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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刑法

发布时间: 2022-01-04 12:43:59

『壹』 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什么意思

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意思是: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贰』 孔子的宁失有罪不杀无辜体现了有罪推定的理念正确吗

不正确,孔子的宁失有罪不杀无辜体现的是无罪推定理念。
孔子反对“折民惟刑”的重刑主义,认为推行仁政德治“焉用杀”,主张善人为邦,“胜残去杀”。仁爱观念是孔子衡量刑法善恶与否的原则和标准。在人身自由保障的理论原则中,无罪推定和罪行法定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衍生性的原则。从此二项原则中,可以推导出其他一系列有利于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则或规则。
无罪推定或无罪假定原则最早产生于中国上古时期。疑罪从轻是指在罪轻罪重难断时只作罪轻假定。疑罪从赦是指在有罪无罪难断时只作无辜假定。宁失不经,绝不杀无辜的思想体现出重视人命的生德精神。“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罪疑从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明确的无罪假定原则。中国古代的无罪假定思想是从有罪无罪尚未判定时应保护无辜者的立场提出的。罪疑从赦的无罪假定原则与近代无罪假定原则仍然有较大区别。近代无罪假定原则注重的是诉讼程序上一系列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如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禁止刑讯逼供原则、控方举证责任原则、与罪犯隔离原则等。但是,中国古代的罪疑从赦原则对于近代无罪假定原则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源泉。

『叁』 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以什么为核心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上,主张“克己复礼”、“为政以德’提倡“和谐”、“无讼”。他的法律思想经过孟子、荀子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家的继承、发展和改造,成为了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活动。本文仅就孔子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一“仁学法律思想”和“德主刑辅”思想加以简要论述。
1.仁爱一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和灵魂。了解孔子的一切思想都必须从仁开始。在孔子思想最可靠的著作,也是儒家的经典一《论语》中,讲“仁”达109次之多。
“仁”是什么?《论语.颜渊》有云:“仁者爱人”。这种“爱人”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平和、谦恭和亲热之情,虽然它可能最早来自血缘亲情,不过在此时已经扩展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感情,如果“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外在的礼节,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出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对“人”的平等与亲切之情和“人”应当尊重“人”的观念的体验。《论语.里仁》中孔子也说到“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爱人”可以说是孔子对“仁”的总体概括,“爱人”就是同情人,关心人,爱护人,“爱人”是仁的灵魂的内核,是仁的根本之所在。“爱人”思想体现了孔子对人的重视和关心。《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孔子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他的马,充分表现出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孔子把人的性情中的“爱人”之心追溯到了血缘亲情。《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孔子看来,人的本性中,血缘之爱是无可置疑的,儿子爱他的父亲,弟弟爱他的哥哥事实人之共有从血缘中自然生出来的真性情与真感情,这种感情就是“孝…‘弟”。
《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它是善良和正义的源泉于依据,人有这种真感情并且依照此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有了“爱人”之心,所以孔子断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始乱者,未之有也。’孔子认定这就是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心理基础。他要求每一个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2德圭刑辅思想一孔子法律思想的主旨
德刑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思想起源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初年。孔子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提出了以德政教化为主,以政令刑罚为辅的主张。
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神权政治动摇,重民思想兴起。他总结了春秋以来统治者实行“折民惟刑”已不足以维持其统治的教训,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人民生活贫困是反抗统治的原因,一味用刑罚杀戮并不能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德主刑辅思想才在孔子手中得以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完善,“德主刑辅”的思想与西周的“明德慎罚”一脉相承,构成我国封建时代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
“德主刑辅”并非孔子的原话,而是汉代人对孔子思想的一个概括。关于德刑关系,孔子这样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论语.为政》)。有人认为这是孔子不重视法治的显明例证。其实,只要联系《论语》中另一段记载来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民而民善矣。’可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用刑杀威吓人民来治理国家的主张的。孔子并不反对用刑,只不过“德”、“刑”相比,他更重视“德”的作用而已。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他认为德是本,刑是末,凭借德政来治理国家,就会使百姓像重型环绕北极一样归顺,而不需要刑罚去压服。所以,第二在治斟旌政方法上,他认为德在先,刑在后,基于德先刑后的认识,孔子反对不加德而用刑罚,反对不加训诫而只要归顺,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并把这种违反德先刑后的行为放在四恶之首来斥责,斥之为“暴”、“虐”。第三,从实际作用来看,孔子认为德大刑小,仅用刑罚只能暂时制止犯罪,却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铲除犯罪根源。综上所述,孔子在德刑关系上认为:德本刑末,德先刑后,德大刑小。这分别从指导思想、治国措施、实际作用三方面总结出来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
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不但是提高统治者思想境界的修身养性的“德”,而且更是一一种治国施政措施的“德”。就是说,对于统治阶级提出“德”的要求,既要他们正其身,又要他们施仁政。施仁政的内容也就是“德治”的内容。这从孔子和冉有的一段对话中能够看出一些。可知,德治的内容部外二条,一是使百姓富庶的富民政策,二是富庶之后教之德教民政策。“富之”是治国的第一步,是条件,是基础,“教民”是治国的第二步,是手段。虽然他还有“富而无骄易”的统治阶级偏见,但能够认识到“贫而无怨难”的确是一种进步。但是孔子所谓的德治到了统治者身上也不外是要求为国不要横征暴敛。在司法实践中,孔子主张“哀矜务喜”,这种司法和刑罚原则要求把法律和情理结合起来,不仅要看犯罪行为的结果,还要看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表现了孔子要求司法中重视民命,贯彻“道德齐礼”原则的良苦用心。同时,他反对严刑酷罚,主张刑罚适中。《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中所含的“刑罚中”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定罪准确、量刑恰当、不枉不纵、不偏不袒、不轻不重,做到了公正公平。孔子的“刑罚中”思想代表了文明的方向,体现了人道的价值。若从社会控制、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德礼为主,刑罚为辅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一学说中有着明显的道德至上论的倾向。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这与现代法治“法律之上”的精神相违背。

