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中违背诚实守信的原则案例

① 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怎么办

法律分析：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指因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订立合同的情况下，恶意进行谈判，使合同不能成立或者不能生效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② 李先生半坡王先生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违法

首先李先生违背了解合同法条款中的诚实守信原则,即没有将实情如实的告之王先生,其次李先生也触犯了民法中的欺诈罪.所以王先生应以合同法中的诚实守信原则并以他的医生朋在为证,与李先生之间撤消合同关系.如王先生不允,则可将其诉讼至法庭受理!

③ 合同履行时，违背诚信原则承担什么责任

“暂借刘某人民币10万元，工厂开工后第二个月即如数奉还”
这是附条件的合同（民事行为），很显然，借款目的应该是进行生产经营，即使借款目的未见诸借条，相信有其他证据亦不难证明，张某将钱拿去倒卖原材料赚钱，是故意促使合同所附条件无法实现，根据民法一般原理，应视为条件已经成就，自刘某第一次催要欠款起，该借款到期。其实违背借款使用目的已经够成违约，当然承担违约责任。
至于楼主所说的违反诚信原则所应承担的责任，在合同领域，一般是作为违约责任补充的，如违反合同签订、履行及事后的通知、保密等附随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④ 一则合同法案例求解释，可追加分数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不分析了。你想问的应该是选项B吧。
根据《合同法》第 42 条 规 定内 ：“当事人在订立合容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本案中甲公司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就如你所说的，即便乙公司的样品达到标准，但甲公司也只是考虑购买，并不是一旦达标就必须购买。如果达标了甲公司就必须购买的话，就构成了甲公司的承诺了，那就是违约责任。
所以综上，甲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D 项正确。

⑤ 《合同法》案例分析

案例一
1、甲公司和乙工厂之间的合同没有成立。双方采用合同书的形式订立合同，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的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时合同成立。而甲公司并未在合同上盖章，因此合同尚未成立。
2、甲公司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由于甲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合同未能订立，造成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害，因此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3、乙工厂可以要求甲公司赔偿1000万元的损失。甲公司提出，乙工厂须先征用土地培训工人后甲公司方能在合同上盖章，因此乙工厂出资1000万征用土地培训工人所花费的费用就属于订立合同的费用，属于因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遭受的损失，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有权要求甲公司赔偿。
案例二
1、商店与张某的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合同法规定，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商店将相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了张某，已经构成了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的合同。
2、商店的诉讼请求可以成立。合同法规定，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因此商店可以提出请求，如果是撤销合同的话，双方就应该返还原物和价款，也就是退货；如果是变更的话，就是按照正常价格购买，要补足应付的价款。

