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被豁免的垄断协议经济法

1. 反垄断法的豁免问题

这是一个规模效益的问题，经济学上认为，在不超过必要程度的情况下，规模越大，相对的分摊到每个产品之上的成本越低，自然利润也更大。（因为有很多成本是固定成本，比如说机器、厂房的投入，你生产10个还是100个，你都要买机器租厂房。但是很显然你生产100个比你生产10个要划算得多）

同样的，很多中小企业联合起来，优势互补，可以共用销售渠道、生产管理技术等。自然会提高竞争力，通过这样的合作，可以和大的竞争对手产生良性竞争，这是市场所乐于见到的。但是如果这种合作超出必要的限度，在优势互补的之时利用同时形成话语权，也很容易导致协议定价之类的非法垄断行为。

垄断本没有错，只有滥用垄断的地位才有错，如果只是由于企业的增长而自然形成的垄断，是法律所允许的。法律要禁止的是利用这样的垄断地位，限制竞争，企图控制市场获取超额利润，伤害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判断某一现象是不是发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因素相加，而要结合现实情况。

2. 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的豁免制度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反垄断法》第13条、第14条 的规定:
（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
（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
（三）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
（四）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因为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
（六）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
（七）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属于上述情形前五项的，不适用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第14条规定的，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3. 我国《反垄断法》豁免的垄断协议有哪些

《反垄断法》第十五条
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
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
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
三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
四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
六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
七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属于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4. 《经济法》 垄断的种类及表现形式有哪些

