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民事诉讼法

A. 哪些民事官司不用请律师

哪些民事官司不用请律师，这主要根据当事人法律知识基础和具体案情来决定的。一版般认为法律关系简单、权争议标的不大，取证难度小的案件，可以不用请律师。
法律关系简单，如一方给予另一方货款、一方应保证邻居的通行、排水等等。争议的标的不大，所谓标的不大也就是双方争议所涉及到的财产价值不太高，是一般性的财产，也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或者是双方发生争议的金额不大，对于当事人来说，该金额或者财产的得失对其日常生活、经济条件影响不大。取证难度较小，事实的发生、发展过程比较简单，所需要的证据比较直接和简单，比较容易收集，在证据的收集方面不会存在太大麻烦，也不会对案件的审理造成太大的不利影响。

B. 如何查到关于某个方面的所有案件

国际私法案例
2006年04月07日 郝中华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
2005年12月22日 管理员

1．1997年8月，法国商人比尔从武汉市某大酒店打的到火车站。车到站后，比尔将一装有贵重物品的手提包遗忘在出租车内。司机凌某发现皮包后，寻找失主，未果。
比尔丢包后，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晚报》上播发寻物启事，称送还丢失皮包将给以酬谢，并公布了联系方式。
第二天，凌某将皮包送还比尔。比尔兑现承诺，付了酬金。
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中国籍的范女士向武汉市公管处投诉。公管处几经周折，查到收受酬金的凌某。公管处通知凌某到公管处说明情况。凌某承认接受酬金的事实，并写下"拾物经过"。3月10日，凌某将酬金交到公管处，由公管处交给失主。公管处以"举报待查"为由，暂扣出租车凌某上岗证，要求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凌某感到委屈，遂向武汉市汉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管处返还酬金。法院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审理。 问：
1）本案中的涉外民事关系应以何国法律作准据法？ 答：
比尔乘坐出租汽车，与凌某构成涉外运输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这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是中国法律。
比尔发布悬赏广告，凌某归还皮包，这构成悬赏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应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
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使凌某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交出酬金，比尔索要酬金构成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适用国际惯例、中国法律作准据法。
2．美国籍人爱默生根据来到中国某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与在该大学任教的中国女教师田某结婚。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和等因素，爱默生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起诉后。爱默生任教期满，准备回国。爱默生向法院提出，委托同在该校任教的美国籍教师或委托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代理诉讼。
问： 在本案中，爱默生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做法是否正当，为什么？ 答：
爱默生的做法是正当的。在我国，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我国对在我国的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允许外国人委托与之有同一国籍的外国人担任诉讼代理人。
外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官员，可以接受本国公民的委托，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根据我国参加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当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人不在我国境内、
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适时到我国法院出庭时，该外国的驻华领事可以在没有委托的情况下，直接以领事名义担任其代表或安排代表在我国法院出庭。
3．中国公民钱某，1992年到日本留学。1995年回国前夕，在上班途中，被运货卡车撞倒，经抢救无效死亡。钱某的妻子利某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钱某弟弟的陪同下到日本料理后事。经协商，日本方面赔偿500万日元。
回过后，为遗产分配一事，利某与钱某的家人发生争执，协商未果。钱某的家人以利某及其女为被告，诉至当地人民法院。
问：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说明理由。 答： 本案应以日本法律为准据法。
钱某死亡前未留遗嘱，其继承属法定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9条"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的规定，日本法律应为本案的准据法。
钱某有两处住所。一处是位于中国的法定住所，一处是位于日本的临时住所。因李某在日本已居住两年，日本的临时住所视为住所。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李某死亡时的住所是在日本的住所。
4．日本某公司于1988年5月7日向日本专利机构提出"防眼疲劳镜片"发明专利申请。之后，该公司于1988年10月3日以相同的主题内容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了发明专利申请，同时提出了优先权书面声明，并于1988年12月25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了第一次在日本提出专利申请的文件副本。
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于1988年7月也成功地研制出一种用于减轻因荧屏所造成眼疲劳的镜片，这种镜片和日本某公司的镜片相比，无论在具体结构、技术处理，还是在技术效果上都是相同的。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于1988年9月10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保健镜片"的发明专利申请。
（注：中国、日本同是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加入国》） 问：中国专利局应将专利权授予给谁？为什么？ 答：
中国专利局应将专利权授予日本某公司。
中国、日本两国共同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因此，本案中专利权授予给谁的争议应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为依据进行断定。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了优先权原则，发明专利申请的优先权为12个月。我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在我国申请专利，只要按我国的法律规定提交了必要的文件，就享有公约规定的优先权。
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虽然先于日本某公司在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但这种申请行为不足以对抗公约规定的优先权，所以，该想专利权应授予日本某公司。
5．边某和王某夫妻二人均为中国公民，婚后旅居巴西。因发生婚姻纠纷，巴西法律又不允许离婚，夫妻二人于1986年按巴西法律规定的方式达成长期分居协议，并请求中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部予以承认和协助执行。
问： 我国应否承认和协助执行边、王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为什么？ 答：
我国驻外使馆办理中国公民间的有关事项应当执行我国法律，该分居协议不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故不能承认和协助执行。该分居协议系按照巴西法律允许的方式达成的，故只能按照巴西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巴西有关方面申请承认。
边、王二人的分居协议是按照巴西法律达成的，巴西不准离婚的法律与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承认和协助执行边、王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有悖我国的公共秩序，所以我国不能承认边、王二人分居协议的效力。
一国法院及一国驻外使馆承认与执行的只能是一国法院的判决或仲裁机构的裁决，而不能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 6．
中国公民夏某（男）与中国公民冯某(女)1997年在沈阳结婚。婚后夏某自费到加拿大留学，200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美国纽约州一家公司找到工作。2002年8月，夏某以夫妻长期分居为由在纽约州提起离婚诉讼，离婚诉状由夏某的代理律师邮寄送达冯某。冯某在经过一番咨询后，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问：在纽约州法院已经受理夏某离婚诉讼后，我国法院能否受理冯某的离婚诉讼？
答：纽约州法院受理夏某离婚诉讼后，我国法院仍可以受理冯某的离婚诉讼。对涉外离婚案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国公民的利益，我国不反对一事两诉，当事人一方在外国提请离婚诉讼，不妨碍我国法院受理中国公民提请离婚诉讼。
7．1997年，中国籍公民俞某与日本籍公民山口在中国结婚，婚后在中国生有一子。1999年，山口独自回日本居住。2001年，俞某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感情淡漠为由，在中国法院提请离婚诉讼。山口同意离婚。在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问题上，双方产生争议。山口要求将儿子带回日本，由她抚养，俞某要求将儿子留在中国，由他抚养。
问：本案应适用何国法律？为什么? 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俞某与山口的儿子在中国出生，具有中国国籍，其父是中国公民，具有中国国籍，他出生后，一直在中国生活，这表明中国与其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
另外，日本《法例》20条规定："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关系，依父之本国法"。父亲俞某是中国公民，根据日本的法律，本案也应适用中国法律。
