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齐国刑法

⑴ 齐国变法

管仲的变法，虽然使齐国迅速发展，国力强盛，外交策略也相当成功，恩威并用，各国诸侯都尊重齐国，使齐桓公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但并没有解决国内的矛盾和隐患，所以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中衰，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逐渐被晋所取代。 商鞅的变法，由于得到秦孝公的有力支持，在秦国进行了大的改革，从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严酷的刑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焚书禁游说”的高压政策，对我国古代文化也是一种摧残，虽然后来商鞅被杀，但变法的结果已经在秦国生根发芽，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
管仲鼓励渔盐工商各个行业的发展；商鞅重农抑商，以耕战为本。
管仲没有脱离封建制度的框架，属于局部改良；商鞅彻底废除封建法统，实行依法治国，属于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

你说的对，齐国在当时非常强大，秦王想要称帝，都不敢随便放肆，要先尊让齐闵王为东帝，自己再称西帝。
战国初期的齐国在威王的治理下，有一大批的贤才辅弼，国力强盛。那个时候的秦孝公才刚刚任用商鞅变法，虽然变得强大了，但也只能跟临近的韩魏争点利益。秦国最终强大，也是经过几代人的经营的。
齐国也是经过几代王的治理，在东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但齐闵王爱好征伐，打了这个国家打那个，最终惹得诸国联合起来，被燕国的乐毅率五国军队破了齐国。
虽然后来依靠田单的火牛阵复国，但齐国已经不如之前了，此时的战国已经进入了秦国纵横的时代了。

⑵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官职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官职名称有县令、县丞、县尉、县司马、县司空。

齐桓公时，管仲整理政治军事，实行“叁（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政策，曾把鄙分为五属来统洽。战国时，齐设五都，可能是从五属演变而来的。五都不同于五属，就是五都已带有郡的性质。

当时各国郡的设置，虽仅限于各国的边区，但县的设置已很普遍。大概凡是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为县，所以史书上县和城往往互称。只有秦国在战国初期还未普遍设县，因而普遍设县也就成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

(2)春秋齐国刑法扩展阅读：

公元前1000年前，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灭商后，被封国建邦。自太公望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传至齐桓公时，已经是疆域濒临大海的大国，齐桓公也依靠海上的资源，迅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被当时的人称为海王之国。

姜齐传至齐康公时，大夫田和放逐齐康公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田齐太公。

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姜姓吕氏齐国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在战国中晚期称王（曾一度称东帝）。前221年，齐王建向秦王嬴政投降，秦国统一六国，齐国覆灭。

⑶ 战国时期著名变法有哪四例

魏国的李悝变法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的变动，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势必有所调整。战国初年各国所进行的变法活动，正是顺应当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出现的一种政治改革。

魏国的“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其“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汉书·地理志下》）。宗法制度下的经济基础在于宗法贵族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掌有，“盐铁之饶”是井田制度破坏后的经济活动，在土地私有出现后，才能有“侵夺”和“分”，所以“多豪杰侵夺”和“好分生”，则表示了魏国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恩礼”是贵族社会的伦理规范，“薄恩礼”正是宗法制度薄弱的现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国初年“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攻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韩非子·饰邪》）。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用人唯贤，先后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受他尊重的还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战国时期的招贤养士之风，可以说是由魏文侯开始的。他的用士参政的作法，标志着过去“任人唯亲”的世卿制度被“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魏之所以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乃是因为李悝“务尽地力”（《史记·货殖列传》）和“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晋书·刑法志》）的结果。

李悝的“务尽地力”有两项措施：一是重新划分土地，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他指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还有“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一进一出，就要相差“粟百八十万石”（《汉书·食货志上》）。土地私有，刺激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兼并。所以《史记·平淮书》中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土地私有的出现，也造成了贫富不均的情形。这主要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人对粮食操纵的必然结果。商人操纵粮食的方法是贱价向农民买入，高价卖给人民，因而造成“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由于农伤，所以农夫“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汉书·食货志上》）。

