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优刑法

㈠ 铁裙之刑是什么刑法朱元璋为什么以此对待朱棣生母呢

抚顺之战，这是努尔哈赤对明王朝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虽然自己已经有了八旗兵丁，也不再是那个只有13副铠甲的落魄模样。1602年，八旗制度的建立，1615年从四旗增加到八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而这些无一不是他能够实现自己希冀的资本所在。

在前往抚顺攻伐之时，阴雨连绵，他自言“阴雨连绵，可退兵”。即便是在姥爷王杲被杀，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杀，摸爬滚打几十年，以李成梁为父，且不管是真是假之情，有了几万雄兵为底气，对于努尔哈赤而言这也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尝试。

一个兵部尚书，分兵合击，却不能使之各为策应，更无前哨打探，滑稽般的均分四路兵士，每一路面对努尔哈赤都是劣势，也让努尔哈赤面对送上门的快递，怎能不笑纳。各个击破就好了，《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

此战中，明朝仅军官便有310人殉国，士兵更是4万5千余人殉国。后来的乾隆帝如此评价“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而也正是经此一役，明朝与后金之间攻守易势，努尔哈赤喜形于色，属于后金(大清)的时代也缓缓的拉开序幕。

也就在萨尔浒之战后，铁岭，开元等地相继失守。杨镐被弹劾，关进天牢，崇祯二年(1628年)伏法。作为指挥官，更作为这场战役中“人的因素”他就是这场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

㈡ 明末，崇祯犯下的错误中最致命的是哪个

我认为是杀了魏忠贤。崇祯杀了魏忠贤，就重挫了阉党势力，虽然为自己一下子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巩固了帝位，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是破坏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平衡。
阉党和东林党两党制衡是大明朝晚期重要的政治特点，虽然两党的斗争十分激烈，但基本保持了平衡制约，保持了大明王朝统治的稳定。在这种稳定之下，皇帝才可以自如的利用两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使两党皆为己所用。可是崇祯杀了魏忠贤，阉党实力大减，无力与东林党抗衡，取得优势地位的东林党迅速堕落，把持朝政，谋取私利，对抗皇权，造成崇祯朝激烈的君臣对立。另外，最实际的问题是，魏忠贤在位的时候起码能把下面的税收上来，而他一死，代表地主、工商业者利益的东林党千方百计的给自己免税，把财政负担全压在了普通百姓身上，造成了明末的经济危机，堂堂大明朝竟然是穷死的，实在是个巨大的讽刺。

㈢ 崇祯是昏君为什么对袁崇焕施凌迟之刑

这个袁崇焕本身不错，但是他太傲了，他一心想和后金议和，但是驻扎皮岛的毛文龙肯定不干，毛文龙是个英雄，战斗力虽没关宁军强，但是他的游击战偷袭战术特别牛逼。后金特别头疼，往往是一不小心就被毛文龙砍了。就这样一个抗金英雄倒是成了袁崇焕议和的一个绊脚石。最后袁崇焕在没有上报朝廷的情况下以所谓的十二条罪状、用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杀了，可是你要知道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啊！杀完毛文龙，袁崇焕才上报给朝廷，来了个先斩后奏。崇祯看后说，这次你袁崇焕做得对，但是下次你一定要先奏报给我。可见，连皇帝都没放在眼里，这袁崇焕确实挺悲的。

其实，不光是崇祯皇帝，就是满朝的文武大臣乃至京城百姓都知道袁崇焕想和后金议和，但都苦于没有可靠证据。说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什么的，这纯属放屁。北京保卫战，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招进平台。在平台，崇祯皇帝第一句话就是：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捍御，恢复之言何在？袁崇焕被问得一愣，随后一声不吭。这可以理解的，袁崇焕出辽之前，崇祯曾问他：几年可复辽？袁崇焕说五年。而现在，非但没复辽，反而皇太极的军队打到北京城下了。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关宁锦防线不是很牢固吗？皇太极的军队怎么打到北京城下了？之前都传你袁崇焕和皇太极有约定，要共取中原，今日之势果真如此。
由此可见，您认为袁崇焕他冤吗？

