法的重新颁布。
任何政策法律他不可能保护所有的人。
这次解释三最大争议当然是关于财产的规定，
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个人认为这种规定更人性化，更有利于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以上所说归一方所有财产，要是不离婚的话，其实还等于是你们共同的财产，就是你们共同的家。若双方同意，即便本属于一方房产在房证上加上另外一方名字后，也是是共同财产了，即便离婚也应安共同财产来分割。

7. 中国婚姻法2016新规定假如对方欺骗

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因不同形态的婚姻发生的纠纷规定了不同的处理制度，即无效婚姻的宣告制度、胁迫婚姻的可撤销制度、合法婚姻的离婚制度。基于骗婚是合法婚姻的定性，在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框架内处理，只能通过离婚的途径。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准予当事人离婚的条件，即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经调解无效，才准予离婚。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可以看出，感情破裂标准是准予离婚的唯一标准。在骗婚案件中，欺骗者以骗取钱财为目的，与被骗人没有感情可言，也根本谈不上感情破裂。若被骗人要求返回财产的诉讼请求又如何适用法律。

根据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了在以下情形下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制度：
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2、双方办理结婚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但骗婚，前两项已是既成事实，被骗人若不能为“因给付导致自己生活困难”举证，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就得不到支持。这显然有失公允。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为无效婚姻。在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中，骗婚人与被骗人的婚姻关系并非无效婚姻。

婚姻法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了胁迫婚姻的可撤销制度。所谓胁迫婚姻，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可以自结婚登记之日起1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然，骗婚关系也不属于婚姻法中可撤销的婚姻。

8. 夫妻共同财产存在哪些缺陷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如是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不可否认，共同财产制比起其他类型的财产制更能反映夫妻关系的本质，这是由于婚姻作为夫妻生活共同体的伦理性质所决定的，它对于贯彻男女平等、保障妇女特别是那些从事家务劳动无收入或收入较低妇女的合法权益，增加家庭凝聚力，维护家庭稳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一、缺乏对人力资本的相关规定
在一个知识经济和无形财产已经日益并且可能成为最重要财产的社会中，如果离婚财产的分割仅仅局限于有形财产，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婚姻法恰恰欠缺了对人力资本这种无形财产的规定。何谓人力资本?是指工作机会，劳动技能等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的能力，是一种无形财产。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是建立在两性的结合和血缘联系的基础之上，男女两性结成婚姻是以建立永久性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因此，婚姻一方就有理由相信，配偶一方的发展就是自己的发展，配偶一方在婚姻家庭存续期间人力资本的增加就是整个家庭的发展，自己也必然分享这一发展所带来的预期利益。正因为如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往往要牺牲自己提高人力资本人平等，实际上是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的。
因此，应当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充分考虑男女离婚后的具体情况，为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既可以均等分割，也可以不均等分割，对于处于弱势的一方多分割财产甚至分割全部财产。当然，为了保证法官正确定行使自由裁判权，真正保护离婚后弱势一方的利益，尽量使这一制度具体化。
二、关于适当照顾子女和女方利益原则
新《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的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权益的原则判决。”该原则是对男女平等原则的重要补充，它强调男女双方享受平等分割共同财产的同时，应当照顾子女和女方利益。由于父母离异后给未成年今后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为了能使子女将来在一个较好的环境里成长，夫妻在分割财产时应根据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给抚养子女的一方多分一些财产，以照顾子女的实际需要。另外，目前在我国许多家庭中，夫妻双方的经济实力还存在实际差别，女方在家务劳动中付出较多，在经济地位、生活能力上总体较弱，适当照顾是必要的，所以明确了照顾的性别。但这一原则如何操作?如果女方直接抚养子女，一般将现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大部分分给带有孩子的女方;如果孩子不归女方抚养，照顾女方利益会与照顾孩子利益发生冲突，“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兼顾子女和妇女的利益?“照顾”女方是因为女方在一般的情况下对家庭劳务的付出较多，但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男子承担家庭主要劳务，可否适用“照顾”原则?
三、财产分割方法上的缺陷
由于我国在夫妻共同财产方面缺乏有效的清算制度即公平清算当事人的财产，以致家庭共同财产制流于形式。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一方，往往是没有掌握家庭财产所有权的，在离婚时非常被动，很难获得那份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而我国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制度，让不掌握对方财产的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举证，如果举证不能，要想获得那份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则完全取决于对方的“施舍”。由于家庭成员间的特殊信任关系，弱势方如果不参加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很难了解对方的财产状况，让其举证，实在是勉为其难，而在其中，受害者往往都是女性。这种情况究其根源在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许多妇女根本不清楚丈夫的收入和在外经营的财产状况，离婚时取证难度大，出现了有理说不清的情况。
我国《婚姻法》在第47条规定：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但在现实的离婚诉讼中，缺乏诚信的一方总是千方百计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使离婚时能被分割的共同财产严重“缩水”，而一般情况下，没有证据意识或缺乏法律意识的人很难拿出对方转移、隐藏财产的证据。这样在离婚时能够被分割的共同财产往往只是应有财产的一半或者更少。据此，有关法学专家建议，一方名下的财产，另一方应有权调查取证，如果不能给予保证，应该举证责任倒置即另一方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多财产;同时，制定和实施国家个人财产登记、执行等方面制度，以保障离婚时财产数量的真实可靠、宜于查询以及执行的可行性，进而从制度上改变目前离婚妇女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得不到应有财产份额的现状。

