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结合

Ⅰ 刑法上为什么规定那么多结合犯，法律拟制，结果加重犯

中国特色，历史遗留问题，这叫简单问题复杂化，中国人最擅长了。按你那个说法，我国的刑法体系要大修，甚至推倒重来，虽然确实有这种必要，但是没人有那个能力。

Ⅱ 刑法中的结合犯中的共犯是什么意思

结合犯,通说认为是指将本来是刑法上各自独立成罪的数个行为由法律明文规定内结合成为一罪的情况。结容合犯的构成特征有是：必须是数个独立成罪的犯罪行为的竟合；必须是数罪结合为一个新的犯罪；必须是结合与被结合的罪由刑法明文规定。而结合犯中的共犯指这个新的犯罪中，两个以上的行为人有犯罪意思，为实施犯罪行为做了准备，并实施了犯罪行为。

Ⅲ 法定的一罪“结合犯”与“集合犯”如何区分

结合犯是指数个原本独立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分则的明文规定，结合成为另一独立版新罪的情况。权用公式表示就是甲罪+乙罪=丙罪，但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典型的结合犯。
集合犯是指犯罪构成预定了数个同种类的行为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营业犯和职业犯两种类型。刑法第303条所规定的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属于营业犯；刑法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可谓职业犯。

Ⅳ 结合犯的我国刑法

我国1979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结合犯，理论上对第191条第2款（盗窃罪与破坏邮电通讯罪结合为贪污罪）、第150条第2款（一般抢劫罪、抢夺罪与伤害罪、杀人罪结合）、第139条第3款（致人重伤、死亡的强奸罪）、第136条（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犯罪）、第137条（聚众“打砸抢”罪）、第143条第2款（致人重伤、死亡的非法拘禁罪）、第153条（抢劫罪）、第182条（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虐待罪）存在争议。[11]我们认为，1979年刑法未规定结合犯条款，认为存在结合犯的观点是误将其他犯罪形态混同于结合犯。
1997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结合犯，值得思考。有观点认为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规定的是受贿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由受贿罪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合成的结合犯。[12]我们认为，第229条第1、2款仅规定一个罪名，即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仅仅是第1款的加重构成。因此，1997年刑法典第229条并未设置结合犯。值得争议的是第239条绑架罪是否结合犯。有观点认为，1997年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罪是典型的结合犯，由敲诈勒索罪和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结合而成。[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它是《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增设的罪名。1997年刑法典继承这一规定，并增加“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这一行为方式和赋予独立的法定刑，同时将以出卖为目的的行为作为加重情节并入后面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14]绑架人质与勒取赎金均属本罪的实行行为，绑架是勒索的手段，二者密切结合。然而，绑架罪的成立并不要求两个行为同时具备，只要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就具备本罪的客观要件，达到本罪的既遂。因此，绑架勒索罪并不符合结合犯的构成，而属于牵连犯。
就本案而言，有观点主张应定绑架罪从重处断，也有观点主张应按绑架罪与故意杀人罪合并处罚。绑架勒索罪中“致人死亡”结果，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外界某些不利情况或绑架方法过失或由于而致使被害人死亡；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将被害人绑架之后，由于被害人反抗或为了灭口、或因勒索财物不成而故意杀害被害人。刑法第239条明确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案中，行为人陈某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而杀死被害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结果加重犯情形，直接依照量刑即可。

Ⅳ 我国刑法结合犯有哪些

刑法未规定结合犯条款。认为存在结合犯的观点是误将其他犯罪形态混同于结合犯。

结合犯，是指数个在法律上独立而罪名不同的故意犯罪行为，由另一个法律条款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独立犯罪的情况。

有观点认为1997年刑法中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规定的是受贿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由受贿罪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合成的结合犯。

专家表示，第229条第1、2款仅规定一个罪名，即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仅仅是第1款的加重构成。因此，1997年刑法典第229条并未设置结合犯。

值得争议的是第239条绑架罪是否结合犯。有观点认为，1997年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罪是典型的结合犯，由敲诈勒索罪和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结合而成。

专家表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

(5)刑法结合扩展阅读：

1997年刑法修订以前，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立法建议，主张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结合犯条款。涉及结合犯罪名有抢劫重伤罪、抢劫杀人罪、强奸重伤罪、强奸杀人罪、侵入住宅抢劫罪、侵入住宅盗窃罪、放火杀人罪等，并且被结合之罪应限于故意犯罪。

这一立法建议是否妥当，值得商榷。专家表示，结合犯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必要增设，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立法建议涉及的结合犯中，被结合之罪，除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外，其他犯罪即抢劫、杀人、重伤、强奸、放火、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都是死刑。

严厉的、足以容纳严重犯罪并可使处刑结果符合罪刑相适应要求的法定刑条件排除了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必要性。司法实践中，只要科学地把握结果加重犯和具有牵连、并发等关系的犯罪形态（即牵连犯，实质数罪等）的本质特征，仍然可以较为准确地将不同的犯罪形态区别开来。