8.中国公民沈某（男）与中国公民梁某（女）1939年在中国结婚，婚后生育二女。沈某1949年去台湾，1988年加入加拿大国籍。双方分离后，常有通讯联系。梁某1975年赴加与沈某共同生活。1984年以后，沈某每年回国一次，并购买、翻建了三套住宅。1989年，梁某与沈某在美国发生矛盾，沈某独自来中国并与一妇女同居。梁某知道这一情况后，要求沈某与同居妇女断绝关系。曹不听，反到加国法院起诉离婚并获准。1991年3月，沈某又来道中国，于8月17日与原同居妇女到绍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婚姻登记。
1991年12月14日，梁某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沈某离婚，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要求判令沈某支付生活费和抚养费。
问： 1．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是否具有管辖权？说明理由。 2． 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 答：
1．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一离婚案件。沈某在加拿大法院离婚并获准，沈某与梁某的婚姻关系在加拿大解除。加拿大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并不自动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当事人在中国向中国法院提出承认与执行的请求，中国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与中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中国法院作出裁定，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发生法律效力，该外国法院的判决才能在中国生效。沈某未在中国法院提出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申请，故该加拿大法院的判决在中国未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中国法院有权受理梁某提出的离婚诉讼。
2．中国受理离婚诉讼案件后，应适用中国法律为准据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7条"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9．一英国人到洪都拉斯一家赌场赌博，输钱后向赌场借款10万美元，并将这10万美元又输掉，且未偿还。开设赌场的洪都拉斯人到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借款人偿还借款。英国法律规定经营赌场是犯罪行为，但是洪都拉法律允许开设赌场。
问： 本案中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英国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 答：
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成立的。因为借款合同是在洪都拉斯签订并在洪都拉斯履行的，判断合同的效力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合同履行地法，即洪都拉斯法，根据洪都拉斯的法律，该借款合同具有效力。
然而，洪都拉斯政府允许开设赌场的法律与英国禁止开设赌场的法律相抵触，英国法院可以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洪都拉斯法律在美国的效力，驳回洪都拉斯人的起诉。
10．香港甲银行与我国乙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各一份。合同中当事人约定，发生争议适用香港法为准据法。合同签订后，香港甲银行依约提供了全部贷款。贷款到期时，我国乙公司只偿还了一小部分贷款。香港甲银行在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贷款。法院受理了案件。根据合同中当事人关于法律适用的约定，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没有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
问： 1．本案是否可以适用香港法为准据法？
2．双方当事人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没有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的情况下，法院应适用什么法律？ 答：
1．本案可以适用香港法律作为准据法，因为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适用香港法，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2．若双方当事人和法院都不能查明所应适用的法律内容，法院则应适用中国法律。
11．法国人皮埃尔在20岁时与中国甲公司在中国签订一份原料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料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大涨,皮埃尔没有履行合同。中国甲公司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皮埃尔承担违约责任。
皮埃尔答辩称，法国法律规定的成年人的年龄为21岁，签订合同时他19岁，属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所以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问：
皮埃尔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什么？ 答： 皮埃尔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不具有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的，应当认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本案中的合同是皮埃尔与中国甲公司在中国签订的，合同的履行地也是中国，应认定合同的行为地在中国，应适用中国法律认定皮埃尔是否具有行为能力。
中国法律规定，18岁为成年人，皮埃尔签约时已19岁，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应承担违约责任。
12．中国某土产公司与新加坡某公司签订红枣买卖合同，由中国某土产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口一批红枣。合同规定，中国某土产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口的红枣的等级为三级。合同签订后，新加坡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了信用证。交货时，中国某土产公司因库存三级红枣缺货，遂改用二级红枣交货，并在发票上注明：二级红枣，价格不变，仍以三级货价计收。中国某土产公司认为，货物的品级比合同规定的高，且价格不变，买方不会提出异议。可事实恰好相反，发货后，中国某土产公司到银行议付货款，开证行拒付货款，理由是单据与合同不符。中国某土产公司要求新加坡某公司修改信用证，被拒绝，新加坡某公司指责中国某土产公司违约，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问： 1）调整信用证关系的法律是什么？ 2）开证行是否有权拒付货款？ 答：
1）在国际货物买卖关系中，调整信用证关系的法律通常是各国普遍选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2）银行有权拒付货款。《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卖方交付的议付货款的单据，必须与合同中的约定相一致，做到单单相符，单证相符。如果卖方交付的议付货款的单据与合同中的约定不一致，单单不符或单证不符，银行有权拒付货款。本案中，中国某土产公司交付的发票与合同中的规定不符，银行有权拒付货款。
13．中国籍公民王美玫1948年随父母到印度尼西亚定居，1958年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1995年，王美玫丈夫去世，王美玫除有一子外，无其他亲属。1996年，王美玫变卖在印度尼西亚的财产，与其子回中国定居。回国后，王美玫购买一套公寓居住。王美玫的儿子有业不就，靠王美玫的积蓄生活。王美玫对其子好逸恶劳十分反感，多次劝说儿子自食其力，儿子置若罔闻。王美玫遂加强了对财产的控制。王美玫的儿子对其母不满，先后在1997年、1998年两次加害其母，均被与其母朝夕相伴一条爱犬救解。王美玫年事已高，又遭逆子两次暗算，心力交瘁，自知不久将绝于人世。1998年底，王美玫找到律师立下书面遗嘱：
一、取消儿子的继承权。 二、我死后，尚可留存人民币10万元左右，由爱犬继承，这笔钱由律师掌管，用于爱
犬的生活费用。爱犬的日常生活，由律师照料。 一、 在律师履行交付的义务后，公寓一套归律师所有。
王美玫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律师安葬了死者。王美玫的爱犬在王美玫的墓地守候， 四天四夜不吃不喝，悲壮死去。 问：
1）王美玫遗嘱的效力适用何国法律来认定？ 2）王美玫的遗产如何处理？ 答：
1）我国法律对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遗嘱的形式要
件，依场所支配行为原则，适用立遗嘱地法，对遗嘱实质要件，参照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处理。王美玫的遗嘱是在中国立下的，遗嘱的形式要件适用中国法律。对遗嘱实质要件，应参照我国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处理，不动产遗嘱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动产遗嘱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被继承人所遗留的不动产在中国，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亦在中国，所以，遗嘱的实质要件应适用中国法律。
2）根据中国法律，该遗嘱是部分有效遗嘱。剥夺其子继承权部分有效。
爱犬继承部分遗嘱无效，在我国，狗不能成为继承主体。狗死后，这部分遗产成为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付给律师报酬部分的遗嘱有效。因为忠贞的狗随主殉难，律师不能按遗嘱要求履行照料义务，所以，律师应在遗产中获取付出劳动部分的报酬，剩余部分属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14．1986年4月30日，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和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塑料编织袋买卖合同，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向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购买110吨塑料编织袋，价格条件CIF950美元／吨，装期1987年2－3月。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按照合同交付的第一批货物于1987年2月27日在大连港装运，第二批货物分两批于同年3月7日和3月27日在大连港装运。对上述两批货物，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均自提单开出之日起90天内信用证付款。但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货物后以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违约为由，申请挪威王国法院扣押上述两份信用证项下款项。据此，开证行东方惠理银行已书面通知中国银行，该两批货物价款至今未付。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因此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判令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未提出抗辩。