⑥ 求合同法案例（含裁判要旨）

经适房买卖合同效力的成功案例及裁判要旨(2011-02-15 22:31:21)转载▼标签： 北京市合同法经济适用住房合同无效规定杂谈
一、案情概要：
2009年3月27日，原、被告通过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订立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居间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其位于某区西苑41号楼3单元01号（建筑面积147）住宅房屋（已取得产权）以九十万元价格转卖给原告，付款方式为：订合同时交定金两万元，2009年4月5日首付二十三万，余款通过贷款方式付清。合同约定被告（出卖人）在收到首期购房款的当日将该房屋交付给原告（买受人）。原告按约交付了首期购房款，被告将涉案房屋交付原告。双方订立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了权属转移登记事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原、被告双方在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买卖双方在签订本合同后430日内（房产证发放日期满五年后），卖方（被告）配合买方（原告）申请贷款”。但在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过户及银行贷款时限届满后，被告拒绝提供办理过户及贷款的手续，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补充条款2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并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双方订立的合同条款约定，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二、诉辩主张：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提出反诉，请求确认经适房买卖合同无效，理由是经适房不得上市效易，主张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保障困难家庭住宅相关规定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经适房管理办法。
原告对反诉的辩称：反诉原告与答辩人双方通过居间房屋买卖，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反诉原告的三项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并请人民法院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反诉状依“经济适用房未满五年不允许上市交易”为由，要求确认无效，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1、从住房面积和上市起算时间上看，反诉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六十平左右，本案中的房屋面积远远超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限制性条件，不能依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做为确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上市交易时间均从购买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北京市2008年4月份以后的相关规定也是按两种条件计算起点，从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者所有权证的时间计算，2008年4月8日以前建成的房屋，仍按购房合同订立之日计算五年时间。本案中的房屋属2001年建成，上市交易的时间自购房之日计算，超过五年时间，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如果按反诉原告所述的产权证取得时间，根据双方订立合同第十条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应视为本条对合同效力作了附期限或条件附加，照此计算，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是2010年5月27日，已超过五年时间，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双方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
2、依据《合同法》第八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只能依据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并非合同法规定确认无效合同的法律依据。
3、实践中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相关规定，自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依照面积六十平米的标准和产权证取得之日计算上市交易，本案中的房屋建成时间在2002年，按照老房老办法规定，符合交易条件。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成就；反诉原告的起诉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作出判决；参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法理精神，在起诉前已满足了条件的，可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是对合同效力的补正。
三、法院裁判：
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虽然违反了北京市关于购买经适房的政策，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被告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辩解与反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被告如约交付了房屋，现涉案房屋已经具备上市交易的条件，故原告要求办理过户登记及贷款手续，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要求返还房屋并给付房租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贷款及过户手续；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以原有主张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向原告发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二审经审理后，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四、律师评案：
一、本案无争议的事实：⑴、房屋建成时间为2001年；⑵、面积147平米；⑶、产权取得日期2005年；⑷、交易时间2009年；⑸、入住时间2009年；⑹、合同明确约定办证过户时间满五年后的2010年5月27日；⑺、付款方式为首付加贷款。
二、被告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例举了“有限产权、土地划拨、无权处分、公共利益、未获通知”等，这样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审程序中上诉方补充提交三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不能成为改变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定审核不符合证据三性；解约告知与上诉请求有矛盾，系一审庭审后才形成，被上诉人已经提起继续履行合同之诉，其解约告知失去法律意义；银行的贷款规程与本案没有关联，仅属于实际贷款业务中的操作程序及银行审核规则层面的问题，概与本案争议的履行贷款义务及办理过户责任（前期义务）无关。
三、双方之间的争议集中在法律适用方面，经济适用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无效，上诉人主张无效，但不能提供无效的法律依据。
国务院若干意见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该意见第（十）规定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控制的是六十平米以下的经适房。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效力层级低，不能成为确认合同无效的基础性规范依据。上诉人在签约时明确约定五年期满后过户，表明其明知“限售期满后”的交易合法。涉案合同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四、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规定的新办法规范的是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适房，新办法限制面积是六十平米，新办法限制交易起点自产权证取得之日起未满五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办法），上市交易五年时间的起算点从购房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涉案房屋建成时间是2001年，上诉人购房时间是2001年10月17日，交易时间为2009年3月27日，依照老办法规定交易的行为远远超过五年限售期规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具备法定条件，上诉人关于未满五年限售期不得交易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式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2号）》规定，正确理解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的规定，准确把握物权效力与合同效力的区分原则，尽可能维持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规定，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关于房地产案件审判工作，针对房地产案件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如何认定合同效力和情势变更原则适用问题：严格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尽量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站在维护法律严肃性和社会经济关系有序协调发展的高度，严格把握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和把握法律规定的性质和精神，正确界定当事人民事行为的目的，凡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要坚决维护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通过稳定的合同关系提高市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合同利益的确定性与可信赖性，促进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不要让司法裁判成为当事人违反诚信避险趋利的途径和手段。提出无效主张的一方，真实动机和目的在于房价上涨，合同无效为借口，以破坏诚信原则为代价，损害买受方的合法权益，其不当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整理律师张生贵13240422999

