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法制

① 如何提升村民的法治意识与法治素质的途径和方法

1、通过正确的教育指来导，自使他们的概念建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培养法治秩序和自由的概念统一，引导他们建立规则意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与实践的行为准则，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2、加快普及素质教育。通过大规模的国家素质教育的普及，社会的所有成员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这样社会的成员有一个强壮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获得知识和技能，有很强的能力获得和运用法律知识。

3、提高普法水平。普法工作应以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提升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为目标，以现代法律的基本概念为主要内容，重点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诉讼意识和法治意识。

4、完善法制。完善法制，需要加强立法，提高立法水平，使法律更加严谨、具体、可操作性强，从而更有效地规范和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运行。

5、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当今社会法律意识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知识普及的结果，而不是深层社会现实和文化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社会效应和公共性的作用，这也是提高法律意识的必要手段。

② 对村民进行法制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

新农村的发展需要素质高、综合全面的新型农民。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民缺乏对新事物的感知能力，他们法律意识受到束缚，对法律的理解能力、使用能力欠缺，这样会影响新农村的发展。新农村社会环境安定有序、富有活力，需要强有力的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律保障新型农村发展是迫切需要的。因此，需要加强新型农民法制教育，使其树立法制观念，为新农村发展保驾护航。

1、加大法制宣传力度，使农民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农村加强法制宣传能使农民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农村繁荣进步需要法制予以保障。建立和谐社会需要新农村和谐稳定，新农村和谐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进程，通过法制宣传要让农民认识到法律能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法制宣传需要发挥文化功能，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通过法制宣传可以使农民汲取有益文化，提高自身素质。地方领导要认识到法制宣传的重要性，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法制宣传正常开展。增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为法制宣传提供基础。教育程度高与低关系到法制能否被接受，因此在农村要解决教育存在的问题，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总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法制宣传使农民树立法制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发自内心地认可法律，接受教育。

2、明确教育理念，使教育内容和方法符合农民的要求。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各个环节有效相连。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有最新的教育理念，能够运用于农村法制教育中，以规范合理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法制观念教育。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主动性，科学合理以农民为主展开教育，讲课注重实践、联系实际。社会在向前发展，人们的价值理念也要发生变化，与时俱进，因此，农村法制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也要更新，把最新、正确的教育理念用于农民的法制教育中。同时教育要具有针对性，在教育中针对不同的群体侧重不同的法规，如针对老年人讲解《老年人权益保护法》，针对在外务工的农民讲解在外如何维护自己权利的法规。用最新的内容，最适合的教育方法，具有针对性地展开教育，达到农民对法规的渴求，使教育达到最佳效果。教育方法要多样，能够使农民接受，使他们在轻松愉快中受到教育。及时了解农民对法制教育的看法，以农民为主，运用最新、最有效的方式对农民展开法制的教育。

③ 用政治生活的知识阐明如何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本题设问不科学。
城市法治建设与农村法治建设有什么不同吗？版法律面前一律平权等。
要加强法治建设，国家要加强普法宣传，完善法制；政府依法履行各项职能、依法行政；社会各界依法政治参与、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农民不断学习，提升法治意识与观念。

④ 许多农民缺少法律意识，应如何向他们普及法律观点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的理性思考和理性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但是我国山区农民缺少法律知识，甚至边远农村是法律不入之地，所以提升培养农民的法律是是非常重要的。运用宣传改变农民们原有的错误思想观念。在山区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发生矛盾后，要么忍气吞声，要么私聊，要么就用暴力的方式解决，要么就找德高望重的老者或者村组干部来解决，很少有到法院去打官司的，甚至有一个村十年来没有一例到法院打官司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农民认为打官司是丑事，摄入官司就是家门不幸，会让人瞧不起，而这类错误的思想观念，一定要得到改正，才可以让农民们真正的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⑤ 谁知道关于农民的法制案例啊

主要是哪些方面的楼主没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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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焊工作业时伤残 雇主被判担责赔偿80%