㈣ 犯人只求速死的明代“弹琵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酷刑

“弹琵琶”衍生自大明，盛行于满清，所受此刑者，均受尽苦楚，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求速死！此刑缘起于东厂，由锦衣卫“发扬光大”，时东厂所设刑具之多，酷刑之毒，实令人胆颤心跳。凡被锦衣卫拿办之人，只求速速早死，也免得遭受人间最痛苦之刑罚。那么“弹琵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以此可见明朝诏狱之黑暗，爪牙之狠毒，刑罚之残酷，绝非人类所能想象。

㈤ 崇祯治乱是什么典故

明末政治腐败，积弊难匡，权阉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残害臣民，荼毒天下。熹宗至死不能察其奸情，终生为之蒙蔽。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笃，召见阁、部、科、道官员于乾清官，宣谕魏忠贤、王体乾都是老实听命、对皇室忠贞不渝之人，可以与之共商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帝任贤勿贰，诸臣不敢仰体！’上悦”。熹宗又下一道遗诏说：“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时魏忠贤势力猖炽，中外危傈。熹宗召信王入宫，对群臣说：“吾弟当为尧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当，只说：“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信王出，熹宗死于乾清宫，年23岁。魏忠贤亲迎信王入大内，朱由检万分惶恐，在袖中自带食物入宫，不敢用御膳，深惧食中投毒。时大臣亦不得见信王。朱由检是夜燃烛独坐。久之，见一太监持剑过门，信王取剑观赏，留于几上，允以有赏。旋又有值更者击梆而过，信王出门慰劳，问左右欲给酒食，何出？侍者以宜问光禄寺。传旨取给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拜，不准庆贺，是为庄烈帝。

朱由检即位之初，颇思有所振作，素知魏忠贤专权误国，蓄意除之。先是，杨所修、杨雏垣弹劾崔呈秀，诚探朱由检是否能辨奸邪。崇祯帝览奏，令崔呈秀归里守制。接着，贾继春上疏弹劾崔呈秀，给事中许可征揭露崔呈秀子崔铎考试作弊，非法中举做官。经吏部核实后，罢崔呈秀官。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作俑，被削籍。因崔呈秀案件事多涉魏忠贤，所以崇祯帝将魏忠贤调离大内，安置于凤阳。

先是，魏忠贤奸党颂其功德，请建生祠者络绎于道。此时杨邦宪上疏披露此事，朱由检刚刚继位，读此疏时，边读边笑。魏忠贤预感崇祯帝深恶此事，急忙辩解，硬说疏中颇有夸张不实之辞，朱由检权且作罢。后主事钱元憋又上疏揭露说：魏忠贤构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员外史躬盛、主事陆澄源也都交章论其罪恶。嘉兴贡生钱嘉征，列魏忠贤十大罪状。其中，“掩边功：辽左用兵以来，堕名城、杀大将，而冒侯封伯。伤民财：郡县请祠遍天下，一祠所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脂膏！亵名器：崔呈秀之子铎，目不识丁，贤书（因魏忠贤致书考官示意）遂登前列”。读后令人发指。于是朱由检召见魏忠贤，使内侍宣读十大罪状疏，忠贤震恐丧魄，以重宝赂信王府太监徐应元求解难。徐应元曾是魏忠贤的赌友，朱由检得知此事，痛斥徐应元，立即下令收捕魏忠贤。诏谕说：“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逮治。”魏忠贤接旨从凤阳上路后，走到阜城，忽闻皇帝下谕逮治，知无生路，即与死党李朝钦一起自缢身亡。崔呈秀在家，听说魏忠贤已死，于是排列姬妾，罗列珍宝，呼酒痛饮，一杯毕则碎一杯，饮后自缢而亡。熹宗乳母客氏亦被处死，其家属无少长皆被诛。人皆以为这是客氏一家过去荼毒天下臣民的报应。

