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237

1. 合同法 242条 250条

不矛盾。
《合同法》第~250条，是有关融资租赁合同。
第242条表明，在融资租赁过程中，在租赁期限届满之前，出租人始终对租赁物拥有所有权。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向承租人转移的是租赁物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而不是所有权。出租人的所有权可以对抗包括承租人在内的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对抗承租人的其他债权人和承租人破产时的破产清算人。因此，承租人破产时，租赁物不列入承租人的破产财产，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第250条表明，双方可以就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届满后的所有权问题作出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所有权则属于出租人。
融资租赁合同不同于普通的租赁合同，它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选择出资购买租赁物，一般情况下是由于A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找了B去购买他所需的物品，B将其购得的物品再出租给A。那么B作为买受人从购买行为中取得了物品的所有权，作为出租人通过转移租赁物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取得租金获利。而A作为承租人，虽然不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只花了较少的钱就对租赁物进行了占有、使用、收益。
而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可选择留购、续租或退租。这三种租赁物的处理方式中，出租人更愿意选择留购这一处理方式。留购是指租期届满，承租人支付给出租人一笔双方商定的设备残值(名义货价)，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因为一开始租赁物本身就是根据承租人所需购买的，出租人关心的是如何收回其投入以及盈利，而对租赁物的使用价值没有多大兴趣，所以大多数融资租赁交易均把承租人留购租赁物作为交易的必要条件，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所有权归承租人所有。当然，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所有权自然仍在出租人手中。

2. 合同法237条是什么法律关系

第二百三十七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是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3. 什么样的合同属于涉他合同

涉他合同即是与合同外的第三人相关联的合同。依此推论，则涉他合同既包括合同效力的渉他性，又包括合同主体的渉他性。前者指合同为第三人设定了权利义务，典型者如保险合同。后者则仅指合同的履行中有第三人介入，第三人并未因介入合同而获得独立与合同当事人的新的权利义务，典型者如合同转让。因后者与当事人权利义务无渉，故学人鲜作专题研究，以致众多学者和习作人在探讨涉他合同或者渉他契约时把后者直接从相关概念中剔除出来，而仅指前者。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者郑玉波先生即认为 “涉他契约为其内容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包括两种情形：其一，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使第三人向另一方为一定给付，此谓‘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其二，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第三人为一定给付，此谓‘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2）大陆学者尹田教授等人也采此一见解。即便是将涉他合同翻译为Contract Related with A Third Person的冉昊亦采同样观念。为论述方便，下文所述若无特别说明均随通说，特指合同效力的渉他性。本文将从涉他合同的历史沿革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来论述我国合同法关于涉他合同的立法规定及立法展望。

一、历史沿革

台湾学者通常将涉他合同分为“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和 “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而大陆学者则将后者称作利他合同或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为给付，第三人由此取得直接给付请求权的合同。（3）而对前者大陆学者多以负担合同言之。英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合同第三人法案【contracts （Right of Third Psrties）Act】则可称作利他合同概念法典化运动的产物了，其比中文利他合同概念更精准地表述出此类合同的法律特征。国外关于利他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相对较早。罗马法即对合同相对性规则进行了突破，即“向第三人给付并不为债权人带来利益……当缔约人与履约人有利害关系时，更准确地说当向第三人给付是一种本来就应由缔约人履行的给付，因而完全可以说后者实质上是在为自己缔约时，为第三人的利益缔约是有效的”（4）但罗马法仅在少数例外情况下（如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为照顾被转让物的承租人而达成的协议；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受赠与人约定，由后者在一定时间后向某个第三人返还物品的协议等）才承认第三人有诉权（5）。作为继受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多在其民法典中对利他合同制度予以确认。《法国民法典》第1121条规定：人们为自己与他人订立契约或对他人赠与财产时，亦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订立条款，作为该契约或赠与的条件，如第三人声明愿享受此条款的利益时，为第三人订立契约的人不得予以取消。德国民法改变了法国民法的作法，将第三人利益条款予以独立化。《德国民法典》于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第二章“因合同而产生的债的关系”中专设一节（第3节）详细规定了“第三人履行给付的约定”，从而建立了完备的利他合同制度。该法第328条规定：“当事人得以契约订立向第三人为给付，并使第三人有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关于利他合同有效的理由，在德国民法上甚有争议，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承诺说，即当事人共同为要约，第三人对之为承诺；二是代理说，即依无权代理之关系，说明第三人取得权利的理由；三是传来说，即以第三人系受受约人权利的让与；四是直接取得说，即第三人因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而直接取得权利。第三人为何直接取得权利，有谓为对于第三人的单独行为；有谓合同行为；有谓为契约得为对于当事人以外之人发生有利益之法律效力，此为契约说，为今日之通说。（6）此外《日本民法典》第537条、《瑞士债法典》第111、112条、《俄罗斯民法典》第140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68至270条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在英国法中，并没有承认利他合同的一般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利他合同的效力受到广泛的重视，并以判例的形式得到确认。在立法上，199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委员会提出《合同法〈第三人保护〉》的议案草案，并于1999年在英国议会通过，利他合同获得了立法上的依据。其理论依据为“法定允诺说”，即通过法律拟制来认可（被允诺人）债权人之外的第三人也享有诉权。