请问： 1）本案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向中国法院起诉，当地中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2）本案能否适用中国法律，其法律依据是什么？
参考答案
1）中国法院有管辖权。本案合同纠纷，虽然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己抢先在挪威王国法院申请扣押应付给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的货款，但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管辖法律，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就合同纠纷在合同履行地所在地的中国法院起诉，该地的中国法院有管辖权。
2）关于法律适用。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法律适用条款，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由于本案合同签订地在中国，起运港在中国，而且按照CIF价格条件是由作为卖方的甲公司自付运费、保险费并承担货物越过船舷以前的风险，故本案中与合同由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是中国，应适用中国法律。
15．甲公司与乙公司同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1986年3月，乙公司与广州市丙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广州某酒店合同。为筹措合作经营的资金，乙公司与甲公司于1986年9月在香港签订贷款协议，合同中约定，贷款协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入民共和国法律。后乙公司多次拖欠到期贷款和利息，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还贷不成，遂向广州市巾级人民法院起诉。乙公司应诉，并且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
请问： l）对于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2）院处理本案进能否以我国的实体法为准据法？ 答：
1）有本案的管辖权。由于当事人双方均为香港法人，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也为香港，当事人也无选择内地法院管辖的书面协议，本案本不属内地法院管辖。但乙公司取得的贷款投入了在广州的合作企业，甲公司向广州市的法院起诉，乙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245条的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乙公司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和视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2）应适用我国法律。原、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争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但在诉讼中，双方同意适用中华人战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5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的准据法为我国的实体法。
16．
我山东一家进出口公司和某外国公司订立进口尿素5000吨的合同，依合同规定我方开出以该外国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跟单信用证，总金额为148万美元。双方约定如发生争议则提交北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1990年10月货物装船后，该外国公司持提单在银行议付了货款。货到青岛后，我公司发现尿素有严重质量问题，立即请商检机构进行了检验，证实该批尿素是毫无实用价值的废品。我公司持商检证明要求银行追回已付款项，否则将拒绝向银行支付货款。
请问： 1）银行是否应追回已付货款，为什么？ 2）我公司是否有权拒绝向银行付款？为什么？
3）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否受理此案？为什么？ 答： 1）银行不应追回已付货款，因为其已经尽到审查单证相符的义务
2）我公司无权拒绝向银行付款，因为在信用证结算中应坚持信用证的独立原则，即信用证程序不受合同的履行情况影响，银行只负有审查单证相符的义务，合同的问题由当事人自行解决。
3）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有权受理此案，根据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17．1997年8月英国甲公司（卖方）与中国乙公司（买方）在上海订立了买卖200台电脑的合同，每台CIF上海1000美元，以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支付，1997年12月纽约港交货。1997年9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证行）根据买方指示向卖方开出了金额为20万美元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委托纽约的花旗银行通知并议付此信用证。1997年12月20日，卖方将200台计算机装船并获得信用证要求的提单、保险单、发票等票据后，即到该英国议付行议付。经审查，单证相符，银行即将20万美元支付给卖方。与此同时，载货船离开纽约港10天后，由于在航行途中遇上特大暴雨和暗礁，货船及货物全部沉人大海。此时开证行已收到了议付行寄来的全套单据，买方也已得知所购货物全部灭失的消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拟拒绝偿付议付行已议付的20万美元的货款，理由是其客户不能得到所期待的货物。
请问： （1）这批货物的风险自何时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2）开证行能否由于这批货物全部灭失而免除其所承担的付款义务？依据是什么？
参考答案： （1〉风险自货物交到装运港的船上时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2）开证行无权拒付。根据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信用证交易独立于买卖合同，银行只负责审单，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银行应必须承担其付款义务。
18．一俄国代理商在俄国某港口将货物装上一艘德国船，途径英国赫尔港，准备交给收货人凯麦尔，收货人是英国人，住所也在英国，船在挪威海岸附近出事，但货物安全地卸到了岸上。船长把货物卖给一个善意的第三人，第三人又在挪威把货物卖给了本案被告塞威尔，由被告运往英国，收货人凯麦尔到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货物。根据挪威的法律，船长在本案所发生危难的情况下，有权出卖货物，善意买方有权取得货物所有权；但是船长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出卖了货物，则要对货物的原所有人负责。英国法院认为被告塞威尔根据挪威法律取得货物的合法所有权。挪威是买卖成立时的物之所在地，其法律应得到适用。因此，英国法院驳回了凯麦尔的诉讼请求。
请问： 本案中，英国法院采用了何种"系属公式"? 并对这一系属公式进行解释。 参考答案：
在本案的审理中，英国法院是以"物之所在地法"处理本案纠纷的。
"物之所在地法"是国际私法解决物权法律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则。"物之所在地法"，即物权关系客体所在地的法律。不动产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了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买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民事关系，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物之所在地法"适用于对动产与不动产的识别或区分，物权客体的范围，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物权的取得、转移、变更和消灭、物权的保护方式等。"物之所在地法"并非是解决一切物权问题的唯一冲突原则，例如运选中的货物的物权关系、船舶、飞行器等运输工具的物权关系等均为解决物权关系的例外。
19．1999年7月8日，委内瑞拉烽火航运公司所属巴拿马籍"烽火轮"自中国天津新港驶往目的港香港。7月10日，该轮与巴拿马金光海外私人经营有限公司所属的
"长江轮"相撞。碰撞结果是："烽火轮"机舱和住舱进水，船尾下沉。长江轮右舷船尾以及左舷中部船体受伤。此后，长江轮恢复航线开往新加坡港。
同年12月，烽火轮获悉长江轮抵达中国秦皇岛港，遂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天津海事法院受理了该案件，但未能查明巴拿马法律的有关规定，在征得双方同意后，适用了《民法通则》并参照国际惯例处理了此案。
请问： 1）天津海事法院应适用何国法律？为什么？ 2）天津海事法院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
1）应适用巴拿马法律。因为本案中的"烽火"轮和"长江"轮都在巴拿马共和国登记注册，都悬挂巴拿马国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国际惯例，应该适用船旗国法，即巴拿马共和国法律。
2）
两个船东的经营地分别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和新加坡，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出有关巴拿马的民事、海事、商事方面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我国法院也未能查明该国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院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而应适用了《民法通则》及国际惯例处理此案。
20．
1998年初，英国芳薇公司与宁波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拟在宁波市某公园南大门合资兴建综合娱乐场所"宁波大世界"。开发公司遂要求赴英国就芳薇公司投资的设施性能等进行考察，费用可由芳薇公司垫付，待合作后补偿。为此，芳薇公司于1998年11月15日、1999年1月6日两次向原告发出邀请函，允诺在英国逗留期间食宿及交通等将予承担。双方经协商，于1999年2月5日达成《关于开发公司赴英考察事宜协议》。协议约定：（1）开发公司派以王某为首的五人小组?/ca>