初，魏忠贤用事，外廷文武大臣阿附魏忠贤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仇文焕五人，他们主要是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五彪”是武官许显纯、田尔耕、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他们主要是主管杀戮的。所以在诏书中特别标明这文武十人名姓。此外还有周应秋、曹钦程等号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不可胜数。总之，朱由检即位之日，也正是魏忠贤势力极为嚣张之时，然而崇祯帝能不动声色，惩办元凶，尽诛党羽，旁无一人相助，能做到“神明自运，宗社再安”。史书谓“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在诛杀魏忠贤翦除阉党的同时，还罢苏、杭织造。并诏谕天下说；“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朕甚悯焉。不忍以衣服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

南京御史刘汉建议尊崇儒学，整顿吏治，慎加名号，重农节用。朱由检同意此议。下旨：吏部对现任官员严加清汰，正式编制之外的官员，要严加荐选，宁缺勿滥。文臣不是正卿，武臣不是勋爵，总兵不是实有战功之人，不得妄加保、傅之衔。朱由检在便殿批阅奏章，闻到一股香气，心意扰乱，他很怀疑，出外散步片刻才安定下来。他询问内官此为何香？内官回答说：这是内宫发春之香，两朝都照此点燃。崇祯帝怒斥内官，让他们立即毁掉，不准再燃。同时还长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

崇祯元年（1628）正月，禁止宫中穿文绣华丽衣饰，妇女不准戴金冠等。这是听了御史梁天奇的谏议后，崇祯帝作出的决定。敕命司礼监典卖魏忠贤田宅。有人请求将魏忠贤宅院加赐功臣。崇祯帝说：“俟东西底定，留赐策以待功臣。”并榜示其宅第为“策勋府”。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疏说：太祖时，边饷银只有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两，神宗时就增到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熹宗时已达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两。其他京支杂项，万历年间岁收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而近年来竟增到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两。今户部开支共五百余万两，而岁入不过三百二十三万两，亏空近二百万两。这样边兵无法不荒疏，而农官也无法不愁怨。请求敕令各边都抚，清查历年增饷用度。至于京支杂项，也要切令各衙门自加严汰。还建议西北边塞，应督责当地官府开垦荒田，以定军饷。

户部给事中韩一良上言：以前皇上召大臣于平台，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而今天世上哪一个地方可以不用钱呢？又有哪一个官员不爱钱呢？韩一良认为，当时的官员，县官是行贿的首恶，各部给事是纳贿之魁。而当今说起蠹民之罪，没有一个不归罪于郡守县令的。然而守令的薪俸又多不到位，又怎能养廉呢？他说，自己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辞退赂金500两。他说自己交友很少，还有贿赂者，其余官员贪赃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他建议严惩纳贿贪赃者，首恶重办，使所有官员视钱为污，惧钱如祸，这样文官不爱钱的风气才能树立。崇祯帝认为韩一良的建议很好，特将中外大臣召集于平台，让韩一良宣读他的建议，并予以褒奖，当即提升他做右佥都御史。

崇祯元年（1628）七月，宁远兵变。当时四川、湖广兵驻宁远的人，因为缺饷四个月，哗变。其于13营也都响应，变兵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捆绑于谯楼上。兵备副使郭广刚刚到任，收集了两万金颁发给部众，士兵仍不满足，于是又向商民借了钱共足5万两。士兵怨恨稍平，释放所缚官员。毕自肃引罪自缢。崇祯帝遣袁崇焕前去调解。袁崇焕八月抵山海关，与郭广商议，先诱首恶张正朝、张思顺，让他们先抓15人斩于市。再斩中军谋士吴国琦，杖责参将彭簪古，贬黜都司左良玉等人。然后让张正朝、张思顺为前锋戴罪立功。张世荣、苏涵淳以贪虐而引发兵变，也予以贬斥。只有都司程大乐所辖一个营没有附和哗变，特予以褒奖。于是宁远兵变始靖。十月，锦州又发生兵变，袁崇焕请增军饷。崇祯帝召廷臣议，阁臣求允发增饷。崇祯责成户部尚书毕自严全权办理。礼部尚书周延儒说：“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需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关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捕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悦，由此属意延儒”。崇祯此时暗问周延儒，并听信奸臣之言，对有功边臣，始生狐疑猜度之心，为后来冤杀袁崇焕种下夙因。