24岁的安徽小伙刘某没有电焊上岗证，却去从事船舶修造电焊工作，结果因错误操作烧伤了后背构成8级伤残。日前，刘某将雇主定海永恒船舶修造公司、被承办包单位舟山市沥港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告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要求两公司赔偿各项损失160435.7元。
刘某在起诉状中称，事发3天前，其受雇于定海永恒船舶修造公司从事电焊工作，双方约定日薪90元。2007年国庆节，永恒公司安排刘某节日加班，指令其到正在修理的“远东先锋”号轮的船尖舱内电焊船体。船舱内放有松香水易燃物品，因电焊火花飞溅到松香水上，导致舱内着火，原告身体被大面积烧伤。随后刘某被送至医院抢救治疗。出院后经鉴定，构成8级伤残。
两公司对刘某受伤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失火原因是由于原告重大过错造成的，刘某应当自行承担大部分责任。经定海永恒船舶修造公司申请，法庭传唤了事故发生后及时赶到现场的领班赵某和事故发生时在船尖舱下层工作的陈某到庭作证。两位证人都陈述，事故发生时船舱内没有存放松香水，刘某除了背部烧伤外，其他部位没有被烧伤。更为奇怪的是原告的内衣被烧，外套却丝毫无损，船舱内既没有爆炸发生，也没有任何物品燃烧。不过，刘某被烧之后摔下底层船舱，用于焊割的氧气管也跟着掉下来，并在漏气。
刘某对此辩称是逃离时背对火源而烧伤背部的，后又辩称发生事故时，船舱内有一个没有盖子的油漆桶，内有少量的松香水，是因工作劳累便坐在上面进行电焊，电焊火花溅到桶里引起燃烧，故只有背部被烧伤，看似有故意隐瞒事故原因的迹象。
法庭经审查认为，事发之后氧气管还在漏气等事实均为证人亲眼所见，可以认定。刘某主张导致事故发生系由于其坐在装有松香水的油漆桶上电焊、桶内松香水燃烧造成的，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只有背部被烧伤，臀部未被烧伤，内衣被烧，外套未被烧，刘某陈述的前因与实际后果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法庭还认为，单纯氧气本身并不会发生燃烧，但在纯氧气的作用下，能够加大加快其他物品的燃烧。根据原告受伤的情形，刘某受伤原因极有可能是在船尖舱内进行电焊时，违反规定用割枪氧气管绑在裤带背后吹风降体温时，由电焊花引燃氧气而引起燃烧。
法庭认为，刘某不具从事电焊工作的资格，且作为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成年人，应该知道在电焊作业中用氧气管对身体进行吹风的危险性，但刘某疏于关注自身安全，违规操作，并最终酿成事故，故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定海永恒船舶修造公司在雇佣原告之前对原告是否具备电焊资质未加核实，雇佣之后又未对其进行相关的岗前培训，故该公司对刘某的错误做法也具有一定过错，依法应承担雇主责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法定雇主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下，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最后，法院最终判决刘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定海永恒船舶修造公司对本次事故承担80％的责任，刘某所得赔偿款为38304.42元；舟山市沥港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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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农民工连续5天作业被摔残 上海维权打赢“工伤认定”官司

由于连续五天的强度加班，河南电工小杨在凌晨作业时，不幸从三米高的人字梯上摔下，导致脑部严重受伤，瘫痪不起。今天上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小杨摔伤引发的建筑公司状告劳保局要求“撤销工伤认定”一案进行了公开开庭，三个半小时后，法院作出当庭宣判，维持浦东新区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

五天五夜不停加班

2006年3月，在哥哥的介绍下，小杨来到上海羿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羿富公司）承包的扬州工程项目从事电工工作，当时小杨及工友都接受“包工头”高某的直接管理，高某向小杨等人支付工资。

三个月后，小杨辗转到羿富公司承包的另一个在常熟的“蓝泰工程”工地。9月1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五天五夜的小杨等电工，根据高某的安排在设备机房内加班架设电缆。凌晨零点五十分左右，小杨在人字梯上作业，手搭在风管的支架上，在用力拉电缆时失去重心从梯上坠落，由于当时螺杆固定不牢固，安全带未起作用。更致命的是，小杨本人安全帽帽带未扣，当其从3米高处摔下时安全帽脱落，小杨头部直接着地，当即耳鼻出血不省人事。在当地医院抢救治疗了三个月后，小杨转入上海长征医院治疗，经诊断，小杨为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外伤性左额颞骨颅骨缺损。

蹊跷“私了”协议书

2006年11月24日，高某以自己开办的上海望佳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佳公司，该公司于2006年8月成立）与小杨的父亲签订了一份《事故处理协议》，协议约定，望佳公司支付小杨医疗费用、工资补助、后续治疗费、家属补贴等共计44万余元，但小杨父母必须承诺小杨以后的恢复治疗费用、生活费用以及家属补贴等一切费用与望佳公司“无关”，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纠纷”，小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其他第三方索要任何形式的费用”。

然而，高额的医疗费用仍然让杨家不堪重负。看着神志不清的小杨，2007年2月，小杨家属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羿富公司为小杨补缴2006年3月至9月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仲裁支持了小杨的请求。羿富公司对此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先后经历了一审、二审。2007年8月29日，小杨又向浦东新区劳保局申请认定工伤，9月，劳保局正式受理此案，2008年4月11日劳保局作出工伤认定书，认定小杨构成工伤。

一个“死不认”一个“抢着认”