C. 请列举你身边发生的或者你在有关资料中阅读到的国际私法案例，并用国际私法的有关知识进行分析

国际私法案例
2006年04月07日 郝中华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
2005年12月22日 管理员

1．1997年8月，法国商人比尔从武汉市某大酒店打的到火车站。车到站后，比尔将一装有贵重物品的手提包遗忘在出租车内。司机凌某发现皮包后，寻找失主，未果。
比尔丢包后，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晚报》上播发寻物启事，称送还丢失皮包将给以酬谢，并公布了联系方式。
第二天，凌某将皮包送还比尔。比尔兑现承诺，付了酬金。
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中国籍的范女士向武汉市公管处投诉。公管处几经周折，查到收受酬金的凌某。公管处通知凌某到公管处说明情况。凌某承认接受酬金的事实，并写下"拾物经过"。3月10日，凌某将酬金交到公管处，由公管处交给失主。公管处以"举报待查"为由，暂扣出租车凌某上岗证，要求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凌某感到委屈，遂向武汉市汉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管处返还酬金。法院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审理。 问：
1）本案中的涉外民事关系应以何国法律作准据法？ 答：
比尔乘坐出租汽车，与凌某构成涉外运输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这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是中国法律。
比尔发布悬赏广告，凌某归还皮包，这构成悬赏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应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
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使凌某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交出酬金，比尔索要酬金构成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适用国际惯例、中国法律作准据法。
2．美国籍人爱默生根据来到中国某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与在该大学任教的中国女教师田某结婚。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和等因素，爱默生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起诉后。爱默生任教期满，准备回国。爱默生向法院提出，委托同在该校任教的美国籍教师或委托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代理诉讼。
问： 在本案中，爱默生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做法是否正当，为什么？ 答：
爱默生的做法是正当的。在我国，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我国对在我国的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允许外国人委托与之有同一国籍的外国人担任诉讼代理人。
外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官员，可以接受本国公民的委托，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根据我国参加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当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人不在我国境内、
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适时到我国法院出庭时，该外国的驻华领事可以在没有委托的情况下，直接以领事名义担任其代表或安排代表在我国法院出庭。
3．中国公民钱某，1992年到日本留学。1995年回国前夕，在上班途中，被运货卡车撞倒，经抢救无效死亡。钱某的妻子利某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钱某弟弟的陪同下到日本料理后事。经协商，日本方面赔偿500万日元。
回过后，为遗产分配一事，利某与钱某的家人发生争执，协商未果。钱某的家人以利某及其女为被告，诉至当地人民法院。
问：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说明理由。 答： 本案应以日本法律为准据法。
钱某死亡前未留遗嘱，其继承属法定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9条"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的规定，日本法律应为本案的准据法。
钱某有两处住所。一处是位于中国的法定住所，一处是位于日本的临时住所。因李某在日本已居住两年，日本的临时住所视为住所。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李某死亡时的住所是在日本的住所。
4．日本某公司于1988年5月7日向日本专利机构提出"防眼疲劳镜片"发明专利申请。之后，该公司于1988年10月3日以相同的主题内容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了发明专利申请，同时提出了优先权书面声明，并于1988年12月25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了第一次在日本提出专利申请的文件副本。
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于1988年7月也成功地研制出一种用于减轻因荧屏所造成眼疲劳的镜片，这种镜片和日本某公司的镜片相比，无论在具体结构、技术处理，还是在技术效果上都是相同的。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于1988年9月10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保健镜片"的发明专利申请。
（注：中国、日本同是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加入国》） 问：中国专利局应将专利权授予给谁？为什么？ 答：
中国专利局应将专利权授予日本某公司。
中国、日本两国共同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因此，本案中专利权授予给谁的争议应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为依据进行断定。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了优先权原则，发明专利申请的优先权为12个月。我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在我国申请专利，只要按我国的法律规定提交了必要的文件，就享有公约规定的优先权。
中国某大学光学研究所虽然先于日本某公司在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但这种申请行为不足以对抗公约规定的优先权，所以，该想专利权应授予日本某公司。
5．边某和王某夫妻二人均为中国公民，婚后旅居巴西。因发生婚姻纠纷，巴西法律又不允许离婚，夫妻二人于1986年按巴西法律规定的方式达成长期分居协议，并请求中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部予以承认和协助执行。
问： 我国应否承认和协助执行边、王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为什么？ 答：
我国驻外使馆办理中国公民间的有关事项应当执行我国法律，该分居协议不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故不能承认和协助执行。该分居协议系按照巴西法律允许的方式达成的，故只能按照巴西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巴西有关方面申请承认。
边、王二人的分居协议是按照巴西法律达成的，巴西不准离婚的法律与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承认和协助执行边、王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有悖我国的公共秩序，所以我国不能承认边、王二人分居协议的效力。
一国法院及一国驻外使馆承认与执行的只能是一国法院的判决或仲裁机构的裁决，而不能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 6．
中国公民夏某（男）与中国公民冯某(女)1997年在沈阳结婚。婚后夏某自费到加拿大留学，200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美国纽约州一家公司找到工作。2002年8月，夏某以夫妻长期分居为由在纽约州提起离婚诉讼，离婚诉状由夏某的代理律师邮寄送达冯某。冯某在经过一番咨询后，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问：在纽约州法院已经受理夏某离婚诉讼后，我国法院能否受理冯某的离婚诉讼？
答：纽约州法院受理夏某离婚诉讼后，我国法院仍可以受理冯某的离婚诉讼。对涉外离婚案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国公民的利益，我国不反对一事两诉，当事人一方在外国提请离婚诉讼，不妨碍我国法院受理中国公民提请离婚诉讼。
7．1997年，中国籍公民俞某与日本籍公民山口在中国结婚，婚后在中国生有一子。1999年，山口独自回日本居住。2001年，俞某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感情淡漠为由，在中国法院提请离婚诉讼。山口同意离婚。在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问题上，双方产生争议。山口要求将儿子带回日本，由她抚养，俞某要求将儿子留在中国，由他抚养。
问：本案应适用何国法律？为什么? 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俞某与山口的儿子在中国出生，具有中国国籍，其父是中国公民，具有中国国籍，他出生后，一直在中国生活，这表明中国与其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
另外，日本《法例》20条规定："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关系，依父之本国法"。父亲俞某是中国公民，根据日本的法律，本案也应适用中国法律。
8.中国公民沈某（男）与中国公民梁某（女）1939年在中国结婚，婚后生育二女。沈某1949年去台湾，1988年加入加拿大国籍。双方分离后，常有通讯联系。梁某1975年赴加与沈某共同生活。1984年以后，沈某每年回国一次，并购买、翻建了三套住宅。1989年，梁某与沈某在美国发生矛盾，沈某独自来中国并与一妇女同居。梁某知道这一情况后，要求沈某与同居妇女断绝关系。曹不听，反到加国法院起诉离婚并获准。1991年3月，沈某又来道中国，于8月17日与原同居妇女到绍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婚姻登记。
1991年12月14日，梁某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沈某离婚，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要求判令沈某支付生活费和抚养费。
问： 1．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是否具有管辖权？说明理由。 2． 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 答：
1．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一离婚案件。沈某在加拿大法院离婚并获准，沈某与梁某的婚姻关系在加拿大解除。加拿大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并不自动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当事人在中国向中国法院提出承认与执行的请求，中国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与中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中国法院作出裁定，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发生法律效力，该外国法院的判决才能在中国生效。沈某未在中国法院提出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申请，故该加拿大法院的判决在中国未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中国法院有权受理梁某提出的离婚诉讼。
2．中国受理离婚诉讼案件后，应适用中国法律为准据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7条"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9．一英国人到洪都拉斯一家赌场赌博，输钱后向赌场借款10万美元，并将这10万美元又输掉，且未偿还。开设赌场的洪都拉斯人到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借款人偿还借款。英国法律规定经营赌场是犯罪行为，但是洪都拉法律允许开设赌场。
问： 本案中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英国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 答：
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成立的。因为借款合同是在洪都拉斯签订并在洪都拉斯履行的，判断合同的效力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合同履行地法，即洪都拉斯法，根据洪都拉斯的法律，该借款合同具有效力。
然而，洪都拉斯政府允许开设赌场的法律与英国禁止开设赌场的法律相抵触，英国法院可以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洪都拉斯法律在美国的效力，驳回洪都拉斯人的起诉。
10．香港甲银行与我国乙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各一份。合同中当事人约定，发生争议适用香港法为准据法。合同签订后，香港甲银行依约提供了全部贷款。贷款到期时，我国乙公司只偿还了一小部分贷款。香港甲银行在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贷款。法院受理了案件。根据合同中当事人关于法律适用的约定，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没有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
问： 1．本案是否可以适用香港法为准据法？
2．双方当事人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没有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的情况下，法院应适用什么法律？ 答：
1．本案可以适用香港法律作为准据法，因为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适用香港法，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2．若双方当事人和法院都不能查明所应适用的法律内容，法院则应适用中国法律。
11．法国人皮埃尔在20岁时与中国甲公司在中国签订一份原料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料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大涨,皮埃尔没有履行合同。中国甲公司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皮埃尔承担违约责任。
皮埃尔答辩称，法国法律规定的成年人的年龄为21岁，签订合同时他19岁，属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所以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问：
皮埃尔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什么？ 答： 皮埃尔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不具有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的，应当认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本案中的合同是皮埃尔与中国甲公司在中国签订的，合同的履行地也是中国，应认定合同的行为地在中国，应适用中国法律认定皮埃尔是否具有行为能力。