崇祯二年（1629）四月，山陕大饥，起义发生，朝臣捐俸助饷。崇祯帝认为诸臣捐俸助饷是兴利除弊，国家受益必多。顺天府尹刘宗周说：陛下励精图治，召廷臣于文华殿，亲理细务，朝令文考，急欲太平盛世速来。然而急功近利，就要见小利而慕近功。他说：朝廷汲汲所求者，边事也。然而“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者矣”。边塞防守，情况复杂，应从长计议，不应急求数年之效，这样必会引发相反效果。他又举例说：“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理财也。民力已竭，司农告匮，而一时所讲求者皆聚敛之术，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有司以掊克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大吏以催科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无宁岁矣。顷者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可谓得救时之权。然贪风不尽息者，由于道之未尽善，而功利之见不泯也。”崇祯帝不久又复故大学士张居正荫，赐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堂。

八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史堇，阴谋兴大狱为魏忠贤及逆党报仇。就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定袁崇焕罪名。还牵连到过去首辅钱龙锡，认为杀毛文龙，是钱龙锡首倡。史擎说：“袁崇焕离京时，以重金数万贿赂钱龙锡，钱龙锡巧为营干，转祸于毛文龙，置国法于不顾。”崇祯览奏后大怒，敕命刑部官五日内查明此案，案情查明后上报。崇祯帝召诸臣于平台，认为袁崇焕谋叛，当处以极典。群臣认为，斩帅虽钱龙锡开端，但有“处置慎重”等语，本意不在专杀；至于议和之事，首倡于袁崇焕，钱龙锡并未批准。然而军国大计，两臣私下商议就去执行，不上疏请示，造成恶果，罪责难逃。“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刘宗周于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堕，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已巳以来酿成之也。”’可见崇祯自错杀袁崇焕后，对朝廷危害极大，奸臣竞进，朝政日暗，明王朝危亡之势已难挽回。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说：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这种事怎可逾年而不废止？他认为，捐募和搜刮，两者很难取法。崇祯帝则认为，加派是向富人加派，连累不了穷人，捐募是凭人们的正义感，至于搜刮固然会滋养奸邪，但如果得到循吏，依法行事，难道还会给百姓带来不利吗？这时崇祯帝已经露出刚愎自用，不纳嘉言的本性。是年（1631），浙江海盗扰害沿海，湖广民变后树帜与朝廷对抗。宣大兵饷需数十万，责成两广解纳，实际只纳银七千两远不及酬，崇祯帝责其玩忽职守。山、陕饥民起事，见官兵即散，官兵退则又聚。崇祯帝认为，“寇”也是朝廷子民，可抚就抚。广西靖江王府，因争继位内哄。四川乡绅褒挟御史事发生。云南、贵州亦生民变。朝廷面临多事之秋，吴执御上疏说：现在朝廷每年收入四百万两，今天又加到七百万两，但仍缺额一百六十万两，朝廷仍觉粮饷不裕。吴执御认为，加派则害民，不加派则害兵。过去宁远、锦州兵变，袁崇焕集数百万金消解，耗费浩大。他认为沿边各城邑，应令吏部选补贤能，用本地钱粮训练本地土著，这个办法一实行，粮饷可以不取偿于司农，兵不借助于戍卒，当属方便可行之策。崇祯帝认为，钱粮留截本地，国税将从何而出？不听。不久，吏科给事颜继祖又谏减催科事，严遭斥责。此后，吏部考选官员，先看税粮能否完足，不问如何抚民。朝廷选官又专于催科。这一切都导致了明朝法制的明显变化。

崇祯帝于多事之秋，惟思急功近利，不思纳谏革弊，摧旧立新。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上言曰：“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箝其舌，击而绁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异于此！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终无一人议其后，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忧，臣所为太息也！且皇上所乐听者谠言，而天下误以攻弹贵近为天子所厌闻，其势将披靡不止。”崇祯帝认为袁继咸是越职言事，痛加斥责。这时崇祯帝益加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极嘁那样谦恭谨慎了。