考察各国的刑事立法例，基于此目的而大量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实例是根本不存在的。

Ⅵ 结合身边的事论述刑法修正案九

一、载人超载超速罪(该罪名也是对危险驾驶罪的补充和完善，严格意义不属于新增罪名)
此次修正案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作了修改。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二、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修改案》中将“非法提供”修改为“提供”，只要是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等国家规定的，均符合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的规定。
三、办假证罪(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的补充)
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修改为，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条之一，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四、替考罪(该罪名是最受关注的罪名之一)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五、医闹罪(称之为医闹罪有不恰当的地方，有点以偏概全的感觉，但是最典型的案件就是医闹案件)
现行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聚众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最，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后，变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情节认定包括“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意味着“医闹”今后将入刑。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六、暴力袭警罪
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七、冲击法庭打骂法官
将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修改为：“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一)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
(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三)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
(四)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八、贪官或将把牢底坐穿
刑九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人新增了可以终身监禁的规定：“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九、朋友圈传谣最高可判7年
刑九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十、虐待罪(针对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公民)
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一、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严格意义上讲这不属于新增，由于之前对于该类人员大多未处罚，所以小编暂且将其列入)
对于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作出犯罪评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次修正案删去原来规定的免除处罚。)
十二、猥亵男性罪(该罪名严格意义上属于修改，不属于新增。)
此次修正案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意味着，强制猥亵违法行为的对象不再仅仅限定为女性，还包括了男性。
十三、废除嫖宿幼女罪
原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新修订后，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对应条款。今后相关行为将依据强奸罪的对应条款处理，且从重处罚。
十四、虚假诉讼罪
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十五、资助恐怖活动罪
当前恐怖活动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刑法应有针对性作出规定。为此，除“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行为增加为犯罪”外，还将为实施恐怖活动而准备凶器或者危险物品，组织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人员联系，以及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等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

Ⅶ 结合具体的犯罪,谈谈如何理解和运用刑法解释

明知是赃物的一般辩护思路

对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以前俗称的“明知是赃物”）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该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客观证据推定知道”，因此，辩护律师是否能提出、如何提出被告人“过失不知道”、“无过失不知道”、“过于自信过失”的理据，就成为“明知是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辩护中的一般思路。
一、明知的含义
1、司法解释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洗钱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一）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二）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
（四）没有正当理由，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五）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六）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
（七）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2、明知的含义：知道，或者客观推定知道
《洗钱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最后一句“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指明了“明知”的含义――“知道、或者客观证据推定知道”，而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应当知道，包括“应当认识到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但由于疏忽大意而确实没有认识到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即“过失不知道”；而客观证据推定知道，排除了“过失不知道”的情形。
与“过失不知道”相应的辩护思路，是“无过失不知道”和“过于自信过失、疏忽大意过失”，这三种辩护思路将在后文中详细说明。
3、明知认定的审判思路、换位思考与辩护思路
根据《洗钱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从审判的角度、认定是否明知要综合案件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主要审查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被告人的认知能力与供述；二是被告人接触赃物的具体情况，包括掩饰、隐瞒的具体方式；三是赃物的种类、数额。
同样的一组证据，指控有指控的角度与线索，辩护有辩护的角度与线索，审判有审判的角度与线索；角度与线索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尽相同。
“非明知”辩护的一般思路，首先也要把握审判的角度与线索――即主、客观相一致的具体三种情形，然后针对“明知”的指控、用一条辩护的线索把指控证据和辩护证据串连起来形成辩护体系，提出最终的“非明知”或者其他无罪辩护意见。
二、“过失不知道”的辩护思路
1、“过失不知道”的含义
过失不知道，是指应当认识到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但由于疏忽大意而确实没有认识到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
理解过失不知道，要注意其与“罪过”的区分。
《刑法》中的罪过，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过失、疏忽大意过失。四种罪过，都包含“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两个层次；而认识因素的认识，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或者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认识的对象是“行为的危害性”。
“过失不知道”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的，只是“认识因素”上的描述、不包括“意志因素”；同时，认识的对象是财物的属性、而不是行为的危害性；并且，该过失只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因为“过于自信过失”本身在认识因素上是“已经预见”。
“过失不知道”的含义之中，包含着“认识到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的“认识义务”、与“认识能力”，如果连“认识义务”与“认识能力”也没有，就属于下文中将提到的“无过失不知道”，与《刑法》总则中规定的意外事件相似。
2、“过失不知道”的证明责任
从《洗钱解释》第一条第二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的表述看，“过失不知道”的证明责任在辩方――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审判的思路是，只要控方指控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了《洗钱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即完成了“明知”的证明责任；如果辩方要推翻“明知”，必须举证证明被告人“过失不知道”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
三、“无过失不知道”的辩护思路
1、“无过失不知道”的含义
《洗钱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第（二）项至第（五）项的四种情形中，使用了“没有正当理由”的描述。这种描述的含义是，虽然控方指控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了被告人有上述四种情形，但如果该四种情形的发生有正当理由的，则被告人属于“无过失不知道”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
“无过失不知道”，相当于《刑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意外事件，是指没有“认识义务”和“认识能力”认识到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但事实上处理的确实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
2、“无过失不知道”的排除证明责任
从《洗钱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第（二）项至第（五）项的四种情形的描述看，“无过失不知道”的排除责任在控方，因为“主观明知”的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而排除“无过失不知道”这个正当理由是“主观明知”证明责任的应有之义。
3、“过失不知道”与“无过失不知道”的混淆及攻击型辩护思路
无罪辩护思路按照主要是举证证明还是质证证明可以分为“攻击刑辩护思路”和“防守型辩护思路”。“攻击型辩护思路”，是指辩方主要依靠举证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必然性的辩护思路，比如举证证明被告人没有犯罪时间、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等等；“防守型辩护思路”，是指辩方主要依靠对控方指控证据体系的质证、证明其体系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没有排除合理怀疑或者矛盾、进而证明指控犯罪不成立的的辩护思路。
对于“过失不知道”与“无过失不知道”，在司法实践中是极易混淆的，因为二者的区分完全在于被告人“正当理由”中所体现的其“预见义务”与“预见能力”程度的判断。在被告人具有《洗钱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什么样程度的“正当理由”可以证明“无过失不知道”，什么样程度的“正当理由”可以证明“过失不知道”，不可能有明文的、明确的标准――30%的程度和70%的程度？为什么是这样的程度？又怎样计量这种程度？
所以，从辩护的角度看，选择“攻击型辩护思路”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只要指控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了《洗钱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第（一）、（六）、（七）项三种情形、第（二）至第（五）项不包含“没有正当理由”的四种情形，辩方就要积极、主动的去证明“正当理由”的存在、而无论该正当理由是“无过失不知道”的理据还是“过失不知道”的理据。
四、“过于自信过失”、“疏忽大意过失”的辩护思路
“过于自信过失、疏忽大意过失”这两种辩护思路，是以《刑法》罪过的性质为基础的。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所以，在辩方承认被告人不存在“过失不知道”和“无过失不知道”的情形、“主观明知”处理的是犯罪所得或者其产生的收益的前提下，如果能证明被告人对“自己处理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