因此，李悝又实行了一种“平籴法”，就是“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上》）。这个政策，除了鼓励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外，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就是经济上的国君集权。前云的“仁义”和“推让”是宗法制度的道德观念，而李悝经济政策的实施，就大大地打击了宗法的道德观念，所以司马迁云：“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

李悝的《法经》，今虽不传，但从《晋书·刑法志》中可以得知其内容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李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而把惩罚“盗”“贼”作为封建统治的首要任务，把《盗法》、《贼法》列为《法经》之首。李悝认为“盗贼须劾捕，故著《囚》（原误作“网”）、《捕》二篇。”《杂法》包括惩罚“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六种违法行为的条文，规定了对于淫乱、赌博、盗窃官府印信、贪污贿赂以及僭越逾制和议论政(蟹)府法令等的惩治办法。《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减”，就是根据不同情况，对于犯法者加重或减刑的规定。李悝的《法经》内容中虽然也有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条文，但其主要部分在于镇压和防止农民的反抗斗争，是一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典。这部《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以上均见《晋书·刑法志》）；“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谓九章之律”；“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宋、齐、梁及后魏，因而不改，爱至北齐……隋因北齐……唐因于隋，相承不改”（《唐律疏义·名例》）。由此可见，李悝的《法经》不但为后世法家提供了法典依据，而且又对后来的中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李悝又主张要禁“技巧之民”，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他还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理》），所谓“淫民”，就是没落的公族封君之后。这样一来，也就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而分别授予职位和爵位，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军事上，李悝起用吴起，严格挑选兵士，“以武卒奋（师古曰：“奋，兴起。”）”（《汉书·刑法志》）。这种“武卒”，乃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本无常备兵，至吴起设置后，需“中试”，并且有一定的待遇为“复其户，利其田宅”，就使当时的战斗力有了提高，魏国在战国初年也就成了一个最为富强的国家。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吴起，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学于曾子，事鲁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是当时著名兵家，有兵书传后。《韩非子·五蠹》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便是其证。鲁是儒家思想最盛的国家，吴起因受谗去鲁。由鲁至魏，时魏君文侯，吴起曾为魏国将兵，大败秦师，后任西河守，抵御秦、韩，甚为得力。他“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因此大得军心。魏文侯死，武侯立，在“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吕氏春秋·执一》）的情况下，吴起又由魏入楚。在楚，吴起被任为“宛守”（《说苑·指武》，苑在今河南南阳），防御魏、韩。

楚国是个“蛮夷”（《史记·楚世家》）国家，地广而有“川泽山林之饶”，商业不发达，所以“亦亡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下》）。可知楚国所受宗法影响较少，且无商人势力。到了战国中叶，楚国的“大巨太重，封君太众”，他们“上逼主”、“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韩非子·和氏》）。公元前404年和391年，楚国曾两次受到三晋的进攻，吃了败仗。第二次由于向秦国送了厚礼，才在秦国的帮助下讲了和。楚悼王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便任用吴起作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的主要点是：“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废公族疏远者”（《史记·吴起列传》）。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减削官吏的禄序，精减裁汰“无能”、“无用”和“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他认为多余者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的做法，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也有利于开发荒地。

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歪风，还提出了“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和“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的主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地主政权效力。

吴起的改革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958年，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封君鄂君启的通行证，上面记载有对封君的各种限制，如车船的大小、载重、行程等等，这应该是吴起变法的直接结果。这时的楚国，在诸侯中逐渐强盛起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用夹板填土筑墙）”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被“见恶（怨）”《吕氏春秋·义赏》）。所以，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便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楚肃王即位后，按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吕氏春秋·贵卒》），结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旧贵族的势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齐国邹忌的改革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虽然已离田和正式列为齐侯三十年，但是齐国仍处于内优外患的境地。不久，邹忌就“以鼓琴见威王”，用“鼓琴”的节奏来说明“治国家而饵（安定）人民”的道理。王曰：“善”，三个月后就授给他“相印”。