崇祯后期，边关战事日紧，山陕农民起义日炽，全国灾荒频仍。在危难之中，崇祯帝还要经常游猎，性格也变得喜怒无常，苛责直言忠鲠之士，亲信重用佞俸之臣。为应付后金进攻，加强蓟辽边防，加派辽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为操练士马，再加派练饷。三饷负担已超过农民—之半，再加上其它京用杂项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饥岁则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祯帝为暴主昏君！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下，陷大明王朝于覆亡之地。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认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曾建“首善书院”，请求迅速恢复，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贞法守，太祖读《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理，立即焚毁锦衣刑具，要求一切诉讼，听法司决断，不必下锦衣，今应恢复此事；三、崇国体，大臣三品以上获罪应该让九卿、科、道会审后，交付刑法部门，依法收系，不可滥系无辜。即使在刑戮之时，也不能忘记礼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书，请求立即毁掉；五、惩官邪，京城士大夫与地方官员交际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属听到消息后，就马上弹劾告发。再遇中外官勾结之事，皇上要严断；六、饬吏治，他认为当今吏治腐败，如催科火耗、词讼赎锾，已成定例。至于营升谢荐，贿赂之风就更加厉害。请求严惩贪赃枉法，以清吏治。不难看出，刘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崇祯末年明朝官场腐败，弊端丛生、风教败坏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祯帝对这六条建议虽深感痛切，但已无力回天。

崇祯帝统治晚期举措失当之处更多。如不顾天下灾荒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为加强防边和镇压各地起义，督饬巡抚、总兵奋力剿讨，也不顾条件如何，敌我形势是否许可，凡边将失事败阵者，非系即杀，从不与廷臣商讨。因此很多镇将遭敌围袭，只能战死疆场，以报效朝廷，致使名将越来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总以中官镇抚、监督各要害，以致边将镇卒难以独立运作，手脚被缚。如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都逼近京师，崇祯帝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关键时刻京城守备至关重要，崇祯帝竟令“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然而太监并不完全忠心于崇祯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时，“太监杜勋降”。当李自成兵临居庸关时，崇祯帝又遣他认为可靠的唐通“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不料，起义军一到，“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李自成入居庸关。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一向宠信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应在京城守卫战中大显身手。不料，李自成军刚到，未及交手，“京师京营兵溃”。这时，只能把崇祯帝逼上煤山与王承恩同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临危急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准。当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居庸关时，李建泰亦请南迁，崇祯帝却“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既无充足准备，又根本不具备必胜条件，不思采取灵活变通之计，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转机，又不肯放权于皇太子，那么京城的文武重臣、皇亲国眷就只能随这个糊涂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崇祯帝的措置之误，更是难以令人理解到崇祯帝缢死煤山前，在御书衣襟中还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崇祯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觉己非，将一切罪过都推给诸臣，其刚愎自用则可想而知！但，他毕竟不能算是个荒淫暴君。史论说：崇祯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儿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其主要原因是“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见于上”。倒还颇有些功过分明的两点论味道。比起崇祯帝的怨天尤人来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评论说：“崇祯帝虽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债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样的评论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讲述崇祯帝，宜应区别前后两期，前期诛灭权阉，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有中兴气象，因此“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刚愎自信，不纳忠言，用匪其人，以至于达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求告无门的悲剧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㈥ 崇祯帝自尽的那棵槐树，为何后来竟被定罪

因为这棵树吊死了崇祯皇帝

明末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原本他是一位还算不错的开明君主，可惜呀因为前期明朝积累了太多的弊病，等到他上任，已经岌岌可危的江山，就算他再怎么努力，还是不能挽回，最后清兵入关，结束了明朝的统治，而崇祯皇帝也是最终自尽而亡，也连累了他上吊的那棵树，最后还被定了罪。

这就是这棵树悲惨的命运了，崇祯皇帝要是知道，自己的死还连累了一棵树，最后也是死不瞑目吧，不过这些都是想要复明的人，搞出来的把戏，最终清朝也是统治了两百多年才结束，而树也因为被定罪惶惶不可终日，可能它想着如何摆脱自己的罪名，想到头都秃，最后叶子掉光，自己也干枯而死了。

