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的作用
⑴ 《民法典》的颁布有什么意义
民法是万法之母。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为保障个人合法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兴权利、新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之所以要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民法单行法规，这些法规内容庞杂，分散广泛，不仅存在一些法规相互之间不够协调的问题，而且老百姓使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法典弥补体系缺漏、去除体系重复、消解体系冲突。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民商事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促进公平正当竞争、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民法典问世，意味着我国法制的体例框架由此丰实延展、枝繁叶茂。
民法典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民法典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民事法治领域，充分赋予民事权利，保障权利不被侵犯。民法典聚焦民生发展问题，处处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所谓“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体现出我们国家以良法促进发展、保证善治。民法典草案对于民事权利类型规定更丰富，行使权利规则更清晰，权利保障更完善。“民法典对公民权利类型及其行使方式规定得越丰富、越精细，就越能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越能起到规范公权力的作用。”民法典的出台为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者，治之端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之一。民法典的颁布蕴含了民事权利保障、法律义务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等多重价值，是以良法推进善治的重要抓手，自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⑵ 民法典的意义和作用
《民法典》在来中国法治建自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它不仅仅是权利的宣言，更是国家治理遵循的基本法律制度。
《民法典》建立了一个前后一致、逻辑圆融、层次分明的有机法律体系。民法典将适用于不同民事领域的海量规则，按照特定的法学逻辑和原理，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全的规则体系。
(2)中国民法典的作用扩展阅读：
《民法典》发挥“半部宪法”的功能，更深刻地形塑社会并影响社会的运行体制和机制。民法典与宪法同样有控制权力和保护权利的双重功能，编纂民法典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民法典》凝聚中国人的道德共识，展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实践理性。民法典的全部内容无外乎社会生活的记载和总结，其中最关键的内容无疑是道德共识、价值理念和文化象征等精神层面的因素。
民法典应将这些精神要素浇筑到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中，妥当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赋予权利和利益，分配风险和义务。
⑶ 民法典实施的意义有哪些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它也是21世纪引领世界成文法潮流的一部开创性法典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旨在对私人权利提供全方位的民法保护。
毫无疑问，作为民事基本法，民法典颁行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有助于民法规范的体系化。法典编纂并非将现有的民事单行法进行简单汇编，而应遵循我国继受的大陆法系模式，对各部门法进行系统有机整合，实现各个法规整之间意义脉络的贯通。民法典单设“合同编”，使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须以“准合同”形式被规定；侵权责任编不再保留原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恰恰源于某些“责任方式”应属于物权编或合同编调整的范畴。
其次，有助于司法裁判的统一。作为裁判规范的民法规则，因应时代新情况，比如承包地“三权分置”、电子合同、网络虚拟财产等提供基本规则，能够实现“同案同判”的目标。
最后，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治前提，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将在维护交易安全、健全经济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民法典在民事、行政、刑法等法律领域之间确立其合理的调整范围，因此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