邹忌为相后，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于人民，“请谨自附于万民”；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执行了顺从国君行事，选择“君子”担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邹忌推荐人才给齐威王，威王把他们都视为“宝”。齐威王二十四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时，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照车前后各十二乘”，所以是“宝”。但是，齐威王则说他的“宝”与魏惠王的宝不同，是几个得力的大臣，他们是“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的檀子，“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的朌子，“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的黔夫，“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的种首，他们“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这都是邹忌推行法家“谨择君子”政策的结果。

齐威王时，为了整顿吏治，曾经奖励了治下“田野群，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的即墨大夫，惩办了治下“田野不辟，民贫苦”，却贿赂国王左右使誉言日闻的阿大夫和欺骗国君的官吏，使齐国“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均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这又是邹忌推行法家“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体实施。同时，又由于邹忌的进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载，“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还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均见《战国策·齐策一》）。这段记载，难免有其夸大之处，但其提倡臣下进谏的作法，对于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是有好处的。

齐威王时又用军事家孙膑改革军事，鼓励人民习武，规定在战争中“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荀子·议兵》），加强了军事力量。

由于齐威王进行了改革变法，实行君主集权和法治，齐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53年，首败魏国于桂陵，公元前343年，又大败魏国于马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韩国申不害的改革

战国初期，韩国曾经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够彻底，“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混乱。大约在公元前354年，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关于申不害生平事迹记载不多，司马迁把他放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只有六十九个字的叙述。串不害原是京（今河南荥阳南）人，出身比较微贱，韩昭侯时为韩相，十五年而卒。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可能是从黄老学派发展起来的。司马迁说，申不害“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有魏征《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体篇》②。

申不害言“术”也讲“法”，如云：“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主张“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太平御览》卷638引《申子》）。《韩非子·定法》中又说：“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生“法”者固然是韩昭侯，但相昭侯生“法”者，却不能不说是申不害。只是“申不害不檀其法”，使得“故新（指法）相反，前后（指令）相悖（《韩非子·定法》）而已。申不害所说的“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治的意思；所谓“术”，则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和方式。他在韩国曾努力把“法”的思想付诸实施，作为他治理韩国的准则，把“术”用到韩国推行政治改革，贯彻法治的实践中去。

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务要集权，主张“明君使其巨并进辐凑”，不允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以致“弑君而取国”。因此，他主张要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

申不言在主张君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时，特别强调“术”。他所说的“术”，就是韩非所说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韩非子·定法》），主要是指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主张“为人臣（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即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而责实”呢，在他看来，就是要靠“术”这个手段，也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申不害主张要“去听”、“去视”、“去智”（《吕氏春秋·任数》），就是装着不听、不着、不知，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就可以作到“独视”、“独听”、和“独断”。所以申不害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为了更好地驾驭臣下，考核臣下，申不害还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就是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他要国君平时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弱点，使臣下猜不透国君的企图，臣下也就不可能投国君之所好而弄虚做假，从而臣下就只好去尽力做好份内事，不能越职乱来。申不害所说的“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国君的大权。申不害讲究的统治之“术”，虽然使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但是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所以“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均见《韩非子·定法》）。司马迁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是申不害的变法效果，远不如魏、齐、秦等国，无怪乎韩国在三晋中，以至于战国七雄中，始终处于弱下的地位。

秦国的商鞅变法

秦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西方部落，曾“破西戎，有其地”，周幽王时，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秦国“救周有功，赐受■、丰之地，列为诸侯”。其民“好稼穑、务本业”，“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其地“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均见《汉书；地理志下》）。可见，秦是一个受封历史较短，没有多大宗法势力的农战之国。公元前341年，秦献公死，秦孝公即位。他愤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下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均见《史记·秦本记》），卫鞅就在此时自卫入秦。