⑦ 举例说明合同法的某一制度或者原则！！！！急求！最好是案例分析！！！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案例，希望对你有帮助。 「案例简介」1999 年10月2日，原告郭某与被告某村委会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房屋租赁期限5年，形势变化随时变更；年租金1500元，村里将13千瓦用电权借给郭某使用。2000年7月初，郭某因租赁的房屋年久失修，加之遭受水灾，屋顶漏雨，间墙倒塌，村里又无力维修，故提议出卖。村委会经研究同意将租赁房屋卖给郭某，双方协商价格为3万元，但郭某表示征求家中意见后再定。郭某征求家中意见后，口头表示价钱太贵不买。此后，张某提出购买此房，村长托人询问郭某是否购买，否则就要卖与他人，郭某仍表示不买。村委会便与张某达成协议，将此房以3.2万元的价格（包括17.2千瓦用电权）卖给张某，张某预付了定金 l万元。但因郭某租赁房屋未到期，郭某提出继续使用房屋，并不同意归还13千瓦的用电权。村委会经研究决定，以2.8万元的价格将此房卖给张某，用电权由原定17.2千瓦变为4.2千瓦，张某必须允许郭某租用房屋到合同期满，房屋的所有权归张某。 2000年9月2日，村委会和张某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时，郭某也未提出异议。房屋产权转移后，张某维修了房屋。2000年9月21日，张某与郭某达成协议，郭某迁出承租的房屋，张某向其支付损失费2000元。村委会也退给郭某预交的承租费3000元。事后，郭某以村委会将争议房屋租给他，却于2000年8月未经其同意而维修了房屋，并将争议房屋出卖给张某，其是承租人，应享有优先购买权为理由，向某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将争议优先卖给他。村委会答辩称：郭某提出购买争议房屋以后，双方议定价格为3.2万元，但事后郭某表示不买，才以3.2万元之价卖给张某。后因与郭某的合同未到期，郭某不同意迁出，村委会才以2.8万元之价将房屋卖给张某，并允许郭某使用房屋到合同期满。在买卖成交及产权转移过程中，郭某均表示不买，且村委会多次征求过意见，郭某均表示不买。故郭某现提出房屋优先购买权没有道理，不应支持。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上述事实属实。「问题提出」对于本案可从不同角度进行法律分析，在此结合此案说明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合同法基本精神的体现，是合同法的指导原则。「法律依据」《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相关法条）《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案情分析及处理结果」对于本案，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原告对被告出卖的出租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是，从案情看，在被告向原告两次作出卖房提议时，原告均作出了否定的意思表示。至于价格低于原先与原告商议的3万元，是因为张某的得到的用电权较少。在被告与张某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时，原告也未提出异议。而且原告还从张某处得到了补偿，从被告处取回了预付租费，因此原告得行为表明其已放弃了作为承租人而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在张某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进行了维修以后，原告又对其所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被告将房屋卖给他，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告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存在的问题」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对于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存在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原告对被告出卖的出租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从本案情况来看，被告在以低于与原告事先商定的价格将房屋卖给第三人，未在同等条件下让原告行使优先购买权，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应判决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第二种意见认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原告的确享有优先购买房屋的权利。但是，原告在本案中实际上通过作出拒绝购买的意思表示，并且与第三人达成补偿协议，从被告处取得预付租费等行为表明其已放弃优先购买权。可以说，原告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被告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原告在以自己的行为放弃自己的权利之后又要求对其权利进行保护，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学者们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当事人在市场活动中应讲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因此其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但是，应当认识到，诚实信用原则基于作为合同法甚至民法基本原则的属性，其外延将随着社会变迁而相应发生变化。我国《合同法》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合同法》第 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按照合同法的要求，要求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履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本着诚实信用的态度。法官在处理合同纠纷时，也要以诚实信用为最高指导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以及裁判违约责任。具体说来：（1）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地确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进行欺诈、胁迫；双方当事人不假借订立合同进行恶意磋商，企图通过损害第三方或集体、国家的利益而获利；双方当事人不得借订立合同企图规避或违反国家法律和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2）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时通告、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获悉的对方当事人的有关商业秘密、技术资料等负有保密义务等等。（3）在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些被称为后契约义务。（4）在合同的解释方面，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必须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使其能维持公平正义。此系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解释上的功能。（5）在法官裁判违约责任时，须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从公平的角度确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均衡之利益，从而使破坏这一均衡状态的一方承担应有的责任。但是应当认识到，虽然诚实信用原则已成为包括合同法在内民法领域的最高准则，但遍观各国民商法，均无直接规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这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内涵广泛的弹性条款，法官拥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去决定当事人是否违反了这一原则以及应承担的相应责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合同法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不构成违约行为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违约的概念应当区分为两种：—种是狭义的违约概念，只有在违反合同所明确规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才构成违约；另一种是广义的违约概念，它是指合同当事人违反各种合同义务的行为。这种义务既包括合同规定的义务，也包括依法令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主要是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原则的性质实质上是从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定，转变为当事人不得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当事人不得援引可由法庭依职权适用的强制性规定。合同约定条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为无效。当事人履行合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使对方遭受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仲裁和诉讼中，纵然当事人未主动援引诚实信用原则的，仲裁庭或法庭也应依职权主动予以适用。究其本质，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定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解和道德调解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官因而享有较大的公平裁量权，能够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⑧ 哪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构成缔约的过失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在订立合同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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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员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可否解除劳动合同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法中的体现——从一个案例入手