『肆』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感悟”

【译文】
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感悟]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孔子认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这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国家时有不同于法制的特点。但也应指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重视道德是应该的,但却忽视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伍』 论语中关于刑罚的句子

论语中关于刑罚的句子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第二》
子路曰:“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第十三》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颜渊第十二》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路第十三》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子张第十九》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颜渊第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第十二》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第十三》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尧曰第二十》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第七》

『陆』 为何古代最残忍的刑罚手段“醢刑”会让死囚不寒而栗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西伯侯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曾前往朝歌救父亲回国。因为不从妲己,被污蔑行刺弑逆,

妲己就用钉子钉住伯邑考的手足,将他剁为肉酱,其名曰:醢(hai)。

随后为了试探姬昌,纣王和妲己又命人将伯邑考的肉酱做成肉饼,送给姬昌吃下。

每每看到此处,再联想到书中的“炮烙、虿盆”等残忍手段,让人不寒而栗,表现了商纣之残忍。但作者许仲琳如此描述,很多人觉得不过是小说家言,是为了构建人物形象所用。但在真实的商代奴隶制社会的制度下,如何残忍的杀人,是一项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技术。


上图_ 袁崇焕(1584年—1630年)

至于明清两代,正史中再无此种记录,当然袁崇焕被“磔”,随后被民众争相食之,不属于“醢”或者“烹”等刑罚之列。将人用烹制食物的方法残忍对待,可以看做是集权统治下威权主义对民众和各方势力的威胁和震慑,美剧《纸牌屋》中总统曾有名言: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让他们感到威胁和恐惧。可能就是这些残忍刑罚的出现的原因之一。

『柒』 孔子杀少正卯给他定了什么罪

此案最早见之于《荀子.宥坐》,原文曰:

“孔 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 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玉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当了宰相(应该还仅仅是代理宰相)才7天,就把少正卯给杀了。门人不理解,问他:“这位少正卯先生,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老师代理国政才开始,就杀了他,会不会得不偿失呢?”(据《论衡.讲瑞》记载,问这话的是死心眼的子贡,别人都不敢问。)

他作了一篇演说似的慷慨激昂的辩解。

他首先缓缓道来:“你们都坐下来,我给你们说说原因。”接着,他给少正卯列举了五大罪状:一曰,心达而险;即为人通达而用心险恶。二曰,行辟而坚;就是行 为异常而意志坚强。三曰,言伪而辩;是观点不对却善于狡辩。四曰:记丑而博;是宣扬邪说却非常博学。五曰,顺非而泽;是顺从异端且扶助庇护。

孔子振振有词地说:“这五条中,占了一条,就该杀!可是,少正卯五条全占了,你说该不该杀?他在家里聚众结党,意图谋反,这是小人中的枭雄,不杀不得了啊,同志们!就像汤王杀尹谐,文玉杀潘止,周公杀管叔,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一样。这7个人,都对当世怀有异心,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最后,孔子颇为煽情地说道:“《诗经》有言:‘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结队,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对于这个事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最广为流传的是 孔子是以公泄私愤 杀死了不同政见的少正卯

『捌』 醢刑据说是古代最可怕的刑法,那么有哪些可怕之处

刑罚一词最早出现于《书·吕刑》中:"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意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刑罚的轻重程度是不同的,要因时而变。针对不同的罪犯应该有不同的刑罚标准,要因势而变。只有这样以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最终用刑,才算是公平,才能让社会安定。所谓的"乱世用重典",也是这个道理。刑罚一词最早出现于《书·吕刑》中:"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意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刑罚的轻重程度是不同的,要因时而变。针对不同的罪犯应该有不同的刑罚标准,要因势而变。只有这样以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最终用刑,才算是公平,才能让社会安定。所谓的"乱世用重典",也是这个道理。



但古代毕竟是封建王朝,人治大于法治,所以一些明明并不合理的酷刑也被发明出来,而且很可能被滥用,比如说"醢刑",光从字面上可能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刑罚。


古代血腥的刑罚方式虽有很大的警示作用,但却不太适用于现代社会,因为它会激化矛盾,引起人们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导致社会紊乱。恶法非法,恶刑非刑,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当对其敬而远之。

『玖』 古代最残忍的刑罚手段“醢刑”,为何会让死囚不寒而栗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西伯侯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曾前往朝歌救父亲回国。因为不从妲己,被污蔑行刺弑逆,妲己就用钉子钉住伯邑考的手足,将他剁为肉酱,其名曰:醢(hai)。随后为了试探姬昌,纣王和妲己又命人将伯邑考的肉酱做成肉饼,送给姬昌吃下。

每每看到此处,再联想到书中的“炮烙、虿盆”等残忍手段,让人不寒而栗,表现了商纣之残忍。但作者许仲琳如此描述,很多人觉得不过是小说家言,是为了构建人物形象所用。但在真实的商代奴隶制社会的制度下,如何残忍的杀人,是一项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技术。

上图_ 袁崇焕(1584年—1630年)

至于明清两代,正史中再无此种记录,当然袁崇焕被“磔”,随后被民众争相食之,不属于“醢”或者“烹”等刑罚之列。将人用烹制食物的方法残忍对待,可以看做是集权统治下威权主义对民众和各方势力的威胁和震慑,美剧《纸牌屋》中总统曾有名言: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让他们感到威胁和恐惧。可能就是这些残忍刑罚的出现的原因之一。

文:魏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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