垄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垄断作不同分类。
(一)依具体组织形式划分
依据经济垄断的具体组织形式，可以将垄断分为短期价格协定、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和其他组织形式的垄断。
短期价格协定是垄断组织的最简单形式，大企业之间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共同控制某类商品价格，从而获取高额利润的垄断形式。这种垄断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卡特尔(Cartel)是指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划分市场、规定商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一个或几个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垄断性联合。卡特尔的各成员企业在生产、销售、财务和法律上均保持自身的独立。根据协议的内容，可以将卡特尔分为：规定销售条件的卡特尔、规定销售范围的卡特尔、限定产量的卡特尔、分配利润的卡特尔等。卡特尔成立时，一般都要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并有成员企业选出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保管和使用共同基金，其主要特点在于比短期价格协定的内容更广，也较为稳定。
辛迪加(Syndicat)是同一生产部门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通过签订协议，共同采购原料和销售商品，而形成的垄断性联合。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生产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但在购销领域已失去独立地位，所有购销业务均由辛迪加的总办事机构统一办理，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不再与市场直接发生联系，很难脱离辛迪加的约束，因而它比卡特尔更集中，更具有稳定性。
托拉斯(Trust)是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通常指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从生产到销售全面合并，而形成的垄断联合。托拉斯的参加者本身虽然是独立的企业，但在法律上和产销上均失去独立性，由托拉斯董事会集中掌握全部业务和财务活动。原来的企业成为托拉斯的股东，按股权分配利润。托拉斯组织具有全部联合公司或集团公司的功能，因此它是一种比卡特尔和辛迪加更高级的垄断形式，具有相当的紧密性和稳定性。
康采恩(Konzem)是分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实力最为雄厚的企业为核心而结成的垄断联合，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垄断组织。这种垄断组织的参加者并不限于某一行业或某一生产部门的企业，生产、服务、运输、金融等不同部门的企业均可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康采恩是比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更为高级的垄断组织形式，是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相融合的产物。
其他组织形式的垄断主要指混合联合公司(Conglomerate)、联合制(Comln．nare)以及包括国际卡特尔、国际辛迪加、国际托拉斯在内的国际垄断组织等。
(二)依发生的地域划分
依据垄断发生的地域范围，可以将垄断分为国内垄断和国际垄断。
国内垄断是指仅在一国境内发生作用的垄断。传统的反垄断法主要对国内垄断进行规制，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相互融合、经济全球化不断的发展，跨国公司、多国公司等垄断组织相继产生，原本局限于一国境内的垄断逐渐威胁到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国际垄断是指在国际范围内的商品、资本、劳务、技术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超越一国国界的垄断。
(三)依立法的取向划分
依据立法的取向，可以将垄断分为合法垄断和非法垄断。
合法垄断是国家为了特定目的，如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宏观经济协调发展，在反垄断法中明确规定，经有关反垄断主管机构许可而豁免的垄断。通常规定于各国反垄断法的除外条款之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某些特定部门垄断行为的豁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如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铁路等部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济部门，如银行和保险业等；某些自然资源开采业，如石油、煤炭等；国家指定专营行业；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些重要原材料生产和关系国家安全的国防科研领域。二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对某些垄断行为的豁免。如行使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经反垄断主管机构许可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等。
非法垄断是指除合法垄断之外，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受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应该注意的是，合法垄断与非法垄断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合法垄断也有可能发展为非法垄断。例如，上述公用事业属于合法垄断，而一旦公用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就会发展为非法垄断。此外，在一定时期被认为是合法垄断的，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可能被认定为需要适度竞争，从而应防止非法垄断。如过去被笼统认定为需要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现有人认为仅能在网络设施上允许垄断，而在经营上则应建立竞争结构。又如，银行和保险业，随着向社会资本开放，必将引入竞争，非法垄断应受规制。
(四)依产生的原因划分
依据垄断产生的原因，可以将垄断分为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国家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
经济垄断是指市场主体凭借经济优势，排斥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包括滥用经济优势和联合限制竞争两种形式。
自然垄断产生于某一产品或服务由一个厂商提供比多个厂商共同提供产品或服务成本低的情形，我国的电力、电信、铁路、供气等行业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由于自然垄断的形成不是主要靠行政权力推动，也可以说自然垄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垄断。
国家垄断是指国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或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依法对特定领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排他性控制。对于关系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事业，许多国家都以特别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实行中央政府专营，例如，邮政、枪支弹药、黄金等产品与服务。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国家也可能对特定领域实行专营，例如中国古代的“盐铁专卖”，现代的烟草专卖等。
权利垄断是知识产权法所赋予的垄断，包括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其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区域内享有一定排除他人参与竞争的合法权利。
行政垄断是指地方政府、政府的经济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凭借行政权力排斥、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包括地区垄断、行业垄断、强制联合、行政强制交易行为等形式。
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垄断、国家垄断和权利垄断属于合法垄断，而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属于非法垄断。
(五)依市场结构划分
依据市场结构的情况，可以将经济性垄断分为独占垄断、寡头垄断和联合垄断。
独占垄断是指一家企业对整个行业的生产、销售进行完全排他性控制，简言之，在该行业，只有一家企业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竞争。独占垄断也被称为完全垄断。
寡头垄断是指在特定市场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生产、销售某种特定的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每个企业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都能对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实施一定排他性控制，不过，这些企业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
联合垄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通过明示、默示限制竞争协议或共同一致的行为，联合控制某一产业的生产或销售。它是垄断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

5. 垄断行为的垄断协议

垄断协议分为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横向垄断协议是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形成的垄断协议。纵向垄断协议是指经营者与下游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垄断协议。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1)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2)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
(3)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4)限制购买新技术、新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5)联合抵制交易。
(6)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定正当性，这些协协则不受反垄断法禁止。所谓法定正当性，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豁免情形。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具有法定正当性的情形有：
(1)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
(2)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
(3)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
(4)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
(5)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
(6)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
(7)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1)～(5)种情形，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才能够满足法定正当性要求。