司法实践中，与诚信相关的解雇理由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过程中。因此，司法机关在判断解雇是否合法时通常需结合义务人在劳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的诚信义务来审查。本文着重探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劳动者的诚信义务问题。关于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诚信义务，在《劳动合同法》中具体体现为第二十六条及第三十九条第五款。《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主要规定了违背诚信原则导致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第三十九条第五款则进一步明确了符合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违背诚信原则行为的，用人单位可以行使即时解除权。那么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劳动者到底负有怎样的诚信义务，怎样违反诚信的行为才会导致解雇呢？下面笔者想从一个简单的案例1深入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劳动者唐某于2008年1月应聘进入某机械公司苏州办事处从事专业设备销售服务工作，并根据招聘要求提交了毕业于某大学材料工程系的学历证明复印件。公司与其签订了至2010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入职后，唐某签署《任职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作为公司员工，特作如下承诺：……本人以往提供给公司的个人材料均是真实有效的，如有做假，愿意无条件被解除合同……” 该公司《员工手册》亦规定：“员工有下列任一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情况的，公司将予以解雇，且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2)、以欺骗手段虚报专业资格或其他各项履历……。”唐某在入职后数次填写的员工登记表中履历部分均填写为某大学材料工程系的学历。2009年2月唐某所在办事处负责人调离。因有人举报，公司人事部门在审查该负责人移交的材料时发现唐某学历资料存疑，经与该院校核实，并无唐某学历信息，其提供的学历证书复印件系伪造。公司遂以唐某求职时学历造假存在欺诈行为及虚报履历违反公司规章为由，与唐某解除劳动关系。唐某不服，认为办事处负责人早已知道其学历不真实，其不存在欺诈，且学历要求并非岗位必须，其能力是胜任该工作的。故认为公司与解除劳动关系违法，要求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委员会裁决认为唐某欺诈行为成立，对其要求公司支付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请求未予支持。唐某不服裁决，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对唐某入职时的学历用人单位未尽审查义务，办事处负责人在事先已知唐某学历造假应视为公司已经知道，唐某欺诈之说不成立，故判决支持唐某诉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认为员工聘用系公司人事部门负责，唐某原所在办事处负责人从未向公司汇报过已知唐某学历造假之事，且在事发前不久填写的履历表中唐某仍填写了虚假学历，其欺骗公司的行为存在主观故意。而公司未尽审查义务不是免除唐某欺诈行为后果的理由，故要求判令不支付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二审法院审理后，撤销了原审判决，改判公司无须支付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
这个案件，三次裁判得出了两个不同结果。处理结果的一波三折说明对签订合同过程中不诚信引发的解雇纠纷在司法审查有在很大的分歧，涉及对如实说明义务范围的界定、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行为的性质认定及对雇主行使解雇权的影响。后文中，笔者就这些问题深入地进行剖析。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立法比较
(一)国外立法对雇员如实告知义务之规定
劳动关系是需要劳动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互相协作，在遇到问题时相互理解、帮助解决才能在既定期限内存续和顺利实现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顺利实现依赖于双方一定程度的了解、信任。在建立劳动关系前尽必要的告知与注意义务，促使合同得以善意地成立，并得以全面履行，从而最终实现双方当事人对合同预期的目的。因此，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确保双方知情权，保障劳动合同切实履行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诚信原则在劳动合同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我国劳动立法实践短，经验不足，比较分析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的内涵和界定悖信行为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使诚信原则在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中发挥真正的作用，是非常有益的。
对于雇员的告知义务各国亦有相应规定。法国劳动法确立了职业自由原则。职业自由包括营业自由和劳动自由。招聘自由是营业自由的具体体现，而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法国劳动法对招聘自由设置最大的限制就是平等原则，即禁止招聘中的歧视行为。同时出于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企业招聘中收集信息也要遵守两项原则(法律卷第1221-6条)，一是“目的性原则”,即收集的信息资料等不论形式如何，只能用来评价应聘人员此时应聘岗位的工作能力；二是“适当原则”，即这些信息必须和应聘工作岗位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2
同时，还它规定了禁止收集民族、社会出身、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工会入会情况、应聘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妇女是否怀孕等具体个人信息。德国劳动法认为，在雇佣初期，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准备关系就像一个先合同信任关系，在双方之间产生带有劳动法特点的特定义务。雇员必须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在劳动合同中，对未来劳动关系中与劳动给付义务的履行相关联的有实质意义的所有情况进行真实的陈述公开。对与劳动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意义的一些事实，但获知这些事实对雇主存在合法利益的，求职者也应当主动告知。至于宗教信仰、党派属性,雇主原则上不允许提问，除非其应聘的是教会的职位或是在政治党派中担任领导职位。如在招收出纳员岗位时对财务犯罪前科的提问，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正当的实质性理由和必要性，这种提问便认为是合法的3 。而《日本劳动标准法》则规定，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雇主必须把工资、工作时间、其他劳动条件当面向劳动者说明。对于工资事项必须根据命令所规定的方法予以说明。根据前项规定所当面说明的劳动条件如与事实不符，工人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而雇员对个人经历的虚假陈述则属于“归因于雇员的原因”，亦属于解雇合法的合理原因。
(二)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如实告知义务之规定
在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前，我国劳动力的流动远没有如今那么频繁，员工入职和调动有着繁复的手续和审查过程，企业对员工的学习背景、工作经历、工作能力都比较熟悉，内部劳动用工关系相对稳定，员工相关信息是否需主动告知并不那么重要。同时，由于固定用工制度的存在，员工往往是属于被选择的一方，对于将从事何种工作，有何种职业风险并无发言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服从组织分配”。因此，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知情权是被完全排除的。但随着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方和劳动者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人口流动也愈加频繁，人与人、人与企业之间因地域而产生的自然的熟悉感不复存在。2008年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首次将如实告知义务写入了法律。该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上述条款包括了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各自负有的如实告知义务。用人单位的如实告知义务重在平衡双方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对等，而劳动者的如实告知义务则主要出于保障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及合同目的顺利实现的考虑。
三、劳动者如实告知义务之范围界定
从国外立法不难看出，对于雇员在应聘时应尽如实告知义务，各国基本持肯定态度，但对于劳动者告知义务的范围，即哪些情况应当如实告知，规定各有不同。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的告知义务简单表述为“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该表述非常原则。现实生活中对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诚实告知的事项范围产生了不同理解，由此引发的悖诚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及被解雇的法律后果的不同判断。比如学历、婚育状况是否属于告知义务，未如实告知将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在司法实务界就存在不同观点，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类似问题的处理结果亦迥然不同。对此，笔者以为，对于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劳动者告知义务的范围界定，《劳动合同法》的表述虽然原则，但其理解和把握还是有迹可循的。劳动合同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诚信原则作为这种调整特殊法律关系时的一项指导原则，应当考虑劳动法的特点。对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的把握，笔者以为采用德国劳动法的观点更为科学。将劳动者如实告知的事项分为与劳动给付义务的履行相关联的有实质意义的所有情况以及对雇主存在合法利益的其他情况。与劳动合同履行有实质意义的情况，通常可以包括劳动者个人身份信息资料、能一定程度反映劳动者工作能力、技术熟练程度的工作履历、原单位的推荐信函、特殊岗位必须具备的资格证书或身体健康资料等，如工厂招用电工就需要其持有电工上岗资格证，饭店招用厨师需要应聘者持有个人卫生许可证、一些有毒有害的特殊岗位的招工，需要告知是否存在该岗位禁忌的疾病等。
前述案例中涉及的是应聘时提供虚假学历证书的问题。这类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发生。学历是否是与劳动给付义务的履行相关联的有实质意义的而必须如实告知的事项呢？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学历不能代表能力，文凭不能代表水平”，对学历虚假陈述对劳动合同的履行不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案当事人唐某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而持肯定观点的则认为学历虽然不能完全代替能力，在没有实际聘用的情况下，学历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应聘者的教育背景，是对其是否能胜任岗位需要的判断依据之一，其属于劳动合同履行有实质意义的情况。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学历与履历通常是用人单位甄别和选择劳动者，判断合同目的能否达成的重要指标，是双方合意的基础条件之一，无疑属于劳动者如实告知义务的重要告知事项。用人单位明示要求，劳动者应当主动告知。在劳动用工领域，对劳动者缔约过程中违背诚信的行为多停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而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惩戒的寥寥。而对用人单位行使解雇权合法性的严格审查，也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背景调查，签署承诺书等手段来应对，不仅大大增加了用工成本，亦导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互信、合作的基础荡然无存，对劳动用工秩序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伪造学历的方式获得就业机会，对于笃守诚信的其他应聘者而言也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因此，笔者以为，从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诚信机制建设的角度出发，在司法裁判中对学历、履历是否与劳动合同履行有实质意义应做肯定的理解。