在美国法中，纽约上诉法院在1859年劳伦斯诉福克斯一案中即已承认第三人诉权，并在以后的波尔诉比尔、塞瓦诉兰萨姆等案例中得到进一步确认。1932年的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和1980年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利他合同制度加以完善和发展，扩大了受益第三人的范围，使利他合同得以在更广的范围上予以适用。（7）

可见，不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涉他合同的效力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二、我国合同法总则是否规定了涉他合同

新的合同法出台后，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的规定即是涉他合同立法条款。甚至一些参加合同法立法的学者亦持此见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总则）》的作者们认为“本条（第64条）规定的是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一些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已有规定，但《民法通则》及被废止的三个合同法均无规定，我们是第一次在法律中加以确认。”且 “由于合同当事人已经约定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即第三人有直接向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权利。”（8）然而依较权威理论，向第三人给付之合同的法律特征有：（1）合同约定受领给付的第三人一般不受行为能力的限制；（2）合同使第三人对于债务人取得直接请求给付之债权；（3）债权人同时享有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之权利。（9）合同法第64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按其字面意思并采反对解释，则第三人在债务人未向其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无权向债务人主张违约责任。而事实上该条说违约责任其实就是合同责任，而非仅指违约金责任，该条显然不符合上述第二个特征。故合同法第64条并不是涉他合同中的向第三人给付之合同。

合同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条符合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的法律特征。但因与国外或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有所区别。如法国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但当事人可以接受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的约束，如第三人拒绝为该行为时，约定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之人，应负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当事人就第三人接受合同条件作出担保，称为担保允诺。台湾民法典规定的“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得对债务人产生“使第三人给付”之义务；而我国新合同法所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情形，对债务人不能产生前述相同之义务，而只能产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违约责任。可见，合同法第65条规定仍缺乏必要的渉他性，对第三人无任何法律拘束力。

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分别规定了代位权、撤销权的合同保全制度。因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债的保全也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10)。在本合同，主债权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向次债务人行使求偿，其间存在两个合同关系，一是主债权人同次债权人的合同，二是次债权人同债务人的合同，就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赋予主债权人法定的权利，就是代位权和撤消权去保护自己权利，这个法定的行为就是利他合同的根据，但没有次债务人同债务人设立合同的行为，仍不能称之为利他合同。况且债权人行使合同保全行为仅是其本合同权利的扩张而非增加，故并非涉他合同。
正如上文界定涉他和同概念时指出的那样，合同转让也只是当事人的更替或增加，并不曾单向地为新介入合同的当事人增减权利义务，需要新介入者的同意，也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涉他合同。

综上，合同法总则并无涉他和同的规定。

三、我国合同法分则规定了哪些涉他合同

合同法分则究竟规定了哪些涉他的有名合同，笔者拟作简要分析。

1、买卖合同、公用电、水、气、热力合同及赠与合同原则上均不存在渉他性，通常不可能成为涉他合同。然而依德国法中“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理论，这些合同及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均可能是涉他合同。但就我国的合同法立法及其他相关立法，此类纠纷通常均是依侵权规则进行诉讼的。且由于仅侵权诉讼可得主张精神抚慰金，故选择合同之诉不仅面临立法瓶颈，而且从赔偿的利益得失而言，也非上策。就此而言，涉他合同在这些合同领域勃兴的可能性较小。

2、借款合同原则上也无渉他性，但与借款合同联系最为紧密的担保合同却会给其增添几分渉他性色彩。担保合同设立的目的在第一债务人，也就是主债务人不承担清偿责任时，由担保人来承担，此合同的设立也是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但担保人的担保义务的产生显然不是来源于主合同，而是从合同本身，故无论主合同还是担保合同均不是涉他合同。

3、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有 “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以致不少人误以为租赁合同是涉他合同，因为该租赁合同为合同签订后的房屋购买人设定了不得擅自解除租赁合同的义务。这实际上是赋予租赁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适应当今债权物权化的趋势。那么此租赁合同是否为利他合同的一种呢？笔者以为，此种合同虽然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但不是利他合同，因为不破租赁义务的产生与其说是基于租赁合同，毋宁说是合同标的物房屋本身所负担的权利瑕疵。这突出表现为租赁合同中仅房屋租赁合同有此种特别规则。