中国法律规定，18岁为成年人，皮埃尔签约时已19岁，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应承担违约责任。
12．中国某土产公司与新加坡某公司签订红枣买卖合同，由中国某土产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口一批红枣。合同规定，中国某土产公司向新加坡某公司出口的红枣的等级为三级。合同签订后，新加坡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了信用证。交货时，中国某土产公司因库存三级红枣缺货，遂改用二级红枣交货，并在发票上注明：二级红枣，价格不变，仍以三级货价计收。中国某土产公司认为，货物的品级比合同规定的高，且价格不变，买方不会提出异议。可事实恰好相反，发货后，中国某土产公司到银行议付货款，开证行拒付货款，理由是单据与合同不符。中国某土产公司要求新加坡某公司修改信用证，被拒绝，新加坡某公司指责中国某土产公司违约，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问： 1）调整信用证关系的法律是什么？ 2）开证行是否有权拒付货款？ 答：
1）在国际货物买卖关系中，调整信用证关系的法律通常是各国普遍选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2）银行有权拒付货款。《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卖方交付的议付货款的单据，必须与合同中的约定相一致，做到单单相符，单证相符。如果卖方交付的议付货款的单据与合同中的约定不一致，单单不符或单证不符，银行有权拒付货款。本案中，中国某土产公司交付的发票与合同中的规定不符，银行有权拒付货款。
13．中国籍公民王美玫1948年随父母到印度尼西亚定居，1958年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1995年，王美玫丈夫去世，王美玫除有一子外，无其他亲属。1996年，王美玫变卖在印度尼西亚的财产，与其子回中国定居。回国后，王美玫购买一套公寓居住。王美玫的儿子有业不就，靠王美玫的积蓄生活。王美玫对其子好逸恶劳十分反感，多次劝说儿子自食其力，儿子置若罔闻。王美玫遂加强了对财产的控制。王美玫的儿子对其母不满，先后在1997年、1998年两次加害其母，均被与其母朝夕相伴一条爱犬救解。王美玫年事已高，又遭逆子两次暗算，心力交瘁，自知不久将绝于人世。1998年底，王美玫找到律师立下书面遗嘱：
一、取消儿子的继承权。 二、我死后，尚可留存人民币10万元左右，由爱犬继承，这笔钱由律师掌管，用于爱
犬的生活费用。爱犬的日常生活，由律师照料。 一、 在律师履行交付的义务后，公寓一套归律师所有。
王美玫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律师安葬了死者。王美玫的爱犬在王美玫的墓地守候， 四天四夜不吃不喝，悲壮死去。 问：
1）王美玫遗嘱的效力适用何国法律来认定？ 2）王美玫的遗产如何处理？ 答：
1）我国法律对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遗嘱的形式要
件，依场所支配行为原则，适用立遗嘱地法，对遗嘱实质要件，参照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处理。王美玫的遗嘱是在中国立下的，遗嘱的形式要件适用中国法律。对遗嘱实质要件，应参照我国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处理，不动产遗嘱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动产遗嘱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被继承人所遗留的不动产在中国，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亦在中国，所以，遗嘱的实质要件应适用中国法律。
2）根据中国法律，该遗嘱是部分有效遗嘱。剥夺其子继承权部分有效。
爱犬继承部分遗嘱无效，在我国，狗不能成为继承主体。狗死后，这部分遗产成为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付给律师报酬部分的遗嘱有效。因为忠贞的狗随主殉难，律师不能按遗嘱要求履行照料义务，所以，律师应在遗产中获取付出劳动部分的报酬，剩余部分属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14．1986年4月30日，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和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塑料编织袋买卖合同，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向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购买110吨塑料编织袋，价格条件CIF950美元／吨，装期1987年2－3月。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按照合同交付的第一批货物于1987年2月27日在大连港装运，第二批货物分两批于同年3月7日和3月27日在大连港装运。对上述两批货物，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均自提单开出之日起90天内信用证付款。但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货物后以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违约为由，申请挪威王国法院扣押上述两份信用证项下款项。据此，开证行东方惠理银行已书面通知中国银行，该两批货物价款至今未付。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因此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判令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未提出抗辩。
请问： 1）本案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向中国法院起诉，当地中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2）本案能否适用中国法律，其法律依据是什么？
参考答案
1）中国法院有管辖权。本案合同纠纷，虽然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己抢先在挪威王国法院申请扣押应付给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的货款，但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管辖法律，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就合同纠纷在合同履行地所在地的中国法院起诉，该地的中国法院有管辖权。
2）关于法律适用。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法律适用条款，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由于本案合同签订地在中国，起运港在中国，而且按照CIF价格条件是由作为卖方的甲公司自付运费、保险费并承担货物越过船舷以前的风险，故本案中与合同由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是中国，应适用中国法律。
15．甲公司与乙公司同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1986年3月，乙公司与广州市丙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广州某酒店合同。为筹措合作经营的资金，乙公司与甲公司于1986年9月在香港签订贷款协议，合同中约定，贷款协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入民共和国法律。后乙公司多次拖欠到期贷款和利息，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还贷不成，遂向广州市巾级人民法院起诉。乙公司应诉，并且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
请问： l）对于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2）院处理本案进能否以我国的实体法为准据法？ 答：
1）有本案的管辖权。由于当事人双方均为香港法人，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也为香港，当事人也无选择内地法院管辖的书面协议，本案本不属内地法院管辖。但乙公司取得的贷款投入了在广州的合作企业，甲公司向广州市的法院起诉，乙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245条的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乙公司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和视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2）应适用我国法律。原、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争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但在诉讼中，双方同意适用中华人战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5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的准据法为我国的实体法。
16．
我山东一家进出口公司和某外国公司订立进口尿素5000吨的合同，依合同规定我方开出以该外国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跟单信用证，总金额为148万美元。双方约定如发生争议则提交北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1990年10月货物装船后，该外国公司持提单在银行议付了货款。货到青岛后，我公司发现尿素有严重质量问题，立即请商检机构进行了检验，证实该批尿素是毫无实用价值的废品。我公司持商检证明要求银行追回已付款项，否则将拒绝向银行支付货款。
请问： 1）银行是否应追回已付货款，为什么？ 2）我公司是否有权拒绝向银行付款？为什么？
3）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否受理此案？为什么？ 答： 1）银行不应追回已付货款，因为其已经尽到审查单证相符的义务
2）我公司无权拒绝向银行付款，因为在信用证结算中应坚持信用证的独立原则，即信用证程序不受合同的履行情况影响，银行只负有审查单证相符的义务，合同的问题由当事人自行解决。
3）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有权受理此案，根据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17．1997年8月英国甲公司（卖方）与中国乙公司（买方）在上海订立了买卖200台电脑的合同，每台CIF上海1000美元，以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支付，1997年12月纽约港交货。1997年9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证行）根据买方指示向卖方开出了金额为20万美元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委托纽约的花旗银行通知并议付此信用证。1997年12月20日，卖方将200台计算机装船并获得信用证要求的提单、保险单、发票等票据后，即到该英国议付行议付。经审查，单证相符，银行即将20万美元支付给卖方。与此同时，载货船离开纽约港10天后，由于在航行途中遇上特大暴雨和暗礁，货船及货物全部沉人大海。此时开证行已收到了议付行寄来的全套单据，买方也已得知所购货物全部灭失的消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拟拒绝偿付议付行已议付的20万美元的货款，理由是其客户不能得到所期待的货物。
请问： （1）这批货物的风险自何时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2）开证行能否由于这批货物全部灭失而免除其所承担的付款义务？依据是什么？
参考答案： （1〉风险自货物交到装运港的船上时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2）开证行无权拒付。根据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信用证交易独立于买卖合同，银行只负责审单，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银行应必须承担其付款义务。
18．一俄国代理商在俄国某港口将货物装上一艘德国船，途径英国赫尔港，准备交给收货人凯麦尔，收货人是英国人，住所也在英国，船在挪威海岸附近出事，但货物安全地卸到了岸上。船长把货物卖给一个善意的第三人，第三人又在挪威把货物卖给了本案被告塞威尔，由被告运往英国，收货人凯麦尔到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货物。根据挪威的法律，船长在本案所发生危难的情况下，有权出卖货物，善意买方有权取得货物所有权；但是船长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出卖了货物，则要对货物的原所有人负责。英国法院认为被告塞威尔根据挪威法律取得货物的合法所有权。挪威是买卖成立时的物之所在地，其法律应得到适用。因此，英国法院驳回了凯麦尔的诉讼请求。
请问： 本案中，英国法院采用了何种"系属公式"? 并对这一系属公式进行解释。 参考答案：
在本案的审理中，英国法院是以"物之所在地法"处理本案纠纷的。
"物之所在地法"是国际私法解决物权法律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则。"物之所在地法"，即物权关系客体所在地的法律。不动产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了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买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民事关系，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物之所在地法"适用于对动产与不动产的识别或区分，物权客体的范围，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物权的取得、转移、变更和消灭、物权的保护方式等。"物之所在地法"并非是解决一切物权问题的唯一冲突原则，例如运选中的货物的物权关系、船舶、飞行器等运输工具的物权关系等均为解决物权关系的例外。
19．1999年7月8日，委内瑞拉烽火航运公司所属巴拿马籍"烽火轮"自中国天津新港驶往目的港香港。7月10日，该轮与巴拿马金光海外私人经营有限公司所属的
"长江轮"相撞。碰撞结果是："烽火轮"机舱和住舱进水，船尾下沉。长江轮右舷船尾以及左舷中部船体受伤。此后，长江轮恢复航线开往新加坡港。
同年12月，烽火轮获悉长江轮抵达中国秦皇岛港，遂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天津海事法院受理了该案件，但未能查明巴拿马法律的有关规定，在征得双方同意后，适用了《民法通则》并参照国际惯例处理了此案。
请问： 1）天津海事法院应适用何国法律？为什么？ 2）天津海事法院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
1）应适用巴拿马法律。因为本案中的"烽火"轮和"长江"轮都在巴拿马共和国登记注册，都悬挂巴拿马国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国际惯例，应该适用船旗国法，即巴拿马共和国法律。
2）
两个船东的经营地分别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和新加坡，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出有关巴拿马的民事、海事、商事方面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我国法院也未能查明该国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院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而应适用了《民法通则》及国际惯例处理此案。
20．
1998年初，英国芳薇公司与宁波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拟在宁波市某公园南大门合资兴建综合娱乐场所"宁波大世界"。开发公司遂要求赴英国就芳薇公司投资的设施性能等进行考察，费用可由芳薇公司垫付，待合作后补偿。为此，芳薇公司于1998年11月15日、1999年1月6日两次向原告发出邀请函，允诺在英国逗留期间食宿及交通等将予承担。双方经协商，于1999年2月5日达成《关于开发公司赴英考察事宜协议》。协议约定：（1）开发公司派以王某为首的五人小组