卫鞅为卫之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孙，亦称公孙鞅，在秦被“封之於、商十五邑”后，号称商鞅。他“少好刑名之学”，曾为魏相公孙座的家臣。入秦后，为了说服秦孝公变法，商鞅驳斥了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谬论后，提出了一个“变古”的历史观，即“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乃因“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因此可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一）“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告奸之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商君列传》）。这就是在按五家为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告发“奸人”的可以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受赏，不告发的要被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与投降敌人一样受处罚；其余九家，倘不检举告发，则要一起办罪。这样，也就摧毁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的“亲亲”宗法关系，使宗法的父子关系转向一种纯粹政治上的君臣关系。

（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这里的“本业”，指男耕女织；“未业”，指商业和手工业；“复其身”，就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收孥”，就是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奴婢。还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商君列传》），拆散家长制的大家庭，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使生产组织从家庭公社转变为个体小生产，发展私有制。

（三）为了削弱公族武力，使之集中于公室，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商君列传》），以有“军功”者，来取代“有亲”者，废除了以血缘为根据的“封建亲戚”的原则和禁止反映氏族残余之“血亲复仇”的私斗。

（四）为了重建社会阶级，又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列传》），即贵族的依据是军功，而不是“亲亲”。当时的“爵”分为二十级，尊卑依照爵位的等级，每家占有田宅奴隶的数字和服饰也按爵级而不同。这样，宗族旧家如果没有军功，过去的族籍便被废除，使得贵族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五）为了推行变法，又断然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措施。同时，又下令禁止私门请托，禁止游宦之民。

商鞅的第一次变法，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发展农业生产，削弱贵族特权，以行国君集权。这就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抗，一时国都之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当时太子也违反了法令，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做众，从此无人敢公开反对。公元前352年，卫鞅因功由大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这是前次变法的继续，着重于新制度的建设，其政策有：（一）“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彻底革除残留的戎狄旧习，加强封建统治。这种习俗改革，可能就是商鞅所说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史记·商君列传》）。古代秦国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似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们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有很好的描写”①。商鞅所谓“为男女之别”可能是改革了这种落后的风俗。

（二）“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由中央统一度量衡，结束春秋以来“公量”、“私量”的不同，便利了赋税的征收和商业的经营。

（三）“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秦本记》作“四十一县”，此据《商君列传》），废封建，行郡县。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兵政大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政治体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剥夺奴隶主贵族的权利。

（四）“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全面实行土地私有制。“开阡陌”的“开”，当是“破坏铲削之意”（朱熹《开阡陌辩），蔡泽所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秦策三》），便是其征。“阡陌”是一种田界，因而所谓“开阡陌封疆”，也就是打破三代以来的旧田界而建立一种新田界。具体些说，就是把原来的“百步为亩”的“阡陌”、“封疆”，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新唐书·突厥传》云：“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官亩给一夫”，增大了每家的耕作面积。这种做法，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经实行②，商鞅佐秦，改用二百四十步为亩，可能也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商鞅看来，为“农”就是为“战”，所以他在变法中首先改变田制来适应兵制，即把过去的“步百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使当时农民平时家家为农，每户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增，“利出于地，则民尽力”；战时成年男子，人人皆兵，方土为里，出战卒万，“名出于战，则民致死”，这样就深合“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均见《商君书·算地》）的旨意。另外，在过去的一家受田百亩的情况下，每户的赋税负担颇不合理。例如，如果一家人口多，由于土地有限，所以每人所得甚低，但却需要负担与人口较少人家相同的赋税。如果人口多的家庭中的余夫出去从事工商业，那么他们的收入既多，又不需要额外纳税，这与前者相比，自然更不公平。商鞅变法鼓励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每家的余夫数字也就大体相同，而且每家均按新制百亩受田。这样一来，每家的人口数目相近，受田面积相同，每一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因而每家的负担也就一样了。所以《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蔡泽列传》中又说：“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商鞅变法虽然以法律形式破坏了古代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但是由于秦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较之其他各国缓慢，到了战国前期才出现了与“初税亩”、“作爰田”等同样性质的“制辕田”，直到此时，秦国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才有了内部量变，即由过去的“爱田易居”之定期分配制变为“自爱其处”的长期占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商鞅则推行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授田制度，大体上一直延续到战国末期①。1979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的秦更修田律木牍①，更有其证。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解释“盗封徒，赎耐”时说：“封，即田千（阡）伯（陌）、顷半（畔）封也”，便是其证。这里的“田阡陌”就是木牍所说的“百亩为顷”的“封”和“捋（埒）”。