融资租赁合同依据合同法第237条、第239条的规定似乎是两个合同的简单拼凑，但依第240条的规定则融资租赁合同即只是一个合同，如此理论，则融资租赁合同仅是一个涉及三方当事人的单一合同，根本无渉他性可言。

4、承揽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都规定承揽人可将非主体工程交由第三人完成，只是后者强调必须征得发包人的同意。合同法虽不曾明确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但却明确了发包人的直接请求权，当属涉他合同。

5、运输合同中的非签约承运人依合同法第313条规定显然属于涉他合同。我国合同法关于多式联运合同规定似乎无渉他性，但很明显多式联运合同的收货人可直接向最后的承运人主张权利。就此而言，多式联运合同显然是涉他合同。但由于合同法第321条的规定，这一结论似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6、技术合同涉及第三者主要情形似乎都可以依侵权规则处理，适用涉他合同的可能性较小，笔者认为技术合同不可能成为涉他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涉及的主要是代理的法律关系，原则上无涉他性。但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则具有明显的涉他性，系委托合同中典型的涉他和同。行纪合同中有争议的可能是合同法第418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且行纪人补偿其差额的，该买卖合同对委托人发生效力。就此而言，行纪合同似乎系涉他和同。但因此处合同涉他性却与上述合同的涉他性的方向相反，实则系买卖合同所发散的涉他性，而非行纪合同产生的涉他性，故行纪合同无涉他性。“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据此居间合同的第三方支付居间人报酬的负担即为居间合同的涉他效力，故提供媒介服务的居间合同系涉他和同。