四、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行为的性质认定及对解雇权之影响
司法实务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违背诚信的行为而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的，通常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五款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即签订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合同无效的，用人单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何种有悖诚信的行为将导致合同无效是此类解雇纠纷合法性审查的关键。对此，理论与司法实务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笔者以为，此类解雇纠纷的合法性审查中对诚信原则的把握应当结合劳动合同的特殊性来综合评判。
合同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结果。合同只有在不与立法目的相抵触时才受法律保护，即合同依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要素时，法律会视情做否定性的评判，即不让合同有效。按照信赖责任的理论，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的效力根源在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某种信赖并据此作出准备或安排，进入所谓的“法律状态”；行为人违反法律行为设定义务并给相对人造成损失或“信赖损失”时，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公平原则或保护交易安全原则承担责任，而法律行为的效力正是指违反自己意思表示造成他人损失时应承担责任的必要性。4 劳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合同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影响了他们的自由选择。劳动者必须在雇主“招聘”的前提下才能有缔约的机会，劳动力资源的丰富、层出不穷的劳动替代工具，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局限，这些都使得劳动者对于交换的需求远比雇主急迫，所以雇主才真正享有话语权。 而正是由于在劳动力供求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使得双方在劳动合同磋商过程中的谈判地位也出现了差异。作为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而言，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是其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劳动合同效力的评价对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运用诚信原则对合同效力进行评判时必须考虑到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即从属性。
(一)与劳动合同履行存在实质性意义事项的不诚信行为是法律规制的对象
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良性竞争加以推动，而企业保持其竞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确保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并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而《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设定劳动者如实告知的义务，目的亦是为了确保劳动合同目的的实现。对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不诚信行为进行规制也应出于此目的。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基于应聘者的陈述，对其工作能力、创造能力产生了一定的预期，并在此基础上与对方就岗位、薪酬甚至合同期限进行协商达成合意。双方劳动合同的建立是基于用人单位岗位的需要以及劳动者符合岗位条件的陈述具有一致性。而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工作经历、学历、特殊岗位的职业资格等与劳动合同履行直接相关的事项所作的虚假陈述，会误导用人单位做出错误判断，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基于此种虚假意思表示而产生的合意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此类与劳动合同履行有实质性意义的事项，劳动者必须如实陈述，一旦发现劳动者违反诚信做出了虚假陈述，用人单位就有权以违反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
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婚育状况做不实陈述的性质认定及其对解雇合法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企业在录用女职工时均要求填写婚育状况，其中不乏借如实告知为名，行就业歧视之实。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司法实务界出现过迥然不同的裁判。笔者以为，权利的行使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就构成了滥用权利。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该考虑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设立诚信原则的目的，而不能仅仅强调用人单位的知情权。妇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谋得职业，通过劳动获取报酬，并参与社会工作是宪法赋予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招用劳动者的过程中禁止性别歧视，这是各国劳动立法通行的惯例。我国的劳动法亦明确规定，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婚姻、生育状况通常与劳动合同的履行没有必然的关系，属于个人隐私探究。对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对婚育状况做不实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的，一旦认定解雇合法，则无疑助长了用人单位规避法律、借诚信为名，行就业歧视之实的行为。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合同谈判地位严重不对等的状况下，将弱势一方因就业压力被迫对与劳动合同履行无直接关联的事项所作的不实陈述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与劳动立法目的相悖，显然不可取。
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贯彻诚信原则，目的还在于实现劳资双方谈判能力的平衡，保障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和集体谈判权。从《劳动合同法》规定来看，劳动者告知义务的范围，不仅仅涉及与劳动合同履行相关联的实质意义事项，还包括与用人单位存在合法利益的个人信息。如：劳动者的联系地址，系企业在履行相关通知义务时需要知晓的事项，信息错误，可能给企业带来一定损失；劳动者主张的未及时退工损失、未提前通知解除的待通金等；家庭信息、连续工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到企业应给予劳动者享受的法定待遇，包括探亲假、年休假等的享受，信息错误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带来不必要损失，如应休未休年休假的二倍补偿等。此类信息与劳动合同目的的达成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不是与劳动合同履行相关联的实质意义的事项。因上述事项的虚假陈述而认定合同无效，对劳动者亦过于苛刻，与《劳动合同法》立法目的相悖，亦不利于劳动用工秩序的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此类不诚信行为的放任。其虽对合同目的达成无实质影响，但确实影响到企业合法利益的。由此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的，劳动者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二)劳动合同签订中的虚假陈述构成欺诈是雇主行使解雇权的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的，劳动合同无效。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劳动者的如实说明义务与合同法上的欺诈制度紧密相连，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英美法系国家在合同法的阐述中将虚假陈述分为四类，即非恶意虚假陈述、欺诈性虚假陈述、疏忽性虚假陈述以及隐瞒事实。其中，欺诈性的虚假陈述是必将导致合同被最终认定为无效的行为，而构成欺诈性虚假陈述需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造成根本性错误；第二，当事人因为相信了欺诈性的虚假陈述而订立合同；第三，受了欺诈性虚假陈述的一方主体有能力恢复原状并接受返还。5 对于欺诈行为的定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则做了明确。所谓欺诈，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据此可知，欺诈的重要认定标准之一是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即当事人存在主观故意；二是相对人基于行为人的行为陷入认识错误，从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即虚假陈述的故意与合同的订立有内在的联系。劳动者的如实告知义务系法律为增进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相互了解，以便双方顺利履行劳动合同，减少劳资纠纷而设立的法定义务。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遵守和履行。但只有当其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存在欺诈之时，才可能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回到前面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唐某对自己的学历情况是明知的，持有伪造的学历证书前去应聘亦为故意，目的是为获得具有相应职位要求的岗位。而正因其上述不诚信行为，使用人单位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而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唐某的上述行为完全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⑩ 找一个有关合同法的案例,并写出自己的感受