（五）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同时，为要仿效中原各国都城的规模，又“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强化了秦国的统治力量。公元前340年，商鞅大破魏军，生擒魏将公子昂，迫使魏国交还部分过去被掠夺的西河地。由于这个大功，商鞅受封於、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

商鞅被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商鞅在秦变法前后共二十一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击、惩治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秦惠公即位，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均见《史记·商君列传》），而被秦兵车裂于彤（陕西华县西南）。

商鞅虽然被杀，但是他的变法成果仍然沿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比如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准，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秦始皇还在沿用着。正如王充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即奠定了其后秦统一六国的基础。

商鞅的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自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反映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中，不但言“法”①，而且也涉及到了“势”和“数”①的讨论，并且针对儒家思想产生了争论。“势”和“数”的观念，是国君有了独立的主权和“独制”①之权才会产生的，即是“变法”之后所产生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对于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辞，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汉书·刑法志》）等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⑷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和改革，春秋时期的齐国和战国时期的秦国是改革成就最突出的。

商鞅变法，公元前361年开始 内容不同：管仲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入手，通过发展经济带动政治、军事、外交的全面改革。即把全国人口按职业划分为土、农、工、商四民分别居住，并提供职业保障。“相地而衰征”的新的田赋制度。保护自然资源，禁止奴隶主抢掠平民的牛羊去作祭祀用，保护牲畜的繁殖。 大力发展商业贸易。由官府专卖盐铁。基础还是奴隶制度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前361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内容有: 措施 目的及作用 “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 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封建土地.. 商鞅是法家，重法制！ 参考资料： http://..com/question/14087180.html 管仲——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 商鞅——商鞅和秦孝公谈霸业，得到了孝公支持，舌战甘杜，坚定了孝公变法的决心，变法共有两次，主要包含公元前356年，商鞅进行第一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颁发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到了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内容包括：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徵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两次变法，使得秦国大治。 管仲的变法，虽然使齐国迅速发展，国力强盛，外交策略也相当成功，恩威并用，各国诸侯都尊重齐国，使齐桓公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但并没有解决国内的矛盾和隐患，所以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中衰，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逐渐被晋所取代。 商鞅的变法，由于得到秦孝公的有力支持，在秦国进行了大的改革，从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严酷的刑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焚书禁游说”的高压政策，对我国古代文化也是一种摧残，虽然后来商鞅被杀，但变法的结果已经在秦国生根发芽，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

⑸ 古代都有哪些刑法各自得名称

中国古代十八大酷刑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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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祥 来源：搜狐 日期: 2005-1-30 7:17:48 已阅: 632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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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剥 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从定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02.<腰 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惨」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

03.<车 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04<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05<凌 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06<缢 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

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 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

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因为他是功臣，不能斩首，要留全尸）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07<烹 煮>

即「请君入瓮」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么办？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08<宫 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才会写出史记，也才会在「报任少卿书」里写出「身直为闺阁之臣」这样的句子。

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尿毒症吧。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贵族冲抵死刑.

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09<刖 刑>

关于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

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

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

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稗官野史上说，孙膑受刑之后，上阵打仗连骑马都没办法，必须要坐车（马车或人力车）。

10<插 针>

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11<活 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

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过没听过有什么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开始凌虐..