D. 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标准具体是指什么

1、开办企业。《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一位企业家要开办并正式运营一个工业或商业企业时，官方正式要求或实践中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续，完成这些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以及最低实缴资本。

这些手续包括企业家们为获取所有必要的执照和许可并完成企业及员工应向相关主管机关作出的通告、验证及注册所经历的程序。经济体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由它们的前沿距离分数排序决定。

这些分数为其构成指标的前沿距离分数的平均值。前沿距离分数说明了一个经济体离 “前沿”的距离。这些“前沿”通常在每个指标上拥有最有效率的模式或者获得最高的分数。

2、办理施工许可证。《营商环境报告》记录建筑行业的企业建设一个仓库需要办的所有手续及各项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2018年度的《营商环境报告》增添了一项新的指数——建筑质量控制指数，评估建筑规章的质量，以及质量控制与安全机制、责任与保险制度和执业资格要求的力度。

3、获得电力。《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企业为一个标准化仓库获得永久性电力连接的所有手续，包括向电力企业提出申请并签订合同、从电力企业和其他机构办理一切必要的检查和审批手续，以及外部的和最终的连接作业。

4、登记财产。《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一个企业（买方）从另一个企业（卖方）购买一个财产，并且把此财产的使用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使买方能使用此财产或者用于扩大自己现用的企业、把此财产作为贷款抵押、在必要的时候把此财产卖掉的所有手续。

该报告也评估完成每一项手续所需的的时间和费用。《营商环境报告》也评估各个经济体的土地行政管理的优劣。该指标涵盖了五个方面：基础设施的可靠性，信息的公开程度，地理面积涵盖，土地纠纷解决，以及平等获得财产权。

5、获得信贷。《营商环境报告》通过一组指标衡量担保交易中借方和贷方的合法权利，通过另一组指标衡量信贷信息的上报。第一组指标描述担保和破产法中是否有某些特征使贷款更加便利。

第二组衡量通过征信服务提供商（如信贷社和信贷登记处）所提供的信贷信息的覆盖面、范围和开放程度。经济体获得信贷便利度排名由它们前沿水平距离分数的排序决定。这些分数是合法权利指数和信贷信息深度指数的综合前沿水平距离分数。

6、保护少数投资者。《营商环境报告》用一组指标衡量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少数持股者受到的保护，用另一组指标衡量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份持有人的权利。数据来自对公司法和证券法律师的调查，并以证券监管规则、公司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法庭的证据规则为依据。

少数投资者保护力度指数的排名由它们的前沿水平距离分数排序决定。这些分数是对利益冲突规范的指数和股份所有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治理指数的综合前沿水平距离分数。

7、纳税。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一家中型企业在某一特定年份内必须缴纳的各种税项和强制性派款，也衡量因纳税与支付派款以及进行税后合规而产生的行政负担。

8、跨国贸易。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了与进出口货物的物流过程相关的时间和成本。《营商环境报告》衡量了与货物进出口总过程中的三组程序——单证合规、边界合规和国内运输——相关的时间和成本（不包括关税）。

9、执行合同。该报告以一家当地的初级法院为例来衡量解决一起商业纠纷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及司法程序质量指数，从而评估各个经济体是否采用了一系列可提升法院系统质量和效率的好的操作。

10、办理破产。《营商环境报告》研究国内企业破产程序的时间、成本和结果, 以及适用于清算和重组程序的法律框架的力度。办理破产指标的数据得自对地方破产从业单位对调查的答复，并且通过对有关破产制度的法律法规及公共信息的研究加以验证。

(4)印度尼西亚民事诉讼法扩展阅读：

《营商环境报告》项目简介

《营商环境报告》项目对190个经济体以及所选地方城市的营商法规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客观评估。

本项目启动于2002年，旨在对内资中小企业进行考察，评估在企业生命周期内的适用法规。

《营商环境报告》通过收集并分析全面的定量的数据，对各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营商监管环境进行比较，旨在鼓励各国竞相提高监管效率；为改革提供可衡量的基准指标；为学术界、媒体、私营部门研究者及其他关注各国营商环境的人士提供参考。

此外，《营商环境报告》还提供详细的地方性报告，介绍一个国家不同城市和地区的营商监管和改革情况。地方报告提供营商便捷度方面的数据，对各个地区进行排名，提出各指标领域提升绩效的改革建议。所选城市可以同本经济体内或本地区内其它城市进行营商法规比较，也可以同列入《营商环境报告》排名榜的190个经济体进行比较。