2003年，房地产开发商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向中行平果支行申请“平果铝含笑小区”公寓楼按揭贷款支持。经协商一致，2004年1月16日双方签订了《楼宇按揭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中行平果支行向符合贷款条件的“平果铝含笑小区”公寓楼购房人提供按揭贷款支持；双方同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确定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该楼盘的购房人向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04年3月31日，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黄某签订了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持虚假的首期付款收据及收入证明等相关证件，与黄某到中行平果支行办理按揭贷款手续。当日，中行平果支行与黄某签订了《楼宇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85000元，借款期限为15年，月利率为4.2‰，还款方式为：按月均等额还贷款本息。同日，中行平果支行依合同约定将85000元转入“平果铝含笑小区”的开发商户头上。此后，中行平果支行从黄某在该行的活期普通存折中逐月扣划应归还和支付的贷款本息。抵押物已在平果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了在建工程贷款抵押登记手续，明确了抵押权人为中行平果支行。截至2006年4月30日止，黄某尚欠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本金76808.30元及利息643.19元。2005年7月4日平果县人民法院以（2005）平民保字第252-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上述抵押物（平果铝含笑区8-603号房）。中行平果支行由此得知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黄某之间签订的是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遂引发纠纷，中行平果支行诉至平果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黄某偿还借款本金76808.30元及利息；2、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3、中行平果支行对“平果铝含笑小区”8栋603号房享有优先受偿权。