6. 可豁免的垄断有什么特征

对垄断行为给予法律豁免，从反垄断法法条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垄断法第十五条和第七条的内容，二是其他条文中体现的豁免内容。具体而言法律上又分为形式豁免和内容豁免。成批豁免和个案豁免。
形式豁免是执法者见到这种行为，就能直接确定可以适用豁免或者不可以适用豁免规定。这在国外立法执行中比较常见，这样作有利于限制执法者自由裁量权和反垄断行政部门禀公办案，也有利于经营者预先知道哪些行为违法。国外一般由反垄断机关发布反垄断指南，明确告诉经营者哪些形式的行为才算违法，绝对不许实行，或者在执法实践中以案例明确哪些行为属于“核心限制”行为，只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不能适用“合理原则”。
目前欧盟国家对横向价格允许被吿为自己辩解，然而没有辩解成功的案例。对纵向价格协议中固定价格和限制最低价格适用“核心限制”，不适用于豁免条款，但对于规定最高价格和建议零售价格不算违法。美国总的看来对横向价格垄断协议和限制最低转售价格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最近对本身违法案件可接受“定性审查”这使得与适用合理原则的界限不是很明确。同时，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最近也开始运用合理性原则。
我国反垄断法明确垄断协议无论是第十三条还是第十四条即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价格协议都适用豁免协议。这似乎是没有提出“核心限制”和形式豁免的问题。但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认识，虽然第十三条条十四条的行为都可适用第十五条（豁免条款），但是不等于十三条内每一款都可适用十五条，其中第十三条第一项横向价格协议原则上应该纳入本身违法即形式违法的范围。但在处理时可以允许被告申辩，并在确定违法程度和处理时考虑适用合理性原则，有的可从轻处理。
鉴于反垄断法尚未实施，在实施之前和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时应该考虑明确一些本身违法的垄断行为，对其不适用豁免，以便增加法律透明度化简执法程序，提高执行效率。对其他可适用合理性原则的违法行为，则应认真进行效果分析保证既促进竞争也不影响经济发展。但为了减少法律资源浪费，在合理性分析中也应该建立“快速查看标准”，并在私人作原告时，让原告提供市场负面效益分析，把举证负担转给私人原告，以减少“过度诉讼”。
成批豁免是反垄断法执行机构对涉嫌违法行为按大类事先宣布豁免，个案豁免是对不属于成批豁免的，仍可进行个案分析是否适用于豁免。

7. 经济法自考垄断协议的类型有哪些

答：垄断协议类型：
垄断协议可分为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回
横向答垄断协议包括：实施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划分市场、限制购买或开发、联合抵制其他竞争对手等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纵向垄断协议包括：固定或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等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8. 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与反垄断的豁免制度有什么区别

作为反垄断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垄断法适用除外亦称之为适用豁免制度，系指在某些领域对某些事项不适用反垄断法，在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中法律允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存在，反垄断法不予追究的特别法律制度。

从现有的世界各国立法例上看，适用除外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对维护本国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的行业或领域以及那些对市场竞争关系影响不大，但对整体利益有益的限制竞争行为。综观世界各国立法，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领域，主要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自然垄断，其二是政策性垄断。由于近年来关于自然垄断的讨论已较为充分，故本文无意于此，而着重探讨作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政策性垄断的相关法律问题。反垄断法素以促进竞争、抑制垄断、打击限制竞争行为为目的，而适用除外制度却促进垄断、容忍对竞争的限制。因此，从性质上讲，适用除外制度是对反垄断法基本制度的修正，也是对反垄断法基本目的的反动， [1]但它在促进本国经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适用除外制度有利于协调反垄断与发展规模经济的关系，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企业，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和蹂躏……”。反垄断法应在维护自由、公平、民主的竞争秩序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个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运用适用除外制度。具体来讲，其一，恰当界定适用除外行业，在实行垄断比自由竞争对国家经济利益更有利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农业、金融保险业中允许一定程度的垄断经营，以避免过度竞争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牺牲应有的规模经济效益。

其二，确立符合国情的企业合并控制政策，制定明确的企业合并的禁止性标准，凡不具有禁止性条件，又能增强规模经济效益、改善产业组织结构的企业合并，应在反垄断法豁免之列。其次，适用除外制度有利于实现反垄断法的优先政策目标，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法通过抑制垄断、打击限制竞争行为，从而实现其维护自由、公平、民主的竞争秩序的基本利益，但同时，往往与其他利益发生潜在的冲突。例如，外贸领域中保护企业实现公平竞争，有时可能不能一致对外，从而降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必须根据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实际状况对诸种利害关系进行协调，并选择优先政策目标。

正如法律制度中普遍规则的适用例外制度一样，适用除外制度是人类设立规则的合理性的表现，是立法理性的升华。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经济法之立法与司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动用各种调节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节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2]所以，反垄断法通过预设适用除外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协调，以平衡利益冲突。然而，适用除外制度的安排并非意味着对适用除外领域或行业的完全放纵，而是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承认和保护这种垄断权利的同时，防止和控制其被滥用。正是基于此种考量，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都不约而同地将政策性垄断以及自然垄断设计为其除外（豁免）适用对象。