㈦ 封建中期遭受到刑法的历史人物都有谁

一、另一个明朝有名的遭凌迟的就是明末大将袁崇焕了，因崇祯皇帝怀疑其谋反，以“通虏谋叛”被凌迟处死，明朝自毁长城，最后导致的灭亡。据说袁崇焕被押解到法场路上，刽子手就一刀一刀的割下其肉，沿途百姓极痛恨辽东靼子，而更恨汉奸行径，于是有钱的捧钱场，富户们大把扔钱向刽子手行贿，竞价争买崇焕之肉“生”食之，没钱的捧人场，穷人们争相从刽子手手中抢来袁崇焕之肉生食之，一块肉往往又被争抢撕扯成数块，整个场面直比一场“人肉大拍卖”。至法场时，袁崇焕已经“皮骨已尽”，但“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二、史料记载，太史令司马迁受李陵事件的牵连导致自己遭受宫刑。

司马迁画像

我们简述历史记载的这次事件始末：

武帝时派兵讨伐匈奴，然而出师不利，汉军打败。更加耻辱的是汉将李陵被单于围困而导致弹尽粮绝，投降匈奴，成为了战俘。汉武帝十分愤怒，群臣也纷纷攻击李陵，脱开关系。此时的太史令司马迁却站了出来，称李陵忠君爱国的好将士，投降乃无奈之举，他日定会回到汉朝。处在盛怒之下的汉武帝把司马迁打入了死牢，准备秋后处斩。按照汉朝律法，当时可以以宫刑代替死刑，司马迁为了完成自己宏大的理想，接受了这一耻辱的刑罚。

三、商鞅遭车裂

商鞅自从被封为列侯，在秦国的权力地位已经到达顶峰。在封建制度下，有这样一个人独掌大权，而且还冷酷无情、手段严苛，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这些年来，惠文王不是没有见识过商鞅的本事，所以心中恐怕早有想法。若要将治理国家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必须先除掉商鞅。而且，只能处死，不能放他去别的国家来对付自己。

㈧ 崇祯是明朝灭亡的责任人，《明史》却将哪一个人作为罪人列入奸臣传

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所导致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崇祯帝也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至于说《明史》奸臣传中所列的明朝灭亡责任人周延儒，把他列入奸臣也不算冤枉。

我们看到周延儒身上其实有着很多现实的问题。其一，为官不作为，胆小怕事，作为督战竟然放任敌人在国境内肆意杀烧抢掠，令人发指；其二，视国家尊严如同草芥，敌国如此嚣张，他竟然可以饮酒作乐，毫无半分爱国之情；其三，玩弄权术，格局狭隘，在不作为的情况下还要谎报军情为自己请功，可见他对于自己的仕途比百姓死活要看重得多，国家危难只是他晋升的契机而已。

所以说周延儒的确是奸臣一个，并且对于当今反贪腐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说到底，他也只是压死明朝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㈨ 崇祯杀袁崇焕的罪状是什么

崇祯杀袁崇焕的罪状是通敌叛国罪。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籍贯争议）。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得到孙承宗的器重镇守宁远。在抗击清军（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为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了京都之围后，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以通敌叛国罪处以凌迟。《剑桥中国明代史》称：“他（崇祯）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

㈩ 崇祯死后被清政府厚葬，皇妃女儿受到厚待，为何儿子却被斩尽杀绝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后，崇祯皇帝没有忍辱偷生，而是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而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仅33岁，死前他留下遗言：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最小儿子的皇四子永王朱慈焕，他几经波折最后流落到浙江余姚，与一位前朝官员的女儿结婚，并改名换姓依靠教书为生，到了康熙四十七年，他已经75岁了，并有一妻一妾六子三女一孙。他虽然对自己身世守口如瓶，但作为明朝皇室嫡系，生活中免不了露出点蛛丝马迹，为当地人所注意。

于是有人打着他的旗号起义，结果朱慈灿全家被捕。朱慈灿并没有参与造反，可是，他承认了自己是前明皇子，最后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且当年老太监俱不认识”为由，确认假冒，凌迟处死，全家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