《营商环境报告》首次发布于2003年，包括5项指标和133个经济体。今年的报告包括11项指标和190个经济体。大多数指标集涉及各经济体中最大的商业城市的一个案例情景，但对11个人口超过1亿的经济体（孟加拉国、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将数据采集范围扩大到第二大商业城市。这个11个经济体的数据是对两个最大商业城市的人口加权平均值。项目得益于政府、学术界、从业者和审阅者的反馈意见。多年来我们初衷未改：为了解和改善世界各国的营商监管环境提供一个客观的依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研究方法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项目简介 世界银行-开办企业 世界银行-办理建筑许可证 世界银行-获得电力世界银行-登记财产世界银行-获得信贷 世界银行-保护少数投资者 世界银行-纳税 世界银行-跨国贸易世界银行-执行合同世界银行-办理破产

E. 法院传票是以什么方式通知或发放

法院传票是抄以书面文件发放的。

法院传袭票是人民法院依法签发的，要求被传唤人按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出庭参加诉讼活动或进行其他诉讼行为的书面文件。电话通知、短信通知都不具备可信性，是有法院人员亲自送到被传唤人手里的。

(5)印度尼西亚民事诉讼法扩展阅读

法院传票应载明受传唤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地址，传唤的事由，到案的时间、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传票由人民法院签发，通常适用于传唤当事人，并应当依法先期直接送达受传唤人。

受传唤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传唤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传唤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传唤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入的，送交代收入签收。

F. 中国游客十一不去韩国是因为什么

2017年3月6日晚，“萨德”系统部分装备运抵首尔以南约70公里处的美军驻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报道称，中国最大的旅行社之一——中国国旅的工作人员说，目前没有旅游团前往韩国。该人士还表示，可以办理前往韩国的个人旅行，门票和酒店可以自由预订。

爱国不是一时的，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我们要努力维护。

G. 有谁知道金鹰一号上诉案中的争议啊

“金鹰一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美国金鹰航运公司
被上诉(原审原告)：中国xx海运管理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印度尼西亚贝尔航运有限公司

1987年11月30日，中国XX海运管理局(以下简称海运局)所属的中国籍“红旗138”轮(总吨9207．06吨，长154米，宽18．67米)载钢杂货等11564吨，于17：35时高大连香炉礁七区驶往广州黄埔港。引航员在7＃—6＃浮间下船后，船长亲自驾驶。 18：34时过Hz灯浮时，因转向较迟，致使船身越过航道分隔线进入该线以东水域，随即右转，调整船位，同时发现左舷前远方，大三山岛南端有一双桅灯的船驶来。18：39时雷达测得船位为38·56’．35N、121·46’．2E，然后沿出口通航分道航行，并见到来船的绿舷灯，遂鸣一长声和五短声。

18：44时视来船的绿舷灯更明显，方位未变化，于是减为慢速，又鸣五短声。

18：45时停船， 18：46时右舵20·、右满舵，全速后退。 18：47时船楼偏左处与来船“恩宝”轮右舷后部相撞，碰撞地点为出口通航分道右边缘处。两船分离后，

“红旗138”轮艏部又与锚泊的“金鹰一号”右舷前部相撞。

印度尼西亚贝尔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航运公司)所属的巴拿马籍“恩宝”轮(总吨5463吨，净吨2257吨)由日本空驶至大连港装货，

1987年11月30日傍晚到达大连港水域。 18：28时(船钟比“红旗138”轮船钟慢两分钟)船位约在38·52’．0N、121·47’．3E， 18：42时在小三山岛方位89·、距离2．12海里，即备机、用港内操纵速度行驶，直航向由350·改为315·。18：43．5时雷达观测来船距离为0．5海里，并发现其左舷红灯。鸣放五短声，改慢速前进。

18：45时与“红旗138”轮发生碰撞，18：45．25时主机停车， 18：45．55时全速后退。

美国金鹰航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航运公司)所属的巴拿马籍“金鹰一号”轮(总吨Z4843吨)载小麦40424吨，于1987年11月25日06：50时锚泊于大连港锚地，锚位在黄白嘴灯塔方位066·，距离2．4海里处。 1987年11月30日18：47时，在没有施放五短声警告信号和采取松锚锭等措施情况下与“红旗138”轮发生了碰撞。碰撞发生后、“全鹰一号”轮继续在大连港锚地等侯卸货，直到12月10日才移至码头开始卸货，于12月19日14：10时卸货完毕。在等卸和卸货的19天里，“恩宝”轮的代表和“红旗138”轮船长多次要求“金鹰一号”轮在大连就地修理，以减少碰撞损失，但金鹰航运公司却执意不肯，于12月19日14：10时卸货完毕后开航去日本修理，仅碰撞损害修理费一项就支付75691．47美元，比“恩宝”轮船长申请验船师估计“金鹰一号”轮在大连造船厂修理的贵用40000美元(8天时间)多35691.47美元，比大连造船厂根据验船师的检验报告和“全鹰一号”轮在日本的修理单所他的厂外修理的估价50323美元(12天时间)多25368．47美元。

一审诉讼中，金鹰航运公司还提出了船期损失77238．8美元，船厂拖轮、码头、消防值班等服务费21832.56美元，监修费7600美元，在大连和日本验船费3640．59美元。

船舶临时性修理费4476美元，港口费17257．52美元，管理费和各种杂费等5000美元，货损1739．92美元，法律费用35000美元，代理费2500美元的赔偿要求，经一审法院审查，共认定损失为103271．08美元。
1988年4月4日海运局以金鹰航运公司不出具任何支持单据就无理要求其承担全部修理费9764000日元、船期损失60000美元，并威胁否则就在中国境外扣船和采取法律行动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公正判决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和赔偿数额。在诉讼期间，三方一直进行庭外协商，海运局与贝尔航运公司于庭外达成了15：85的碰撞责任比例协议，双方确认“红旗138”轮的损失为139281．49美元，“恩宝”轮的损失为247952．88美元。但金鹰航运公司在应诉并委托了代理人后，却于1989年8月8日突然在意大利港口中请扣押了海运局所属的“红旗206”轮，造成“红旗206”轮船期损失。在诉讼中，海运局提出追加金鹰航运公司承担“红旗206”轮被错误扣押造成的船期损失和其他费用共计63208．33美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红旗138”轮与“恩宝”轮的航迹，“恩宝”轮不可能在1842时发现“红旗138”轮的绿灯。

1843．5时发现“红旗138”轮的红舷灯时，其距离已小于0．5海里，说明该轮严重疏于了望，碰投前3分钟仍以45·夹角穿越分隔线，驶入出口通航分道，与“红旗138”轮形成交叉相遇的紧迫局面，构成了碰撞危险，又未立即采取停车、倒车等应急避碰措施、而是于碰撞前1．5分钟才减速，碰撞发生后25秒方停车、倒车，使碰撞成为不可避免，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1982年修订本，下同)第5、第6、第30、第15、第26条和《大连港大三山水道通航分隔制》第4条等规定，是这次碰撞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

“红旗138”轮过H 2灯浮时转向较晚，于1839时后驶入出口通航分道。对“恩宝”轮未进行连续了望，也未对“恩宝”轮的动向做出正确的判断，且其航速较快，采取停车、倒车措施较晚，亦未抛双锚制止船身前冲，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5、第6、第10、第17条和《大连港大三山水道通航分隔制》第8条规定，是本次碰撞的次要原因，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对于海运局与贝尔航运公司在庭外达成的15：85的碰撞责任比例协议，予以认可。