二、确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取向

勿庸讳言，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取向必然应合乎反垄断法的总体价值取向，即反垄断法的特有的法价值——竞争、竞争的必然内容——有效竞争。但适用除外制度仍然存在独有的价值目标，这些价值目标同样适用于政策性垄断领域。

（一） 社会公益价值

适用除外制度建立的理由在于合法垄断的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其价值目标首推社会公益。
（二） 效率与公平价值

经济法是兼具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法，所以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并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它还需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利益。 [4]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构成，它同样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经济法的一般价值；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除了具有社会公益价值之外，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应当是效率与公平，当代各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也主要是依据这一价值来进行立法设计的。

（三） 伦理道德价值

从社会规范的意义上来讲，法律与道德伦理是人类社会两类基本的社会规范；从法的价值层面上来说，伦理道德是衡量法的“良”、“恶”的价值标准。道德与法的关系可以从上述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作全面的把握。三、政策性垄断之合理界定与适用除外的科学构建

（一）政策性垄断的范围界定

作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重要领域，政策性垄断不同于自然垄断。所谓政策性垄断，是指国家基于社会经济总体和长远利益及政治、国防、外贸和其它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政策性考虑，对于某些特定行业、特定主体和特定行为的垄断予以法律规制的例外许可，或法律规定予以鼓励和扶助，或实行国家垄断。通常各国法律予以适用除外的政策性垄断主要包括：

1.对某些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的适用除外
2.对特定组织和人员的豁免

⑴工会组织、消费者协会、劳工。根据各国惯例，这些组织在实现自己合法目的的同时，如果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美国1935年的《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了上述内容。其实早在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就明确规定，人类的劳动不是商品，所以工会组织的活动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随后的立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工会组织为促进其成员的合法利益所从事的活动，即使损害商业竞争也免受反垄断法追究。如高工资地区的工会组织可以组织其成员抵制来自低工资地区的商品，从而保护本地区工人的利益，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会损害商业竞争。于是，美国1932年颁布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规定劳工免受反托拉斯法的约束。日本于1947年颁布的《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维护公平交易法》第24条关于行业协会的行为，同样豁免适用反垄断法。

⑵自由职业者。各国法律大都规定律师、医生、会计师、教师等自由职业者免受反垄断法约束，这是因为这些组织成员的工作具有崇高的社会性质，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它们之间的竞争不符合该职业的道德要求，只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3.对某些特定行为的豁免

很多国家对某些卡特尔行为予以豁免，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的1957年颁布的《反对限制竞争法》，该法在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9种可以得到批准的卡特尔：条件卡特尔、回扣卡特尔、结构危机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专门卡特尔、出口卡特尔、进口卡特尔、特别卡特尔、特定部门的卡特尔。德国对卡特尔行为的禁止与豁免规定，体现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特色：既强调竞争，又兼顾某些经济领域允许限制竞争的必要性；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又要保持国家的宏观管理和经济干预，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法基本性格的二重性。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和维护公平交易法》第24条第2款（再销售价格维持契约）、第3款（萧条卡特尔）、第4款（合理化卡特尔），也是特定商业行为豁免适用反垄断法的典型。 [13]除此之外，日本《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协同组合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 [14]
4.知识产权豁免

从理论上讲，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一种无形财产权，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这种权利的行使当然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与责任追究。在美国，专利、商标和著作权都属于法律保护的独占性权利，具有“私人垄断”的性质，且是法律允许的合法的私人垄断，因此它们被列入反托拉斯法的适用除外。可以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都具有推动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共同目的，正如美国法官在1990年一案的判决中指出的：“专利权和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因为两者的目标都在于鼓励创新、勤勉和竞争”。所以，1995年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颁行的《知识产权特许垄断准则》认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促进竞争，增进消费者福祉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文件还设立了一个安全区，只要在这个安全区内，执行部门将不对由于知识产权特许协议所形成的贸易限制采取法律行动。 [17]但如果所有人行使的权利超出一定范围，则构成知识产权的滥用，美国司法部又列举了9项专利许可中的“不合理”附加限制，认为它们属于“本身违法”性质。 [18]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一方面具有限制竞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又为促进竞争所必须，因而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能促使企业投资进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所以，欧盟的立法者们力图用法律来调和这两方面的矛盾。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利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又利用法律禁止滥用这种权利。在长期的实践中，欧盟竞争法发展确立了关于运用知识产权的三大基本原则——“存在权与所有权相区别”原则、“权利耗尽”原则和“同源”原则。 [19]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和维护公平交易法》第23条（专利权的行使）意在调和保护知识产权与推行竞争政策之间的矛盾。该条规定，（行使无形财产权的行为）不适用于被认为是行使著作权法、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或商标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日本法学家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意味着在这一特殊领域允许垄断，如何防止滥用这种权利是问题的关键。日本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主要是在专利法中加以限制， [20]反垄断法中只作了一般规定。因为“通过适用禁止垄断法来缓和这种矛盾是不合适的。对付这种矛盾的方法，只能是有效地运用所谓强制的许可制度。” [21]