[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套取中行平果支行的按揭贷款，与黄某恶意串通，持虚假的购房合同和相关资料与中行平果支行签订《楼宇抵押借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二）项的规定，该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黄某与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是共同侵权人，对返还贷款本金及赔偿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因此，对中行平果支行要求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由黄某、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返还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本金76808.46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二、黄某、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中行平果支行要求对“平果铝含笑住宅小区”8栋603号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

中行平果支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其与黄某签订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黄某答辩称：本案贷款是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使用，用以抵押的房屋也是属于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其不是借款人，不应由其偿还贷款。

平果县房产开发公司答辩称：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主动审查当事人行为的效力，如是合同纠纷就要审查合同是否有效，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影响。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主合同无效，必然导致从合同无效。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黄某以欺诈手段与中行平果支行签订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属可撤销合同，享有合同撤销权的是受欺诈方中行平果支行，该行在知道撤销事由后并未主张撤销权，因此《楼宇抵押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担保合同的设立亦是担保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办理抵押登记，因此担保合同亦属有效合同。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当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判；二、解除中行平果支行与黄某签订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三、由黄某向中行平果支行偿还借款本金76808.46元及该款利息；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黄某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三项付款义务的，上诉人中行平果支行可以与抵押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以座落于平果铝业公司外招宾馆旁含笑住宅小区第八栋603号的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被上诉人黄某、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连带清偿。