12<鸩 毒>

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鸠」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鸠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13<棍 刑>

即木桩刑。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14<锯 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凌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然而，锯死活人不仅在传说的地狱中存在，在人间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三国时，吴帝孙皓的爱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主管集市贸易的中郎将陈声原是孙皓的宠臣，他捕获抢劫者绳之以法。爱妾告诉孙皓，孙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陈声，命里武士而烧红的大锯锯断陈声的头，把他的尸体投到四望台下。

15<断 椎>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仇恨之极时，往往会想到要打断他的脊椎骨。打断脊椎骨确实是一种很解气的行为，因为人的脊梁骨若是断了，他也就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断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酷刑。据《商君书．赏刑篇》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晋国的士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说：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现在偶尔有小过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何况我们哪？从此人人畏刑守法。

16<灌 铅>

在佛教关于阎罗的故事中，有阎罗黑白二相的说法，白相即为地狱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围侍；黑相即每天有两个时辰，要受铜汁灌肠之苦。与此相似，人间有灌锡或灌铅的酷刑。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汉代厂川王刘去的王后阳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刘去宠爱另一位名叫荣爱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块饮酒，昭信妒性大发，就向刘去说：“荣爱看人时，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谁有私情”。刘去信以为真，他见荣爱正在给他绣衣领上的花纹，就一怒之下夺过衣服投进火中烧掉了。荣爱见刘去生气，非常害怕，投井寻死，刘去命令人把她捞出来，不幸没有死。刘去杖责荣爱，她招认私情，荣爱受刑不过，胡乱说出和医生有奸情。刘去越发恼怒，就把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剜掉她的两只眼珠，再割下她的两条大腿上的肉，最后用溶化的铅灌入她的口中，这样一直把荣爱摧残至死。

17<梳 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18<抽肠>

最后一个，很恶心的，是朱元璋用的，抽肠。看这个名字就有点受不了了吧。具体做法是立一个很高的竿子，上面装个类似滑轮的东西，一根绳子搭上，一边栓一个大石头，一个挂一个铁钩，然后铁钩从人的肛门插进去，挂到肠子上，石头下落，肠子就慢慢出来......，当然，人是活的。

⑹ 孙膑，黥布分别受了什么酷刑

孙膑受膑刑，剜掉膝盖骨，英布受黥刑，脸上刺黑字。

膑刑是夏商五刑之一，又称刖刑，是断足或砍去犯人膝盖骨的刑罚。膑辟：古代断足的酷刑；膑脚：砍去膝盖骨及以下的酷刑；膑罚：剔去膝盖骨的酷刑。

黥刑，又名墨刑，黵刑，刺字，上古的五刑之一，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肉刑，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大清律例》时才被彻底废除，前后沿用时间长达数千年。

是封建国家刑罚制度中的正刑；在汉文帝废肉刑之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黥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废除。

(6)春秋齐国刑法扩展阅读：

师弟庞涓做了将军，并没有忘记师兄孙膑。孙膑当时在齐国，齐国又强于魏国。庞涓怕孙膑被齐国重用后与自己为敌，便处心积虑地要去掉这个眼中钉。

经过周密策划，他假魏惠王之名邀请孙膑到魏国做客。孙膑如约前往，庞涓却说孙膑来迟，怠慢了魏王，私自将孙膑处以膑刑，即剔除膝盖骨，使其不能行走。

孙膑后来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齐国的霸业。

⑺ 齐国刑法太过苛刻，晏子如何巧谏齐景公减刑的

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国内实行一套非常严苛的法律制度。一时之间，国内民众因为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被砍去双脚的人有很多。晏子是齐国有名的思想家，他对于齐景公的做法十分不赞同，多次想劝诫齐景公。但是又担心让齐景公失了面子，让自己身陷困境，为此，晏子十分苦恼。可是最终晏子还是成功劝诫齐景公，原因就是在一次闲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