5.国家垄断

国家垄断是政策性垄断的一种表现形式，指国家基于社会经济总体和长远利益及政治、国防和其他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政策性考虑，不仅允许垄断和限制竞争，而且还规定由国家直接投资经营，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非国家资本的进入。所以又叫“国家直接垄断”，具体表现为“国家专营、专卖”或“国有企业的垄断”。 [22]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大量存在，这就是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垄断尤其普遍。然而，国家垄断范围也应有所控制，通常限于重要的国防工业、需要保密的高科技行业和产品、需要禁止或限制在社会上流通的产品以及其他同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行业和产品等，如烟草、食盐和铸币，这些行业或产品可实行国家垄断或国家特许专营、专卖。而且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加以调整，例如有些行业和产品原来需要实行国家垄断，行业和产品的生产发展壮大了，则可以适当放开，允许非国家资本进入，引入一定的竞争，国家可不必再行垄断，甚至可以退出该领域，不与民争利，放手让民间经营、自由竞争。 [23]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垄断不能混同于行政性垄断。

（二）适用除外制度的修改与政策性垄断的发展趋势 （三）区别适用除外（政策性垄断）与我国的行政（性）垄断
行政垄断与政策性垄断等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二者的目的不同。行政垄断的目的在于为本地区、本行业或本部门谋求利益，而适用除外的制度安排追求的是社会公益、公平效率、伦理道德价值；其二，二者的最终结果不同。行政垄断的结果是导致统一市场的条块分割，破坏自由公正的竞争秩序，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适用除外制度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建立健康公正、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把握住这两点，就不难将两者区别开来。

9. 垄断协议的适用除外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根据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对象必须满足以下要件：第一，根据反垄断法的一般性规定属于限制或禁止的行为；第二，该种行为的宏观经济利益大于其限制竞争所造成的损害。第三，法律规定其不适用反垄断法限制和禁止性规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认可其不适用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规定。第四，行为因适用除外而取得合法性。尽管各国对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在具体行业和组织上有所区别，但总得看来，主要存在于以下领域：

（一）自然垄断行业

自然垄断行业指依其性质不宜展开竞争,由国家特许垄断经营的行业。其次，农业、林业、渔业。这些行业由于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强，生产者不便适应市场的变化而迅速转产，产品供需弹性小，可替代性差，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往往会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2]因此，许多国家都允许这些行业的经营者的限制竞争行为予以豁免，如“根据《欧共体条约》第36条的规定，欧共体的农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而且农业是唯一可以得到欧共体反垄断法豁免的行业。”[3]

（二）对外经济贸易领域

无庸讳言，各国反垄断法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都会对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或对本国市场会产生影响的垄断行为，采取严格的管制；同时，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加强本国企业出口竞争力而进行的有关限制竞争行为（垄断行为）包括在合法垄断的适用例外内。如根据美国1982年《出口贸易公司法》的规定,出口商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可获得商业部颁发的许可证，持证人免受美国政府任何反垄断诉讼的追究。[4]

（三）银行和保险业

这两个行业性质特殊,不适用于充分竞争，但是这些行业的垄断豁免也不是绝对的，而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方面，这些行业涉及面广，影响大，不能轻易被宣告破产，因此国家应该允许它们可以在贷款政策、利率、保险等方面进行横向的联合或共同行动，以避免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上述的垄断行为一旦形成市场进入壁垒，将会严重扰乱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所以，这些行业中的超过合理限度的垄断行为不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四）知识产权领域