（1） 参见冉昊《论涉他合同》，载于中国法学网www.iolaw.org.cn “学者专栏”。
（2） 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P388，（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
（3） 参见周菊《试析第三人利益合同》，载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16卷第3期P48。
（4）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P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 同（3）。
（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P61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参见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P155，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8）参见肖峋、魏耀荣、郑淑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总则）》P237－239。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9）参见 尹田《论涉他契约——兼评我国新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之规定》，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P40-43。
(10) 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修订版第三辑P411，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 为什么不允许银行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作者：沙泉 中国的融资租赁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目的就是利用外资，从成立租赁公司第一天起，就允许银行参股融资租赁公司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所谓的银行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是外资银行入股融资租赁公司，为了学习外国经验和“陪绑”中国内资银行也参与了经营。80年代中期，银行就以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独资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什么到后来中国又不允许境内银行参股经营融资租赁，银行本身也不允许经营融资租赁业务？国外许多银行也要退出中国融资租赁业？ 融资租赁是贸易与金融结合的产业。按照社会分工，掌握社会资金的人不能做贸易，因为有钱不能胡作非为。同理做贸易的人不能经营资金。因此即使是银行直接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也要成立一个融资租赁公司和银行剥离法律关系。这就是当时的分业经营概念。但是后来的经验证明当时的做法是不成功的。 当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系的年代，对融资租赁的认识并不深刻，主要是急需国外的资金，又不想让外资银行进来，就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变相从国外贷款。外资银行认为融资租赁是突破中国金融管制的一个契机，是个前站哨，可以探听中国金融改革动向的虚实。一旦成熟就以银行的身份正式进入中国。为此他们拉中国的银行一起入股，还不让中国的银行占控股地位。租赁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外资银行的股东贷款，融资租赁的业务主要是从事转贷银行业务。 利用国家信用，谁都不负责任，遇到改革变故，都说他人原因。 外资银行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以为中国是个强权国家，对政府比较信任。而当时的企业几乎没有私人企业和民营经济，只要政府给担保，要多少钱给多少钱。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反应开始出现，一些“国家的企业”开始没有能力还钱，当出资人凭借担保找到政府时，政府才知道企业融资应该和政府分离。86年中国突然取消政府担保，已有的担保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意义，让外资企业措手不及。中国是个转轨国家，许多旧体制随时都会发生变化。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当时都没有认识到这点。 尽管后来向中央政府反映得到一些补偿，但对今后的经营产生很大的影响——外资银行也要按照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律承担放款风险。由于大部分外资企业不了解中国，加上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恶化，融资租赁开始全行业崩溃。鉴于债权的原因，这些外资银行想干干不了，想跑跑不成。 中资银行独资经营的融资租赁更加热闹。银行一旦放开做贸易，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许多不负责任的项目只要能出国、能拿好处，你不需要租赁我都来告诉你如何使用融资租赁，反正也不需要你出钱。这种做法约半年时间就被叫停。信托投资业务从银行分离。已经入股租赁公司的银行也撤不出来，外资租赁公司主要外国银行出资银行和租赁的关系就暂时凝结到这里。 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机构实行彻底的分业经营，银行要撤出租赁公司。能撤的银行都撤了，没有撤的银行不是不想撤，还想干，而是债权太大撤不了。加上众多融资租赁公司拖欠银行的资金，有钱没钱都以各种理由不还贷款，从此银行谈“租”色变。 混沌的融资租赁业，发生了许多让人不理解的事情。其实是体制问题，不管是出资人、出租人还是承租人对资金的使用都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所造成的。 当租赁公司和银行一同参加承租企业破产清算时，当法院宣布租赁物件不作为破产资产时，宣布破产清算结束，银行和租赁公司得到的是一张偿债率为“0”的法院判决书时，银行愕然。同样是贷款行为，叫法不同，一个全损，一个保全租赁资产。 当租赁公司带着法院执行机构到银行查封承租企业帐户时，银行以“为储户保密”为由拒绝法院执行。租赁公司愕然，难道租赁公司的钱不是从银行贷款的吗？当银行抱怨租赁公司不还钱时，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 租赁公司尽管没有资金来源，但通过催债也收回一些资金。这部分资金没有还给银行，却用来经营高风险和租赁无关的项目。反正不是自己的资金，用别人的钱“玩”，真爽。真正受损害是银行，银行的资金又来源于民众，损失最终转嫁给民众。融资租赁公司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圈钱”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和银行的怪异关系导致资金来源被切断，融资租赁业走入崩溃的边缘。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银行商业化，租赁的法律法规基本健全。融资租赁公司经过火的洗礼，股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营资本的介入，解决了租赁公司历史遗留的问题，融资租赁业又开始复甦，银行又重新审视融资租赁。 首先银行的商业化带来放款责任化，银行不会随意，有个人目的地去放款。其次通过融资租赁放款可以达到抵押贷款不可相比的好处。一是借款放得不到资金，不会乱用资金；二是租赁的利率是市场化利率，不受金融监管；三是租赁物件不参与破产，不会全损；四是做法灵活，风险降低；五是规避了一些政策限制。将一些好项目和次好项目通过融资租赁，开拓了新的放款渠道，降低存差过大的风险，解决惜贷问题。租赁公司现在和银行又是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银行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租赁公司收回租金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欠着不还，去经营其他高风险项目去。这是目前金融监管部门没有监管，也无力监管的问题。与其那钱让租赁公司玩，银行为什么自己不能经营呢？ 于是银行就开始疑问。既然说融资租赁业务是金融业务，为什么不让银行经营！为什么还需要经过租赁公司转贷增加银行风险和用户的成本，为什么不给银行一个安全的资金出路。于是业内开始呼吁对银行开放融资租赁业务。 其实，不管现在开放还是不开放，人大已经给融资租赁立法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融资租赁在5年（立法周期）以内，肯定要全面开放。银行业早晚要享受到直接开展融资租赁的权利。只不过这5年的时间对于银行的发展不是太过于漫长了吗？ 现在谈论最多的是金融的混业问题。租赁业并不是金融业（国家已经有明确的产业分类），谈不上什么金融混业经营。融资租赁不过是一种交易方式，银行使用这种交易方式比传统的设备贷款更安全。 目前我国金融领域最大的风险是结构风险。即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相差太悬殊。在发达国家一般在6：4，我国2003年底的统计数据是97.8:2.2，还不如一般发展中国家。这种结构的不合理，把投资风险都押在银行和政府身上的做法应该结束了。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权、责、利相统一的运行机制,彻底改变以往有人决策、有人投资而无人对投资后果负责的做法。 融资租赁是银行开展直接融资的最好载体。目前信托投资公司把信托资金和融资租赁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收益。银行也可以把理财和融资租赁项目结合起来。既提高了出资人的收益，承担了投资环节的风险，改善银行存差过大的间接融资结构。于民、于银行、于国家都有好处，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监管部门唯一担心的就是银行以控制融资租赁交易中的贸易活动为目的，自由提供资金。实际上我国的法律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合同法》237条）”和“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合同法》244条）。”融资租赁交易中终究需要由承租人承担偿还责任，他们不会把这个权利交给银行，银行干预了承租人有权拒绝支付租金。 另一个问题就是融资租赁的品种问题。融资租赁是知识经济，没有专门的人才和机构运作，一般是不容易的。因此银行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应该限定在简单融资租赁的范畴，因为它的运作方式和设备贷款差别不大，只不过多一个设备所有权的名义转移问题。银行不能像专业租赁公司那样还允许翻许多的花样经营，那样容易逃脱监管。 融资租赁是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信用流结合的产物，银行只有资金优势，没有物资优势（企业股东除外）因此融资租赁业务最好限定在设备租赁的范畴。并且选择设备二手市场比较成熟的项目。有了物资的退出机制，银行开展融资租赁大胆地往前走把。

5. 融资租赁的承租人可以出卖租赁物吗

原则上不可以。合同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1、第237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2、第242条：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3、第248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4、第249条：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
5、第250条：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