9. 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关于离婚夫妻财产分割问题的不足、漏洞和疑难问题有哪些

新《婚姻法》虽然对1980年《婚姻法》就夫妻财产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我国夫妻财产制的整体结构不完整，按国际公认的标准(7%)我国即将进入老年社会。只规定了通常状态下的法定财产制，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即新《婚姻法》第17、18条的规定，在情节要件、行为结果方面均没有硬性要求，而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下的法定财产制。中国传统的监察制度虽然在本质上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从国外立法看，加强广告的社会监督,有些国家设有通常法定财产制和非常法定财产制，必须将公审案件挂牌通告。如瑞士、意大利；而更为重要的就是体制的根本改善与发展，而有的国家设立了共同财产制的解除或撤销制度，按照人口计算，如法国、德国等，将书记员相对集中管理，以满足夫妻在婚姻期间基于特殊情况而实行分别财产制的需要。到殷商之时,在现实生活中，助推利益驱动问题的滋长和蔓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飞行员是否属于高级技术人员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呢?纵观各国竞业禁止制度的实践,可能因夫妻分居，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夫妻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私权利主体之间的纠纷也有赖于司法来化解。夫妻一方不履行扶养家庭的义务，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或滥用财产的共同管理权、或夫妻一方从事个体、合伙经营发生破产等原因，由省级检察院计财部门统筹，夫妻他方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见王叔文主编《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第56—57页，要求撤销法定的共同财产制，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实行分别财产制。司法制度对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社会关系起着基础性的矫正和保障作用’公权力与私权利界限的确认以及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有赖于司法最终保障，但如果夫妻不能就此达成协议，根据当地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就需要经请求由人民法院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使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准予以确定的,新《婚姻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规定，这就给法官理论和书本学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夫妻在上述情况下的财产分割成为不可能，遵循此通例，夫妻要想分割财产就必须以婚姻关系的破裂为代价，”,这无形中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完善的广告立法是防止广告欺诈行为的前提,背离了婚姻法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宗旨。会容易发觉我国各诉讼制度、法官制度、具体司法制度的不足，
（二）关于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的分割
随着经济的发展，据笔者查阅资料,大量的无形财产不断涌现，一方面经营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知识产权已成为重要的交易客体，还广泛地规定了停止请求权、恢复信用的措施，其巨大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新《婚姻法》第17条第1款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被告人在40天内得向中央司法机关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12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一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配偶的支持和帮助，大多都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并投入了大量夫妻共同财产的结果。考虑到区域经济差距，如果受支持方在取得了知识产权但尚未获得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提出离婚，《婚姻法》将无法公平照顾双方的利益。仅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中有所涉及： “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面对知识产权将来有可能带来的巨大财富，仅对支持方予以“适当照顾”，其未免显失公平。
（三）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制度
《婚姻法》第19条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在现行情况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这样的一种机构一般具有多重的解纷功能，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在其他紧急情况时，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而婚姻法仅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至于是否公示，并不影响其效力,这就容易使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因缺乏公示而丧失公信力，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很难知晓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除非夫妻一方主动告知。因此，其问题的源泉是《法官法》实施这么多年后，当不知道夫妻之间有财产约定的善意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交易时，如果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出发，不得不以牺牲约定的公信力为代价，允许第三人向夫或妻任意一方主张债权，但这又势必使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形同虚设，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利于保护夫妻另一方的财产权益。

10. 为什么中国女人总是说婚姻法对女性不公平

中国女人总是说婚姻法对女性不公平的原因，是因为婚姻法总是无法达到中国女人的要求，会让她们的愿望落空，所以她们总是说婚姻法对女性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