知识产权合法垄断地位存在的理由是:如果不赋予发明创造者一种独占性的权利，允许他人随意使用发明创造者的智力成果，就不会再有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从事智力成果的创造，那么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其继续智力创造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最终会阻碍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或垄断性又必然会与反垄断法的要求产生冲突，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知识垄断”。

（五）特殊卡特尔领域

卡特尔又称“横向协议”，是指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的，相互在市场方面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或进行某种协调，从而限制企业在这方面的自主权。一般来说，这种横向协议被视为限制竞争的行为。但是如果某些协议，没有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反而提高了市场的竞争力，则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适用除外制度。例如：1.不景气卡特尔。为应付不景气，企业合理组合的共同行为；2.合理化卡特尔。旨在使经济过程合理化的协议决议，但合理化的效果应当同与之相关联的限制竞争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3.中小企业卡特尔，为帮助中小企业弥补在与大企业竞争中的结构和规模的不利地位，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并且未实质性的损害竞争的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合协议，都是应当允许的。

（六）特定的组织和人员的合法垄断

这些特定的组织和人员往往制定有特殊的职业道德和游戏规则，是市场经济中的特殊一族，因而不适用自由竞争规则。主要包括：1.工会组织、消费者协会。2.医生、律师、会计师、教师等自由职业，这些组织的成员的工作具有崇高的社会性质，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它们之间的竞争不符合该职业的道德法典。

五、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的豁免制度的规定见于第二章禁止垄断协议的第八条但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经营者为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统一商品规格或者型号、研究开发或者市场的共同行为；（二）中小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能力的共同行为；（三）经营者为适应市场变化，制止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共同行为；（四）其它有可能排除或者限制竞争，但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此条中列举了三种除外情形，其中的第四款是原则性规定。首先，我国关于适用除外制度的适用范围采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体例。这也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通行的反垄断法规则接轨的需要，从上面的立法比较来看，我国的立法体例符合欧盟和德国竞争法的方式和精神相符，易于与国际惯例相统一。但在内容的确定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下面就反垄断法适用除外所适用的行业和领域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自然垄断行业

我国自然垄断企业的行业垄断往往不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而是计划手段造成的。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我们将给予外国市场主体以国民待遇。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内仍存在大量的行政垄断现象，必须对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的形势。

（二）银行、保险业

国家应当允许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利息、保费以及其他方面相互进行协调和合作，避免过度竞争。但银行、保险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应是有限的，不能滥用其豁免待遇，不能以牺牲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代价。建议在我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中，采取列举与审批相结合的方式，明确银行、保险公司享受豁免的条件及范围，同时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监督、审查申请豁免的行为。

（三）卡特尔

我国现阶段关于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定主要有:《价格法》第14条关于禁止操纵市场价格的规定；《反不正当竟争法》第15条和《招标投标法》禁止串通招标投标的规定以及各地方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的禁止限制竞争行为的地方性法规。总体看来，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零零散散、支离破碎，缺乏共同的基础性规定，无法全面规制限制竞争行为。

（四）知识产权

具体立法中，可以对知识产权行使的限制采取一般界定和明确列举相结合的方法，可将其分为三类条款:第一类是完全豁免的条款：第二类是限制豁免的条款。对此类条款可以参考美国立法的合理原则进行分析，再决定是否予以豁免；第三类属于自身违法条款，不予豁免。[5]

（五）国际经济贸易

在各种除外规定中，各国几乎无例外地将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加强与外国企业竞争而进行的有关限制竞争的行为(垄断行为)包括在内，其目的是为了“一致对外”，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中，也应当注意协调好维护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问题。在我国反垄断立法中也需要规定对我国出口企业的某些协调、联合等行为豁免反垄断法的适用。

总而言之，通过对我国目前反垄断立法的现状的分析，笔者以为，我国制定统一的反垄断法非常必要。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立法原则上要宽严适中，既要参考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既设立豁免条款，又要有条件地适用；要对自然垄断加强规制、严格卡特尔的豁免条件、处理好与知识产权行使的冲突、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做到内外有别；在程序上，要建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或豁免的审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