在今天的庭审中，该院院长丁寿兴亲自担任案件的审判长，浦东新区劳保局局长王家桢出庭应诉。

庭审中，羿富公司的代理人表示，小杨并非是羿富公司聘用的职工，其在事故发生时是和高某开办的望佳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小杨是“受望佳公司指派在事故发生地工作”，因此劳保局以羿富公司作为涉案工伤发生单位是“错误的”。

羿富公司还认为劳保局认定工伤的程序也有问题，劳保局在受理工伤申请时，没有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羿富公司“充足的情况回复时间”，更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查，就盲目认定小杨是羿富公司的职工。尤其羿富公司指出，小杨之前的外来综合保险官司的二审生效判决是在2007年11月才下达，而劳保局竟然在9月就作出将羿富公司作为用人方的受理决定，显然完全违反了程序，“偏听偏信”。

其实，早在前一起官司中，羿富公司也提出了“小杨不是我公司员工”的观点，并提交了与望佳公司签订的工程分包合同书、安全管理协议、以及望佳公司的《情况说明》。望佳公司在说明中一口表示小杨“原是我公司临时招聘的员工，在其发生受伤事件时，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耐人寻味的是，小杨受伤在2006年9月，望佳公司成立于之前的8月，工程分包合同书和安全管理协议的签订时间则是7月。当法院询问分包合同有无备案时，羿富公司表示“我们是上海的公司，工地在常熟，外地没有明确规定要备案，是否备案要回去核实。”

工友作证

面对羿富公司的质疑，劳保局提交了一系列证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证明小杨与羿富公司之间用工关系的材料，即小杨与羿富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协议、劳动合同、考勤表、施工人员识别证，其中劳动协议和劳动合同只有复印件，小杨一方曾在庭前表示“当时合同原件都给公司收回去了”。而问及为何与高某的望佳公司签订“私了协议时”，小杨的代理律师表示“当时杨父是在儿子生命危急、被胁迫无奈下签字的，而且杨父对主体也不清楚。”记者发现，关于这个事故协议，羿富公司也曾经在外来综合保险一案中表示，他们出于人道给了望佳公司26万元，承担了部分费用，“因为望佳是高某的一人公司，他当时没有钱处理事故。”

劳保局另外还提供了小杨工友的证人证言和劳保局的调查笔录，一位工友在调查笔录中表示“我们只知道羿富公司，我们穿的安全帽、工作服上面都有羿富的名字。”

法院判决

在经过了2个小时的紧张庭审后，合议庭经过了短暂合议后做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首先，是否需要缴纳外劳力综合保险与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属于两个范畴。本案中，小杨在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的证据与生效法律文书相结合，形成了一组证据链，被告劳保局依据这些证据认定小杨和羿富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该认定事实正确。

其次，劳动关系应当由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在羿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小杨之间已经经过协商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小杨的家属与望佳公司签订的事故处理协议不能改变小杨与羿富公司早就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羿富公司关于与杨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的诉称主张缺乏事实证据，理由不能成立。

最后法院指出，劳保局在受理工伤申请前就将征询函发给原告羿富公司，确有不当，但该行为不影响工伤认定的合法性，劳保局应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程序意识。

综上，法院判决维持被告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

丁寿兴院长特别提醒：用工规范函待提高

农民工为什么频频发生工伤事故？本案审判长丁寿兴表示，近几年建筑市场中，一些建设单位不严格履行法定建设程序，违规建设和无证施工，一些施工企业违法分包或转包、无资质施工、项目经理挂靠等现象也较多存在，造成工地安全违章情况比较严重。此外，由于一些业主的盲目压价和施工企业的恶性竞争，客观上造成建筑施工安全经费严重不足，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防护设施不能有效落实，加之在施工中忽视安全管理和事故隐患的整改，以致违章工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居高不下。所以，作为企业，一定要注意规范用工，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严格杜绝疲劳加班的情形，同时还要按时缴纳外来人员综合保险，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给农民工创建安全生产的环境。

劳保局局长王家桢：外来务工者要加强维权意识

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哪里？本案被告劳保局局长王家桢认为，不签劳动合同、不保存证据是农民工维权最大的难点。劳动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确保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要求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或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劳动者要留心保存工作证、考勤卡等能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在注意保存好自己已有证据的基础上，也要及时收集其他证据，比如病历卡、医药费等凭证。此外，劳动者如果发现用人单位更改姓名或拒绝出具相关证明的，可以向当地劳动行政监察部门投诉，发现用人单位涉嫌骗保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

相关链接：“青年农民工”现状堪忧

据相关部门调查，低文化、低技术、低能力的外地青年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工作环境艰苦收入低廉的建筑装修业、道路修建业、交通运输业、人力搬运业、餐饮服务业，然而他们的工作环境令人堪忧。就电工工种的职业考察，目前大型企业中基本执行了持证上岗制度，而在一些中小企业中甚至在大型装修行业中作电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无上岗资格证，他们的文化程度基本在初中以下，在就业前，从未接触过电的知识和技术培训，只是在就业过程中跟着工作，不到1个月就独立操作，其中的工作原理一点也不清楚。