[评析]

1、本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合同。

一、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分歧在于本案主合同属无效合同还是可撤销合同，而认定主合同有效与否，对债权人担保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即认定主合同有效，除非担保合同本身存在瑕疵，则担保合同也应认定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而在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从合同也应认定无效，担保方不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方有过错的，其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且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被上诉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开发“平果铝含笑小区”公寓楼项目过程中，为套取上诉人中行平果支行的楼宇按揭贷款，与黄某协商签订了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伪造黄某的个人资信证明等相关资料，以黄某的名义向上诉人申请按揭贷款，经上诉人审查同意后，上诉人与黄某签订了《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合同订立当日，上诉人依约发放了贷款，但该贷款并没有由黄某用于按揭购房，而是由被上诉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使用。因此，黄某与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恶意串通，对上诉人中行平果支行构成欺诈，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与黄某签订了《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因此，被上诉人平果县房产开发公司和黄某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上诉人中行平果支行的利益。对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为无效合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方为无效合同，否则为可撤销合同。根据后法优于前法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因存在欺诈行为而属于可撤销合同，享有合同撤销权的主体是合同相对方中行平果支行，非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不主动认定合同无效。本案中，上诉人在知道撤销事由后并没有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而是主张合同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的撤销权消灭，因此，本案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主张本案《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因损害国家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利益，特指当事人签订具体合同时所损害的具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泛指包括统治秩序在内的国家整体利益。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行为侵害的是上诉人的财产权益，而非国家利益，被上诉人的辩解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有悖立法精神，其主张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