“金鹰一号”轮锚泊中值班人员疏于了望，未及时发现“红旗138”轮驶来并做出碰撞危险的判断、未采取避免或减轻碰撞后果的措施，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2、第5条的规定。但其过失较“红旗138”轮、“恩宝”轮极为轻微，故免除其船东对碰撞损害的赔偿责任，但对全鹰航运公司在意大利扣押海运局“红旗206”轮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全部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海运局和贝尔航运公司赔偿全鹰航运公司118821．15美元，其中海运局承担17823．18美元；贝尔航运公司承担100997.97美元；金鹰航运公司赔付海运局33202．98美元，与第一项海运局赔付金鹰航运公司17823．18美元折抵，金鹰航运公司应净赔付海运局15379．80美元。案件受理费3962．90美元，海运局承担人民币1972.05元：贝尔航运公司承担2995．97美元；金鹰航运公司承担438．23美元。诉讼费人民币2707．00元，海运局承担406．05元，贝尔航运公司承担2300．95元(折合616．88美元)。

宣判后，金鹰航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其理由是，

一、对“金鹰一号”轮的船期损失不予认定理由不足；

二、代理费2500美元金鹰航运公司未予放弃，原判轻易删除是对金鹰航运公司意思表示的错误认定；

三、原判认定“红旗206”轮在意大利被扣押的船期损失27708．33美元和管理费5000美元，既不符合国际海事诉讼惯例，损失的数字计算也不准确。

二审法院认为，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2、第4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2条之规定，认定原审法院对该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案有不可争辩的管辖权，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2、第5、第6、第10、第15、第16、第17条和《大连港大三山水道通航分隔制》第4、第8条之规定认定的各方碰撞责任恰当。但对“金鹰一号”轮的碰柱损失以在日本修理的费用为基础进行计算不当，金鹰航运公司在大连不进行修理招标就径去日本修理，不符合方便和受害方应尽量减少损失的原则。

“全鹰一号”轮的船东

在给其代理人的函中也承认，碰撞后、该轮在大连有19天时间可供修理……．甚至卸货期间，在任何方面都不妨碍修理的实施。因此，“金鹰一号”轮在日本修理的费用超出在大连修理费用部分应由全鹰航运公司自己承担。全鹰夯运公司在意大利申请扣押“红旗206轮”给海运局造成的船期损失，虽与本次碰撞有联系、但与本案的船舶碰撞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属两个不同的诉因，且其行为友生地与结果发生地均在意大利。因此，原审法院对“红旗206”轮在意大利被扣押案管辖法律依据不足、将其与船舶碰撞案合并审理缺乏法律依据，予以纠正，驳回海运局追加的这一诉讼请求。对于海运局与贝尔航运公司于庭外达成的15：85责任比例协议和双方共同确认的每方损失数额亦予认可，根据双方确认的损失数额和责任比例协议，贝尔航运公司应赔偿海运局碰撞损失91196．32美元，并应按年利率8％给付自1987年12月19日至给付之日的海损利息。另外，在二审中，三方一致同意确认“全鹰一号”轮的损失为63000美元。

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回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17条、第13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第3条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

一、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

二、海运局与贝尔航运公司赔偿金鹰航运公司船舶碰撞损失63000美元；海运局承担9450美元，贝尔航运公司承担53550美元。并按年利率8％和各自承担的份额给付金鹰航运公司自2987

年t12月19日至给付之日的海损利息。海运局与贝尔航运公司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款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十日内给付，逾期按日万分之五计付赔偿金；

三、驳回各方其他诉讼请求。

H. 怎么起诉外国老婆离婚，他回国不来了！

到你所在地法院起诉抄就可以，

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二条 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三）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诉讼；

（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

I. 涉外、涉满仓澳台的证据材料如何收集

被告与原告系堂叔侄关系，原、被告共同的祖遗房屋坐落于Y县桃城镇桃溪村居委会，本案讼争的房产为该祖屋中的一间。土改时，此房屋产权进行申报。本案讼争的房屋在土地清册上登记为原告之父所有，但没有办理产权证。原告的父母在解放前就旅居海外，原告也自小旅居海外。讼争的房屋在解放前即长期由被告父、祖辈居住。原告的父母先后于1986年、1990年病故。原告在得知其父在中国的遗产（即讼争房屋）由被告居住后，于2004年4月委托刘某向被告收回讼争房屋，未果。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某于2004年7月16日诉至Y县法院，并提供了房屋在土改时申报登记的“土地房产清册”、被告与原告于1999年10月22日协商办理房产证事项的“协议书”、土地房产证、经过原告现所居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公证部门公证并经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认证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确认的委托书作为证据。

依法分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最大的争议在于原告委托刘某提起诉讼的委托手续是否合法。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原告提起诉讼的依据为由原告出具并经印度尼西亚公证部门公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认证及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进行确认的委托书。这是一份来自于中国境外的委托书，属于涉外证据的范畴。那么，来自于中国境外的证据如何发挥证明作用，应履行什么证明手续?

证据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用来确认案件事实的根据。在涉外民事诉讼中，由于案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物在外国，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证据是在国外形成的事实。例如，有关书证在我国境外形成的，当事人提供外国人或港澳台居民的证人证言。由于这些证据产生于我国境外，人民法院确认这些证据的有效性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对境外提供的证据有必要在程序及手续上加以限制，以增强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尽可能地消除司法权的地域局限给民事诉讼带来的不利影响。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规定，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我国律师或其他人代理诉讼，从我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据此，在我国领域内无住所的外国当事人提交授权委托书必须办理公证、认证的手续。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侨居在国外的我国公民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没有使领馆的，由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体证明。这是针对侨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所作的变通的规定。侨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并非外国人，但其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的行为在性质上仍属于在中国境外形成的证据，因此也要履行一定的手续。但上述规定所指向的对象仅为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对实践中审查认定涉及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并无专门的规范。而与境外证据有关的，只有《民事诉讼法》第68条第2款的规定，“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该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规定基本相同，但是将所适用的范围从授权委托书扩大到了一切证据材料，包括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和授权委托事项的证据，以及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有外文文字材料的，还应一并附有中文译本）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才能发生效力。我国驻外使领馆包括大使馆、总领事馆、领事馆等，是我国在国外行使涉外公证认证职能的机构。在我国驻外领事馆内，具体行使涉外公证认证职能的部门为领事部，外交使馆内的其它部门，如教育处、文化处、商务处等，均无权出具涉外公证认证文书。如果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了证据的证明手续的，可以按该条约的规定办理。公证认证的程序要求为：首先由外国公证员对有关境外证据进行公证，然后由该外国有关官员对公证员的资格和签字进行认证，最后由我国驻外领馆官员对外国官员的签字进行认证。

本案中，原告委托代理人刘某代为提起诉讼的委托书系经公证后由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领事部认证，符合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证据规定》关于境外提供证据应履行的证明手续的规定，因此应认定其合法有效。

技巧提示

那么在港、澳、台形成的证据的证明手续该如何进行呢?

《民事证据规定》第11条第2款规定，在港、澳、台形成的证据，应履行相应的证明手续。具体而言，港、澳居民从香港、澳门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一般按如下规定办理证明手续，才能发生效力：（1）新华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等驻港澳机构的工作人员，由所在机构出具证明；（2）香港工会联合会、澳门工会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的成员，由所在的团体出具证明；（3）其它港、澳居民可由我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办理证明。

台湾居民从台湾地区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如有台湾公证机关的证明，人民法院承认其效力。公证机关的公证书是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案件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除公证机关或其它民间组织出具的证明文书外，涉台案件中，律师调查取证起到了特殊作用。内地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与台湾地区的律师事务所订立协议，建立业务联系，可委托台湾律师调查认证。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证明人，对于书面材料，可由他们在大陆的亲友辨认笔迹，人民法院审查无误后，确认其效力。

——引自延边人民出版社《法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