疲劳上岗也逐渐成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几乎每个务工人员都有加班，许多人每天两班作业，没有休息日的调整，有时甚至连续加班几天几夜。2004年，吴江市的一个铸铁厂内，一位务工人员在疲劳工作中，把一直烧红的铁钳误插入同伴体内，导致同伴当场身亡。超时工作、超强度劳务，既无劳动合同保障，无人替其缴纳相应的保险，等等这些都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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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后老板"人间蒸发" 70名工人追索工资获支持
2007年11月28日，原告张绪军、刘华建等70名工人相继应聘到被告重庆泰顺服装有限公司上班。上班后，被告未与原告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仅口头约定工人每月的工资报酬并给原告等人配发了工作牌。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被告疏于管理、经营不善，导致债台高筑，于2008年6月8日停产歇业。相继欠下原告等人65元至8850元不等的工资。正当70名原告准备向被告索要自己的辛苦钱时，内忧外患的公司老板刘某却了无音讯，玩起了“人间蒸发”，原告等人无奈，诉至法院要求解决。

重庆云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张绪军、刘华建等人到被告重庆泰顺服装有限公司上班，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原、被告之间约定了工资标准并配发工作号牌，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应按约定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原告等人请求被告支付下欠工资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令被告重庆泰顺服装有限公司在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绪军、刘华建等70人工资款131821元。

⑥ 农民可以向国务院法治办提问题吗

国务院是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对人民负责。因此，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必须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从公民的政治参与看，必须广泛...

⑦ 什么是农村法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要点
「新农村」让农民变得有钱了，有钱了人就会变坏，变坏了就要暴力机关使用暴力工具来统治
莫说农村要法治，城市也要法治

⑧ 简述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措施

一是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作为工作主线,充分发挥综治、司法、信访等部门的协同作用，通过狠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强化细化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及刑满释放重点对象的管理，建立并落实了群防群治责任制。

二是以“法务网格工程”为依托，完善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五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建立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统筹城乡法律服务资源，建立结构合理、服务优质、运转高效的法律服务体系，推动法律服务更好的惠及群众，保证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和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

三是按照“人员本土化、队伍专职化、职能多元化、管理规范化”的要求，为及时有效的掌握村民民意、化解矛盾纠纷、管理交通和消防安全等工作，积极推进了“一村一警务主力”工作，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⑨ 为什么说农村是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

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自开展全民普法教育以来，农民的法律、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知道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村法制宣传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学习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农村普法宣传仍是法制教育的薄弱环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五五”普法20多年的发展进程，在明确提出“法律进乡村”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法律的了解还是有了一定的提高，更多的农民百姓认识到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更多的法律化解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纠纷，促使其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民接受法制学习教育的机会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少，农村法制宣传存在“死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法制需求与落后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
（二）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浅薄。

大多数的农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人认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为的发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选举中我们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候选人用金钱“买选票”的事情屡屡发生。他们不知道这样滥用自己权利的后果是导致选举结果并不能达到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损坏自己的利益告终，而这种权利、义务意识的浅薄最终不能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三）农民法律维权意识存在误区。觉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手段，特别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征用赔偿等问题上更是望而却步。由此造成许多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司法调解等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信访问题。法律意识维权上的这一误区直接造成对政府的信赖往往胜过对法律的信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信访的工作量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三、问题存在原因
（一）主观原因：1、农民群众本身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村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识字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懂法律并且法律意识相当薄弱，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普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低，对法律缺乏信任感，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2、镇、村虽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但法制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就相当的薄弱，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地方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检查上。
（二）客观原因：1、封建文化思想在农民百姓脑中已根深蒂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权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对国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能是镇压，而相对忽略了法律同时还具有权利保护的一面。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政府的权利大于法律的思想认识。这种法律制度与封建文化思想之间的鸿沟，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2、法制宣传队伍力量薄弱，经费缺乏。

目前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乡（镇）司法所进行。全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80％，如此庞大人口的法制宣传任务，仅仅让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担负,
普法职能存在严重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法律维权意识的薄弱现象，影响农民百姓对法律的深入了解。
另外由于普法经费的缺少也影响着普法宣传工作。
3、普法宣传的形式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
首先，农村普法的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时候还是采取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通过挂横幅、贴标语进行宣传，往往造成农民只知法律名称而不知其内容。至于分发的宣传资料，虽然内容详细，但是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其次，内容缺乏针对性表现在，没有对不同地区的农民百姓所需的法律知识进行认真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