Ⅷ 刑法中为什么设置结合犯

律师评论：设置结合犯条款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结果。回详言之，在任何答国家内，以牵连关系、并发关系等为表现的具有一定联系的犯罪形态，都是客观存在的。究竟是否规定为结合犯，应以如何达到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为判断标准和制约条件。刑法在现存法定刑和相应刑罚制度下，对于具有一定客观联系的犯罪，选择适用相应的处断原则可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刑事法律便无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必要；反之，刑事法律便应设置相应结合犯条款。

Ⅸ 现在刑法中礼律结合的体现

中国古代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词。中国古代行为规则体系的核心是礼，其内容主要是规定了在等级秩序中人们的义务性规范，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禁止人们做什么。违礼的行为要受到制裁，包括道德上的谴责和国家强制力的惩罚，后者则主要是刑、法、律的调整范畴。古代的法，或刑、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名称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刑为核心的惩罚体系，不等同于当代意义上的法律，我们姑且均称之为“法”，但它不是完整的古代法律体系。对于古代法律的把握，只有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考察，才有完整的意义。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在先民那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戎”就是血缘集团间进行的征战。祭祀与征战与血缘关系紧密相联，而且是先民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因而古人将代表时代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技术并不是首先用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而是用于祭祀用的礼器及兵器的制造。这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意识上，就是“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礼与刑(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数。中国古代法律就是从礼、刑(法)关系的演进中发展而来。
中国法律自实行礼法结合的开始，从东汉到清朝，始终加以沿用与继承，并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与标志。它的被沿用与继承，不仅在法制上，而且在思想上。礼法结合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关注仍然没有减弱。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千年来各代统治者的经世治民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法律经验,其中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很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对礼法结合的探讨，是我们在新阶段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要求,同时对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相互衔接、相互协调,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Ⅹ 请结合刑法理论谈谈为什么刑法应当予以限制举动犯

举动犯。也称为即时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回告完成和完全符答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举动犯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存在既遂形态与预备形态及预备阶段的中止形态之别。我国刑法中的举动犯一般都是原本属于非实行行为而被刑法分则实行行为化的犯罪行为，具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原本为预备性质的犯罪构成。如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之参加行为。二是教唆性质的犯罪构成。如煽动分裂国家罪之煽动行为。，必须从刑法上加以最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